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華眼底病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圓頂狀黃斑（DSM）是指在高度近視患者中，后鞏膜葡萄腫在光相干斷層掃描（OCT）影像上表現為黃斑區向內凸起的高度超過50 μm的現象[1-2]。盡管其確切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但目前的研究提示，DSM可能與局部脈絡膜增厚及鞏膜厚度變化等因素有關[3-5]，并常伴隨其他眼底病變如視網膜劈裂（RS）、脈絡膜新生血管、黃斑前膜（ERM）以及黃斑裂孔（MH）[6-13]。近年來，DSM與其并發癥之間的關聯逐漸成為研究熱點，然而，關于DSM與MH之間具體相關性的研究仍較為有限。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一組接受OCT檢查的高度近視患者的臨床資料，詳細觀察DSM的形態特征，并初步探討其與MH之間的潛在聯系。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病例對照研究。2021年4月至2023年12月于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眼科連續就診且行OCT檢查的高度近視患者503例963只眼納入本研究。患者年齡5～89（48.91±16.69）歲；屈光度?6.00～?26.00（?10.489±3.15）D。
納入標準：（1）近視屈光度≥6.00 D；（2）OCT垂直或水平掃描方向黃斑部的向內凸起，凸起高度＞50 μm；（3）屈光間質良好，OCT可清晰顯示視網膜結構。排除標準：（1）既往有白內障或近視矯正手術史，或眼外傷病史；（2）屈光間質不清，或極高度近視患者視網膜、脈絡膜大片萎縮導致無法清晰顯示視網膜、脈絡膜結構者；（3）視盤傾斜綜合征及V型后鞏膜葡萄腫者。
所有患眼均行裂隙燈顯微鏡、電腦驗光、OCT檢查。采用德國Heidelberg公司Spectralis HRA+OCT儀對黃斑區進行垂直及水平方向掃描。設備自帶軟件測量DSM寬度、高度以及中心凹下脈絡膜厚度（SFCT）、MH內口直徑及基底直徑。DSM寬度、高度參照文獻［11］的方法測量。SFCT定義為中心凹水平切面下視網膜色素上皮（RPE）強反射線外緣至鞏膜內層反射線的垂直距離。MH內口直徑定義為裂孔兩側神經上皮層斷端連線的長度；基底直徑定義為裂孔基底部的長度。將黃斑區視網膜凸起兩側RPE層外側切面畫一條虛線連接，RPE層外表面兩個切點之間的距離即為DSM寬度；從中心凹下RPE層外側面至切面連線作一垂直線，該垂直線即為DSM高度（圖1）。其中，垂直方向掃描發現視網膜凸起，水平掃描方向未發現，定義為水平方向橢圓形DSM；水平方向掃描發現明顯視網膜凸起，垂直方向掃描未發現或輕微凸起，定義為垂直方向橢圓形DSM；水平、垂直方向掃描均發現明顯視網膜凸起，則定義為對稱型圓形DSM（圖2）。重復測量3次，取平均值。
圖1
DSM高度、寬度測量示意圖 黃斑中心兩側RPE層外側畫一條切線，A、B點之間距離即為DSM寬度；從中心凹下RPE層外側面至切面連線作一垂直線，該垂直線即為DSM高度（白箭） DSM：圓頂狀黃斑；RPE：視網膜色素上皮
圖2
DSM分型示意圖 左圖為水平掃描，右圖為垂直掃描。2A示水平方向橢圓形DSM；2B示垂直方向橢圓形DSM；2C示對稱型橢圓形DSM DSM：圓頂狀黃斑
按照有無DSM，將患眼分為DSM組、無DSM組；再將合并MH的患眼分為DSM合并MH組、無DSM合并MH組。
詳細收集患者SFCT以及DSM寬度、高度數據；合并MH者，同時觀察是否存在玻璃體后脫離、ERM、RS等情況，以及RS位置、范圍。影像資料分析由兩名經驗豐富的醫師共同做出診斷。
