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手術是非小細胞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治療的重要手段之一，術后定期隨訪是早期發現和及時治療腫瘤復發、轉移病灶或第二原發腫瘤的關鍵措施。科學合理的隨訪策略不僅可以延長患者生存期，還能顯著提升生活質量，從而改善整體預后。本共識的制定旨在前一版隨訪共識基礎上，根據目前最新臨床研究進展，進一步根據不同治療模式完善我國NSCLC早期患者的術后隨訪方案，為從事NSCLC術后隨訪管理的臨床醫師提供科學、可操作的參考依據。本共識希望通過優化隨訪策略，推動我國肺癌診療的規范化和標準化水平，助力更多患者獲得更優質的治療和長期管理。同時，本共識的發布也期望為國內外相關研究和臨床實踐提供借鑒，推動NSCLC術后管理領域的持續發展和創新。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肺癌是全球范圍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死亡率長期位居首位，而術后復發和轉移是導致早期肺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術后隨訪監測顯得尤為重要。通過有效的隨訪，可以早期發現復發、轉移病灶或第二原發腫瘤，并及時干預和治療，從而延長患者生存期，提高生活質量，改善總體預后。然而，目前關于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術后復發模式和隨訪策略的研究仍較為有限。國內外在NSCLC術后患者的隨訪方式、隨訪頻率及檢查方法等方面尚未達成一致意見，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術后管理的規范化和科學化。為了填補這一領域的空白，進一步完善我國NSCLC術后隨訪方案，并提升我國肺癌規范化診療水平，我們在2020年組織國內眾多胸外科專家，結合國內外的最新研究證據，共同探討并發表了《非小細胞肺癌術后隨訪中國胸外科專家共識》[1]。此共識的發布為臨床實踐提供了科學指導，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隨著近年來更多高質量臨床研究成果的發表，我們對NSCLC術后隨訪的理解進一步加深。在此基礎上，我們再次組織胸外科專家深入討論，并聯合撰寫了《非小細胞肺癌術后隨訪中國胸外科專家共識（2025版）》（以下簡稱新版共識）。新版共識不僅吸納了近年來的最新研究證據，還進一步完善了隨訪策略的細節，為臨床醫生提供更具參考價值的隨訪指導。我們希望新版共識推動我國NSCLC術后隨訪的規范化管理，延長患者長期生存期并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同時為國際肺癌診療提供中國的實踐經驗與智慧。
1 方法與證據
檢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國知網數據庫及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CCN）指南、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指南等，分析近年來相關文獻和研究資料，結合國際現行臨床指南，旨在為負責 NSCLC 術后隨訪的同道提供參考。本共識經3次專家討論會修訂并最終定稿。
2 隨訪策略適用人群
行根治性手術后、經病理診斷為 NSCLC 的患者。
3 隨訪方案
病史問診與體格檢查是疾病診療的基礎，也是NSCLC患者術后復查隨訪的重要環節。通過系統的問診和檢查，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變化，并初步發現是否存在復發、淋巴結轉移等異常，為進一步診斷提供依據。腫瘤標志物在監測肺癌復發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有研究[2-5]表明，定期檢測腫瘤標志物有助于早期發現復發病灶，因此建議患者在每次隨訪中進行腫瘤標志物的監測復查。影像學檢查是NSCLC術后隨訪的核心手段。其中，胸部CT已成為最常用的臨床復查工具，并被各大指南廣泛推薦。此外，由于腹部、顱腦和骨骼是肺癌遠處轉移的高發部位，這些區域的檢查在全身復查中尤為重要。近年來，隨著顱腦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的普及，越來越多無癥狀腦轉移患者被早期發現。MRI在檢測微小病變方面優于CT，因此建議進行顱腦增強MRI作為首選檢查方式[10-11]。對于疑似無癥狀復發的患者，全身正電子發射斷層成像（PET）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當標準CT難以區分肺部良性病變（如肺不張、肺實變或放射性纖維化）與惡性腫瘤時，全身PET-CT檢查能夠提供更加明確的診斷依據[13-15]。針對具體的復查方案，方案B包括兩種組合：一是依次檢查胸部、腹部、顱腦和骨骼，二是直接進行全身PET-CT檢查。具體選擇可以根據患者的病情、經濟狀況及個人意愿調整，以實現個性化管理。纖維支氣管鏡檢查作為一種有創性診斷手段，并不建議常規使用（中央型肺癌行袖式切除或隆突重建的患者除外），僅當患者出現術后肺不張、咯血，或術后病理提示支氣管殘端輕度不典型增生等情況時，可酌情選擇[9, 16]。此外，其他有創檢查或細胞學檢查僅在無創影像學檢查無法明確診斷時作為補充手段擇優選擇。微小殘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可能在NSCLC早期復發監測中具有潛在價值，但目前仍處于臨床研究階段[17-20]，因此，尚未作為常規監測手段納入；見表1。未來，我們期待更多臨床數據支持其在復發預測中的實際應用。肺功能檢測是評估術后肺功能殘余能力和康復鍛煉效果的重要指標，對患者術后健康管理具有指導意義。此外，肺癌生活質量評分近年來在NSCLC隨機對照試驗中被廣泛應用，逐漸成為臨床腫瘤學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全面評估患者的術后生活質量和生存狀態，術后癥狀管理的PRO模式和數字療法亦具有一定的應用前景。通過多模式結合的隨訪策略，全面監測患者術后病情變化，不僅可以提高復發的早期檢出率，還能夠為患者的進一步治療和康復提供有力支持，最大化術后管理的臨床價值。
表1
非小細胞肺癌術后隨訪方案
4 各類患者術后隨訪建議
本共識綜合考慮患者是否接受術后輔助治療及其基因突變狀態的差異，分別闡述了適用于不同患者群體的隨訪方案；見表2。這一分類隨訪方案旨在提高復發監測的敏感性，優化隨訪資源的分配，通過結合個體化的治療策略和病情特點，為患者提供更加精準的術后管理，改善長期生存和生活質量。
表2
不同類型肺癌患者術后隨訪建議
目前，手術仍是NSCLC患者的重要治療方式之一。術后輔助治療的選擇通常基于患者的病理分期、高危因素以及基因突變狀態等多個因素。這些因素不僅影響術后輔助治療方案的制定，同時也對患者的復發模式和風險分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需要針對不同的臨床特征和治療方案制定個性化的術后隨訪策略。
4.1 原位癌
目前針對NSCLC原位癌的復發模式研究仍較為有限。由于原位癌的生物學特性和臨床表現決定了其復發率較低，已有的臨床數據和文獻研究較少涉及其具體的復發規律。現有臨床觀察顯示，NSCLC原位癌患者術后復發的風險總體較低，且大多數患者在經過根治性手術后能夠獲得良好的長期預后。因此，為這類患者制定合理的隨訪策略顯得尤為重要。
基于原位癌較低的復發風險，本共識建議患者術后每年進行一次常規全身健康檢查，以便全面評估患者的健康狀況和潛在的復發風險。特別是在影像學隨訪中，建議采用胸部低劑量螺旋CT（low dose spiral CT，LDCT）替代傳統的胸部X線片檢查。這是因為LDCT在檢測早期肺部病變和微小復發病灶方面具有更高的敏感性，能夠提高早期檢出率，從而為患者爭取更早期的干預機會。同時，相較于常規CT，LDCT具有輻射劑量低的優勢，更適合作為長期隨訪的主要檢查手段。
此外，盡管原位癌的復發風險較低，仍需關注患者個體化的風險因素。例如，對于有吸煙史或存在其他肺部基礎疾病的患者，應在隨訪方案中適當增加檢查頻率和項目。此外，建議隨訪過程中結合患者的病史、手術方式以及術后恢復情況，綜合評估復發可能性，以便制定更具針對性的管理策略。
未來，隨著臨床研究的深入和數據的積累，我們期待能進一步明確NSCLC原位癌的復發模式及其影響因素，從而優化隨訪和管理方案，提高患者的長期生存質量。通過科學合理的隨訪策略，可以在降低醫療資源浪費的同時，保障患者獲得更精準和高效的術后管理。
推薦1：原位癌隨訪的時間頻率為每年1次全身健康查體，隨訪方案為胸部低劑量螺旋薄層CT替代胸部X線片檢查（表2）。
4.2 ⅠA期，R0切除后
根治性手術是ⅠA期NSCLC患者的主要治療方式。傳統上，肺葉切除術被認為是ⅠA期肺癌的標準根治性手術方式。然而，隨著近年來多項針對ⅠA期NSCLC的前瞻性臨床研究[21-25]結果的公布，根據影像學中腫瘤大小及腫瘤實性成分占比（consolidation tumor ratio，CTR）值的差異，亞肺葉切除（包括楔形切除術和肺段切除術）逐漸成為部分ⅠA期NSCLC患者的可行替代手術方式。這一趨勢為患者提供了更多個體化治療的可能，但目前不同術式對患者預后和生存的具體影響仍存在爭議。因此，本共識中暫未對接受不同術式的ⅠA期患者制定差異化的隨訪方案。
