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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斑區新生血管（MNV）是一種起源于脈絡膜和（或）視網膜循環系統的病理性血管增生，其典型特征是損害患者中心視力。該病變主要與年齡相關性黃斑變性（AMD）和病理性近視（PM）等疾病密切相關[1-2]。MNV的病理進展可導致患者出現視物變形、視力下降等一系列臨床癥狀，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目前，關于AMD或PM引起的年齡＞45歲MNV患者的疾病進展特征和預后轉歸已有較為系統的研究報道[3]，然而針對年齡＜45歲MNV患者的臨床研究相對匱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年輕人群（＜45歲）MNV的發病率呈現顯著上升趨勢，這一現象亟待臨床關注。本研究通過對一組年齡＜45歲的MNV患者實施玻璃體腔注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藥物治療，并結合光相干斷層掃描（OCT）和OCT血管成像（OCTA）等先進影像學檢查手段，旨在探討MNV的早期風險因素，并為臨床診療方案的優化提供循證依據。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病例研究。本研究經蘭州大學第二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編號：2024A-972）；遵循《赫爾辛基宣言》原則；參與者均獲知情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2020年1月至2024年1月于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眼科檢查確診并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年齡＜45歲的MNV患者89例96只眼納入本研究。納入標準：臨床檢查確診MNV；自愿接受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年齡＜45歲；治療后規律隨訪，且隨訪時間≥6個月；臨床、影像學及隨訪資料完整。排除標準：AMD、息肉樣脈絡膜血管病變及視網膜血管瘤增生等血管病變者；接受除抗VEGF藥物外的其他治療；資料不全或拒絕參與者。
患眼均行最佳矯正視力（BCVA）、裂隙燈顯微鏡聯合前置鏡、眼底彩色照相、OCT檢查；同時行OCTA檢查45例49只眼。BCVA檢查采用國際標準視力表進行，統計時換算為最小分辨角對數（logMAR）視力。采用德國蔡司CIRRUSTM HD-OCT 5000行OCT及OCTA檢查，測量黃斑中心凹視網膜厚度（CMT）和MNV病灶面積。測量和閱片均由技術人員和專業臨床醫師完成。根據MNV與視網膜色素上皮（RPE）的位置關系將MNV分為1型、2型和混合型。1型：MNV位于RPE下；2型：MNV突破RPE位于其上方生長；混合型：MNV跨RPE上、下方生長。MNV位置分為中心凹下、中心凹周圍、中心凹外。根據亞太眼影像學會標準[4]，將新生血管網形態分為腎型、軀干型、無新生血管型。根據MNV病灶的OCT圖像特征，將患者分為纖維瘢痕組、無纖維瘢痕組，分別為52（54.16%，52/96）、44（45.83%，44/96）只眼。
首次診斷MNV后，給予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雷珠單抗、康柏西普或阿柏西普）治療1次，其后經評估再按需治療（PRN）。再治療標準：（1）OCT檢查顯示CMT較前次隨訪增加≥100 μm；（2）BCVA較前次隨訪下降。
治療后隨訪時間≥6個月。隨訪時采用治療前相同設備和方法行相關檢查。以末次隨訪為療效判定時間點。根據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眼科抗VEGF藥物治療患者登記本，收集并記錄患者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職業、病因、屈光度、病程、隨訪時間、藥物和手術治療史、患者主觀感受。病程為出現癥狀至首次抗VEGF藥物治療之間的間隔時間；首次抗VEGF藥物治療后患者主觀感受（視覺質量及視力是否較前提升）分為較差、穩定（注藥前后視力未提升、視物變形等癥狀未好轉）、好轉。根據末次隨訪時CMT、BCVA較基線時的變化，將患者分為CMT減少組、CMT增加組和BCVA提升組、BCVA降低組，分別為66（68.75%，66/96）、30（31.25%，30/96）只眼和74（77.08%，74/96）、22（22.92%，22/96）只眼。
采用SPSS 26.0軟件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M（QL，QU）]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分類變量以例數及百分比或率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及Fisher精確概率檢驗，組內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影響MNV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雙側檢驗水準α=0.05。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臨床資料