采用SPSS 25.0軟件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非參數Mann-Whitney U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MH內口、基底直徑與DSM寬度、高度、高度/寬度比的相關因素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雙側檢驗水準α=0.05。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患眼SFCT為（124.66±74.87）μm。963只眼中，合并DSM（DSM組）、無DSM（無DSM組）分別為266（27.6%，266/963）、697（72.4%，697/963）只眼。合并DSM者266只眼中，水平方向橢圓形、垂直方向橢圓形、對稱型圓形DSM分別為195（73.3%，195/266）、17（6.4%，17/266）、54（20.3%，54/266）只眼。合并MH者34只眼，其中DSM（DSM合并MH組）、無DSM（無DSM合并MH組）者均為17只眼。MH內口、基底直徑分別為366～1 311（729.00±226.18）、373～1 751（1 110.15±345.39）μm。DSM寬度、高度分別為131～7 064（2 933.15±993.678）、50～4 907（147.16±313.48）μm；高度/寬度比為0.18±2.29。
DSM組、無DSM組患者間年齡、屈光度、SFCT、MH發生率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DSM組、無DSM組年齡、屈光度、SFCT、MH發生率比較
與無DSM合并MH組比較，DSM合并MH組患者年齡更大，近視屈光度更高，SFCT更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MH內口、基底直徑以及有無ERM眼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
DSM組合并MH組、無DSM組合并MH組臨床特征和MH內口、基底直徑比較
DSM合并MH組、無DSM合并MH組患眼均已發生黃斑區玻璃體后脫離。無DSM合并MH組RS多發生于外層及內層視網膜且劈裂范圍較小，多局限于裂孔周圍（圖3A）；DSM合并MH組RS多發生于外層視網膜，劈裂范圍多較大并超過DSM基底部向旁中心凹外擴展（圖3B）。兩組不同位置的RS發生眼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5.131，P＜0.05）（表2）。
圖3
MH患眼光相干斷層掃描像 3A示無DSM合并MH患眼，RS多發生于外層及內層視網膜且劈裂范圍較小，多局限于裂孔周圍；3B示DSM合并MH患眼，RS多發生于外層視網膜，劈裂范圍多較大并超過DSM基底部向旁中心凹外擴展 MH：黃斑裂孔；DSM：圓頂狀黃斑；RS：視網膜劈裂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MH內口直徑（r=0.069、0.100、0.070，P=0.794、0.702、0.789）、基底直徑（r=0.242、0.049、0.082，P=0.348、0.853、0.755）與DSM寬度、高度以及高度/寬度比均無顯著相關性（P＞0.05）。
3 討論
Gaucher等[1]于2008年首次提出高度近視DSM這一概念，其在OCT上的特征為后鞏膜葡萄腫凹陷處黃斑部的顯著向內凸起。盡管該現象已被識別，但目前尚缺乏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本研究中，高度近視患者的DSM發病率為27.6%，高于既往文獻報道的10.0%～20.1%[1, 6-10]。這種較高的發病率可能源于本研究為回顧性分析，僅納入了接受OCT檢查的患者，導致樣本選擇存在一定的選擇偏差，即那些沒有眼底病變或無需進行OCT檢查的患者未被包括在內，從而可能導致DSM的發病比例相較于其他研究偏高。
Caillaux等[11]將DSM分為水平橢圓形、垂直橢圓形和對稱型圓形三種類型。本研究合并DSM的266只眼中，水平橢圓形最為常見（73.3%，195/266），其次是對稱型圓形（20.3%，54/266），而垂直橢圓形最少見（6.4%，17/266）。這一結果與既往文獻報道相一致[5, 11-12]。