研究[26-27]顯示，ⅠA期NSCLC患者在根治性手術后的復發主要集中于術后3年內。初次復發的部位以胸部最為常見，其次是腦、骨骼和腎上腺。這一復發特征提示在術后隨訪中應加強對這些部位的監測，以便及時發現復發并采取相應治療。此外，近年來同時多原發NSCLC的檢出率逐步提高。文獻[28]數據顯示，Ⅰ期同時多原發NSCLC的5年總體生存率和無病生存率分別為86.1%和72.2%，與單獨原發NSCLC患者的預后并無顯著差異。因此，對于Ⅰ期同時多原發NSCLC患者，本共識中亦暫不對其隨訪方案作特別區分。
對于術后輔助治療仍存在爭議的ⅠA期患者，特別是那些具有高危病理特征的患者，如腫瘤表現出不良生長方式、氣腔播散（spread through air spaces，STAS）、脈管侵犯等[29-37]，臨床醫生可根據患者具體的危險因素適當增加隨訪頻率，以更早地發現潛在的復發風險。這種靈活調整隨訪策略的方式，能夠在兼顧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為高危患者提供更精準管理。
在隨訪策略的實施上，建議采用多模式結合的方法，包括定期的影像學檢查（如LDCT掃描）、腫瘤標志物的動態監測以及患者自我報告癥狀的評估等。全面監控術后病情進展不僅有助于提高復發的早期檢出率，還能夠為患者爭取更多的干預機會，從而進一步延長無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總體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綜上，根治性手術后的隨訪方案應根據患者個體特征進行靈活調整，以實現更優化的術后管理和生存獲益。
推薦2：ⅠA期，R0切除后患者的隨訪時間頻率為前前3年每6個月1次，第4年開始每1年1次；隨訪方案為：（1）前3年每年第一個 6 個月方案 A，第二個 6 個月方案 B；（2）第4年開始，每年方案 B，病情變化及必要時可加做方案 C（表2）。
4.3 ⅠB～Ⅲ期EGFR敏感突變陽性，R0切除術后，口服符合適應證的靶向藥
ADAURA研究[38]納入ⅠB～ⅢA期（UICC/AJCC 第7版）R0切除術后EGFR敏感突變陽性NSCLC患者，基于醫生判斷用/不用輔助化療，隨機分配至奧希替尼組或安慰劑組輔助治療，結果顯示與安慰劑相比，奧希替尼輔助治療3年顯著延長患者的DFS和OS[38-39]。4年隨訪數據[40]顯示，無論依據AJCC第7版還是第8版分期，ⅠB～ⅢA各期都能從奧希替尼輔助治療中獲益，與安慰劑組相比，ⅠB～ⅢA期患者接受奧希替尼輔助治療3年的中位DFS為65.8個月（HR=0.27），奧希替尼組ⅠB期、Ⅱ期和ⅢA期患者的4年DFS率分別為80%、75%和66%，而安慰劑組為60%、43%、16%。此外，與安慰劑組相比，奧希替尼可降低局部和遠處復發風險，特別是降低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復發風險，延長CNS-DFS（HR=0.24），進一步提示了奧希替尼在CNS復發預防及延緩方面的優勢。盡管如此，EGFR突變患者的胸部和顱腦復發率仍較高，在制定術后復查方案時，需綜合考慮不同治療方式的復發特點，以擬定更全面的隨訪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一代EGFR-TKI輔助治療后復發高峰期發生在術后24～36個月[41]，提示患者接受EGFR-TKI輔助治療至少需要3年。奧希替尼輔助治療能顯著降低復發幾率，建議在術后前3年規律用藥的基礎上，可以適當減少隨訪頻率，完成奧希替尼輔助治療3年停藥后，患者復發風險逐漸增加，因而在第4～5年期間，應增加隨訪頻率以應對復發高峰風險。到第6年后，復發風險逐漸趨于平穩，此時的隨訪頻率可相應調整以優化資源配置。此外，隨訪期間的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AE）管理對于患者整體生活質量也至關重要。ADAURA研究[38]發現，使用奧希替尼輔助治療的患者， AE多發生在用藥第1年內，最常見AE為腹瀉、甲溝炎、皮膚干燥，因此，建議在用藥第1年內著重監測AE發生，并做好AE管理，AE相關監測隨訪頻率與肺癌術后復發監測頻率不同，臨床醫生可根據相關藥物AE規律進行調整，提升患者用藥依從性。
EVIDENCE研究[42]納入Ⅱ～ⅢA期（UICC/AJCC 第7版）R0切除術后EGFR敏感突變陽性NSCLC患者，術后口服2年埃克替尼，中位隨訪時間為24.9個月，埃克輔助治療對比標準含鉑化療可以延長患者DFS至47.0個月（HR=0.36），埃克替尼組最常見的AE為皮疹、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升高和腹瀉，腦部［7%（11/151）］是埃克替尼最常見的復發部位，化療組則是局部復發［14%（18/132）］，因此建議臨床醫生酌情增加埃克替尼術后輔助治療的隨訪頻率，并著重監測腦轉移的復發風險，并且在停藥后的兩年增加隨訪頻率。
綜上所述，EGFR敏感突變陽性患者術后輔助治療的復發模式和時間特點提示我們，應根據治療類型和復發趨勢制定個性化的隨訪計劃。通過結合影像學檢查、CNS監測以及腫瘤標志物的動態評估，可以提高術后復查的檢出率，同時延長患者的DFS和OS。這種綜合隨訪策略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復發風險，進一步提升患者的術后管理效果。
推薦 3：ⅠB～Ⅲ期EGFR敏感突變陽性，R0切除后，口服符合適應癥的靶向藥患者的隨訪方案為：（1） 服藥期間（前2～3年），每 6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第一個 6 月方案 A，每年第二個6個月方案B；（2） 停藥后第1～2年，每 3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前三個3個月方案A，每年第四個3個月方案B；（3）停藥后第3～4年，每6個月隨訪1次，每年第一個6個月方案A，每年第二個6個月方案B；（4）停藥后第5年開始，每1年隨訪1次，每年方案 B。病情變化及必要時可加做方案 C（表2）。
4.4 ⅠB～Ⅲ期ALK融合陽性，R0切除術后，口服符合適應證的靶向藥2年
對于可手術切除的NSCLC患者接受手術及輔助化療，45%的患者在2年內會發生復發[38]。相關研究[39-40]揭示ALK融合陽性的早期NSCLC侵襲性強，發生轉移更早，術后復風險更高。進一步研究[41-42]顯示不吸煙ALK陽性患者預后可能更差，以上研究發現均顯示ALK融合陽性的患者仍然存在未滿足的治療需求。
ALINA研究是一項國際多中心Ⅲ期隨機對照研究[43]，研究納入了共257例ALK融合陽性的T≥4 cm合并或不合并淋巴結轉移、R0切除后的NSCLC患者，對比組選擇標準的輔助化療模式，試驗組口服阿來替尼2年，經過中位27.8個月的隨訪，231例Ⅱ～ⅢA期（UICC/AJCC 第7版）患者中， 阿來替尼對比輔助化療降低了76%的復發轉移或死亡風險（HR=0.24，P＜0.001，2年無疾病復發率分別為93.8%及63.0%，3年無疾病復發率分別為88.3%及53.3%）。在總體人群［ⅠB（≥4 cm）～ⅢA期，UICC/AJCC 第7版 ］中，阿來替尼組獲得同樣顯著的生存獲益（HR=0.24，P＜0.001），2年無疾病復發率分別為93.6%及63.7%，3年無疾病復發率分別為88.7%及54.0%；同時，亞組森林圖顯示，無論患者分期、人種、性別還是吸煙狀態，阿來替尼輔助靶向治療延長DFS的趨勢均一致，該研究建立了可手術切除的ALK融合陽性NSCLC的新標準治療模式，完全手術切除后，口服阿來替尼2年。此外，ALINA研究數據顯示阿來替尼輔助治療的2年期間整體安全性良好，嚴重不良反應發生率為13.3%，因AE導致停藥的比例為5.5%，不良反應多發生于開始治療的前3個月尤其是第1個月，常見AE為血肌酸磷酸激酶升高、便秘、轉氨酶升高等，因此隨訪期間，尤其是治療前3個月主動做好AE管理，能提升患者用藥依從性，臨床醫生可根據相關藥物AE規律進行AE監測復查頻率調整。綜上所述，對于術后服用阿來替尼輔助治療的患者，在術后2年內，復發風險顯著降低，生存獲益明顯。因此，建議在這段時間內隨訪頻率可以適當降低。然而，在患者停止阿來替尼治療后，復發風險可能有所增加，因此停藥后應適當提高隨訪頻率，并特別關注腦和肝轉移的可能性。通過動態調整隨訪頻率，可以在保障患者生存獲益的同時優化隨訪資源的配置，提高術后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另外，對于第9版 TNM分期ⅠB期（T＜4 cm）ALK融合突變患者，若使用了ALINA模式治療，隨訪方案建議同Ⅱ～Ⅲ期ALK陽性使用ALINA模式治療的患者。
推薦4：ⅠB～Ⅲ期ALK融合突變陽性，R0切除后，口服符合適應證的靶向藥2年的隨訪方案：（1）服藥期間（前2年），每 6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第一個 6 月方案 A，每年第二個6個月方案B；（2）停藥后第1～2年，每 3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前三個3個月方案A，每年第四個3個月方案B；（3）停藥后第3～4年，每6個月隨訪1次，每年第一個6個月方案A，每年第二個6個月方案B；（4）停藥后第5年開始，每1年隨訪1次，每年方案 B。病情變化及必要時可加做方案 C（表2）。
