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食管癌是全球第11大最常見癌癥和第7大癌癥死亡原因[1]。在中國，食管癌的總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居第7位和第5位，大約70%的食管癌患者為男性，其中90%以上是食管鱗狀細胞癌（鱗癌）[2]。食管癌的治療方法多種多樣，包括內鏡治療、手術、放療、化療、免疫治療等，其中手術仍然是食管癌患者治愈性治療的主要方式[3]。但食管癌手術風險高、操作復雜、損傷大、術后并發癥復雜，被認為是胸外科最具挑戰性的手術之一[4]。
呼吸衰竭（respiratory failure，RF）是食管癌術后一種嚴重的并發癥，發生率2.4%～15.3%不等[5-8]。RF的發生不僅增加了死亡率，還削弱了抗腫瘤治療效果，是患者不良臨床結局的主要影響因素[8]。因此，提早發現RF患者的危險因素，建立模型預測RF風險可以優化個體化治療策略，對于改善患者預后至關重要。既往已有學者進行相關研究，但大多數研究的變量篩選過程都是基于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在處理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采用最小絕對收縮和選擇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歸進行變量篩選，可以降低模型的復雜性，防止過擬合，進而選擇最相關的特征[9]。本研究將LASSO回歸與logistic回歸相結合，建立新的可視化預測模型，可以早期篩選高風險個體，制定干預方案，實現精準醫療。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回顧性分析2020—2023年在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甘肅醫院胸外科接受手術治療的食管癌患者。納入標準：（1）術前經內鏡活檢病理確診為食管鱗癌或腺癌；（2）接受食管癌根治手術。排除標準：（1）合并其他惡性腫瘤病史；（2）行姑息性手術；（3）臨床數據不全；（4）圍手術期因RF外的其他原因死亡。根據術后是否發生RF（包括Ⅰ型和Ⅱ型），將患者分為RF組和非RF（non-respiratory failure，NRF）組。
1.2 觀察指標
通過全面查閱相關文獻和臨床判斷詳細收集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年齡、性別、體重指數、吸煙史、飲酒史、新輔助治療史、合并癥、家族腫瘤史、肺功能一秒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一秒率（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orced vital capacity，FEV1/FVC）占預計值的百分比（ratio of FEV1/FVC to predicated value，FEV1/FVC%pred）、最大通氣量（maximal ventilation volume，MVV）、一氧化碳彌散量（diffusing capacity of carbon monoxide，DLCO）占預計值的百分比（ratio of DLCO to predicated value，DLCO%pred）、腫瘤位置、手術方式［微創（胸腹腔鏡聯合三切口或兩切口食管癌根治術）、開放（兩切口或一切口食管癌根治術）］、手術資料（手術時間、術中補液、淋巴結清掃個數）、腫瘤病理分期、術后并發癥（吻合口瘺、肺部感染、心房顫動、低蛋白血癥等）等指標。
1.3 診斷標準
術后RF[10]：患者術后2周內，根據動脈血氣分析結果，RF分為Ⅰ型：動脈血氧分壓（arterial oxygen pressure，PaO2）＜60 mm Hg（1 mm Hg=0.133 kPa），二氧化碳分壓（arterial oxygen carbon dioxide pressure，PaCO2）降低或正常；Ⅱ型：PaO2＜60 mm Hg，PaCO2＞50 mm Hg。術后低蛋白血癥：血清白蛋白<30 g/L。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6.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Pearson 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間距）［M（IQR）］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秩和檢驗。
