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辛子婧, 鄒緒森. 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對其應急響應的影響——以一線城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定點救治醫院為例. 華西醫學, 2023, 38(9): 1367-1372. doi: 10.7507/1002-0179.202304089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華西醫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突發公共事件頻發已成為風險社會的主要特征。突發公共事件具有突發性、緊急性、高度不確定性、社會影響性等特征。而專業技術人員在突發公共事件的應對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功能和價值，但目前對此的研究較少，研究主體主要集中在政府、公眾或專家群體。如有研究認為地方政府為應急響應的主體[1]；也有研究認為城市居民作為應急響應的主體之一，其參與社區應急治理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2]；并有研究認為公眾會主動放大風險，而專家表現出一定的理性與科學性[3]。然而，專業技術人員既不同于專家，也不同于公眾。專業技術人員的特殊性在于，其作為突發公共事件所屬領域中的專業人員，對該領域有著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此外，風險應對與風險感知有關，人們會基于對風險的態度和直覺判斷對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描述[4]，通常會通過心理反應與行為表現來反映，Dash 等[5]認為風險感知與風險應對行為決策呈正相關。由于突發事件還具有十分明顯的技術特征，專業技術人員是一類重要的應急主體，如地震應急救援工程技術人員、爆炸事故中參與救援的消防隊員、深入疫情防控一線的醫院職工等。因此，本文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以下簡稱“新冠感染”）疫情為背景，選取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應急主體——醫院職工，通過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法，嘗試從定性的角度去描述醫院職工的應急響應特征并分析其風險感知對其應急響應的影響，以作為優化應急響應路徑的補充。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 2020 年 4 月—9 月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廣醫附一院”）參與新冠感染疫情防控中的醫院職工作為訪談對象。廣醫附一院曾作為 2003 年抗擊非典型病原體肺炎（以下簡稱“非典”）主戰場，也作為了廣州市新冠感染重癥患者定點救治醫院。故選取職工范圍為決策層維度的醫院領導，執行層維度的中層干部及基層維度的一線醫護人員 3 個類別，涉及醫院領導、一線醫護人員、后勤工作人員等多個崗位。
納入標準：① 新冠感染疫情防控領導小組成員；② 新冠感染疫情臨床救治組成員；③ 新冠感染科研攻關組成員；④ 新冠感染疫情后勤保障組成員；⑤ 新冠感染疫情援外醫療組領導及成員。排除標準：① 不愿意接受訪談者；② 已離職人員或已不擔任當時職務的人員。本研究訪談內容不涉及倫理相關問題，于訪談前取得受訪人員同意接受訪談并可將訪談內容用于相關科學研究。
1.2 研究方法
通過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的方法收集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與應急響應等資料。
1.2.1 資料收集方法
① 制度性文件資料收集：通過電子化辦公系統將主題為新冠感染疫情與非典疫情的文件進行整理收集，包括從上級部門收到的、醫院紅頭文件、職能部門通知以及病區內部的管理規章制度。② 訪談資料收集：對訪談對象進行面對面訪談，通過視頻、錄音等方式對訪談資料進行收集，并通過語音轉寫軟件將訪談錄音或視頻轉為文字材料。
1.2.2 觀察指標
① 觀察曾參與過抗擊非典工作的醫院職工情況。② 從個體層面（個體經驗、知識結構構成、風險信息接收量）和組織層面（制度安排、執行工作）歸納所有研究對象共通的風險感知特征，篩選與風險感知相關的防范措施，及與風險感知、心理情緒有關的高頻詞（在 80%的訪談對象中出現的相同或相近意思的詞匯）。
1.3 質量控制
為進行質量控制與降低編碼的主觀性影響，本研究所有轉寫文本均由同一訊飛軟件轉寫完成，所有訪談在 2020 年 9 月完成，并留存錄音資料后轉寫。轉寫后對材料用同一版本的 Nvivo 12.0 軟件對訪談資料進行獨立編碼，隨后再交叉印證與歸納。
1.4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為定性研究，主要運用了文獻分析法、參與式觀察法與非結構式訪談等定性研究方法。采用 Nvivo 12.0 軟件對編碼后的文本進行分析。根據本次研究數據特點，主要運用頻數進行描述。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研究的第 1 次訪談工作在 2020 年 5 月完成，整理資料后，針對部分需要補充的資料進行了 2 次訪談，2 次訪談在 2020 年 9 月完成。共收集訪談資料 61 份，其中新冠感染疫情防治領導小組 11 份、臨床救治組成員 20 份、科研公關組成員 10 份、后勤保障組成員 10 份、援外醫療隊成員 10 份。在訪談的 61 人中，年齡 26～59 歲；研究生學歷 32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8 人），本科學歷 22 人，專科學歷 7 人；工齡 5～40 年；其中參與過 2003 年抗擊非典工作 42 人，只參與過新冠感染疫情防控工作19 人。在參與過 2003 年抗擊非典工作 42 人中，年齡 40～59 歲；研究生學歷 12 人，本科學歷 22 人，專科學歷 7 人；工齡 17～40 年。所有訪談人員均取得授權其訪談內容可以公開。