4.5 ⅠB～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R0切除后，輔助化療聯合或不聯合免疫治療
對于Ⅱ～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的患者，術后輔助治療主要采用輔助化療或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策略。這種治療方式在提高患者預后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據IMpwoer 010和KEYNOTE-091研究的結果[44-45]，相對于單純術后輔助化療，聯合術后輔助免疫治療可一定程度上降低患者術后復發風險，但相較于新輔助免疫治療模式的獲益略欠佳，復發和進展的風險仍然略高，術后復發事件高峰期集中在術后兩年內，因此建議在術后隨訪中特別是前2年采取更為嚴密的監測方案，以便及時發現潛在問題，優化后續治療。
進一步分析表明，對于此類患者，術后輔助免疫治療和化療聯合策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延長DFS，但效果并未顯著超越靶向治療在驅動基因陽性患者中的表現。因此，在制定隨訪方案時，需要考慮患者的整體風險因素和個體特征，以及復發時間發生的高峰期，進而調整復查隨訪頻率。盡管當前共識未根據驅動基因突變情況對Ⅱ～ⅢA期患者的隨訪方案進行細化區分，但我們建議在實踐中密切關注患者治療后的反應和復發風險，通過綜合考慮治療模式和病情發展動態，進一步完善隨訪管理策略，以期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的長期預后和生活質量。
另外，對于第9版 TNM分期ⅠB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術后輔助治療策略爭議較大，預后相關影響因素較復雜，對于未行術后輔助治療或行輔助化療±免疫治療模式的患者，建議隨訪方案同Ⅱ～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輔助化療±免疫治療的患者。
推薦5：ⅠB～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R0切除后，輔助化療±免疫治療的隨訪方案：（1）前 2 年，每 3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前 3 個 3 個月方案 A，第 4 個 3 個月方案 B；（2）第 3～4 年，每 6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第 1 個 6 個月方案 A，第 2 個 6 個月方案 B；（3）第 5 年開始，每 1 年隨訪 1 次，每次方案 B。病情變化及必要時可加做方案 C（表2）。
4.6 Ⅱ～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及手術±術后輔助免疫治療
隨著AEGEAN、KEYNOTE-671、NEOTORCH、CheckMate 77T、RATIONALE-315以及CheckMate 816等研究[46-50]結果的陸續公布，我們對術前和術后輔助治療的效果有了更深入了解。這些研究的新輔助及術后輔助夾心治療模式相較于IMpower 010和KEYNOTE-091研究的模式，患者術后復發風險進一步降低，復發事件集中高峰期進一步延長，遠期預后有所提升。
因此，相較于單純術后輔助模式，進行了夾心模式治療患者的復發高峰期被拉長為3年，進而本共識將此類模式的高頻隨訪期延長為3年。嚴密的隨訪可以幫助早期發現復發跡象，為患者爭取進一步治療的機會，同時也為未來優化治療策略積累臨床數據。
推薦6：～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及手術±術后輔助免疫治療后的隨訪方案：（1）前3年，每 3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前 3 個 3 個月方案 A，第 4 個 3 個月方案 B；（2）第 4～5 年，每 6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第 1 個 6 個月方案 A，第 2 個 6 個月方案 B；③ 第 6 年開始，每 1 年隨訪 1 次，每次方案 B。病情變化及必要時可加做方案 C（表2）。
5 總結
本共識主要針對NDCLC患者在根治性手術后無癥狀的情況下制定隨訪策略。在執行隨訪方案的基礎上，應特別強調鼓勵患者長期戒煙，因為戒煙不僅可以降低腫瘤復發和進展的風險，還能顯著改善患者的整體健康狀況。此外，應加強隨訪期間患者AE管理，提升患者用藥依從性。患者在隨訪期間若出現任何身體不適或異常癥狀，都應及時就醫進行評估和處理，以避免因AE處理不及時導致可能的治療及病情延誤。隨訪中一旦發現病情進展，應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進行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以制定最適宜的個體化治療方案。
隨訪管理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定期監測和及時干預，盡可能延長患者的DFS和OS。目前的隨訪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這一需求，但仍存在優化空間。特別是對于術后復發模式和長期預后的研究，尚需更多高質量的臨床數據支持。未來，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大規模、多中心臨床研究結果，尤其是基于中國患者的真實世界數據，這對于完善術后隨訪策略至關重要。
進一步來看，理想的隨訪策略應結合患者的個體特征，如腫瘤分期、驅動基因突變狀態、術后治療方案以及合并癥狀等。此外，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技術，有望在隨訪中實現更精準的風險預測和動態監測，進一步提升患者管理的精確性和有效性。最終，優化后的隨訪策略不僅有助于延長患者生存期，還將提升其生活質量，真正實現研究成果的臨床轉化，為患者帶來實質性的生存獲益。
免責聲明：本文中公布的臨床實踐專家共識內容由專家組成員依據現有醫學證據及實踐經驗共同討論形成，以為相關人員作出術后隨訪策略提供參考。其中的內容可能不夠全面或不夠充分。醫學知識發展迅速，在本共識產生到發表期間均可能出現新的證據，而這些可能并沒有體現在本共識中。專家組對因使用本共識內容而造成的或與之相關的任何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或任何錯誤或遺漏不承擔任何責任。
利益沖突：無。
特別顧問：赫捷（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
特邀專家：張遜（天津市胸科醫院）、支修益（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姜格寧（上海市肺科醫院）、劉德若（中日友好醫院）
執筆：盧笛（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麥世杰（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馮思陽（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
問題提出及討論專家（按姓氏筆畫排序）：王煒（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王磊（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劉成武（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李文雅（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李旸凱（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李鑫（天津市胸科醫院）、楊寒（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楊豪帥（中日友好醫院）、冷雪峰（四川省腫瘤醫院）、汪灝（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陳晨（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林濟紅（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趙晉波（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趙澤銳（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袁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徐金明（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梅建東（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閻石（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滕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戴晨陽（上海市肺科醫院）