為選擇潛在的預測特征，將最小絕對收縮和選擇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歸模型中選擇的特征進行多變量logistic回歸分析，以確定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預測因子，利用這些預測因子構建預測模型。這些特征以比值比（odds ratio，OR）、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和P值形式呈現。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計算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繪制校準曲線，同時行Hosmer-Lemeshow檢驗，以評估列線圖的整體判別能力和校準性。采用決策曲線分析衡量隊列中不同閾值概率的凈效益。LASSO-logistic回歸使用R4.3.2軟件開發。雙側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學分析
本研究已通過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甘肅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P-LW202407160006。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臨床資料
共納入符合條件的食管癌患者217例，RF組24例，其中男22例、女2例，NRF組193例，其中男161例、女32例，RF發生率11.1%。本研究共收集患者26個臨床特征，分析兩組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結果顯示：年齡≥70歲、吸煙指數≥400年支、術前合并肺氣腫、FEV1/FVC%pred、DLCO%pred、手術時間、術中補液、術后吻合口瘺、術后肺部感染、術后低蛋白血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例（%）/x±s/M（IQR）］
2.2 預測模型變量的篩選
為減少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研究使用LASSO回歸進行變量篩選，通過交叉驗證選擇最佳λ值（選取lambda.1se作為最佳λ值），在保證擬合度的同時納入最少變量，以得到最精簡的預測模型；見圖1。
圖1
使用LASSO回歸模型進行特征選擇
a：26個變量的LASSO回歸系數路徑圖；b：LASSO回歸交叉驗證曲線，使用lambda.lse作為最終篩選標準；LASSO：最小絕對收縮和選擇算子
根據LASSO回歸分析計算出的非零系數篩選出6個變量，包括FEV1/FVC%pred、DLCO%pred、手術時間、吻合口瘺、肺部感染、低蛋白血癥。將上述特征納入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FEV1/FVC%pred［OR=0.944，95%CI（0.897，0.993），P=0.026］、術后吻合口瘺［OR=4.106，95%CI（1.457，11.575），P=0.008］、術后肺部感染［OR=3.776，95%CI（1.373，10.388），P=0.010］是食管癌術后RF的主要危險因素；見表2。
表2
LASSO-logistic回歸變量的篩選
2.3 構建預測模型
根據LASSO-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納入FEV1/FVC%pred、吻合口瘺、肺部感染3個危險因素，構建食管癌患者術后RF的列線圖。觀察每個危險因素向上投影到列線圖的分數值，得到單項得分，然后通過統計總分值，得到術后RF發生率；見圖2。
圖2
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呼吸衰竭的列線圖
2.4 預測模型的驗證及應用
本研究采用自舉法（Bootstrap法）對列線圖模型進行內部驗證
圖3
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呼吸衰竭的ROC曲線和校準曲線
a：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呼吸衰竭的ROC曲線；b：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呼吸衰竭的校準曲線；ROC：受試者工作特征
圖4
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呼吸衰竭的決策曲線
3 討論