本研究DSM組、無DSM組患者發病年齡分別為（58.54±14.46）、（45.29±16.03）歲，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然而，在其他研究中，尤其是在針對漢族人口的研究中，DSM與非DSM者之間的發病年齡差異大多未顯示出統計學意義[8-9,13]。這種差異可能源于樣本選擇的不同，更多的結論仍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認。此外，由于本研究為回顧性分析，許多高度近視患者因資料不完整而被剔除，這可能導致結果存在一定的偏差。
在本研究中，DSM組患眼的近視程度顯著高于無DSM組，這一結果與既往研究一致[7, 9, 13]。較高的近視程度可能增加DSM的發生風險，暗示DSM可能是近視發展過程中的一種代償性反應，盡管其具體發生機制尚不明確[4]。我們推測，在高度近視患者中，中心凹和旁中心凹區域的鞏膜生物力學可能存在差異。在后鞏膜葡萄腫形成的過程中，這兩個區域的鞏膜向后突出的程度不同，導致了DSM的形成。
此外，本研究發現DSM組患眼的SFCT更薄，這與既往研究的結果相似[3]。然而，也有文獻報道DSM患眼的SFCT增厚[14]。這表明DSM與脈絡膜厚度之間的關系可能更為復雜。關于脈絡膜變薄的現象，部分學者認為這是后鞏膜葡萄腫延伸或由于鞏膜增厚產生的壓力擠壓所致。然而，由于本研究使用的OCT設備無法準確測量鞏膜厚度，因此鞏膜對脈絡膜的具體影響仍不清楚。盡管如此，隨著近視程度的加深，脈絡膜萎縮變得更加明顯，這進一步提示了DSM與脈絡膜之間的相互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與無DSM組患眼相比，DSM組患眼并發MH的比例顯著增加（2.44% vs. 6.39%），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然而，既往研究并未明確指出MH與DSM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7-8]。為進一步探討這一現象，我們對比觀察了DSM合并MH組與無DSM合并MH組患者的年齡、近視屈光度和SFCT。結果顯示，與無DSM合并MH組相比，DSM合并MH患者年齡更大，近視屈光度更高，SFCT更薄。這些發現提示，隨著年齡的增長、近視程度的加深以及脈絡膜的萎縮變薄，中心凹處視網膜血供下降，組織變得更為脆弱，這可能增加了發生MH的風險[15]。眾所周知，特發性MH通常是由于黃斑中心凹前方玻璃體切線方向的牽拉形成。基于此機制，我們認為DSM可能是MH發生的危險因素之一。在DSM并發MH的過程中，黃斑中心凹下的凸起性抬高導致中心凹周圍受到類似離心方向的切線力牽拉。這種力學作用使得原本就較為薄弱的中心凹區域更容易形成裂孔。因此，DSM的存在不僅改變了局部解剖結構，還可能通過力學機制增加了MH的發生風險。
Ellabban等[2]研究發現，DSM患者黃斑隆起的影響可能類似于黃斑扣帶機制，防止或減輕中心凹上的牽引力，但使處于隆起基底部的旁中心凹受力相對增加。因此，DSM對中心凹處RS的發生具有保護作用，卻增加了旁中心凹處RS的發生率。Fang等[9]利用物理應力模型分析了DSM頂部及基底部受力的變化，結果顯示，在形變過程中，DSM基底部受到的牽扯力更大。本研究結果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理論，即在DSM合并MH患眼中，RS范圍通常較大，并且超出DSM基底部向旁中心凹外擴展；而在無DSM合并MH的患眼中，RS范圍較小且多局限于裂孔周圍。這表明，DSM的存在改變了RS的分布模式，使得旁中心凹區域更容易受到影響。此外，我們還比較了兩組患者的裂孔直徑大小，包括內口直徑和基底直徑，發現兩者之間并無顯著差異。這一結果說明，盡管DSM合并MH患眼的RS范圍較大，但這并不一定會加速裂孔的擴大。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由于部分病史資料的不完整性，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偏倚；其次，本研究未對眼軸長度、最佳矯正視力、鞏膜厚度以及病理性近視的分型等重要指標進行分析，這些因素可能對DSM與MH的關系產生影響。關于DSM與MH的相關性，現有研究的結論仍然較為有限，亟需更多的縱向研究來驗證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并深入探討其潛在機制。未來的研究應考慮納入更全面的臨床和影像學數據，以提供更為準確和可靠的結果，從而為臨床實踐提供更好的指導。