審稿專家（按姓氏筆畫排序）：于修義（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于振濤（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深圳醫院）、馬金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馬海濤（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方文濤（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牛立志（廣州復大腫瘤醫院）、尹榮（江蘇省腫瘤醫院）、王光鎖（深圳市人民醫院）、王述民（中國人民解放軍北部戰區總醫院）、王昊飛（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王繼勇（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王銘輝（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王群（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車國衛（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付向寧（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田輝（山東省千佛山醫院）、龍浩（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喬貴賓（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劉陽（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劉宏旭（遼寧省腫瘤醫院）、匡裕康（江西省腫瘤醫院）、孫大強（天津市胸科醫院）、孫偉（海南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牟巨偉（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許順（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閆小龍（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閆天生（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中西醫結合肺結節暨胸部疾病診療中心）、許林（江蘇省腫瘤醫院）、佟倜（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吳慶琛（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吳楠（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張力為（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張蘭軍（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張合林（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張臨友（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張建華（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張健（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張鵬（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張毅（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李小飛（西安國際醫學中心醫院）、李印（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李慶新（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第940醫院）、李向楠（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李志剛（上海市胸科醫院）、李單青（北京協和醫院）、李樹本（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李強（四川省腫瘤醫院）、李輝（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楊林（深圳市人民醫院）、楊浩賢（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閔家新（陸軍軍醫大學新橋醫院）、陳漢章（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陳龍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陳克終（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陳克能（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陳和忠（上海長海醫院（海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陳亮（江蘇省人民醫院）、陳保富（臺州市中心醫院）、陳海泉（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陳銘伍（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陳鋒夏（海南省人民醫院）、陳椿（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沈韋羽（寧波市李惠利醫院）、周明（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姜杰（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林慧慶（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茅乃權（廣西醫科大學腫瘤醫院）、賁曉松（廣東省人民醫院）、趙松（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趙珩（上海市胸科醫院）、趙健（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趙德平（上海市肺科醫院）、鐘文昭（廣東省人民醫院）、高文（復旦大學附屬華東醫院）、耿慶（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徐全（江西省人民醫院）、徐步遠（浙江省平陽縣人民醫院）、顧春東（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梁朝陽（中日友好醫院）、崔鍵（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四醫院）、喻本桐（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曹慶東（中山大學附屬第五醫院）、程超（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郭占林（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傅劍華（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韓開寶（廈門市弘愛醫院）、韓育寧（寧夏醫科大學總醫院）、謝德耀（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黃云超（云南省腫瘤醫院）、黃志勇（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蔣仲敏（山東省千佛山醫院）、譚群友（陸軍軍醫大學大坪醫院）、譚黎杰（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廖永德（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蔡松旺（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蔡瑞君（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薛濤（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魏立（河南省人民醫院）