89例96只眼中，男性33例36只眼（37.08%，33/89）；女性56例60只眼（62.92%，56/89）。年齡33.00（26.00，40.00）歲；其中，≤18、19～29、30～39、40～45歲分別為4（4.17%，4/96）、27（28.13%，27/96）、40（41.67%，40/96）、25（26.04%，25/96）只眼。病程4.50（3.25，8.00）周。PM、特發性脈絡膜新生血管（ICNV）、點狀內層脈絡膜病變（PIC）分別為57（59.37%，57/96）、35（36.46%，35/96）、4（4.17%，4/96）只眼。近視屈光度0.0～3.0、3.0～6.0、＞6.0 D分別為22（22.92%，22/96）、17（17.71%，17/96）、57（59.38%，57/96）只眼。MNV位于中心凹下、中心凹周圍、中心凹外分別為51（53.13%，51/96）、34（35.42%，34/96）、11（11.45%，11/96）只眼。1型、2 型、混合型MNV分別為61（63.54%。61/96）、25（26.04%，25/96）、10（10.42%，10/96）只眼。隨訪時間≤36、＞36個月分別為88（91.67%，88/96）、8（8.33%，8/96）只眼。
96只眼中，國家機關或事業單位、專業技術、辦事人員、商業、農林牧畜、其他者分別為13（13.54%，13/96）、18（18.75%，18/96）、9（9.38%，9/96）、2（2.08%，2/96）、15（15.63%，15/96）、39（40.63%，39/96）只眼。
首次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后，患者主觀感受BCVA較差、穩定、好轉分別為28（29.17，28/96）、33（34.38%，33/96）、35（36.46，35/96）只眼。
末次隨訪時，患眼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3.00（2.00，3.00）次。其中雷珠單抗42只眼（43.75%，42/96）、康柏西普49只眼（51.04%，49/96），阿柏西普5只眼（5.21%，5/96）。
2.2 MNV病灶纖維瘢痕化
纖維瘢痕組、無纖維瘢痕組患者年齡、性別構成比、病因、病灶位置、MNV分型、玻璃體腔注藥次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隨訪時間的眼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纖維化組、無纖維化組年齡、性別構成比、注藥次數、不同隨訪時間眼數比較
行OCTA檢查的49只眼，病灶大小為0.28（0.17，0.58）mm2。新生血管網形態為腎型、軀干型、無新生血管型分別為17（34.69%，17/49）、27（55.10%，27/49）、5（10.21%，5/49）只眼。
49只眼中，纖維瘢痕組、無纖維瘢痕組分別為28（57.14%，28/49）、21（42.86%，21/49）只眼。兩組患眼病灶大小、不同形態新生血管網眼數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不同形態新生血管網者之間有無纖維瘢痕比較，腎型與軀干型、腎型與無新生血管，（軀干型與無新生血管之間呢？）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5、0.001）。
表2
纖維瘢痕組、無纖維瘢痕組中行OCTA檢查者MNV病灶大小、不同新生血管網形態眼數比較
2.3 治療前后CMT變化
患眼治療前CMT為267.50（237.25，311.75）μm，治療后6個月CMT為242.00（217.25，275.75）μm，厚度差為13.50（－4.75，53.25）μm。患眼治療前后CMT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3.311，P=0.001）。
CMT減少組、CMT增加組患者年齡、病因、近視屈光度以及病程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3）。CMT厚度差兩兩比較，病因：PM與ICNV，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3）；近視屈光度：3.0～6.0 D與＞6.0 D，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1）；年齡：40～45歲與≤18、19～29、30～39歲，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4）。
表3
CMT減少組、CMT增加組不同年齡、病因、近視屈光度眼數及病程比較
表4
不同MNV類型、年齡、病因、近視屈光度患眼 治療前后CMT變化[μm，M（QL，QU）]
2.4 治療前后BCVA變化