食管癌根治術是高侵襲性手術，會觸發全身炎癥反應，導致炎癥細胞因子的過度產生、內皮功能障礙、內皮細胞損傷和中性粒細胞的激活，從而可能導致組織、器官損傷和器官衰竭，尤其是RF[5,11]。RF的主要特點是在術后出現血氣交換障礙，在食管癌術后所有并發癥中最具破壞性，不但延長住院時間、增加死亡率，還會嚴重影響手術療效及遠期預后[10]。因此，構建食管癌患者術后RF預測模型是必要的，可幫助醫護人員早期識別高危患者，進行早期預防與治療。
RF的發生由患者的健康狀況、圍手術期相關因素共同決定。此前，Yu等[8]的研究納入
本研究納入食管癌術后患者217例，其中RF患者24例，發生率11.1%。應用LASSO-logistic回歸分析患者26個相關臨床特征，最終篩選出3個影響食管癌患者術后RF的危險因素構建預測模型：FEV1/FVC%pred、吻合口瘺、肺部感染。內部驗證結果顯示，該模型在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RF風險方面表現良好，AUC=0.819［95%CI（0.737，0.901）］，模型預測效能與既往研究相當。但我們的研究采用LASSO回歸進行變量篩選，降低了模型的復雜性，防止過度擬合，進而選擇最相關的特征變量。
隨著人口老齡化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的總體增加，肺功能評估是胸外科手術前的常規檢查項目，既能預測圍手術期患者的并發癥風險，也能為手術決策提供客觀依據[13]。FEV1、FEV1/FVC%pred、MVV、DLCO%pred是我國主要的肺功能評價指標[14]。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同樣發現FEV1/FVC%pred下降是食管癌術后RF的危險因素[15-18]。FEV1/FVC%pred主要反映肺通氣功能，而肺通氣功能的下降導致肺泡通氣量不足、肺泡氧分壓下降、二氧化碳分壓上升進而發生RF[16]。此外，Kim等[18]和Goense等[19]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單因素分析中FEV1/FVC%pred和DLCO%pred都與食管切除術后的肺部并發癥相關，但在多因素分析中DLCO%pred是主要危險因素。而本研究結果正好相反，單因素分析中DLCO%pred是危險因素，但在多因素分析中這種顯著性并不成立。分析可能的原因或許是肺通氣功能受呼吸力學、慢性炎癥和全身性疾病等多種因素影響[17,20]。此外，回顧RF患者的術前影像，我們觀察到大部分患者都合并肺氣腫，這或許也會影響患者的通氣功能。因此，通過術前呼吸鍛煉（包括運動干預和戒煙）對改善患者肺功能是必要的。
吻合口瘺是食管癌術后最常見且最嚴重的并發癥，發生率為10%～21.2%[21-23]。吻合口瘺一般發生在術后7～14 d，并伴隨著局部或全身性炎癥反應[23]。吻合口瘺的臨床表現從無明顯體征到暴發性膿毒血癥，且許多因素都會影響臨床表現，如瘺口位置、缺損大小等[24]。頸部吻合口瘺可出現頸部切口紅腫、硬結以及明顯的膿液排出。吻合口瘺可以選擇充分引流、換藥、控制感染等保守治療，患者通常無需更進一步的處理即可完全恢復[25]。而胸腔內的吻合口瘺一旦發生，胸腔負壓可能促使膿液蔓延，引發胸膜、肺及縱隔感染，損害患者的呼吸功能進而引發RF[26]。其中，術中行頸部吻合但術后吻合口膿液流進胸膜腔會產生與胸內瘺同樣的臨床結局。因此，早期及時診斷吻合口瘺，避免膿液流進胸腔及縱隔，對預防潛在致命并發癥的發生、縮短住院時間和改善預后至關重要。
食管癌手術雖然沒有切除肺組織，但呼吸肌的完整性受到破壞，肺功能破壞嚴重，肺泡塌陷、肺水腫、肺防御機制減弱等病理生理機制易導致肺部感染[26]。一項Meta分析[27]結果顯示，術后肺部感染發生率為12.8%～44.2%。此外，在一項包括284例患者的回顧性研究[28]中，術后肺部感染更易導致RF，使術后死亡率增加10%，5年總存活率降低12%。食管癌患者術后肺部感染的發生是多因素共同協作的結果，已知的危險因素包括原發性肺部疾病、年齡、吸煙、麻醉創傷和手術（切口疼痛、喉返神經損傷、吻合口瘺）等[27-29]。因此，有吸煙史的患者術前需要嚴格戒煙至少2周，高齡患者術前進行呼吸鍛煉，圍手術期使用硬膜外麻醉充分鎮痛，選擇敏感的抗生素，術后加強霧化吸入和拍背咳痰，防止誤吸，必要時支氣管鏡吸痰等措施，可以有效減少肺部并發癥[29-30]。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選擇偏倚。此外，本研究采用內部驗證法，未來需要進行多中心試驗以及外部驗證來評估模型的準確性。
綜上，本研究發現FEV1/FVC%pred、術后吻合口瘺、術后肺部感染是食管癌患者術后RF的危險因素，基于LASSO-logistic回歸分析法構建的可視化預測模型性能良好，有望幫助醫務人員早期篩選出高危患者，在圍手術期進行早期干預治療，改善患者預后，提高生活質量。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楊博負責數據分析及論文撰寫；白悅、孫大強負責論文設計與審校；朱公建負責內容指導；郎麗麗、曹群、莊雷云負責數據收集、整理。
