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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腸間質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GIST）是一種源自胃腸道壁間質細胞的腫瘤，通常被認為是低度惡性腫瘤，但GIST術后2年內超過50%的復發率仍給患者的生活和健康帶來重大挑戰[1]。醫學應對方式是GIST患者預后的重要影響因素，患者面對疾病究竟是采取主動面對，還是回避屈服的態度，將直接影響影響其治療依從性、心理狀態和生活質量[2]。Lazarus提出的壓力與應對模式（stress and coping model）指出，個體如何應對壓力源取決于其對壓力的評價以及所能獲得的應對支持策略水平[3]。在腫瘤患者中，這種壓力評價可被具象為患者對腫瘤進展的恐懼以及對疾病的多維感知[4]，在既定的壓力評價之下，患者對主客觀支持的可及性以及利用率，將最終決定其采用何種應對策略對待腫瘤[5]。基于此，本研究收集了GIST患者的一般資料，并調查其恐懼疾病進展、疾病感知、社會支持、醫學應對方式水平，旨在探究GIST患者的醫學應對方式及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法，選取2022年9月至2024年5月期間于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普外胃外科二病區就診的181例GIST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年齡≥18周歲，術后病理明確為GIST，小學以上文化水平，無嚴重認知功能或語言溝通障礙，并已知情同意參與本研究者。排除標準：除GIST外，存在嚴重慢性病史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存在精神分裂、雙重人格等影響患者主觀報告資料準確性的精神類疾病。本研究已通過筆者所在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文編號：2024-SR-556），患者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資料采集工具
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患者完成治療出院6個月后，前往筆者所在科室隨訪或電話隨訪時，由經過培訓的研究人員采用統一話術向患者采集資料。人口統計學資料從病歷中提取并在隨訪過程中完善，問卷資料均于隨訪時收集。
1.2.1 人口統計學及疾病相關資料
由研究者自行制定，包括患者的年齡、性別、受教育水平、婚姻狀況、工作狀態、收入水平，以及GIST的病程、大小、分期、轉移情況。
1.2.2 恐懼疾病進展簡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FoP）
該量表由Mehnert等[6]基于原恐懼疾病進展量表簡化改編而來，共12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計分，可更便捷地評估患者對于疾病進展的擔憂程度。FoP包括生理健康恐懼和社會家庭恐懼2個維度，分數越高表示患者在該方面的疾病恐懼情緒越強烈。吳奇云等[7]將其漢化并在我國肝癌患者中進行測試，顯示具有良好信效度，Cronbach’s α為0.883。
1.2.3 疾病感知量表（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BIPQ）
該量表由挪威Broadbent等[8]開發，共8個條目，采用0～10分的視覺模擬評分，評估患者對疾病的認知、情緒和理解能力，分數越高意味著個體對疾病的負性感知越多，認為疾病癥狀越嚴重；此外BIPQ還調查患者主觀認為導致疾病的最重要的3個因素。梅雅琪等[9]將BIPQ在我國乳腺癌患者中進行漢化測試，顯示具有良好信效度，Cronbach’s α為0.770。
1.2.4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SSRS由我國學者肖水源等[10]編制，共10個條目，包括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對支持的利用度3個維度，分數越高表示患者獲得的主客觀支持及支持利用度水平越高。SSRS已被廣泛用于心理學、社會學、健康科學領域研究中，在我國胃癌患者中經測試具有較好信效度，Cronbach’s α為0.870[11]。
1.2.5 醫學應對方式問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