2.2 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特征
2.2.1 個體層面
① 個體經驗。曾參與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醫院職工在面臨雖有不同但相似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由于有過相似經歷且對該類型風險較為了解，因此對風險有相當敏感度，對風險的關注亦早于其他人。因而相較于個體經驗豐富的醫院職工，未曾經歷過的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較高，且其呈現出緊張、害怕等情緒。如訪談 C004H：“我們是經歷過 2003 年非典的這個醫院，非常具有敏感性”。訪談 C001X：“他們這些老黨員同志也都是經歷過上次（非典）的一個洗禮，所以他們對這個不光是有經驗，而且是臨危不亂，對于非常棘手的問題的話，都提出了自己寶貴的意見……你知道我們剛去（支援）的時候心情都是比較緊張的……但是我們看到 X 教授整個就是比較放松”。訪談 C004H：“所以我們也經歷過很多，在咱們很多重大的社會事件上，包括非典、禽流感，就經歷過這些的鍛煉，其實我們還是蠻有信心的，對，就是我們覺得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② 知識結構構成。有著呼吸道及傳染病專業知識的醫院職工對病毒的認識更為全面、深入，對傳染病的規律掌握更有把握，從而對疫情的風險感知較低。如訪談 C0080Z：“傳染病每年都會有，重大傳染病可能隔一段時間都會出現，好像從非典以后，又陸陸續續出現像禽流感啊、登革熱啊……國外還有埃博拉、中東呼吸綜合征等……我們醫院也好，或者就是這個省市衛政委，從國家這個層面，一直都在推這個重大傳染病的一個防控管理，就是說它應該就是一個重大傳染的一個防控管理，不是針對某一種病是吧，其實傳染病都有自己的共性的”。訪談 C0084C：“但是他們也知道我要去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啊，所以其實我媽媽我哥哥我家人都嚇哭了，我自己沒哭，我說這怕什么，這個反正醫生是有防護的嘛，是不是啊？但是因為他們聽新聞報紙都覺得很可怕哪也不敢去，就覺得只能叫大家待在家里，但其實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較淡定的”。
③ 風險信息接收量。風險信息越缺乏的醫院職工，其風險感知較高；反之，則風險感知較低。如訪談 C0077Z：“還有就是那個疫情的那個未知性給我們帶來的那個沖擊感太強烈了。兩次都是，都在一個未知中前行，在未知中進行一個實踐，進行一個總結”。訪談 C0080Z：“壓力……有 3 大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有關于這個做傳染性啊，因為當特別是春節前，大家對這個疾病的傳染性，究竟是什么病都還沒有弄清楚的時候……所以呢，其實對傳染性這一塊呢，我們有擔心”。訪談 C0084C：“我們當時去了那邊也不知道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所以我們去到那里的壓力當時是特別大的，然后面臨著最大的困難和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其實當時大家都很擔心自己會不會感染，就是大家巨大的一個憂慮，也是我們整個大隊的一個憂慮……”。
2.2.2 組織層面
① 制度安排。上級決策等制度安排會影響到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水平。因此，醫院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醫院職工對風險的重視程度，從而影響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如訪談 C0077Z：“疫情還沒有明朗之前呢，我記得我們醫院的領導，就是他的敏感性還是非常充足。我記得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醫院的領導覺察到一些苗頭，在那個時間，已經在我們全院召開了一個防控大會，那個時候就已經做了一個總體的一個部署”。訪談 C0076L：“疫情突如其來，醫院黨委高度重視，敏感性非常強，我記得在過年前的一個禮拜多就進行了全院大面積的院感培訓”。
② 執行工作。通過院內動員、人力資源調配等行為安排可提升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如訪談 C0109 OY：“在全國還沒有發布這個疫情的時候，醫院已經在院內做了一個動員”。訪談 C0082S：“當時是在年前，我們接到上面的通知，正好是在大家都放假的時候，所以說我們的人手基本上全都只留了一小部分，基本上的人都回去過年了，在突發事件的期間，我們召集所有的這個人在廣州不回去，過年的同事全都回來上班，如果說在這個能夠回來的情況下，就是遠一點的同事，他也可以直接回來上班，所以說當時我們還是蠻緊張的”。訪談 C0084C：“因為對于所有這個的第 1 個隊伍，就是說廣東首批支援武漢的這個隊伍，都是當天自愿報名的，……我們醫院是 1 月 22 號就成立了一個后備隊伍，當時一發出這個通知，我就感覺到這個形勢比較嚴峻，我就主動報名了”。
2.3 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對其應急響應的影響
2.3.1 醫院職工風險應對行為的心理反應層面