治療前、末次隨訪時，患眼logMAR BCVA分別為0.20（0.10，0.50）、0.35（0.16，0.60）。患眼治療前、末次隨訪logMAR BCVA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1.984，P=0.047）。
BCVA提升組、BCVA降低組患者不同主觀感受的眼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兩比較：患者主觀感受為較差與穩定之間的BCVA變化，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5）；好轉與較差、穩定之間的BCVA變化，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BCVA提升組、BCVA降低組不同職業患者BCVA、病程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5）。
表5
BCVA提升、降低組患者不同主觀感受、不同職業、MNV分型眼數及注藥次數、病程比較
2.5 logistic 回歸分析MNV患者預后影響因素
以有無纖維瘢痕化為因變量（否=0，是=1），將性別（女=0，男=1）、隨訪時間、年齡、近視屈光度、病灶大小作為自變量；組內兩兩比較中，因PM與ICNV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所以將病因（PM=0，ICNV=1）、血管形態（腎型=0，軀干型=1）作為自變量。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上述因素均非出現纖維瘢痕化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表6）。
表6
MNV病灶纖維瘢痕化的logistic回歸分析
以CMT增加或減少為因變量（減少=0，增加=1），將年齡、病程、近視屈光度、病因（PM=0，ICNV=1，PIC=2）作為自變量。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病因為MNV患者CMT增加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表7）。
表7
MNV患眼CMT增厚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MNV通常與RPE細胞和脈絡膜的病理性變化有關，這些變化導致VEGF等促血管生成因子表達上調，進而促進異常新生血管形成[5]。MNV經治療后，患者預后評估依賴于BCVA、CMT及視網膜纖維瘢痕化等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纖維瘢痕組與無纖維瘢痕組隨訪時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提示臨床，隨時間推移，新生血管可能經歷了退化和再形成過程，可能導致了纖維組織的累積。盡管抗VEGF藥物治療能夠減少血管滲漏，但可能并不足以完全阻止瘢痕組織的形成，特別是在長期治療過程中。此外，有研究發現，45歲以下患者與45歲以上患者之間，其發生纖維化的風險存在統計學意義[6]。然而，本研究中年齡因素在有無纖維瘢痕化患者中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45歲以下患者視覺敏感度較高，接受治療時間較短，以及對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存在差異有關，這些因素可能影響了兩個年齡段之間的差異。而在45歲以下患者群體中，這種差異并不顯著。黃曉寒和唐少華[7]研究發現，屈光度與脈絡膜病變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隨著屈光度的減少，可能增加脈絡膜區域出現缺血缺氧的風險，從而促進脈絡膜病變的發展。在一些由PIC等不同原因引起的MNV患者中，其同時患有屈光不正，但近視程度通常低于6.0 D。這種情況可能是造成在纖維瘢痕化組中，病因與屈光度之間的差異未能達到統計學意義的因素之一。
本研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病因為CMT增加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組患者MNV病因為PM、ICNV及PIC，其中PM占59.37%（57/96），ICNV占36.46%（35/96），PIC僅占4.17%（4/96）。文峰和甘雨虹[8]研究表明，部分PIC患者在臨床診斷中易與PM或ICNV相混淆；同時，部分PM患者因對早期視力下降及視物變形等癥狀的感知度降低，導致其在疾病初期就診率偏低。本研究結果顯示，與ICNV患眼比較，PM患眼CMT減少更顯著。分析其原因是PM患者眼軸拉長，視網膜變薄，脈絡膜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黃斑區形態和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影響CMT，且視網膜和脈絡膜血液循環受到影響[9-10]。本研究結果顯示，年齡、病程為CMT改變的影響因素。