該問卷由Feifel等[12]開發、浙江大學醫學心理學教研室漢化[13]。問卷共20個條目，采用Likert 4級計分，其中條目1、4、9、10、12、13、18、19反向計分。MCMQ用于評估個體在面對醫學問題時所傾向采取的應對方式，可分別計算得到面對、回避、屈服3類應對方式得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越傾向于采取該應對方式。在我國慢病人群中該量表經測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面對、回避、屈服3個維度的Cronbach’s α分別為0.69、0.60、0.76。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 ［例（%）］；計量資料服從正態分布，均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采用單樣本t檢驗，對本研究患者與國內癌癥患者的問卷資料得分進行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方差分析，對不同人口統計學及疾病相關特征下的醫學應對方式得分進行組間比較；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探究FoP、BIPQ、SSRS與MCMQ得分的相關性；最后，保留單因素分析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通過多重線性逐步回歸探究患者3種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181例GIST患者中，男96例（53.0%），女85例（47.0%）；年齡＜50歲26例（14.4%），50～70歲129例（71.3%），＞70歲26例（14.4%）；100例（55.2%）為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57例（31.5%）為高中、高職或大專，24例（13.3%）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38例（21.0%）在職，143例（79.0%）已退休或無業；收入水平方面，113例（62.4%）月收入≤3 000元，51例（28.2%）為3 001～6 000元，17例（9.4%）>6 000元。GIST的疾病資料方面，39例（21.5%）患者病程≤3年，87例（48.1%）為3～5年，55例（30.4%）>5年；60例（33.1%）患者的腫瘤直徑<5 cm，71例（39.2%）為5～10 cm，50例（27.6%）>10 cm；GIST分期中，15例（8.3%）低危，43例（23.8%）中危，123例（68.0%）高危；25例（13.8%）間質瘤存在轉移，156例（86.2%）未發生轉移。
2.1 GIST患者FoP、BIPQ、SSRS與MCMQ得分與常模得分比較
本研究納入了各量表原始研究中的測評結果作為常模得分，從而與GIST患者進行橫向比較。相較于國內患者，本研究中GIST患者的恐懼疾病進展及其2個維度得分均較低（P<0.001），BIPQ得分較低（P=0.004），SSRS及其各維度得分較低（P<0.05）。在MCMQ上，面對、回避、屈服的應對方式得分均高于常模（P<0.001），其中面對維度得分約為常模的1.04倍，而回避和屈服維度得分約分別為常模的1.25倍和1.86倍，提示GIST患者更傾向于采取回避和屈服的醫學應對方式，見表1。
表1
GIST患者FoP、BIPQ、SSRS與MCMQ得分與國內癌癥患者得分比較（
±s，分）
2.2 醫學應對方式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在面對應對方式方面，GIST未轉移者的得分較高（P=0.020）；在屈服應對方式方面，受教育水平越高得分越高（P=0.028）。見表2。
表2
醫學應對方式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s，分）
2.3 FoP、BIPQ、SSRS與MCMQ得分的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GIST患者的支持利用度得分與面對應對方式得分呈正相關（P=0.007）；主觀支持水平與回避應對方式得分呈正相關（P=0.002）；FoP得分（P=0.004）、生理健康恐懼得分（P=0.004）、BIPQ得分、SSRS得分與屈服應對方式得分呈負相關，而社會家庭恐懼得分（P=0.012）和主觀支持得分（P=0.044）呈正相關。具體結果見表3。