肺癌是全球范圍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死亡率長期位居首位，而術后復發和轉移是導致早期肺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術后隨訪監測顯得尤為重要。通過有效的隨訪，可以早期發現復發、轉移病灶或第二原發腫瘤，并及時干預和治療，從而延長患者生存期，提高生活質量，改善總體預后。然而，目前關于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術后復發模式和隨訪策略的研究仍較為有限。國內外在NSCLC術后患者的隨訪方式、隨訪頻率及檢查方法等方面尚未達成一致意見，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術后管理的規范化和科學化。為了填補這一領域的空白，進一步完善我國NSCLC術后隨訪方案，并提升我國肺癌規范化診療水平，我們在2020年組織國內眾多胸外科專家，結合國內外的最新研究證據，共同探討并發表了《非小細胞肺癌術后隨訪中國胸外科專家共識》[1]。此共識的發布為臨床實踐提供了科學指導，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隨著近年來更多高質量臨床研究成果的發表，我們對NSCLC術后隨訪的理解進一步加深。在此基礎上，我們再次組織胸外科專家深入討論，并聯合撰寫了《非小細胞肺癌術后隨訪中國胸外科專家共識（2025版）》（以下簡稱新版共識）。新版共識不僅吸納了近年來的最新研究證據，還進一步完善了隨訪策略的細節，為臨床醫生提供更具參考價值的隨訪指導。我們希望新版共識推動我國NSCLC術后隨訪的規范化管理，延長患者長期生存期并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同時為國際肺癌診療提供中國的實踐經驗與智慧。
1 方法與證據
檢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國知網數據庫及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CCN）指南、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指南等，分析近年來相關文獻和研究資料，結合國際現行臨床指南，旨在為負責 NSCLC 術后隨訪的同道提供參考。本共識經3次專家討論會修訂并最終定稿。
2 隨訪策略適用人群
行根治性手術后、經病理診斷為 NSCLC 的患者。
3 隨訪方案
病史問診與體格檢查是疾病診療的基礎，也是NSCLC患者術后復查隨訪的重要環節。通過系統的問診和檢查，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變化，并初步發現是否存在復發、淋巴結轉移等異常，為進一步診斷提供依據。腫瘤標志物在監測肺癌復發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有研究[2-5]表明，定期檢測腫瘤標志物有助于早期發現復發病灶，因此建議患者在每次隨訪中進行腫瘤標志物的監測復查。影像學檢查是NSCLC術后隨訪的核心手段。其中，胸部CT已成為最常用的臨床復查工具，并被各大指南廣泛推薦。此外，由于腹部、顱腦和骨骼是肺癌遠處轉移的高發部位，這些區域的檢查在全身復查中尤為重要。近年來，隨著顱腦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的普及，越來越多無癥狀腦轉移患者被早期發現。MRI在檢測微小病變方面優于CT，因此建議進行顱腦增強MRI作為首選檢查方式[10-11]。對于疑似無癥狀復發的患者，全身正電子發射斷層成像（PET）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當標準CT難以區分肺部良性病變（如肺不張、肺實變或放射性纖維化）與惡性腫瘤時，全身PET-CT檢查能夠提供更加明確的診斷依據[13-15]。針對具體的復查方案，方案B包括兩種組合：一是依次檢查胸部、腹部、顱腦和骨骼，二是直接進行全身PET-CT檢查。具體選擇可以根據患者的病情、經濟狀況及個人意愿調整，以實現個性化管理。纖維支氣管鏡檢查作為一種有創性診斷手段，并不建議常規使用（中央型肺癌行袖式切除或隆突重建的患者除外），僅當患者出現術后肺不張、咯血，或術后病理提示支氣管殘端輕度不典型增生等情況時，可酌情選擇[9, 16]。此外，其他有創檢查或細胞學檢查僅在無創影像學檢查無法明確診斷時作為補充手段擇優選擇。微小殘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可能在NSCLC早期復發監測中具有潛在價值，但目前仍處于臨床研究階段[17-20]，因此，尚未作為常規監測手段納入；見表1。未來，我們期待更多臨床數據支持其在復發預測中的實際應用。肺功能檢測是評估術后肺功能殘余能力和康復鍛煉效果的重要指標，對患者術后健康管理具有指導意義。此外，肺癌生活質量評分近年來在NSCLC隨機對照試驗中被廣泛應用，逐漸成為臨床腫瘤學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全面評估患者的術后生活質量和生存狀態，術后癥狀管理的PRO模式和數字療法亦具有一定的應用前景。通過多模式結合的隨訪策略，全面監測患者術后病情變化，不僅可以提高復發的早期檢出率，還能夠為患者的進一步治療和康復提供有力支持，最大化術后管理的臨床價值。
表1
非小細胞肺癌術后隨訪方案
4 各類患者術后隨訪建議
本共識綜合考慮患者是否接受術后輔助治療及其基因突變狀態的差異，分別闡述了適用于不同患者群體的隨訪方案；見表2。這一分類隨訪方案旨在提高復發監測的敏感性，優化隨訪資源的分配，通過結合個體化的治療策略和病情特點，為患者提供更加精準的術后管理，改善長期生存和生活質量。
表2
不同類型肺癌患者術后隨訪建議
目前，手術仍是NSCLC患者的重要治療方式之一。術后輔助治療的選擇通常基于患者的病理分期、高危因素以及基因突變狀態等多個因素。這些因素不僅影響術后輔助治療方案的制定，同時也對患者的復發模式和風險分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需要針對不同的臨床特征和治療方案制定個性化的術后隨訪策略。
4.1 原位癌
目前針對NSCLC原位癌的復發模式研究仍較為有限。由于原位癌的生物學特性和臨床表現決定了其復發率較低，已有的臨床數據和文獻研究較少涉及其具體的復發規律。現有臨床觀察顯示，NSCLC原位癌患者術后復發的風險總體較低，且大多數患者在經過根治性手術后能夠獲得良好的長期預后。因此，為這類患者制定合理的隨訪策略顯得尤為重要。
基于原位癌較低的復發風險，本共識建議患者術后每年進行一次常規全身健康檢查，以便全面評估患者的健康狀況和潛在的復發風險。特別是在影像學隨訪中，建議采用胸部低劑量螺旋CT（low dose spiral CT，LDCT）替代傳統的胸部X線片檢查。這是因為LDCT在檢測早期肺部病變和微小復發病灶方面具有更高的敏感性，能夠提高早期檢出率，從而為患者爭取更早期的干預機會。同時，相較于常規CT，LDCT具有輻射劑量低的優勢，更適合作為長期隨訪的主要檢查手段。
此外，盡管原位癌的復發風險較低，仍需關注患者個體化的風險因素。例如，對于有吸煙史或存在其他肺部基礎疾病的患者，應在隨訪方案中適當增加檢查頻率和項目。此外，建議隨訪過程中結合患者的病史、手術方式以及術后恢復情況，綜合評估復發可能性，以便制定更具針對性的管理策略。
未來，隨著臨床研究的深入和數據的積累，我們期待能進一步明確NSCLC原位癌的復發模式及其影響因素，從而優化隨訪和管理方案，提高患者的長期生存質量。通過科學合理的隨訪策略，可以在降低醫療資源浪費的同時，保障患者獲得更精準和高效的術后管理。
推薦1：原位癌隨訪的時間頻率為每年1次全身健康查體，隨訪方案為胸部低劑量螺旋薄層CT替代胸部X線片檢查（表2）。
4.2 ⅠA期，R0切除后
根治性手術是ⅠA期NSCLC患者的主要治療方式。傳統上，肺葉切除術被認為是ⅠA期肺癌的標準根治性手術方式。然而，隨著近年來多項針對ⅠA期NSCLC的前瞻性臨床研究[21-25]結果的公布，根據影像學中腫瘤大小及腫瘤實性成分占比（consolidation tumor ratio，CTR）值的差異，亞肺葉切除（包括楔形切除術和肺段切除術）逐漸成為部分ⅠA期NSCLC患者的可行替代手術方式。這一趨勢為患者提供了更多個體化治療的可能，但目前不同術式對患者預后和生存的具體影響仍存在爭議。因此，本共識中暫未對接受不同術式的ⅠA期患者制定差異化的隨訪方案。
研究[26-27]顯示，ⅠA期NSCLC患者在根治性手術后的復發主要集中于術后3年內。初次復發的部位以胸部最為常見，其次是腦、骨骼和腎上腺。這一復發特征提示在術后隨訪中應加強對這些部位的監測，以便及時發現復發并采取相應治療。此外，近年來同時多原發NSCLC的檢出率逐步提高。文獻[28]數據顯示，Ⅰ期同時多原發NSCLC的5年總體生存率和無病生存率分別為86.1%和72.2%，與單獨原發NSCLC患者的預后并無顯著差異。因此，對于Ⅰ期同時多原發NSCLC患者，本共識中亦暫不對其隨訪方案作特別區分。