食管癌是全球第11大最常見癌癥和第7大癌癥死亡原因[1]。在中國，食管癌的總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居第7位和第5位，大約70%的食管癌患者為男性，其中90%以上是食管鱗狀細胞癌（鱗癌）[2]。食管癌的治療方法多種多樣，包括內鏡治療、手術、放療、化療、免疫治療等，其中手術仍然是食管癌患者治愈性治療的主要方式[3]。但食管癌手術風險高、操作復雜、損傷大、術后并發癥復雜，被認為是胸外科最具挑戰性的手術之一[4]。
呼吸衰竭（respiratory failure，RF）是食管癌術后一種嚴重的并發癥，發生率2.4%～15.3%不等[5-8]。RF的發生不僅增加了死亡率，還削弱了抗腫瘤治療效果，是患者不良臨床結局的主要影響因素[8]。因此，提早發現RF患者的危險因素，建立模型預測RF風險可以優化個體化治療策略，對于改善患者預后至關重要。既往已有學者進行相關研究，但大多數研究的變量篩選過程都是基于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在處理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采用最小絕對收縮和選擇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歸進行變量篩選，可以降低模型的復雜性，防止過擬合，進而選擇最相關的特征[9]。本研究將LASSO回歸與logistic回歸相結合，建立新的可視化預測模型，可以早期篩選高風險個體，制定干預方案，實現精準醫療。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回顧性分析2020—2023年在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甘肅醫院胸外科接受手術治療的食管癌患者。納入標準：（1）術前經內鏡活檢病理確診為食管鱗癌或腺癌；（2）接受食管癌根治手術。排除標準：（1）合并其他惡性腫瘤病史；（2）行姑息性手術；（3）臨床數據不全；（4）圍手術期因RF外的其他原因死亡。根據術后是否發生RF（包括Ⅰ型和Ⅱ型），將患者分為RF組和非RF（non-respiratory failure，NRF）組。
1.2 觀察指標
通過全面查閱相關文獻和臨床判斷詳細收集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年齡、性別、體重指數、吸煙史、飲酒史、新輔助治療史、合并癥、家族腫瘤史、肺功能一秒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一秒率（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orced vital capacity，FEV1/FVC）占預計值的百分比（ratio of FEV1/FVC to predicated value，FEV1/FVC%pred）、最大通氣量（maximal ventilation volume，MVV）、一氧化碳彌散量（diffusing capacity of carbon monoxide，DLCO）占預計值的百分比（ratio of DLCO to predicated value，DLCO%pred）、腫瘤位置、手術方式［微創（胸腹腔鏡聯合三切口或兩切口食管癌根治術）、開放（兩切口或一切口食管癌根治術）］、手術資料（手術時間、術中補液、淋巴結清掃個數）、腫瘤病理分期、術后并發癥（吻合口瘺、肺部感染、心房顫動、低蛋白血癥等）等指標。
1.3 診斷標準
術后RF[10]：患者術后2周內，根據動脈血氣分析結果，RF分為Ⅰ型：動脈血氧分壓（arterial oxygen pressure，PaO2）＜60 mm Hg（1 mm Hg=0.133 kPa），二氧化碳分壓（arterial oxygen carbon dioxide pressure，PaCO2）降低或正常；Ⅱ型：PaO2＜60 mm Hg，PaCO2＞50 mm Hg。術后低蛋白血癥：血清白蛋白<30 g/L。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6.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Pearson 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間距）［M（IQR）］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秩和檢驗。