表3
相關性分析結果
2.4 醫學應對方式的回歸分析
為了盡可能全面地挖掘影響因素，單因素分析中P<0.10的因素和相關性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均納入多因素分析，進行多重線性逐步回歸。結果顯示，GIST轉移（P=0.016）、支持利用度（P=0.006）對面對應對方式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GIST轉移者、支持利用度水平較高者可能存在較高的面對應對方式得分。受教育水平（P=0.016）、主觀支持水平（P=0.002）對回避應對方式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受教育水平高、主觀支持水平高者可能存在較高的回避應對方式得分。生理健康恐懼（P=0.003）、受教育水平（P=0.010）、主觀支持（P=0.027）是屈服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生理健康恐懼水平較低、受教育水平高、主觀支持水平高者可能存在較高的屈服應對方式得分。性別、工作狀態、收入水平、社會家庭恐懼、疾病感知的影響則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多重線性逐步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3.1 GIST患者各量表評分與常模比較
相較于國內癌癥患者，本研究GIST患者的疾病恐懼情緒更弱、對腫瘤的負性感知程度更弱、且得到的主客觀支持及支持利用度水平較低。其原因可能在于GIST相較于其他癌癥類型知曉度較低，患者對疾病的認知相對不足導致對疾病的恐懼和感知程度較弱[14]。同時，由于85.6%的患者為50歲以上人群，79.0%的患者已退休或無業，患者可能面臨生活中社交網絡結構的縮減，使其社會支持處于相對較低水平。在醫學應對方式方面，GIST患者更傾向于采取回避和屈服的醫學應對方式，其中屈服的特征更加突出。這可能是由患者對GIST的治療選擇及預后了解不足、對醫學干預的風險和不良后果不確定性較高、以及恐懼焦慮等心理狀態所共同導致[15]。我國流行病學數據顯示，GIST的5年生存率高達85.16%[16]，相較于消極的醫學應對方式，患者采取積極的面對方式將有望獲得更佳的腫瘤預后，這也提示我們要加強對GIST患者的教育和支持，促進其對治療的積極態度和依從性。
3.2 GIST狀況對患者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
本研究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GIST是否轉移對患者面對應對方式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未發生轉移者的面對應對方式得分更高，而GIST的其余疾病特征對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是由于患者平均年齡較大、文化水平較低所致，無論腫瘤的病程、大小、分期如何，在患者看來均是一件較為惡劣的疾病事件[17]，從而使患者的醫學應對方式未在GIST的各類診斷下產生差異，僅腫瘤是否轉移會影響患者是否采取面對的應對方式。腫瘤轉移通常被認為是癌癥惡化的標志，相較于原發腫瘤通常存在更大的治療難度和更差的預后，從而可能使患者懷疑治療的有效性，對治療失去信心和面對的勇氣[18]。
3.3 社會支持水平對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GIST患者的支持利用度影響面對應對方式，主觀支持水平影響回避和屈服應對方式。GIST患者遭受疾病打擊后，往往需要向他人求助或傾訴，這實際上是一種積極的疾病應對方式，只有充分交流才能夠排解患者因疾病造成的不良情緒[19]，而正是由于本研究患者的支持利用度水平較低，造成患者的面對應對方式與常模的得分差異明顯低于另外兩種方式。在主觀支持方面，與家庭成員及朋友保持良好的親密關系雖然能夠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但過高的主觀支持水平可能使患者更傾向于依賴他人的幫助，進而減少面對問題的主動性[20]，這種情感支持可能使患者產生依賴感，導致他們采取回避應對和屈服應對的方式，回避處理GIST所帶來的挑戰，或過度依賴外部幫助來應對困境，從而降低了他們應對疾病時的主動性和自我調節能力。美國一項納入2 374例患者的大樣本GIST流行病學調查研究也指出，已婚患者相較于單身患者存在更好的生存率（HR=1.53），家庭成員參與的社會支持顯著改善了患者預后[21]。上述結果提示我們，在GIST患者疾病診斷的早期，應當提供社會支持的干預介入，從而在面對應對階段即幫助患者盡可能積極采取治療；而在回避和屈服應對階段，雖然患者可能需要情感支持，但需要注意避免過多的主觀支持導致患者依賴他人，進而逃避面對疾病的責任。在這種階段，家人和朋友的積極參與應注重增強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和應對能力，而非單純提供過多的依賴性支持，從而幫助患者提升面對疾病的主動性。