① 信心。越高的風險感知水平對風險應對行為有更好的加固作用。廣醫附一院作為 2003 年抗擊非典的主戰場，醫院職工普遍較高的風險感知水平，從而會有更從容的風險應對信心水平。如訪談 C004H：“所以我們也經歷過很多，在咱們很多重大的社會事件上，包括非典、禽流感，就經歷過這些的鍛煉，其實我們還是蠻有信心的，對，就是我們覺得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② 敏感性。作為 2003 年抗擊非典的主戰場，且有著多次傳染病防控的經驗，廣醫附一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有著高度敏銳的“嗅覺”，覺察到風險事件的信息后十分警覺，從而立即開展相關防控工作以應對可能到來的風險。在基于經驗總結的基礎上，醫院職工的心理不斷加固，在接收到個體因素與組織因素的影響下，醫院職工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風險感知逐漸趨向于真實風險水平，從而使得其在面對風險時更具敏感性，及時對風險事件做出響應。如訪談 C0103Y：“因為我們是在 2003 年非典的時候開始，我們也是一個主戰場……所以呢，我們對這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一個敏銳性是非常強的，所以我在年底的時候就是……去年年底收到這種信息以后警覺非常高，敏銳性非常高，馬上就召開院感委員會等及相關的重要工作”。
③ 責任與使命感。醫院職工作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領域的專業技術人員，基于自身的經驗、知識與接收的信息，加上工作環境的影響，其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風險有較高的敏感度，即較早地感知到了風險，從而激發了醫院職工的職業屬性。因此，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激發了其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的責任與使命感。如訪談 C0076L：“院士的一言一行始終感染著我們，因為他就在我們身邊……院士，一個老職工、老共產黨員的風格時時刻刻鼓勵著我們。他的團隊非常的團結、合群……始終感染著我們，所以我們沒有一點后退的想法，沒有任何理由后退半步，只能克服任何困難”。訪談 C0083Q：“我感覺剛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有人有點怕的，但是這一次好像覺得我能夠參加這個工作還是有一個有意義我可以為這個醫院啊，或者為國家做的一點貢獻，還是比較開心的”。
2.3.2 醫護人員風險應對行為的行為表現層面
① 應急響應行動啟動時間。在新冠感染疫情初始時，廣醫附一院開始提前進行隔離病區設置、抗疫物資儲備、院感防疫培訓與演練……這為后續的疫情防控工作的展開預留了大量時間。訪談 C0103Y：“到了 1 月到大概中旬的時候，院領導進行一級的響應以后，那時候已經有相應的一個引領、相應的一些準備的，所以就是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早期的一些準備還是比較充足的”。
② 應急響應行動執行力。在較高的風險感知水平下，廣醫附一院醫院職工對應急響應行動的執行力強，執行效率高。訪談 C0077Z：“記得，就是 2 月初的時候，醫院果斷升級改造我們的發熱門診，在急診外面的一個空地花了 1 周時間新建了一個發熱門診，那么新的發熱門診呢，條件呢，完全按照那個國家的一個標準去進行一個改造啊，包括呢，就是它的那個布局啊，它的那個通風還有它的那個硬件的設施啊，都達到國家的要求，大概 1 周的時間就投入使用，這樣給我們的醫護人員的工作條件，帶來很大的一個升級，也方便和加速我們的發熱門診患者的篩查工作”。
③ 應急響應行動標準化程度。在整個收治工作中，廣醫附一院沿用了 2003 年抗擊非典中總結出的“四早三合理”救治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根據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力強的特點，在本次抗擊新冠感染疫情的過程中，首創了“四道防線”的新冠感染患者診治模式，在有效對新冠感染患者實現診斷及救治的過程中，實現了零醫護人員感染，零交叉感染的效果。如訪談 C0109OY：“如果說是沒有那個時候的經驗，那現在來用的話，也許還有一點措手不及的，所以實際上在疫情暴發之前，包括我們院內就已經可以預警這個還跟非典還真的關系挺大，而且我們在院內的流程上也有很多的方面，也是參照當年的這個經驗所以的話我們的流程走下來都比較順暢”。
3 討論
在風險事件中，政府決策者、社會媒體、公眾、專家、企業等不同社會群體的風險感知并不相同，尤其是專家和公眾的差異較為明顯。在近年的災害風險實踐中，專家與公眾的風險感知差異日益凸顯。如在化學劑的使用上，相較于專家，公眾的態度偏消極，甚至對于未知的技術和產品持拒絕的態度；新冠感染疫情初始時，不少公眾出現害怕、恐懼等情緒，甚至觸發風險的放大機制引發新的社會風險。由此可見，專家與公眾的風險感知存在著差異，絕大多數公眾傾向于依賴個人主觀的判斷來評估風險，且其風險感知常受到來自經歷、主觀認識、社會信任、傳播媒體等的影響[4，6-7]，如當媒體對災害進行密集的報道真偽難辨的信息時，可能造成公眾對風險的感知過高，引發恐懼、焦慮等心理反應，甚至出現群體性恐慌。然而對風險信息知之甚少時，可能會使公眾的風險感知過低，錯過最佳時機。而專家往往基于社會角色、專業知識、經驗等[8-10]做出判斷。由此公眾對風險的感知總體上高于專家，公眾主要是從公共健康和危險程度來考慮風險，而專家主要是從風險發生的概率和嚴重后果來衡量風險[11]。
3.1 醫院職工風險感知的影響因素分析
專業技術人員既不同于專家、也不同于公眾。因此，本文選取廣醫附一院的醫院職工為研究對象，基于參與式觀察、資料收集所得的材料表明，廣醫附一院醫院職工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案例并非孤例，其在以下 3 個方面具有極強的典型性：一是醫院具有典型性。廣醫附一院是廣州市的新冠感染重癥患者定點救治醫院，同時在 2003 年作為抗擊非典的主戰場。二是醫院管理模式具有典型性。廣醫附一院基于 2003 年抗擊非典取得的經驗，結合本次疫情特點，首創了定點醫院“4+4”院內疫情防控管理模式，并取得良好成效，在業內具有標桿作用。三是醫院內核心人物具有典型性。醫院核心人物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僅是在醫院范圍內更是影響全國。因此，廣醫附一院案例具備典型性，對于描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專業技術人員這一應急主體的應急響應特征具有代表性意義。