圓頂狀黃斑（DSM）是指在高度近視患者中，后鞏膜葡萄腫在光相干斷層掃描（OCT）影像上表現為黃斑區向內凸起的高度超過50 μm的現象[1-2]。盡管其確切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但目前的研究提示，DSM可能與局部脈絡膜增厚及鞏膜厚度變化等因素有關[3-5]，并常伴隨其他眼底病變如視網膜劈裂（RS）、脈絡膜新生血管、黃斑前膜（ERM）以及黃斑裂孔（MH）[6-13]。近年來，DSM與其并發癥之間的關聯逐漸成為研究熱點，然而，關于DSM與MH之間具體相關性的研究仍較為有限。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一組接受OCT檢查的高度近視患者的臨床資料，詳細觀察DSM的形態特征，并初步探討其與MH之間的潛在聯系。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病例對照研究。2021年4月至2023年12月于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眼科連續就診且行OCT檢查的高度近視患者503例963只眼納入本研究。患者年齡5～89（48.91±16.69）歲；屈光度?6.00～?26.00（?10.489±3.15）D。
納入標準：（1）近視屈光度≥6.00 D；（2）OCT垂直或水平掃描方向黃斑部的向內凸起，凸起高度＞50 μm；（3）屈光間質良好，OCT可清晰顯示視網膜結構。排除標準：（1）既往有白內障或近視矯正手術史，或眼外傷病史；（2）屈光間質不清，或極高度近視患者視網膜、脈絡膜大片萎縮導致無法清晰顯示視網膜、脈絡膜結構者；（3）視盤傾斜綜合征及V型后鞏膜葡萄腫者。
所有患眼均行裂隙燈顯微鏡、電腦驗光、OCT檢查。采用德國Heidelberg公司Spectralis HRA+OCT儀對黃斑區進行垂直及水平方向掃描。設備自帶軟件測量DSM寬度、高度以及中心凹下脈絡膜厚度（SFCT）、MH內口直徑及基底直徑。DSM寬度、高度參照文獻［11］的方法測量。SFCT定義為中心凹水平切面下視網膜色素上皮（RPE）強反射線外緣至鞏膜內層反射線的垂直距離。MH內口直徑定義為裂孔兩側神經上皮層斷端連線的長度；基底直徑定義為裂孔基底部的長度。將黃斑區視網膜凸起兩側RPE層外側切面畫一條虛線連接，RPE層外表面兩個切點之間的距離即為DSM寬度；從中心凹下RPE層外側面至切面連線作一垂直線，該垂直線即為DSM高度（圖1）。其中，垂直方向掃描發現視網膜凸起，水平掃描方向未發現，定義為水平方向橢圓形DSM；水平方向掃描發現明顯視網膜凸起，垂直方向掃描未發現或輕微凸起，定義為垂直方向橢圓形DSM；水平、垂直方向掃描均發現明顯視網膜凸起，則定義為對稱型圓形DSM（圖2）。重復測量3次，取平均值。
圖1
DSM高度、寬度測量示意圖 黃斑中心兩側RPE層外側畫一條切線，A、B點之間距離即為DSM寬度；從中心凹下RPE層外側面至切面連線作一垂直線，該垂直線即為DSM高度（白箭） DSM：圓頂狀黃斑；RPE：視網膜色素上皮
圖2
DSM分型示意圖 左圖為水平掃描，右圖為垂直掃描。2A示水平方向橢圓形DSM；2B示垂直方向橢圓形DSM；2C示對稱型橢圓形DSM DSM：圓頂狀黃斑
按照有無DSM，將患眼分為DSM組、無DSM組；再將合并MH的患眼分為DSM合并MH組、無DSM合并MH組。
詳細收集患者SFCT以及DSM寬度、高度數據；合并MH者，同時觀察是否存在玻璃體后脫離、ERM、RS等情況，以及RS位置、范圍。影像資料分析由兩名經驗豐富的醫師共同做出診斷。
采用SPSS 25.0軟件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非參數Mann-Whitney U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MH內口、基底直徑與DSM寬度、高度、高度/寬度比的相關因素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雙側檢驗水準α=0.05。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患眼SFCT為（124.66±74.87）μm。