對于術后輔助治療仍存在爭議的ⅠA期患者，特別是那些具有高危病理特征的患者，如腫瘤表現出不良生長方式、氣腔播散（spread through air spaces，STAS）、脈管侵犯等[29-37]，臨床醫生可根據患者具體的危險因素適當增加隨訪頻率，以更早地發現潛在的復發風險。這種靈活調整隨訪策略的方式，能夠在兼顧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為高危患者提供更精準管理。
在隨訪策略的實施上，建議采用多模式結合的方法，包括定期的影像學檢查（如LDCT掃描）、腫瘤標志物的動態監測以及患者自我報告癥狀的評估等。全面監控術后病情進展不僅有助于提高復發的早期檢出率，還能夠為患者爭取更多的干預機會，從而進一步延長無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總體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綜上，根治性手術后的隨訪方案應根據患者個體特征進行靈活調整，以實現更優化的術后管理和生存獲益。
推薦2：ⅠA期，R0切除后患者的隨訪時間頻率為前前3年每6個月1次，第4年開始每1年1次；隨訪方案為：（1）前3年每年第一個 6 個月方案 A，第二個 6 個月方案 B；（2）第4年開始，每年方案 B，病情變化及必要時可加做方案 C（表2）。
4.3 ⅠB～Ⅲ期EGFR敏感突變陽性，R0切除術后，口服符合適應證的靶向藥
ADAURA研究[38]納入ⅠB～ⅢA期（UICC/AJCC 第7版）R0切除術后EGFR敏感突變陽性NSCLC患者，基于醫生判斷用/不用輔助化療，隨機分配至奧希替尼組或安慰劑組輔助治療，結果顯示與安慰劑相比，奧希替尼輔助治療3年顯著延長患者的DFS和OS[38-39]。4年隨訪數據[40]顯示，無論依據AJCC第7版還是第8版分期，ⅠB～ⅢA各期都能從奧希替尼輔助治療中獲益，與安慰劑組相比，ⅠB～ⅢA期患者接受奧希替尼輔助治療3年的中位DFS為65.8個月（HR=0.27），奧希替尼組ⅠB期、Ⅱ期和ⅢA期患者的4年DFS率分別為80%、75%和66%，而安慰劑組為60%、43%、16%。此外，與安慰劑組相比，奧希替尼可降低局部和遠處復發風險，特別是降低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復發風險，延長CNS-DFS（HR=0.24），進一步提示了奧希替尼在CNS復發預防及延緩方面的優勢。盡管如此，EGFR突變患者的胸部和顱腦復發率仍較高，在制定術后復查方案時，需綜合考慮不同治療方式的復發特點，以擬定更全面的隨訪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一代EGFR-TKI輔助治療后復發高峰期發生在術后24～36個月[41]，提示患者接受EGFR-TKI輔助治療至少需要3年。奧希替尼輔助治療能顯著降低復發幾率，建議在術后前3年規律用藥的基礎上，可以適當減少隨訪頻率，完成奧希替尼輔助治療3年停藥后，患者復發風險逐漸增加，因而在第4～5年期間，應增加隨訪頻率以應對復發高峰風險。到第6年后，復發風險逐漸趨于平穩，此時的隨訪頻率可相應調整以優化資源配置。此外，隨訪期間的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AE）管理對于患者整體生活質量也至關重要。ADAURA研究[38]發現，使用奧希替尼輔助治療的患者， AE多發生在用藥第1年內，最常見AE為腹瀉、甲溝炎、皮膚干燥，因此，建議在用藥第1年內著重監測AE發生，并做好AE管理，AE相關監測隨訪頻率與肺癌術后復發監測頻率不同，臨床醫生可根據相關藥物AE規律進行調整，提升患者用藥依從性。
EVIDENCE研究[42]納入Ⅱ～ⅢA期（UICC/AJCC 第7版）R0切除術后EGFR敏感突變陽性NSCLC患者，術后口服2年埃克替尼，中位隨訪時間為24.9個月，埃克輔助治療對比標準含鉑化療可以延長患者DFS至47.0個月（HR=0.36），埃克替尼組最常見的AE為皮疹、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升高和腹瀉，腦部［7%（11/151）］是埃克替尼最常見的復發部位，化療組則是局部復發［14%（18/132）］，因此建議臨床醫生酌情增加埃克替尼術后輔助治療的隨訪頻率，并著重監測腦轉移的復發風險，并且在停藥后的兩年增加隨訪頻率。
綜上所述，EGFR敏感突變陽性患者術后輔助治療的復發模式和時間特點提示我們，應根據治療類型和復發趨勢制定個性化的隨訪計劃。通過結合影像學檢查、CNS監測以及腫瘤標志物的動態評估，可以提高術后復查的檢出率，同時延長患者的DFS和OS。這種綜合隨訪策略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復發風險，進一步提升患者的術后管理效果。
推薦 3：ⅠB～Ⅲ期EGFR敏感突變陽性，R0切除后，口服符合適應癥的靶向藥患者的隨訪方案為：（1） 服藥期間（前2～3年），每 6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第一個 6 月方案 A，每年第二個6個月方案B；（2） 停藥后第1～2年，每 3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前三個3個月方案A，每年第四個3個月方案B；（3）停藥后第3～4年，每6個月隨訪1次，每年第一個6個月方案A，每年第二個6個月方案B；（4）停藥后第5年開始，每1年隨訪1次，每年方案 B。病情變化及必要時可加做方案 C（表2）。
4.4 ⅠB～Ⅲ期ALK融合陽性，R0切除術后，口服符合適應證的靶向藥2年
對于可手術切除的NSCLC患者接受手術及輔助化療，45%的患者在2年內會發生復發[38]。相關研究[39-40]揭示ALK融合陽性的早期NSCLC侵襲性強，發生轉移更早，術后復風險更高。進一步研究[41-42]顯示不吸煙ALK陽性患者預后可能更差，以上研究發現均顯示ALK融合陽性的患者仍然存在未滿足的治療需求。
ALINA研究是一項國際多中心Ⅲ期隨機對照研究[43]，研究納入了共257例ALK融合陽性的T≥4 cm合并或不合并淋巴結轉移、R0切除后的NSCLC患者，對比組選擇標準的輔助化療模式，試驗組口服阿來替尼2年，經過中位27.8個月的隨訪，231例Ⅱ～ⅢA期（UICC/AJCC 第7版）患者中， 阿來替尼對比輔助化療降低了76%的復發轉移或死亡風險（HR=0.24，P＜0.001，2年無疾病復發率分別為93.8%及63.0%，3年無疾病復發率分別為88.3%及53.3%）。在總體人群［ⅠB（≥4 cm）～ⅢA期，UICC/AJCC 第7版 ］中，阿來替尼組獲得同樣顯著的生存獲益（HR=0.24，P＜0.001），2年無疾病復發率分別為93.6%及63.7%，3年無疾病復發率分別為88.7%及54.0%；同時，亞組森林圖顯示，無論患者分期、人種、性別還是吸煙狀態，阿來替尼輔助靶向治療延長DFS的趨勢均一致，該研究建立了可手術切除的ALK融合陽性NSCLC的新標準治療模式，完全手術切除后，口服阿來替尼2年。此外，ALINA研究數據顯示阿來替尼輔助治療的2年期間整體安全性良好，嚴重不良反應發生率為13.3%，因AE導致停藥的比例為5.5%，不良反應多發生于開始治療的前3個月尤其是第1個月，常見AE為血肌酸磷酸激酶升高、便秘、轉氨酶升高等，因此隨訪期間，尤其是治療前3個月主動做好AE管理，能提升患者用藥依從性，臨床醫生可根據相關藥物AE規律進行AE監測復查頻率調整。綜上所述，對于術后服用阿來替尼輔助治療的患者，在術后2年內，復發風險顯著降低，生存獲益明顯。因此，建議在這段時間內隨訪頻率可以適當降低。然而，在患者停止阿來替尼治療后，復發風險可能有所增加，因此停藥后應適當提高隨訪頻率，并特別關注腦和肝轉移的可能性。通過動態調整隨訪頻率，可以在保障患者生存獲益的同時優化隨訪資源的配置，提高術后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另外，對于第9版 TNM分期ⅠB期（T＜4 cm）ALK融合突變患者，若使用了ALINA模式治療，隨訪方案建議同Ⅱ～Ⅲ期ALK陽性使用ALINA模式治療的患者。
推薦4：ⅠB～Ⅲ期ALK融合突變陽性，R0切除后，口服符合適應證的靶向藥2年的隨訪方案：（1）服藥期間（前2年），每 6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第一個 6 月方案 A，每年第二個6個月方案B；（2）停藥后第1～2年，每 3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前三個3個月方案A，每年第四個3個月方案B；（3）停藥后第3～4年，每6個月隨訪1次，每年第一個6個月方案A，每年第二個6個月方案B；（4）停藥后第5年開始，每1年隨訪1次，每年方案 B。病情變化及必要時可加做方案 C（表2）。
4.5 ⅠB～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R0切除后，輔助化療聯合或不聯合免疫治療