Ohji等[11]研究發現，CMT降低與年齡呈負相關，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MNV發病機制較為復雜，涉及多種發病因素，VEGF過度表達、炎癥反應刺激、氧化應激及遺傳因素等[12-13]。盡管基因療法、Rho激酶抑制劑和左旋多巴等提供了潛在的新治療靶點[14]，但當前治療仍以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為主，不同抗VEGF藥物在提高視力、降低CMT等方面具有相似效果[15]，但在藥物的持久性、注射頻率等方面可能存在差異[16-17]。Glachs等[18]研究發現，接受1+PRN和3+PRN治療的患者視力結局無顯著差異。本研究采用1+PRN治療方案，結果顯示患者平均注藥次數為3.00（2.00，3.00）次，且注藥次數與患者職業類型及病程長短均無顯著相關性，提示不同職業患者對疾病的重視程度可能趨于一致。治療后，患者BCVA較基線水平顯著提高，但不同職業者之間及不同主觀感受患者的BCVA改善程度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表明，這種差異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1）職業相關的用眼強度差異，如教師、醫生、學生等職業人群日常用眼負荷較重，而從事農林牧畜的患者普遍具有屈光度較低、基線BCVA較高的特點；（2）隨訪依從性差異，本研究發現教師、醫生和學生等職業患者的隨訪規律性顯著優于其他職業群體。相關研究表明，衰老、遺傳、環境等對于患者發病率及預后都有影響，提示臨床中應注意提示患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定期鍛煉、注意用眼衛生[19-20]。
Mitchell等[21]的臨床隨機試驗結果表明，老年患者在視力下降幅度和所需注藥次數上表現出特定特征。結合本研究的結果，我們發現年輕患者與老年患者在視力下降的程度和速度上可能存在差異[22]。這種差異可能歸因于老年患者視網膜功能儲備的不同、眼部結構的特性以及他們對視力變化感知敏感度的變化[23]。本研究中觀察到，患者的BCVA提升與其主觀感受密切相關。例如，視物變形、中心暗點等視覺質量的改變可能是由異常血管結構或血流問題引起的，這些問題可以導致光感受器細胞受損和視網膜神經節細胞的功能障礙[5]。此外，瘢痕組織的形成是治療結束的一個指標，該組織會牽拉視網膜，進一步破壞其結構和功能，從而惡化視覺質量[24-26]。這些病理變化同樣會導致視力下降。因此，在治療過程中，密切監測患者的BCVA變化、CMT以及其他相關參數，并據此調整治療策略，對于實現最佳治療效果至關重要。通過細致評估患者的個體化需求，我們可以更有效地應對不同年齡組患者的特殊挑戰，優化他們的視覺健康結果。
黃斑區新生血管（MNV）是一種起源于脈絡膜和（或）視網膜循環系統的病理性血管增生，其典型特征是損害患者中心視力。該病變主要與年齡相關性黃斑變性（AMD）和病理性近視（PM）等疾病密切相關[1-2]。MNV的病理進展可導致患者出現視物變形、視力下降等一系列臨床癥狀，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目前，關于AMD或PM引起的年齡＞45歲MNV患者的疾病進展特征和預后轉歸已有較為系統的研究報道[3]，然而針對年齡＜45歲MNV患者的臨床研究相對匱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年輕人群（＜45歲）MNV的發病率呈現顯著上升趨勢，這一現象亟待臨床關注。本研究通過對一組年齡＜45歲的MNV患者實施玻璃體腔注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藥物治療，并結合光相干斷層掃描（OCT）和OCT血管成像（OCTA）等先進影像學檢查手段，旨在探討MNV的早期風險因素，并為臨床診療方案的優化提供循證依據。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病例研究。本研究經蘭州大學第二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編號：2024A-972）；遵循《赫爾辛基宣言》原則；參與者均獲知情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2020年1月至2024年1月于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眼科檢查確診并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年齡＜45歲的MNV患者89例96只眼納入本研究。納入標準：臨床檢查確診MNV；自愿接受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年齡＜45歲；治療后規律隨訪，且隨訪時間≥6個月；臨床、影像學及隨訪資料完整。排除標準：AMD、息肉樣脈絡膜血管病變及視網膜血管瘤增生等血管病變者；接受除抗VEGF藥物外的其他治療；資料不全或拒絕參與者。