963只眼中，合并DSM（DSM組）、無DSM（無DSM組）分別為266（27.6%，266/963）、697（72.4%，697/963）只眼。合并DSM者266只眼中，水平方向橢圓形、垂直方向橢圓形、對稱型圓形DSM分別為195（73.3%，195/266）、17（6.4%，17/266）、54（20.3%，54/266）只眼。合并MH者34只眼，其中DSM（DSM合并MH組）、無DSM（無DSM合并MH組）者均為17只眼。MH內口、基底直徑分別為366～1 311（729.00±226.18）、373～1 751（1 110.15±345.39）μm。DSM寬度、高度分別為131～7 064（2 933.15±993.678）、50～4 907（147.16±313.48）μm；高度/寬度比為0.18±2.29。
DSM組、無DSM組患者間年齡、屈光度、SFCT、MH發生率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DSM組、無DSM組年齡、屈光度、SFCT、MH發生率比較
與無DSM合并MH組比較，DSM合并MH組患者年齡更大，近視屈光度更高，SFCT更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MH內口、基底直徑以及有無ERM眼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
DSM組合并MH組、無DSM組合并MH組臨床特征和MH內口、基底直徑比較
DSM合并MH組、無DSM合并MH組患眼均已發生黃斑區玻璃體后脫離。無DSM合并MH組RS多發生于外層及內層視網膜且劈裂范圍較小，多局限于裂孔周圍（圖3A）；DSM合并MH組RS多發生于外層視網膜，劈裂范圍多較大并超過DSM基底部向旁中心凹外擴展（圖3B）。兩組不同位置的RS發生眼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5.131，P＜0.05）（表2）。
圖3
MH患眼光相干斷層掃描像 3A示無DSM合并MH患眼，RS多發生于外層及內層視網膜且劈裂范圍較小，多局限于裂孔周圍；3B示DSM合并MH患眼，RS多發生于外層視網膜，劈裂范圍多較大并超過DSM基底部向旁中心凹外擴展 MH：黃斑裂孔；DSM：圓頂狀黃斑；RS：視網膜劈裂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MH內口直徑（r=0.069、0.100、0.070，P=0.794、0.702、0.789）、基底直徑（r=0.242、0.049、0.082，P=0.348、0.853、0.755）與DSM寬度、高度以及高度/寬度比均無顯著相關性（P＞0.05）。
3 討論
Gaucher等[1]于2008年首次提出高度近視DSM這一概念，其在OCT上的特征為后鞏膜葡萄腫凹陷處黃斑部的顯著向內凸起。盡管該現象已被識別，但目前尚缺乏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本研究中，高度近視患者的DSM發病率為27.6%，高于既往文獻報道的10.0%～20.1%[1, 6-10]。這種較高的發病率可能源于本研究為回顧性分析，僅納入了接受OCT檢查的患者，導致樣本選擇存在一定的選擇偏差，即那些沒有眼底病變或無需進行OCT檢查的患者未被包括在內，從而可能導致DSM的發病比例相較于其他研究偏高。
Caillaux等[11]將DSM分為水平橢圓形、垂直橢圓形和對稱型圓形三種類型。本研究合并DSM的266只眼中，水平橢圓形最為常見（73.3%，195/266），其次是對稱型圓形（20.3%，54/266），而垂直橢圓形最少見（6.4%，17/266）。這一結果與既往文獻報道相一致[5, 11-12]。
本研究DSM組、無DSM組患者發病年齡分別為（58.54±14.46）、（45.29±16.03）歲，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然而，在其他研究中，尤其是在針對漢族人口的研究中，DSM與非DSM者之間的發病年齡差異大多未顯示出統計學意義[8-9,13]。這種差異可能源于樣本選擇的不同，更多的結論仍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認。此外，由于本研究為回顧性分析，許多高度近視患者因資料不完整而被剔除，這可能導致結果存在一定的偏差。