對于Ⅱ～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的患者，術后輔助治療主要采用輔助化療或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策略。這種治療方式在提高患者預后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據IMpwoer 010和KEYNOTE-091研究的結果[44-45]，相對于單純術后輔助化療，聯合術后輔助免疫治療可一定程度上降低患者術后復發風險，但相較于新輔助免疫治療模式的獲益略欠佳，復發和進展的風險仍然略高，術后復發事件高峰期集中在術后兩年內，因此建議在術后隨訪中特別是前2年采取更為嚴密的監測方案，以便及時發現潛在問題，優化后續治療。
進一步分析表明，對于此類患者，術后輔助免疫治療和化療聯合策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延長DFS，但效果并未顯著超越靶向治療在驅動基因陽性患者中的表現。因此，在制定隨訪方案時，需要考慮患者的整體風險因素和個體特征，以及復發時間發生的高峰期，進而調整復查隨訪頻率。盡管當前共識未根據驅動基因突變情況對Ⅱ～ⅢA期患者的隨訪方案進行細化區分，但我們建議在實踐中密切關注患者治療后的反應和復發風險，通過綜合考慮治療模式和病情發展動態，進一步完善隨訪管理策略，以期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的長期預后和生活質量。
另外，對于第9版 TNM分期ⅠB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術后輔助治療策略爭議較大，預后相關影響因素較復雜，對于未行術后輔助治療或行輔助化療±免疫治療模式的患者，建議隨訪方案同Ⅱ～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輔助化療±免疫治療的患者。
推薦5：ⅠB～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R0切除后，輔助化療±免疫治療的隨訪方案：（1）前 2 年，每 3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前 3 個 3 個月方案 A，第 4 個 3 個月方案 B；（2）第 3～4 年，每 6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第 1 個 6 個月方案 A，第 2 個 6 個月方案 B；（3）第 5 年開始，每 1 年隨訪 1 次，每次方案 B。病情變化及必要時可加做方案 C（表2）。
4.6 Ⅱ～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及手術±術后輔助免疫治療
隨著AEGEAN、KEYNOTE-671、NEOTORCH、CheckMate 77T、RATIONALE-315以及CheckMate 816等研究[46-50]結果的陸續公布，我們對術前和術后輔助治療的效果有了更深入了解。這些研究的新輔助及術后輔助夾心治療模式相較于IMpower 010和KEYNOTE-091研究的模式，患者術后復發風險進一步降低，復發事件集中高峰期進一步延長，遠期預后有所提升。
因此，相較于單純術后輔助模式，進行了夾心模式治療患者的復發高峰期被拉長為3年，進而本共識將此類模式的高頻隨訪期延長為3年。嚴密的隨訪可以幫助早期發現復發跡象，為患者爭取進一步治療的機會，同時也為未來優化治療策略積累臨床數據。
推薦6：～Ⅲ期非EGFR敏感突變或ALK融合突變患者，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及手術±術后輔助免疫治療后的隨訪方案：（1）前3年，每 3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前 3 個 3 個月方案 A，第 4 個 3 個月方案 B；（2）第 4～5 年，每 6 個月隨訪 1 次，每年第 1 個 6 個月方案 A，第 2 個 6 個月方案 B；③ 第 6 年開始，每 1 年隨訪 1 次，每次方案 B。病情變化及必要時可加做方案 C（表2）。
5 總結
本共識主要針對NDCLC患者在根治性手術后無癥狀的情況下制定隨訪策略。在執行隨訪方案的基礎上，應特別強調鼓勵患者長期戒煙，因為戒煙不僅可以降低腫瘤復發和進展的風險，還能顯著改善患者的整體健康狀況。此外，應加強隨訪期間患者AE管理，提升患者用藥依從性。患者在隨訪期間若出現任何身體不適或異常癥狀，都應及時就醫進行評估和處理，以避免因AE處理不及時導致可能的治療及病情延誤。隨訪中一旦發現病情進展，應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進行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以制定最適宜的個體化治療方案。
隨訪管理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定期監測和及時干預，盡可能延長患者的DFS和OS。目前的隨訪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這一需求，但仍存在優化空間。特別是對于術后復發模式和長期預后的研究，尚需更多高質量的臨床數據支持。未來，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大規模、多中心臨床研究結果，尤其是基于中國患者的真實世界數據，這對于完善術后隨訪策略至關重要。
進一步來看，理想的隨訪策略應結合患者的個體特征，如腫瘤分期、驅動基因突變狀態、術后治療方案以及合并癥狀等。此外，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技術，有望在隨訪中實現更精準的風險預測和動態監測，進一步提升患者管理的精確性和有效性。最終，優化后的隨訪策略不僅有助于延長患者生存期，還將提升其生活質量，真正實現研究成果的臨床轉化，為患者帶來實質性的生存獲益。
免責聲明：本文中公布的臨床實踐專家共識內容由專家組成員依據現有醫學證據及實踐經驗共同討論形成，以為相關人員作出術后隨訪策略提供參考。其中的內容可能不夠全面或不夠充分。醫學知識發展迅速，在本共識產生到發表期間均可能出現新的證據，而這些可能并沒有體現在本共識中。專家組對因使用本共識內容而造成的或與之相關的任何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或任何錯誤或遺漏不承擔任何責任。
利益沖突：無。
特別顧問：赫捷（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
特邀專家：張遜（天津市胸科醫院）、支修益（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姜格寧（上海市肺科醫院）、劉德若（中日友好醫院）
執筆：盧笛（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麥世杰（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馮思陽（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
問題提出及討論專家（按姓氏筆畫排序）：王煒（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王磊（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劉成武（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李文雅（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李旸凱（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李鑫（天津市胸科醫院）、楊寒（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楊豪帥（中日友好醫院）、冷雪峰（四川省腫瘤醫院）、汪灝（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陳晨（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林濟紅（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趙晉波（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趙澤銳（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袁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徐金明（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梅建東（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閻石（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滕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戴晨陽（上海市肺科醫院）