患眼均行最佳矯正視力（BCVA）、裂隙燈顯微鏡聯合前置鏡、眼底彩色照相、OCT檢查；同時行OCTA檢查45例49只眼。BCVA檢查采用國際標準視力表進行，統計時換算為最小分辨角對數（logMAR）視力。采用德國蔡司CIRRUSTM HD-OCT 5000行OCT及OCTA檢查，測量黃斑中心凹視網膜厚度（CMT）和MNV病灶面積。測量和閱片均由技術人員和專業臨床醫師完成。根據MNV與視網膜色素上皮（RPE）的位置關系將MNV分為1型、2型和混合型。1型：MNV位于RPE下；2型：MNV突破RPE位于其上方生長；混合型：MNV跨RPE上、下方生長。MNV位置分為中心凹下、中心凹周圍、中心凹外。根據亞太眼影像學會標準[4]，將新生血管網形態分為腎型、軀干型、無新生血管型。根據MNV病灶的OCT圖像特征，將患者分為纖維瘢痕組、無纖維瘢痕組，分別為52（54.16%，52/96）、44（45.83%，44/96）只眼。
首次診斷MNV后，給予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雷珠單抗、康柏西普或阿柏西普）治療1次，其后經評估再按需治療（PRN）。再治療標準：（1）OCT檢查顯示CMT較前次隨訪增加≥100 μm；（2）BCVA較前次隨訪下降。
治療后隨訪時間≥6個月。隨訪時采用治療前相同設備和方法行相關檢查。以末次隨訪為療效判定時間點。根據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眼科抗VEGF藥物治療患者登記本，收集并記錄患者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職業、病因、屈光度、病程、隨訪時間、藥物和手術治療史、患者主觀感受。病程為出現癥狀至首次抗VEGF藥物治療之間的間隔時間；首次抗VEGF藥物治療后患者主觀感受（視覺質量及視力是否較前提升）分為較差、穩定（注藥前后視力未提升、視物變形等癥狀未好轉）、好轉。根據末次隨訪時CMT、BCVA較基線時的變化，將患者分為CMT減少組、CMT增加組和BCVA提升組、BCVA降低組，分別為66（68.75%，66/96）、30（31.25%，30/96）只眼和74（77.08%，74/96）、22（22.92%，22/96）只眼。
采用SPSS 26.0軟件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M（QL，QU）]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分類變量以例數及百分比或率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及Fisher精確概率檢驗，組內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影響MNV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雙側檢驗水準α=0.05。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臨床資料
89例96只眼中，男性33例36只眼（37.08%，33/89）；女性56例60只眼（62.92%，56/89）。年齡33.00（26.00，40.00）歲；其中，≤18、19～29、30～39、40～45歲分別為4（4.17%，4/96）、27（28.13%，27/96）、40（41.67%，40/96）、25（26.04%，25/96）只眼。病程4.50（3.25，8.00）周。PM、特發性脈絡膜新生血管（ICNV）、點狀內層脈絡膜病變（PIC）分別為57（59.37%，57/96）、35（36.46%，35/96）、4（4.17%，4/96）只眼。近視屈光度0.0～3.0、3.0～6.0、＞6.0 D分別為22（22.92%，22/96）、17（17.71%，17/96）、57（59.38%，57/96）只眼。MNV位于中心凹下、中心凹周圍、中心凹外分別為51（53.13%，51/96）、34（35.42%，34/96）、11（11.45%，11/96）只眼。1型、2 型、混合型MNV分別為61（63.54%。61/96）、25（26.04%，25/96）、10（10.42%，10/96）只眼。隨訪時間≤36、＞36個月分別為88（91.67%，88/96）、8（8.33%，8/96）只眼。
96只眼中，國家機關或事業單位、專業技術、辦事人員、商業、農林牧畜、其他者分別為13（13.54%，13/96）、18（18.75%，18/96）、9（9.38%，9/96）、2（2.08%，2/96）、15（15.63%，15/96）、39（40.63%，39/96）只眼。
首次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后，患者主觀感受BCVA較差、穩定、好轉分別為28（29.17，28/96）、33（34.38%，33/96）、35（36.46，35/96）只眼。
末次隨訪時，患眼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3.00（2.00，3.00）次。其中雷珠單抗42只眼（43.75%，42/96）、康柏西普49只眼（51.04%，49/96），阿柏西普5只眼（5.21%，5/96）。
2.2 MNV病灶纖維瘢痕化
纖維瘢痕組、無纖維瘢痕組患者年齡、性別構成比、病因、病灶位置、MNV分型、玻璃體腔注藥次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隨訪時間的眼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纖維化組、無纖維化組年齡、性別構成比、注藥次數、不同隨訪時間眼數比較