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會受到來自個體與組織 2 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又由此產生相應的應急響應。在個體層面，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多基于以往經驗、知識結構及所接收到的風險信息等因素：① 在個體經驗方面，在新冠感染疫情初期，經歷過 2003 年抗擊非典工作的醫院職工顯然具有對危機的敏感性，由于存在個體獨有的經驗，能快速“嗅到”突如其來的未知的相似危機，并對其有一定把握。因此，個體經驗較為豐富的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較低。② 在知識結構方面，擁有相關知識有利于對風險感知做出準確判斷。有研究發現公眾對于化學的風險感知明顯要高于化學公司高管與化學家[12]。在醫院職工群體中有著不同科室的劃分，這意味著不同科室的醫院職工“術業有專攻”。由于新冠感染疫情是由新冠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因此，相比于其他醫院職工，有著呼吸道及傳染病專業知識的醫院職工對病毒的認識更為全面、深入，對傳染病的規律掌握更有把握，從而對疫情的風險感知較低。③ 在風險信息方面。正如前文所闡述，個體經驗與知識結構構成會影響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但即使是具有豐富經驗且處于相關領域的醫院職工在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其風險感知同樣還面臨著風險信息的影響。人們對于未知的事物會產生不可控感、不確定感，因此風險感知較高。因而風險信息越飽和的醫院職工，其風險感知較低。
在組織層面，醫院職工則會受到制度安排、執行工作等影響。在制度安排方面，制度安排會影響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水平，如上級決策。一方面，廣醫附一院的上級領導作為經驗豐富的醫院職工，對傳染病疫情具有高度敏感性，在疫情剛開始時就覺察到苗頭；另一方面，醫院上級領導對疫情敏感性的高度重視，對全院進行有序的決策部署，提前進行對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的清點、儲備，設置隔離病區，召開院感防疫培訓與演練等。這些頂層設計的實施對醫院職工來說無疑是一種風險警示，制度層面的決策部署是為醫院全體醫院職工拉響了警報，由此提高了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及醫院職工對未知風險的重視，從而更好地配合醫院的防控工作。在執行工作方面，廣醫附一院通過院內動員、人力資源調配等行為安排提升了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從訪談資料中可見：① 廣醫附一院領導基于以往經驗及敏銳嗅覺，在疫情初始時就已開始提前進行隔離病區設置、抗疫物資儲備、院感防疫培訓與演練，這些頂層設計都讓醫院全體職工的風險感知水平進一步提高，提早進行準備以應對可能出現的風險。② 新冠疫情初始正處于春節假期中，然而這時醫院召回所有職工回院，并進行著“戰備”狀態。③ 醫院進行院內動員并組建了首批廣東支援武漢的隊伍，同時組建了多個后備隊伍。種種行動安排都讓醫院職工感知到當前形勢的嚴峻性、疫情的嚴重程度，尤其是隊伍組建以自愿報名為主，更加劇了醫院職工對風險的危險判斷。從執行層面來說，廣醫附一院的執行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
3.2 醫院職工風險感知對其應急響應的影響分析
面對風險事件時，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主要是受到個體層面與組織層面的影響，從而產生出相應的應急響應表現。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 3 個心理反應層面：① 更有信心。相較于其他沒有經歷過抗擊非典工作的醫院職工，廣醫附一院作為 2003 年抗擊非典主戰場，醫院職工有較高的風險感知水平，從而會有更從容的風險應對信心水平。尤其親歷過抗擊非典工作的醫院職工，會有一個較明確的對照基準：在 2003 年的設施與條件下，大家都打了勝仗，更別說技術與設備都得到了重大提升的今天。② 更具敏感性。醫院職工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較強的敏感性，這不僅是由于其所處相關領域對其有一定了解，更是因醫院職工受到來自個體層面與組織層面的影響，從而感知風險且為風險應對做好準備工作。更重要的是，基于心理加固模型，當醫院職工面對風險次數不斷增加時，應急響應的經驗也越加豐富，正是在一次次風險應對中的總結經驗不斷螺旋發展，也不斷加固著醫院職工的心理。③ 更具責任與使命感。一方面為專家利用所長建構了大量空間，另一方面通過信任感激發出專家的強烈責任感與使命感，從而盡可能地將專家的特殊作用在應急響應工作中施展出來。如在此次新冠感染疫情應急響應中，多位專家始終堅持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線。
風險有高度的復雜性和不可控性，可以對社會生活造成極大的影響，且容易引起公眾恐慌。專業技術人員不同于專家也不同于公眾，作為風險事件所處領域的專業人員，對風險感知的不同表現，可以影響應急響應過程是否順利進行。本研究顯示，醫院作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主戰場之一，醫院職工作為“主戰場”的戰士，其在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如何進行應急響應至關重要，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與其應急響應存在著一定的內在邏輯關聯。因此為了更好地發揮專業技術人員應對風險的專業性、穩定性、高效等優勢，建議從以下 3 點來改善專業技術人員的應急響應水平：① 以老帶新傳經驗。以老帶新合理分組，將“老人”的資源發揮最好的效能，將以往積累的經驗傳遞下去。② 開展培訓與實踐。通過專業技能培訓與應急響應演練，不斷充實專業技術人員的理論水平與提高實踐能力。③ 完善相應的制度建設、流程管理。通過總結經驗，以為在每次經驗中不斷完善更新風險的應對模式打下基礎。