審稿專家（按姓氏筆畫排序）：于修義（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于振濤（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深圳醫院）、馬金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馬海濤（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方文濤（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牛立志（廣州復大腫瘤醫院）、尹榮（江蘇省腫瘤醫院）、王光鎖（深圳市人民醫院）、王述民（中國人民解放軍北部戰區總醫院）、王昊飛（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王繼勇（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王銘輝（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王群（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車國衛（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付向寧（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田輝（山東省千佛山醫院）、龍浩（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喬貴賓（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劉陽（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劉宏旭（遼寧省腫瘤醫院）、匡裕康（江西省腫瘤醫院）、孫大強（天津市胸科醫院）、孫偉（海南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牟巨偉（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許順（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閆小龍（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閆天生（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中西醫結合肺結節暨胸部疾病診療中心）、許林（江蘇省腫瘤醫院）、佟倜（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吳慶琛（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吳楠（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張力為（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張蘭軍（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張合林（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張臨友（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張建華（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張健（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張鵬（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張毅（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李小飛（西安國際醫學中心醫院）、李印（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李慶新（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第940醫院）、李向楠（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李志剛（上海市胸科醫院）、李單青（北京協和醫院）、李樹本（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李強（四川省腫瘤醫院）、李輝（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楊林（深圳市人民醫院）、楊浩賢（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閔家新（陸軍軍醫大學新橋醫院）、陳漢章（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陳龍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陳克終（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陳克能（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陳和忠（上海長海醫院（海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陳亮（江蘇省人民醫院）、陳保富（臺州市中心醫院）、陳海泉（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陳銘伍（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陳鋒夏（海南省人民醫院）、陳椿（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沈韋羽（寧波市李惠利醫院）、周明（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姜杰（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林慧慶（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茅乃權（廣西醫科大學腫瘤醫院）、賁曉松（廣東省人民醫院）、趙松（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趙珩（上海市胸科醫院）、趙健（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趙德平（上海市肺科醫院）、鐘文昭（廣東省人民醫院）、高文（復旦大學附屬華東醫院）、耿慶（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徐全（江西省人民醫院）、徐步遠（浙江省平陽縣人民醫院）、顧春東（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梁朝陽（中日友好醫院）、崔鍵（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四醫院）、喻本桐（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曹慶東（中山大學附屬第五醫院）、程超（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郭占林（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傅劍華（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韓開寶（廈門市弘愛醫院）、韓育寧（寧夏醫科大學總醫院）、謝德耀（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黃云超（云南省腫瘤醫院）、黃志勇（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蔣仲敏（山東省千佛山醫院）、譚群友（陸軍軍醫大學大坪醫院）、譚黎杰（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廖永德（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蔡松旺（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蔡瑞君（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薛濤（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魏立（河南省人民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