3.4 回避、屈服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
相較于積極的面對應對方式，回避應對方式屬于中性過渡狀態，而屈服則是一種消極的應對方式。除主觀支持對回避應對方式存在影響以外，受教育水平較高者也呈現出更高的回避應對方式得分。回避應對方式既不是主動面對問題，也不是完全放棄對問題的處理，而是意味著個體試圖逃避與問題相關的情境以減輕內心的焦慮。受教育水平較高個體具有更高的認知和理解能力，在復雜的GIST疾病狀況下，可能感受到更大的壓力和焦慮；同時，受教育水平較高者常面臨更高的社會期望和壓力，因此可能會選擇回避腫瘤來保護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心[22]。在屈服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中，受教育水平較高者也同樣呈現更高的屈服應對方式評分，可能也是由相似的原因所致。此外，恐懼疾病進展的生理健康恐懼水平越高，患者的屈服應對方式評分越低。較高的生理健康恐懼水平可能促使患者尋求信息和資源保護自己免受健康威脅，并使患者的健康信念更加堅定[23]。因此對于GIST患者，充分告知疾病的風險盡管會提升患者的恐懼程度，但同時可能促使患者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應對腫瘤，反而有望獲得更好的治療效果。
3.5 不同人口學特征群體的醫學應對差異性
本研究發現，高齡（70歲以上）和女性GIST患者更傾向于采用面對應對方式，盡管年齡和性別未能在最終回歸分析中達到統計學意義，但這種趨勢可能反映了特定人群應對策略的差異性。高齡患者或因其對生命價值的重新審視和對疾病控制的強烈愿望，更多采取面對的積極應對方式，顯示出年齡增長可能帶來的對疾病更成熟的心理調適能力[24]。女性患者則可能由于較高的情感表達需求和對社會支持網絡的有效利用，更傾向于正面應對疾病[25]。類似的現象也見于乳腺癌等患者類型。Yao等[26]的一項納入339例患者的橫斷面研究指出，乳腺癌患者由于較高水平的身體形象擔憂，通常會更積極地啟動醫學應對行為，并由此產生了更佳的生活質量和預后。而特異于男性患者的疾病則可能由于激素影響導致消極的應對方式。意大利學者Faviana等[27]的研究指出，男性泌尿生殖系統癌癥患者的皮質醇和脫氫表雄酮水平會發生變化，而這兩種類固醇激素參與情緒的調解，男性癌癥患者脫氫表雄酮水平的降低將會導致負面情緒增加，從而降低積極醫學應對的可能性。這提示我們，在臨床實踐中應針對不同人口學群體設計個性化的心理干預策略。對于中青年患者，可結合生命教育和心理支持，進一步強化其面對疾病的信心；而對男性患者，可通過提升社會支持質量，并借助激素治療，調動其積極應對潛能。在本研究總樣本量僅為181例的情況下，這種趨勢可能被部分掩蓋，未來可考慮進一步擴大研究規模，以探究更復雜的人口學特征間的交互作用，并納入精細化指標探究特征關聯背后潛在的生理-心理協同機制，從而提供精準干預依據。
3.6 GIST患者醫學應對方式干預對策建議
為了促使GIST患者采取更為積極的應對方式，未來臨床工作中，應為患者提供全面的GIST知識和信息，充分告知疾病的治療方式和風險，以增強患者對疾病的認知和了解，幫助患者樹立正確的健康信念和態度。在患者接收疾病診斷的早期階段，就應當輔助患者加強與家人、朋友及醫療團隊間的溝通，提供情感支持，在患者進入屈服應對階段前及時強化對疾病治療的信心和勇氣。同時要根據患者特征采取個性化干預，應為男性患者提供有效的情緒調節和問題應對技能；對于受教育水平較高、社會角色壓力較大者，應耐心傾聽和理解患者的情感體驗，幫助釋放疾病帶來的壓力。通過上述一系列干預措施，提高患者醫學應對水平，減輕心理應激，積極面對GIST治療，促進疾病康復。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郝迎春，負責研究的整體設計、數據分析及初稿撰寫；夏義文參與研究設計和數據分析，并協助論文撰寫；李灃員參與數據收集和分析；徐皓負責部分研究執行和數據收集；侯慧為通信作者，負責論文的最終審閱和修改，并協調整個研究過程。