綜上，改善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可降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其工作帶來的不利影響，可助其更高效地應對未來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突發公共事件頻發已成為風險社會的主要特征。突發公共事件具有突發性、緊急性、高度不確定性、社會影響性等特征。而專業技術人員在突發公共事件的應對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功能和價值，但目前對此的研究較少，研究主體主要集中在政府、公眾或專家群體。如有研究認為地方政府為應急響應的主體[1]；也有研究認為城市居民作為應急響應的主體之一，其參與社區應急治理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2]；并有研究認為公眾會主動放大風險，而專家表現出一定的理性與科學性[3]。然而，專業技術人員既不同于專家，也不同于公眾。專業技術人員的特殊性在于，其作為突發公共事件所屬領域中的專業人員，對該領域有著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此外，風險應對與風險感知有關，人們會基于對風險的態度和直覺判斷對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描述[4]，通常會通過心理反應與行為表現來反映，Dash 等[5]認為風險感知與風險應對行為決策呈正相關。由于突發事件還具有十分明顯的技術特征，專業技術人員是一類重要的應急主體，如地震應急救援工程技術人員、爆炸事故中參與救援的消防隊員、深入疫情防控一線的醫院職工等。因此，本文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以下簡稱“新冠感染”）疫情為背景，選取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應急主體——醫院職工，通過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法，嘗試從定性的角度去描述醫院職工的應急響應特征并分析其風險感知對其應急響應的影響，以作為優化應急響應路徑的補充。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 2020 年 4 月—9 月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廣醫附一院”）參與新冠感染疫情防控中的醫院職工作為訪談對象。廣醫附一院曾作為 2003 年抗擊非典型病原體肺炎（以下簡稱“非典”）主戰場，也作為了廣州市新冠感染重癥患者定點救治醫院。故選取職工范圍為決策層維度的醫院領導，執行層維度的中層干部及基層維度的一線醫護人員 3 個類別，涉及醫院領導、一線醫護人員、后勤工作人員等多個崗位。
納入標準：① 新冠感染疫情防控領導小組成員；② 新冠感染疫情臨床救治組成員；③ 新冠感染科研攻關組成員；④ 新冠感染疫情后勤保障組成員；⑤ 新冠感染疫情援外醫療組領導及成員。排除標準：① 不愿意接受訪談者；② 已離職人員或已不擔任當時職務的人員。本研究訪談內容不涉及倫理相關問題，于訪談前取得受訪人員同意接受訪談并可將訪談內容用于相關科學研究。
1.2 研究方法
通過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的方法收集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與應急響應等資料。
1.2.1 資料收集方法
① 制度性文件資料收集：通過電子化辦公系統將主題為新冠感染疫情與非典疫情的文件進行整理收集，包括從上級部門收到的、醫院紅頭文件、職能部門通知以及病區內部的管理規章制度。② 訪談資料收集：對訪談對象進行面對面訪談，通過視頻、錄音等方式對訪談資料進行收集，并通過語音轉寫軟件將訪談錄音或視頻轉為文字材料。
1.2.2 觀察指標
① 觀察曾參與過抗擊非典工作的醫院職工情況。② 從個體層面（個體經驗、知識結構構成、風險信息接收量）和組織層面（制度安排、執行工作）歸納所有研究對象共通的風險感知特征，篩選與風險感知相關的防范措施，及與風險感知、心理情緒有關的高頻詞（在 80%的訪談對象中出現的相同或相近意思的詞匯）。
1.3 質量控制
為進行質量控制與降低編碼的主觀性影響，本研究所有轉寫文本均由同一訊飛軟件轉寫完成，所有訪談在 2020 年 9 月完成，并留存錄音資料后轉寫。轉寫后對材料用同一版本的 Nvivo 12.0 軟件對訪談資料進行獨立編碼，隨后再交叉印證與歸納。
1.4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為定性研究，主要運用了文獻分析法、參與式觀察法與非結構式訪談等定性研究方法。采用 Nvivo 12.0 軟件對編碼后的文本進行分析。根據本次研究數據特點，主要運用頻數進行描述。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研究的第 1 次訪談工作在 2020 年 5 月完成，整理資料后，針對部分需要補充的資料進行了 2 次訪談，2 次訪談在 2020 年 9 月完成。共收集訪談資料 61 份，其中新冠感染疫情防治領導小組 11 份、臨床救治組成員 20 份、科研公關組成員 10 份、后勤保障組成員 10 份、援外醫療隊成員 10 份。在訪談的 61 人中，年齡 26～59 歲；研究生學歷 32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8 人），本科學歷 22 人，專科學歷 7 人；工齡 5～40 年；其中參與過 2003 年抗擊非典工作 42 人，只參與過新冠感染疫情防控工作19 人。在參與過 2003 年抗擊非典工作 42 人中，年齡 40～59 歲；研究生學歷 12 人，本科學歷 22 人，專科學歷 7 人；工齡 17～40 年。所有訪談人員均取得授權其訪談內容可以公開。
2.2 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特征
2.2.1 個體層面