行OCTA檢查的49只眼，病灶大小為0.28（0.17，0.58）mm2。新生血管網形態為腎型、軀干型、無新生血管型分別為17（34.69%，17/49）、27（55.10%，27/49）、5（10.21%，5/49）只眼。
49只眼中，纖維瘢痕組、無纖維瘢痕組分別為28（57.14%，28/49）、21（42.86%，21/49）只眼。兩組患眼病灶大小、不同形態新生血管網眼數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不同形態新生血管網者之間有無纖維瘢痕比較，腎型與軀干型、腎型與無新生血管，（軀干型與無新生血管之間呢？）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5、0.001）。
表2
纖維瘢痕組、無纖維瘢痕組中行OCTA檢查者MNV病灶大小、不同新生血管網形態眼數比較
2.3 治療前后CMT變化
患眼治療前CMT為267.50（237.25，311.75）μm，治療后6個月CMT為242.00（217.25，275.75）μm，厚度差為13.50（－4.75，53.25）μm。患眼治療前后CMT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3.311，P=0.001）。
CMT減少組、CMT增加組患者年齡、病因、近視屈光度以及病程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3）。CMT厚度差兩兩比較，病因：PM與ICNV，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3）；近視屈光度：3.0～6.0 D與＞6.0 D，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1）；年齡：40～45歲與≤18、19～29、30～39歲，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4）。
表3
CMT減少組、CMT增加組不同年齡、病因、近視屈光度眼數及病程比較
表4
不同MNV類型、年齡、病因、近視屈光度患眼 治療前后CMT變化[μm，M（QL，QU）]
2.4 治療前后BCVA變化
治療前、末次隨訪時，患眼logMAR BCVA分別為0.20（0.10，0.50）、0.35（0.16，0.60）。患眼治療前、末次隨訪logMAR BCVA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1.984，P=0.047）。
BCVA提升組、BCVA降低組患者不同主觀感受的眼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兩比較：患者主觀感受為較差與穩定之間的BCVA變化，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5）；好轉與較差、穩定之間的BCVA變化，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BCVA提升組、BCVA降低組不同職業患者BCVA、病程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5）。
表5
BCVA提升、降低組患者不同主觀感受、不同職業、MNV分型眼數及注藥次數、病程比較
2.5 logistic 回歸分析MNV患者預后影響因素
以有無纖維瘢痕化為因變量（否=0，是=1），將性別（女=0，男=1）、隨訪時間、年齡、近視屈光度、病灶大小作為自變量；組內兩兩比較中，因PM與ICNV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所以將病因（PM=0，ICNV=1）、血管形態（腎型=0，軀干型=1）作為自變量。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上述因素均非出現纖維瘢痕化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表6）。
表6
MNV病灶纖維瘢痕化的logistic回歸分析
以CMT增加或減少為因變量（減少=0，增加=1），將年齡、病程、近視屈光度、病因（PM=0，ICNV=1，PIC=2）作為自變量。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病因為MNV患者CMT增加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表7）。
表7