倫理聲明：本研究已通過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倫理審核批準（批文編號：2024-SR-556）。
胃腸間質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GIST）是一種源自胃腸道壁間質細胞的腫瘤，通常被認為是低度惡性腫瘤，但GIST術后2年內超過50%的復發率仍給患者的生活和健康帶來重大挑戰[1]。醫學應對方式是GIST患者預后的重要影響因素，患者面對疾病究竟是采取主動面對，還是回避屈服的態度，將直接影響影響其治療依從性、心理狀態和生活質量[2]。Lazarus提出的壓力與應對模式（stress and coping model）指出，個體如何應對壓力源取決于其對壓力的評價以及所能獲得的應對支持策略水平[3]。在腫瘤患者中，這種壓力評價可被具象為患者對腫瘤進展的恐懼以及對疾病的多維感知[4]，在既定的壓力評價之下，患者對主客觀支持的可及性以及利用率，將最終決定其采用何種應對策略對待腫瘤[5]。基于此，本研究收集了GIST患者的一般資料，并調查其恐懼疾病進展、疾病感知、社會支持、醫學應對方式水平，旨在探究GIST患者的醫學應對方式及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法，選取2022年9月至2024年5月期間于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普外胃外科二病區就診的181例GIST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年齡≥18周歲，術后病理明確為GIST，小學以上文化水平，無嚴重認知功能或語言溝通障礙，并已知情同意參與本研究者。排除標準：除GIST外，存在嚴重慢性病史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存在精神分裂、雙重人格等影響患者主觀報告資料準確性的精神類疾病。本研究已通過筆者所在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文編號：2024-SR-556），患者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資料采集工具
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患者完成治療出院6個月后，前往筆者所在科室隨訪或電話隨訪時，由經過培訓的研究人員采用統一話術向患者采集資料。人口統計學資料從病歷中提取并在隨訪過程中完善，問卷資料均于隨訪時收集。
1.2.1 人口統計學及疾病相關資料
由研究者自行制定，包括患者的年齡、性別、受教育水平、婚姻狀況、工作狀態、收入水平，以及GIST的病程、大小、分期、轉移情況。
1.2.2 恐懼疾病進展簡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FoP）
該量表由Mehnert等[6]基于原恐懼疾病進展量表簡化改編而來，共12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計分，可更便捷地評估患者對于疾病進展的擔憂程度。FoP包括生理健康恐懼和社會家庭恐懼2個維度，分數越高表示患者在該方面的疾病恐懼情緒越強烈。吳奇云等[7]將其漢化并在我國肝癌患者中進行測試，顯示具有良好信效度，Cronbach’s α為0.883。
1.2.3 疾病感知量表（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BIPQ）
該量表由挪威Broadbent等[8]開發，共8個條目，采用0～10分的視覺模擬評分，評估患者對疾病的認知、情緒和理解能力，分數越高意味著個體對疾病的負性感知越多，認為疾病癥狀越嚴重；此外BIPQ還調查患者主觀認為導致疾病的最重要的3個因素。梅雅琪等[9]將BIPQ在我國乳腺癌患者中進行漢化測試，顯示具有良好信效度，Cronbach’s α為0.770。
1.2.4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SSRS由我國學者肖水源等[10]編制，共10個條目，包括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對支持的利用度3個維度，分數越高表示患者獲得的主客觀支持及支持利用度水平越高。SSRS已被廣泛用于心理學、社會學、健康科學領域研究中，在我國胃癌患者中經測試具有較好信效度，Cronbach’s α為0.870[11]。
1.2.5 醫學應對方式問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