① 個體經驗。曾參與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醫院職工在面臨雖有不同但相似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由于有過相似經歷且對該類型風險較為了解，因此對風險有相當敏感度，對風險的關注亦早于其他人。因而相較于個體經驗豐富的醫院職工，未曾經歷過的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較高，且其呈現出緊張、害怕等情緒。如訪談 C004H：“我們是經歷過 2003 年非典的這個醫院，非常具有敏感性”。訪談 C001X：“他們這些老黨員同志也都是經歷過上次（非典）的一個洗禮，所以他們對這個不光是有經驗，而且是臨危不亂，對于非常棘手的問題的話，都提出了自己寶貴的意見……你知道我們剛去（支援）的時候心情都是比較緊張的……但是我們看到 X 教授整個就是比較放松”。訪談 C004H：“所以我們也經歷過很多，在咱們很多重大的社會事件上，包括非典、禽流感，就經歷過這些的鍛煉，其實我們還是蠻有信心的，對，就是我們覺得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② 知識結構構成。有著呼吸道及傳染病專業知識的醫院職工對病毒的認識更為全面、深入，對傳染病的規律掌握更有把握，從而對疫情的風險感知較低。如訪談 C0080Z：“傳染病每年都會有，重大傳染病可能隔一段時間都會出現，好像從非典以后，又陸陸續續出現像禽流感啊、登革熱啊……國外還有埃博拉、中東呼吸綜合征等……我們醫院也好，或者就是這個省市衛政委，從國家這個層面，一直都在推這個重大傳染病的一個防控管理，就是說它應該就是一個重大傳染的一個防控管理，不是針對某一種病是吧，其實傳染病都有自己的共性的”。訪談 C0084C：“但是他們也知道我要去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啊，所以其實我媽媽我哥哥我家人都嚇哭了，我自己沒哭，我說這怕什么，這個反正醫生是有防護的嘛，是不是啊？但是因為他們聽新聞報紙都覺得很可怕哪也不敢去，就覺得只能叫大家待在家里，但其實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較淡定的”。
③ 風險信息接收量。風險信息越缺乏的醫院職工，其風險感知較高；反之，則風險感知較低。如訪談 C0077Z：“還有就是那個疫情的那個未知性給我們帶來的那個沖擊感太強烈了。兩次都是，都在一個未知中前行，在未知中進行一個實踐，進行一個總結”。訪談 C0080Z：“壓力……有 3 大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有關于這個做傳染性啊，因為當特別是春節前，大家對這個疾病的傳染性，究竟是什么病都還沒有弄清楚的時候……所以呢，其實對傳染性這一塊呢，我們有擔心”。訪談 C0084C：“我們當時去了那邊也不知道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所以我們去到那里的壓力當時是特別大的，然后面臨著最大的困難和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其實當時大家都很擔心自己會不會感染，就是大家巨大的一個憂慮，也是我們整個大隊的一個憂慮……”。
2.2.2 組織層面
① 制度安排。上級決策等制度安排會影響到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水平。因此，醫院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醫院職工對風險的重視程度，從而影響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如訪談 C0077Z：“疫情還沒有明朗之前呢，我記得我們醫院的領導，就是他的敏感性還是非常充足。我記得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醫院的領導覺察到一些苗頭，在那個時間，已經在我們全院召開了一個防控大會，那個時候就已經做了一個總體的一個部署”。訪談 C0076L：“疫情突如其來，醫院黨委高度重視，敏感性非常強，我記得在過年前的一個禮拜多就進行了全院大面積的院感培訓”。
② 執行工作。通過院內動員、人力資源調配等行為安排可提升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如訪談 C0109 OY：“在全國還沒有發布這個疫情的時候，醫院已經在院內做了一個動員”。訪談 C0082S：“當時是在年前，我們接到上面的通知，正好是在大家都放假的時候，所以說我們的人手基本上全都只留了一小部分，基本上的人都回去過年了，在突發事件的期間，我們召集所有的這個人在廣州不回去，過年的同事全都回來上班，如果說在這個能夠回來的情況下，就是遠一點的同事，他也可以直接回來上班，所以說當時我們還是蠻緊張的”。訪談 C0084C：“因為對于所有這個的第 1 個隊伍，就是說廣東首批支援武漢的這個隊伍，都是當天自愿報名的，……我們醫院是 1 月 22 號就成立了一個后備隊伍，當時一發出這個通知，我就感覺到這個形勢比較嚴峻，我就主動報名了”。
2.3 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對其應急響應的影響
2.3.1 醫院職工風險應對行為的心理反應層面
① 信心。越高的風險感知水平對風險應對行為有更好的加固作用。廣醫附一院作為 2003 年抗擊非典的主戰場，醫院職工普遍較高的風險感知水平，從而會有更從容的風險應對信心水平。如訪談 C004H：“所以我們也經歷過很多，在咱們很多重大的社會事件上，包括非典、禽流感，就經歷過這些的鍛煉，其實我們還是蠻有信心的，對，就是我們覺得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② 敏感性。作為 2003 年抗擊非典的主戰場，且有著多次傳染病防控的經驗，廣醫附一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有著高度敏銳的“嗅覺”，覺察到風險事件的信息后十分警覺，從而立即開展相關防控工作以應對可能到來的風險。在基于經驗總結的基礎上，醫院職工的心理不斷加固，在接收到個體因素與組織因素的影響下，醫院職工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風險感知逐漸趨向于真實風險水平，從而使得其在面對風險時更具敏感性，及時對風險事件做出響應。如訪談 C0103Y：“因為我們是在 2003 年非典的時候開始，我們也是一個主戰場……所以呢，我們對這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一個敏銳性是非常強的，所以我在年底的時候就是……去年年底收到這種信息以后警覺非常高，敏銳性非常高，馬上就召開院感委員會等及相關的重要工作”。