為選擇潛在的預測特征，將最小絕對收縮和選擇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歸模型中選擇的特征進行多變量logistic回歸分析，以確定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預測因子，利用這些預測因子構建預測模型。這些特征以比值比（odds ratio，OR）、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和P值形式呈現。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計算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繪制校準曲線，同時行Hosmer-Lemeshow檢驗，以評估列線圖的整體判別能力和校準性。采用決策曲線分析衡量隊列中不同閾值概率的凈效益。LASSO-logistic回歸使用R4.3.2軟件開發。雙側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學分析
本研究已通過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甘肅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P-LW202407160006。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臨床資料
共納入符合條件的食管癌患者217例，RF組24例，其中男22例、女2例，NRF組193例，其中男161例、女32例，RF發生率11.1%。本研究共收集患者26個臨床特征，分析兩組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結果顯示：年齡≥70歲、吸煙指數≥400年支、術前合并肺氣腫、FEV1/FVC%pred、DLCO%pred、手術時間、術中補液、術后吻合口瘺、術后肺部感染、術后低蛋白血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例（%）/x±s/M（IQR）］
2.2 預測模型變量的篩選
為減少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研究使用LASSO回歸進行變量篩選，通過交叉驗證選擇最佳λ值（選取lambda.1se作為最佳λ值），在保證擬合度的同時納入最少變量，以得到最精簡的預測模型；見圖1。
圖1
使用LASSO回歸模型進行特征選擇
a：26個變量的LASSO回歸系數路徑圖；b：LASSO回歸交叉驗證曲線，使用lambda.lse作為最終篩選標準；LASSO：最小絕對收縮和選擇算子
根據LASSO回歸分析計算出的非零系數篩選出6個變量，包括FEV1/FVC%pred、DLCO%pred、手術時間、吻合口瘺、肺部感染、低蛋白血癥。將上述特征納入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FEV1/FVC%pred［OR=0.944，95%CI（0.897，0.993），P=0.026］、術后吻合口瘺［OR=4.106，95%CI（1.457，11.575），P=0.008］、術后肺部感染［OR=3.776，95%CI（1.373，10.388），P=0.010］是食管癌術后RF的主要危險因素；見表2。
表2
LASSO-logistic回歸變量的篩選
2.3 構建預測模型
根據LASSO-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納入FEV1/FVC%pred、吻合口瘺、肺部感染3個危險因素，構建食管癌患者術后RF的列線圖。觀察每個危險因素向上投影到列線圖的分數值，得到單項得分，然后通過統計總分值，得到術后RF發生率；見圖2。
圖2
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呼吸衰竭的列線圖
2.4 預測模型的驗證及應用
本研究采用自舉法（Bootstrap法）對列線圖模型進行內部驗證
圖3
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呼吸衰竭的ROC曲線和校準曲線
a：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呼吸衰竭的ROC曲線；b：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呼吸衰竭的校準曲線；ROC：受試者工作特征
圖4
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呼吸衰竭的決策曲線
3 討論
食管癌根治術是高侵襲性手術，會觸發全身炎癥反應，導致炎癥細胞因子的過度產生、內皮功能障礙、內皮細胞損傷和中性粒細胞的激活，從而可能導致組織、器官損傷和器官衰竭，尤其是RF[5,11]。RF的主要特點是在術后出現血氣交換障礙，在食管癌術后所有并發癥中最具破壞性，不但延長住院時間、增加死亡率，還會嚴重影響手術療效及遠期預后[10]。因此，構建食管癌患者術后RF預測模型是必要的，可幫助醫護人員早期識別高危患者，進行早期預防與治療。