該問卷由Feifel等[12]開發、浙江大學醫學心理學教研室漢化[13]。問卷共20個條目，采用Likert 4級計分，其中條目1、4、9、10、12、13、18、19反向計分。MCMQ用于評估個體在面對醫學問題時所傾向采取的應對方式，可分別計算得到面對、回避、屈服3類應對方式得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越傾向于采取該應對方式。在我國慢病人群中該量表經測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面對、回避、屈服3個維度的Cronbach’s α分別為0.69、0.60、0.76。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 ［例（%）］；計量資料服從正態分布，均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采用單樣本t檢驗，對本研究患者與國內癌癥患者的問卷資料得分進行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方差分析，對不同人口統計學及疾病相關特征下的醫學應對方式得分進行組間比較；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探究FoP、BIPQ、SSRS與MCMQ得分的相關性；最后，保留單因素分析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通過多重線性逐步回歸探究患者3種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181例GIST患者中，男96例（53.0%），女85例（47.0%）；年齡＜50歲26例（14.4%），50～70歲129例（71.3%），＞70歲26例（14.4%）；100例（55.2%）為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57例（31.5%）為高中、高職或大專，24例（13.3%）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38例（21.0%）在職，143例（79.0%）已退休或無業；收入水平方面，113例（62.4%）月收入≤3 000元，51例（28.2%）為3 001～6 000元，17例（9.4%）>6 000元。GIST的疾病資料方面，39例（21.5%）患者病程≤3年，87例（48.1%）為3～5年，55例（30.4%）>5年；60例（33.1%）患者的腫瘤直徑<5 cm，71例（39.2%）為5～10 cm，50例（27.6%）>10 cm；GIST分期中，15例（8.3%）低危，43例（23.8%）中危，123例（68.0%）高危；25例（13.8%）間質瘤存在轉移，156例（86.2%）未發生轉移。
2.1 GIST患者FoP、BIPQ、SSRS與MCMQ得分與常模得分比較
本研究納入了各量表原始研究中的測評結果作為常模得分，從而與GIST患者進行橫向比較。相較于國內患者，本研究中GIST患者的恐懼疾病進展及其2個維度得分均較低（P<0.001），BIPQ得分較低（P=0.004），SSRS及其各維度得分較低（P<0.05）。在MCMQ上，面對、回避、屈服的應對方式得分均高于常模（P<0.001），其中面對維度得分約為常模的1.04倍，而回避和屈服維度得分約分別為常模的1.25倍和1.86倍，提示GIST患者更傾向于采取回避和屈服的醫學應對方式，見表1。
表1
GIST患者FoP、BIPQ、SSRS與MCMQ得分與國內癌癥患者得分比較（±s，分）
2.2 醫學應對方式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在面對應對方式方面，GIST未轉移者的得分較高（P=0.020）；在屈服應對方式方面，受教育水平越高得分越高（P=0.028）。見表2。
表2
醫學應對方式的單因素分析結果（±s，分）
2.3 FoP、BIPQ、SSRS與MCMQ得分的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GIST患者的支持利用度得分與面對應對方式得分呈正相關（P=0.007）；主觀支持水平與回避應對方式得分呈正相關（P=0.002）；FoP得分（P=0.004）、生理健康恐懼得分（P=0.004）、BIPQ得分、SSRS得分與屈服應對方式得分呈負相關，而社會家庭恐懼得分（P=0.012）和主觀支持得分（P=0.044）呈正相關。具體結果見表3。
表3
相關性分析結果
2.4 醫學應對方式的回歸分析