在本研究中，DSM組患眼的近視程度顯著高于無DSM組，這一結果與既往研究一致[7, 9, 13]。較高的近視程度可能增加DSM的發生風險，暗示DSM可能是近視發展過程中的一種代償性反應，盡管其具體發生機制尚不明確[4]。我們推測，在高度近視患者中，中心凹和旁中心凹區域的鞏膜生物力學可能存在差異。在后鞏膜葡萄腫形成的過程中，這兩個區域的鞏膜向后突出的程度不同，導致了DSM的形成。
此外，本研究發現DSM組患眼的SFCT更薄，這與既往研究的結果相似[3]。然而，也有文獻報道DSM患眼的SFCT增厚[14]。這表明DSM與脈絡膜厚度之間的關系可能更為復雜。關于脈絡膜變薄的現象，部分學者認為這是后鞏膜葡萄腫延伸或由于鞏膜增厚產生的壓力擠壓所致。然而，由于本研究使用的OCT設備無法準確測量鞏膜厚度，因此鞏膜對脈絡膜的具體影響仍不清楚。盡管如此，隨著近視程度的加深，脈絡膜萎縮變得更加明顯，這進一步提示了DSM與脈絡膜之間的相互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與無DSM組患眼相比，DSM組患眼并發MH的比例顯著增加（2.44% vs. 6.39%），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然而，既往研究并未明確指出MH與DSM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7-8]。為進一步探討這一現象，我們對比觀察了DSM合并MH組與無DSM合并MH組患者的年齡、近視屈光度和SFCT。結果顯示，與無DSM合并MH組相比，DSM合并MH患者年齡更大，近視屈光度更高，SFCT更薄。這些發現提示，隨著年齡的增長、近視程度的加深以及脈絡膜的萎縮變薄，中心凹處視網膜血供下降，組織變得更為脆弱，這可能增加了發生MH的風險[15]。眾所周知，特發性MH通常是由于黃斑中心凹前方玻璃體切線方向的牽拉形成。基于此機制，我們認為DSM可能是MH發生的危險因素之一。在DSM并發MH的過程中，黃斑中心凹下的凸起性抬高導致中心凹周圍受到類似離心方向的切線力牽拉。這種力學作用使得原本就較為薄弱的中心凹區域更容易形成裂孔。因此，DSM的存在不僅改變了局部解剖結構，還可能通過力學機制增加了MH的發生風險。
Ellabban等[2]研究發現，DSM患者黃斑隆起的影響可能類似于黃斑扣帶機制，防止或減輕中心凹上的牽引力，但使處于隆起基底部的旁中心凹受力相對增加。因此，DSM對中心凹處RS的發生具有保護作用，卻增加了旁中心凹處RS的發生率。Fang等[9]利用物理應力模型分析了DSM頂部及基底部受力的變化，結果顯示，在形變過程中，DSM基底部受到的牽扯力更大。本研究結果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理論，即在DSM合并MH患眼中，RS范圍通常較大，并且超出DSM基底部向旁中心凹外擴展；而在無DSM合并MH的患眼中，RS范圍較小且多局限于裂孔周圍。這表明，DSM的存在改變了RS的分布模式，使得旁中心凹區域更容易受到影響。此外，我們還比較了兩組患者的裂孔直徑大小，包括內口直徑和基底直徑，發現兩者之間并無顯著差異。這一結果說明，盡管DSM合并MH患眼的RS范圍較大，但這并不一定會加速裂孔的擴大。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由于部分病史資料的不完整性，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偏倚；其次，本研究未對眼軸長度、最佳矯正視力、鞏膜厚度以及病理性近視的分型等重要指標進行分析，這些因素可能對DSM與MH的關系產生影響。關于DSM與MH的相關性，現有研究的結論仍然較為有限，亟需更多的縱向研究來驗證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并深入探討其潛在機制。未來的研究應考慮納入更全面的臨床和影像學數據，以提供更為準確和可靠的結果，從而為臨床實踐提供更好的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