③ 責任與使命感。醫院職工作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領域的專業技術人員，基于自身的經驗、知識與接收的信息，加上工作環境的影響，其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風險有較高的敏感度，即較早地感知到了風險，從而激發了醫院職工的職業屬性。因此，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激發了其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的責任與使命感。如訪談 C0076L：“院士的一言一行始終感染著我們，因為他就在我們身邊……院士，一個老職工、老共產黨員的風格時時刻刻鼓勵著我們。他的團隊非常的團結、合群……始終感染著我們，所以我們沒有一點后退的想法，沒有任何理由后退半步，只能克服任何困難”。訪談 C0083Q：“我感覺剛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有人有點怕的，但是這一次好像覺得我能夠參加這個工作還是有一個有意義我可以為這個醫院啊，或者為國家做的一點貢獻，還是比較開心的”。
2.3.2 醫護人員風險應對行為的行為表現層面
① 應急響應行動啟動時間。在新冠感染疫情初始時，廣醫附一院開始提前進行隔離病區設置、抗疫物資儲備、院感防疫培訓與演練……這為后續的疫情防控工作的展開預留了大量時間。訪談 C0103Y：“到了 1 月到大概中旬的時候，院領導進行一級的響應以后，那時候已經有相應的一個引領、相應的一些準備的，所以就是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早期的一些準備還是比較充足的”。
② 應急響應行動執行力。在較高的風險感知水平下，廣醫附一院醫院職工對應急響應行動的執行力強，執行效率高。訪談 C0077Z：“記得，就是 2 月初的時候，醫院果斷升級改造我們的發熱門診，在急診外面的一個空地花了 1 周時間新建了一個發熱門診，那么新的發熱門診呢，條件呢，完全按照那個國家的一個標準去進行一個改造啊，包括呢，就是它的那個布局啊，它的那個通風還有它的那個硬件的設施啊，都達到國家的要求，大概 1 周的時間就投入使用，這樣給我們的醫護人員的工作條件，帶來很大的一個升級，也方便和加速我們的發熱門診患者的篩查工作”。
③ 應急響應行動標準化程度。在整個收治工作中，廣醫附一院沿用了 2003 年抗擊非典中總結出的“四早三合理”救治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根據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力強的特點，在本次抗擊新冠感染疫情的過程中，首創了“四道防線”的新冠感染患者診治模式，在有效對新冠感染患者實現診斷及救治的過程中，實現了零醫護人員感染，零交叉感染的效果。如訪談 C0109OY：“如果說是沒有那個時候的經驗，那現在來用的話，也許還有一點措手不及的，所以實際上在疫情暴發之前，包括我們院內就已經可以預警這個還跟非典還真的關系挺大，而且我們在院內的流程上也有很多的方面，也是參照當年的這個經驗所以的話我們的流程走下來都比較順暢”。
3 討論
在風險事件中，政府決策者、社會媒體、公眾、專家、企業等不同社會群體的風險感知并不相同，尤其是專家和公眾的差異較為明顯。在近年的災害風險實踐中，專家與公眾的風險感知差異日益凸顯。如在化學劑的使用上，相較于專家，公眾的態度偏消極，甚至對于未知的技術和產品持拒絕的態度；新冠感染疫情初始時，不少公眾出現害怕、恐懼等情緒，甚至觸發風險的放大機制引發新的社會風險。由此可見，專家與公眾的風險感知存在著差異，絕大多數公眾傾向于依賴個人主觀的判斷來評估風險，且其風險感知常受到來自經歷、主觀認識、社會信任、傳播媒體等的影響[4，6-7]，如當媒體對災害進行密集的報道真偽難辨的信息時，可能造成公眾對風險的感知過高，引發恐懼、焦慮等心理反應，甚至出現群體性恐慌。然而對風險信息知之甚少時，可能會使公眾的風險感知過低，錯過最佳時機。而專家往往基于社會角色、專業知識、經驗等[8-10]做出判斷。由此公眾對風險的感知總體上高于專家，公眾主要是從公共健康和危險程度來考慮風險，而專家主要是從風險發生的概率和嚴重后果來衡量風險[11]。
3.1 醫院職工風險感知的影響因素分析
專業技術人員既不同于專家、也不同于公眾。因此，本文選取廣醫附一院的醫院職工為研究對象，基于參與式觀察、資料收集所得的材料表明，廣醫附一院醫院職工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案例并非孤例，其在以下 3 個方面具有極強的典型性：一是醫院具有典型性。廣醫附一院是廣州市的新冠感染重癥患者定點救治醫院，同時在 2003 年作為抗擊非典的主戰場。二是醫院管理模式具有典型性。廣醫附一院基于 2003 年抗擊非典取得的經驗，結合本次疫情特點，首創了定點醫院“4+4”院內疫情防控管理模式，并取得良好成效，在業內具有標桿作用。三是醫院內核心人物具有典型性。醫院核心人物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僅是在醫院范圍內更是影響全國。因此，廣醫附一院案例具備典型性，對于描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專業技術人員這一應急主體的應急響應特征具有代表性意義。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會受到來自個體與組織 2 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又由此產生相應的應急響應。