為了盡可能全面地挖掘影響因素，單因素分析中P<0.10的因素和相關性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均納入多因素分析，進行多重線性逐步回歸。結果顯示，GIST轉移（P=0.016）、支持利用度（P=0.006）對面對應對方式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GIST轉移者、支持利用度水平較高者可能存在較高的面對應對方式得分。受教育水平（P=0.016）、主觀支持水平（P=0.002）對回避應對方式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受教育水平高、主觀支持水平高者可能存在較高的回避應對方式得分。生理健康恐懼（P=0.003）、受教育水平（P=0.010）、主觀支持（P=0.027）是屈服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生理健康恐懼水平較低、受教育水平高、主觀支持水平高者可能存在較高的屈服應對方式得分。性別、工作狀態、收入水平、社會家庭恐懼、疾病感知的影響則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多重線性逐步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3.1 GIST患者各量表評分與常模比較
相較于國內癌癥患者，本研究GIST患者的疾病恐懼情緒更弱、對腫瘤的負性感知程度更弱、且得到的主客觀支持及支持利用度水平較低。其原因可能在于GIST相較于其他癌癥類型知曉度較低，患者對疾病的認知相對不足導致對疾病的恐懼和感知程度較弱[14]。同時，由于85.6%的患者為50歲以上人群，79.0%的患者已退休或無業，患者可能面臨生活中社交網絡結構的縮減，使其社會支持處于相對較低水平。在醫學應對方式方面，GIST患者更傾向于采取回避和屈服的醫學應對方式，其中屈服的特征更加突出。這可能是由患者對GIST的治療選擇及預后了解不足、對醫學干預的風險和不良后果不確定性較高、以及恐懼焦慮等心理狀態所共同導致[15]。我國流行病學數據顯示，GIST的5年生存率高達85.16%[16]，相較于消極的醫學應對方式，患者采取積極的面對方式將有望獲得更佳的腫瘤預后，這也提示我們要加強對GIST患者的教育和支持，促進其對治療的積極態度和依從性。
3.2 GIST狀況對患者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
本研究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GIST是否轉移對患者面對應對方式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未發生轉移者的面對應對方式得分更高，而GIST的其余疾病特征對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是由于患者平均年齡較大、文化水平較低所致，無論腫瘤的病程、大小、分期如何，在患者看來均是一件較為惡劣的疾病事件[17]，從而使患者的醫學應對方式未在GIST的各類診斷下產生差異，僅腫瘤是否轉移會影響患者是否采取面對的應對方式。腫瘤轉移通常被認為是癌癥惡化的標志，相較于原發腫瘤通常存在更大的治療難度和更差的預后，從而可能使患者懷疑治療的有效性，對治療失去信心和面對的勇氣[18]。
3.3 社會支持水平對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GIST患者的支持利用度影響面對應對方式，主觀支持水平影響回避和屈服應對方式。GIST患者遭受疾病打擊后，往往需要向他人求助或傾訴，這實際上是一種積極的疾病應對方式，只有充分交流才能夠排解患者因疾病造成的不良情緒[19]，而正是由于本研究患者的支持利用度水平較低，造成患者的面對應對方式與常模的得分差異明顯低于另外兩種方式。在主觀支持方面，與家庭成員及朋友保持良好的親密關系雖然能夠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但過高的主觀支持水平可能使患者更傾向于依賴他人的幫助，進而減少面對問題的主動性[20]，這種情感支持可能使患者產生依賴感，導致他們采取回避應對和屈服應對的方式，回避處理GIST所帶來的挑戰，或過度依賴外部幫助來應對困境，從而降低了他們應對疾病時的主動性和自我調節能力。美國一項納入2 374例患者的大樣本GIST流行病學調查研究也指出，已婚患者相較于單身患者存在更好的生存率（HR=1.53），家庭成員參與的社會支持顯著改善了患者預后[21]。上述結果提示我們，在GIST患者疾病診斷的早期，應當提供社會支持的干預介入，從而在面對應對階段即幫助患者盡可能積極采取治療；而在回避和屈服應對階段，雖然患者可能需要情感支持，但需要注意避免過多的主觀支持導致患者依賴他人，進而逃避面對疾病的責任。在這種階段，家人和朋友的積極參與應注重增強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和應對能力，而非單純提供過多的依賴性支持，從而幫助患者提升面對疾病的主動性。