RF的發生由患者的健康狀況、圍手術期相關因素共同決定。此前，Yu等[8]的研究納入
本研究納入食管癌術后患者217例，其中RF患者24例，發生率11.1%。應用LASSO-logistic回歸分析患者26個相關臨床特征，最終篩選出3個影響食管癌患者術后RF的危險因素構建預測模型：FEV1/FVC%pred、吻合口瘺、肺部感染。內部驗證結果顯示，該模型在預測食管癌患者術后RF風險方面表現良好，AUC=0.819［95%CI（0.737，0.901）］，模型預測效能與既往研究相當。但我們的研究采用LASSO回歸進行變量篩選，降低了模型的復雜性，防止過度擬合，進而選擇最相關的特征變量。
隨著人口老齡化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的總體增加，肺功能評估是胸外科手術前的常規檢查項目，既能預測圍手術期患者的并發癥風險，也能為手術決策提供客觀依據[13]。FEV1、FEV1/FVC%pred、MVV、DLCO%pred是我國主要的肺功能評價指標[14]。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同樣發現FEV1/FVC%pred下降是食管癌術后RF的危險因素[15-18]。FEV1/FVC%pred主要反映肺通氣功能，而肺通氣功能的下降導致肺泡通氣量不足、肺泡氧分壓下降、二氧化碳分壓上升進而發生RF[16]。此外，Kim等[18]和Goense等[19]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單因素分析中FEV1/FVC%pred和DLCO%pred都與食管切除術后的肺部并發癥相關，但在多因素分析中DLCO%pred是主要危險因素。而本研究結果正好相反，單因素分析中DLCO%pred是危險因素，但在多因素分析中這種顯著性并不成立。分析可能的原因或許是肺通氣功能受呼吸力學、慢性炎癥和全身性疾病等多種因素影響[17,20]。此外，回顧RF患者的術前影像，我們觀察到大部分患者都合并肺氣腫，這或許也會影響患者的通氣功能。因此，通過術前呼吸鍛煉（包括運動干預和戒煙）對改善患者肺功能是必要的。
吻合口瘺是食管癌術后最常見且最嚴重的并發癥，發生率為10%～21.2%[21-23]。吻合口瘺一般發生在術后7～14 d，并伴隨著局部或全身性炎癥反應[23]。吻合口瘺的臨床表現從無明顯體征到暴發性膿毒血癥，且許多因素都會影響臨床表現，如瘺口位置、缺損大小等[24]。頸部吻合口瘺可出現頸部切口紅腫、硬結以及明顯的膿液排出。吻合口瘺可以選擇充分引流、換藥、控制感染等保守治療，患者通常無需更進一步的處理即可完全恢復[25]。而胸腔內的吻合口瘺一旦發生，胸腔負壓可能促使膿液蔓延，引發胸膜、肺及縱隔感染，損害患者的呼吸功能進而引發RF[26]。其中，術中行頸部吻合但術后吻合口膿液流進胸膜腔會產生與胸內瘺同樣的臨床結局。因此，早期及時診斷吻合口瘺，避免膿液流進胸腔及縱隔，對預防潛在致命并發癥的發生、縮短住院時間和改善預后至關重要。
食管癌手術雖然沒有切除肺組織，但呼吸肌的完整性受到破壞，肺功能破壞嚴重，肺泡塌陷、肺水腫、肺防御機制減弱等病理生理機制易導致肺部感染[26]。一項Meta分析[27]結果顯示，術后肺部感染發生率為12.8%～44.2%。此外，在一項包括284例患者的回顧性研究[28]中，術后肺部感染更易導致RF，使術后死亡率增加10%，5年總存活率降低12%。食管癌患者術后肺部感染的發生是多因素共同協作的結果，已知的危險因素包括原發性肺部疾病、年齡、吸煙、麻醉創傷和手術（切口疼痛、喉返神經損傷、吻合口瘺）等[27-29]。因此，有吸煙史的患者術前需要嚴格戒煙至少2周，高齡患者術前進行呼吸鍛煉，圍手術期使用硬膜外麻醉充分鎮痛，選擇敏感的抗生素，術后加強霧化吸入和拍背咳痰，防止誤吸，必要時支氣管鏡吸痰等措施，可以有效減少肺部并發癥[29-30]。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選擇偏倚。此外，本研究采用內部驗證法，未來需要進行多中心試驗以及外部驗證來評估模型的準確性。
綜上，本研究發現FEV1/FVC%pred、術后吻合口瘺、術后肺部感染是食管癌患者術后RF的危險因素，基于LASSO-logistic回歸分析法構建的可視化預測模型性能良好，有望幫助醫務人員早期篩選出高危患者，在圍手術期進行早期干預治療，改善患者預后，提高生活質量。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楊博負責數據分析及論文撰寫；白悅、孫大強負責論文設計與審校；朱公建負責內容指導；郎麗麗、曹群、莊雷云負責數據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