MNV患眼CMT增厚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MNV通常與RPE細胞和脈絡膜的病理性變化有關，這些變化導致VEGF等促血管生成因子表達上調，進而促進異常新生血管形成[5]。MNV經治療后，患者預后評估依賴于BCVA、CMT及視網膜纖維瘢痕化等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纖維瘢痕組與無纖維瘢痕組隨訪時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提示臨床，隨時間推移，新生血管可能經歷了退化和再形成過程，可能導致了纖維組織的累積。盡管抗VEGF藥物治療能夠減少血管滲漏，但可能并不足以完全阻止瘢痕組織的形成，特別是在長期治療過程中。此外，有研究發現，45歲以下患者與45歲以上患者之間，其發生纖維化的風險存在統計學意義[6]。然而，本研究中年齡因素在有無纖維瘢痕化患者中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45歲以下患者視覺敏感度較高，接受治療時間較短，以及對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存在差異有關，這些因素可能影響了兩個年齡段之間的差異。而在45歲以下患者群體中，這種差異并不顯著。黃曉寒和唐少華[7]研究發現，屈光度與脈絡膜病變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隨著屈光度的減少，可能增加脈絡膜區域出現缺血缺氧的風險，從而促進脈絡膜病變的發展。在一些由PIC等不同原因引起的MNV患者中，其同時患有屈光不正，但近視程度通常低于6.0 D。這種情況可能是造成在纖維瘢痕化組中，病因與屈光度之間的差異未能達到統計學意義的因素之一。
本研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病因為CMT增加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組患者MNV病因為PM、ICNV及PIC，其中PM占59.37%（57/96），ICNV占36.46%（35/96），PIC僅占4.17%（4/96）。文峰和甘雨虹[8]研究表明，部分PIC患者在臨床診斷中易與PM或ICNV相混淆；同時，部分PM患者因對早期視力下降及視物變形等癥狀的感知度降低，導致其在疾病初期就診率偏低。本研究結果顯示，與ICNV患眼比較，PM患眼CMT減少更顯著。分析其原因是PM患者眼軸拉長，視網膜變薄，脈絡膜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黃斑區形態和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影響CMT，且視網膜和脈絡膜血液循環受到影響[9-10]。本研究結果顯示，年齡、病程為CMT改變的影響因素。Ohji等[11]研究發現，CMT降低與年齡呈負相關，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MNV發病機制較為復雜，涉及多種發病因素，VEGF過度表達、炎癥反應刺激、氧化應激及遺傳因素等[12-13]。盡管基因療法、Rho激酶抑制劑和左旋多巴等提供了潛在的新治療靶點[14]，但當前治療仍以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為主，不同抗VEGF藥物在提高視力、降低CMT等方面具有相似效果[15]，但在藥物的持久性、注射頻率等方面可能存在差異[16-17]。Glachs等[18]研究發現，接受1+PRN和3+PRN治療的患者視力結局無顯著差異。本研究采用1+PRN治療方案，結果顯示患者平均注藥次數為3.00（2.00，3.00）次，且注藥次數與患者職業類型及病程長短均無顯著相關性，提示不同職業患者對疾病的重視程度可能趨于一致。治療后，患者BCVA較基線水平顯著提高，但不同職業者之間及不同主觀感受患者的BCVA改善程度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表明，這種差異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1）職業相關的用眼強度差異，如教師、醫生、學生等職業人群日常用眼負荷較重，而從事農林牧畜的患者普遍具有屈光度較低、基線BCVA較高的特點；（2）隨訪依從性差異，本研究發現教師、醫生和學生等職業患者的隨訪規律性顯著優于其他職業群體。相關研究表明，衰老、遺傳、環境等對于患者發病率及預后都有影響，提示臨床中應注意提示患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定期鍛煉、注意用眼衛生[19-20]。
Mitchell等[21]的臨床隨機試驗結果表明，老年患者在視力下降幅度和所需注藥次數上表現出特定特征。結合本研究的結果，我們發現年輕患者與老年患者在視力下降的程度和速度上可能存在差異[22]。這種差異可能歸因于老年患者視網膜功能儲備的不同、眼部結構的特性以及他們對視力變化感知敏感度的變化[23]。本研究中觀察到，患者的BCVA提升與其主觀感受密切相關。例如，視物變形、中心暗點等視覺質量的改變可能是由異常血管結構或血流問題引起的，這些問題可以導致光感受器細胞受損和視網膜神經節細胞的功能障礙[5]。此外，瘢痕組織的形成是治療結束的一個指標，該組織會牽拉視網膜，進一步破壞其結構和功能，從而惡化視覺質量[24-26]。這些病理變化同樣會導致視力下降。因此，在治療過程中，密切監測患者的BCVA變化、CMT以及其他相關參數，并據此調整治療策略，對于實現最佳治療效果至關重要。通過細致評估患者的個體化需求，我們可以更有效地應對不同年齡組患者的特殊挑戰，優化他們的視覺健康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