3.4 回避、屈服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
相較于積極的面對應對方式，回避應對方式屬于中性過渡狀態，而屈服則是一種消極的應對方式。除主觀支持對回避應對方式存在影響以外，受教育水平較高者也呈現出更高的回避應對方式得分。回避應對方式既不是主動面對問題，也不是完全放棄對問題的處理，而是意味著個體試圖逃避與問題相關的情境以減輕內心的焦慮。受教育水平較高個體具有更高的認知和理解能力，在復雜的GIST疾病狀況下，可能感受到更大的壓力和焦慮；同時，受教育水平較高者常面臨更高的社會期望和壓力，因此可能會選擇回避腫瘤來保護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心[22]。在屈服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中，受教育水平較高者也同樣呈現更高的屈服應對方式評分，可能也是由相似的原因所致。此外，恐懼疾病進展的生理健康恐懼水平越高，患者的屈服應對方式評分越低。較高的生理健康恐懼水平可能促使患者尋求信息和資源保護自己免受健康威脅，并使患者的健康信念更加堅定[23]。因此對于GIST患者，充分告知疾病的風險盡管會提升患者的恐懼程度，但同時可能促使患者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應對腫瘤，反而有望獲得更好的治療效果。
3.5 不同人口學特征群體的醫學應對差異性
本研究發現，高齡（70歲以上）和女性GIST患者更傾向于采用面對應對方式，盡管年齡和性別未能在最終回歸分析中達到統計學意義，但這種趨勢可能反映了特定人群應對策略的差異性。高齡患者或因其對生命價值的重新審視和對疾病控制的強烈愿望，更多采取面對的積極應對方式，顯示出年齡增長可能帶來的對疾病更成熟的心理調適能力[24]。女性患者則可能由于較高的情感表達需求和對社會支持網絡的有效利用，更傾向于正面應對疾病[25]。類似的現象也見于乳腺癌等患者類型。Yao等[26]的一項納入339例患者的橫斷面研究指出，乳腺癌患者由于較高水平的身體形象擔憂，通常會更積極地啟動醫學應對行為，并由此產生了更佳的生活質量和預后。而特異于男性患者的疾病則可能由于激素影響導致消極的應對方式。意大利學者Faviana等[27]的研究指出，男性泌尿生殖系統癌癥患者的皮質醇和脫氫表雄酮水平會發生變化，而這兩種類固醇激素參與情緒的調解，男性癌癥患者脫氫表雄酮水平的降低將會導致負面情緒增加，從而降低積極醫學應對的可能性。這提示我們，在臨床實踐中應針對不同人口學群體設計個性化的心理干預策略。對于中青年患者，可結合生命教育和心理支持，進一步強化其面對疾病的信心；而對男性患者，可通過提升社會支持質量，并借助激素治療，調動其積極應對潛能。在本研究總樣本量僅為181例的情況下，這種趨勢可能被部分掩蓋，未來可考慮進一步擴大研究規模，以探究更復雜的人口學特征間的交互作用，并納入精細化指標探究特征關聯背后潛在的生理-心理協同機制，從而提供精準干預依據。
3.6 GIST患者醫學應對方式干預對策建議
為了促使GIST患者采取更為積極的應對方式，未來臨床工作中，應為患者提供全面的GIST知識和信息，充分告知疾病的治療方式和風險，以增強患者對疾病的認知和了解，幫助患者樹立正確的健康信念和態度。在患者接收疾病診斷的早期階段，就應當輔助患者加強與家人、朋友及醫療團隊間的溝通，提供情感支持，在患者進入屈服應對階段前及時強化對疾病治療的信心和勇氣。同時要根據患者特征采取個性化干預，應為男性患者提供有效的情緒調節和問題應對技能；對于受教育水平較高、社會角色壓力較大者，應耐心傾聽和理解患者的情感體驗，幫助釋放疾病帶來的壓力。通過上述一系列干預措施，提高患者醫學應對水平，減輕心理應激，積極面對GIST治療，促進疾病康復。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郝迎春，負責研究的整體設計、數據分析及初稿撰寫；夏義文參與研究設計和數據分析，并協助論文撰寫；李灃員參與數據收集和分析；徐皓負責部分研究執行和數據收集；侯慧為通信作者，負責論文的最終審閱和修改，并協調整個研究過程。
倫理聲明：本研究已通過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倫理審核批準（批文編號：2024-SR-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