在個體層面，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多基于以往經驗、知識結構及所接收到的風險信息等因素：① 在個體經驗方面，在新冠感染疫情初期，經歷過 2003 年抗擊非典工作的醫院職工顯然具有對危機的敏感性，由于存在個體獨有的經驗，能快速“嗅到”突如其來的未知的相似危機，并對其有一定把握。因此，個體經驗較為豐富的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較低。② 在知識結構方面，擁有相關知識有利于對風險感知做出準確判斷。有研究發現公眾對于化學的風險感知明顯要高于化學公司高管與化學家[12]。在醫院職工群體中有著不同科室的劃分，這意味著不同科室的醫院職工“術業有專攻”。由于新冠感染疫情是由新冠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因此，相比于其他醫院職工，有著呼吸道及傳染病專業知識的醫院職工對病毒的認識更為全面、深入，對傳染病的規律掌握更有把握，從而對疫情的風險感知較低。③ 在風險信息方面。正如前文所闡述，個體經驗與知識結構構成會影響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但即使是具有豐富經驗且處于相關領域的醫院職工在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其風險感知同樣還面臨著風險信息的影響。人們對于未知的事物會產生不可控感、不確定感，因此風險感知較高。因而風險信息越飽和的醫院職工，其風險感知較低。
在組織層面，醫院職工則會受到制度安排、執行工作等影響。在制度安排方面，制度安排會影響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水平，如上級決策。一方面，廣醫附一院的上級領導作為經驗豐富的醫院職工，對傳染病疫情具有高度敏感性，在疫情剛開始時就覺察到苗頭；另一方面，醫院上級領導對疫情敏感性的高度重視，對全院進行有序的決策部署，提前進行對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的清點、儲備，設置隔離病區，召開院感防疫培訓與演練等。這些頂層設計的實施對醫院職工來說無疑是一種風險警示，制度層面的決策部署是為醫院全體醫院職工拉響了警報，由此提高了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及醫院職工對未知風險的重視，從而更好地配合醫院的防控工作。在執行工作方面，廣醫附一院通過院內動員、人力資源調配等行為安排提升了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從訪談資料中可見：① 廣醫附一院領導基于以往經驗及敏銳嗅覺，在疫情初始時就已開始提前進行隔離病區設置、抗疫物資儲備、院感防疫培訓與演練，這些頂層設計都讓醫院全體職工的風險感知水平進一步提高，提早進行準備以應對可能出現的風險。② 新冠疫情初始正處于春節假期中，然而這時醫院召回所有職工回院，并進行著“戰備”狀態。③ 醫院進行院內動員并組建了首批廣東支援武漢的隊伍，同時組建了多個后備隊伍。種種行動安排都讓醫院職工感知到當前形勢的嚴峻性、疫情的嚴重程度，尤其是隊伍組建以自愿報名為主，更加劇了醫院職工對風險的危險判斷。從執行層面來說，廣醫附一院的執行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
3.2 醫院職工風險感知對其應急響應的影響分析
面對風險事件時，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主要是受到個體層面與組織層面的影響，從而產生出相應的應急響應表現。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 3 個心理反應層面：① 更有信心。相較于其他沒有經歷過抗擊非典工作的醫院職工，廣醫附一院作為 2003 年抗擊非典主戰場，醫院職工有較高的風險感知水平，從而會有更從容的風險應對信心水平。尤其親歷過抗擊非典工作的醫院職工，會有一個較明確的對照基準：在 2003 年的設施與條件下，大家都打了勝仗，更別說技術與設備都得到了重大提升的今天。② 更具敏感性。醫院職工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較強的敏感性，這不僅是由于其所處相關領域對其有一定了解，更是因醫院職工受到來自個體層面與組織層面的影響，從而感知風險且為風險應對做好準備工作。更重要的是，基于心理加固模型，當醫院職工面對風險次數不斷增加時，應急響應的經驗也越加豐富，正是在一次次風險應對中的總結經驗不斷螺旋發展，也不斷加固著醫院職工的心理。③ 更具責任與使命感。一方面為專家利用所長建構了大量空間，另一方面通過信任感激發出專家的強烈責任感與使命感，從而盡可能地將專家的特殊作用在應急響應工作中施展出來。如在此次新冠感染疫情應急響應中，多位專家始終堅持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線。
風險有高度的復雜性和不可控性，可以對社會生活造成極大的影響，且容易引起公眾恐慌。專業技術人員不同于專家也不同于公眾，作為風險事件所處領域的專業人員，對風險感知的不同表現，可以影響應急響應過程是否順利進行。本研究顯示，醫院作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主戰場之一，醫院職工作為“主戰場”的戰士，其在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如何進行應急響應至關重要，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與其應急響應存在著一定的內在邏輯關聯。因此為了更好地發揮專業技術人員應對風險的專業性、穩定性、高效等優勢，建議從以下 3 點來改善專業技術人員的應急響應水平：① 以老帶新傳經驗。以老帶新合理分組，將“老人”的資源發揮最好的效能，將以往積累的經驗傳遞下去。② 開展培訓與實踐。通過專業技能培訓與應急響應演練，不斷充實專業技術人員的理論水平與提高實踐能力。③ 完善相應的制度建設、流程管理。通過總結經驗，以為在每次經驗中不斷完善更新風險的應對模式打下基礎。
綜上，改善醫院職工的風險感知，可降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其工作帶來的不利影響，可助其更高效地應對未來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