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喻慧, 蘇欣, 施毅. 肺癌患者心理問題的評估及其意義.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18, 17(6): 582-587. doi: 10.7507/1671-6205.201705031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肺癌作為我國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死亡率一直居所有惡性腫瘤的首位，盡管肺癌患者的現狀由于吸煙率穩定下降，以及早診斷早治療的進步而得到明顯的改善，但到目前為止在美國肺癌的 5 年生存率也只有 17%[1]。肺癌過高的發病率、高死亡率、過短的生存期、治療過程中伴隨的藥物不良反應以及經濟上的困難等情況，均可對患者的心理造成沉重的打擊，從而逐漸出現焦慮、睡眠障礙、抑郁或軀體不適等問題。肺癌患者的心理問題如此普遍，但臨床對此類問題關注不足，且有限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抑郁及焦慮方面[2-3]。本研究旨在采用癥狀自評式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對住院肺癌患者的心理狀態做初步的全面的評估，從而為臨床進一步提高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及預后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及方法
1.1 臨床資料
研究對象為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間入住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的所有臨床確診為肺癌的患者。排除標準：（1）16 歲以下；（2）KPS 評分<60 分；（3）躁狂癥；（4）精神分裂癥；（5）此前 1 個月內經歷過類似心理問卷調查。排除 KPS 評分<60 分的肺癌患者入組，是由于軀體評分過低的患者參與自評式量表的完成率過低，對采集的結果會造成極大的干擾。
1.2 方法
對入組患者采用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問卷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填寫患者的一般信息：性別、年齡、職業、宗教信仰、婚姻、文化程度、吸煙與否及治療方式等。信息主要從入院病歷收集，缺失部分由患者或看護提供，KPS 評分由臨床醫生提供。第二部分即 SCL90 量表，患者使用它進行心理自評。SCL90 是目前在綜合性醫院心理門診及精神專科醫院使用最廣泛的心理自評式量表，它從 10 個方面來對受調查人員的心理狀況進行全面分析，1 個研究方面即 1 個維度。10 個維度分別為軀體化維度（F1）、強迫維度（F2）、人際關系敏感維度（F3）、抑郁維度（F4）、焦慮維度（F5）、敵對維度（F6）、恐怖維度（F7）、偏執維度（F8）、精神病性維度（F9）、睡眠及飲食維度（F10）[4]。F10 主要反映睡眠及飲食情況，為附加項目，只用于計算總分和總均分（Global Severity Index，GSI），不單獨進行比較，GSI=總分/90。量表總共有 90 個項目，每個項目評分 1～5 分。總分超過 160 分，或陽性項目數超過 43 個，或任一維度的因子分超過 2 分，考慮初篩陽性，需臨床進一步檢查。抑郁維度（F4）得分在 39 分以上者考慮抑郁，焦慮維度（F5）得分在 30 分以上者考慮焦慮。
本次調查始終由一名受過專業心理培訓的醫務人員進行，符合入組條件的肺癌患者住院期間可隨時參與調查。調查地點相對隱秘，要求在 45 min 內完成。為避免對部分不知曉病情的患者造成不良影響，研究過程對入組患者采取單盲方法。調查人員在進行具體調查前，僅告知患者本次調查的目的，患者自主決定是否參與本次調查。量表主要由患者自主填寫，特殊情況下（文化程度低或視力欠佳時），可由患者口述，調查人員代填。調查結束時，通過直接詢問的方式來確定患者有無尋求心理幫助的需求。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8.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對組間數據進行比較，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為進一步探索陽性意義結果之間的相互關系，再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使用科恩系數校正處理效應，科恩系數=平均數差/標準差。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本研究篩查了近 1 250 例住院肺癌患者，其中僅 239 例患者自愿參與本次調查（表 1），80% 左右的患者主動拒絕參與本次調查。綜合他們給出的拒絕原因，主要包括：不愿意>不識字>看不清楚>身體不適>題目太多。調查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部分患者對調查表中的第 5 和第 84 題采取明顯回避的態度（第 5 題：對異性的興趣減退。第 84 題：為一些有關性的想法而很苦惱）。
表1
患者一般情況
調查無二次隨訪病例，量表完成度 100%，平均完成時間（17.2±6.5）min。患者病程 1～194 個月，平均病程（15.9±20.9）個月。KPS 評分 60～100 分，平均得分（78.9±11.4）分，其中 60、70 分的有 87 例（36.4%），80、90、100 分的有 152 例（63.6%）。
2.2 受調查人員的心理問題現狀
239 例患者中抑郁患病率為 11.3%（27/239），焦慮患病率 4.2%（10/239），有 60 例患者（25.1%）初篩陽性，陽性患者中只有 3 例有尋求外界心理幫助的要求，陰性患者中有 7 例有此需求，其中 1 例在肺癌確診后有明確的自殺史。確診時間≤3 個月的患者 54 例，其中考慮抑郁、焦慮各 1 例，占比均為 1.9%；確診時間>3 個月的患者有 185 例，其中考慮抑郁 26 例，考慮焦慮 9 例，抑郁、焦慮占比分別為 14.1%、4.9%。
60 例初篩陽性的患者中，2 例僅總分或總陽性項目數異常，58 例有 1 個及以上維度的異常，將 58 例陽性患者各維度的患病率按照確診時間長短劃分為兩組，確診時間≤3 個月的患者有 7 例，確診時間>3 個月有 51 例，各維度的異常例數分別為：軀體化 4、20 例，強迫 2、20 例，人際關系敏感 0、9 例，抑郁 1、26 例，焦慮 1、9 例，敵對 1、17 例，恐怖 0、7 例，偏執 1、6 例，精神病性 2、6 例。以確診時間為自變量時，確診時間在 3 個月以上的肺癌患者，抑郁維度（F4）的得分高于確診時間在 3 個月以下的患者（表 2）。
表2
量表得分與患者確診時間長短的關系（分，
）
2.3 受調查人員心理問題與多因素的相關性
188 例知曉病情的肺癌患者多個維度得分均高于不知曉病情的患者，包括強迫、人際關系敏感、抑郁、敵對、恐怖、精神病性 6 個維度及 GSI 方面。以確診時間為自變量時，185 例確診時間在 3 個月以上的肺癌患者的多個維度得分均高于確診時間在 3 個月以下的患者，包括強迫、人際關系敏感、抑郁、恐怖 4 個維度及 GSI 方面。以自主癥狀數量為自變量時，89 例有 3 個以上自主癥狀的肺癌患者的多個維度得分均高于自主癥狀在 3 個以下的患者，包括軀體化、抑郁、焦慮、敵對 4 個維度及 GSI 方面。28 例有癌癥家族史的肺癌患者在焦慮及精神病性兩個維度的得分均明顯增高。肺癌患者 KPS 評分越高，量表中所有維度及 GSI 的評分越低（表 3）。
表3
量表得分與患者一般資料之間的關系（分，
）
對上述陽性意義結果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發現 KPS 評分、癌癥家族史及自主癥狀多寡三因素之間相互影響，包括：KPS 評分和癌癥家族史之間有交互作用，在 KPS 不同評分水平上，有癌癥家族史的患者焦慮水平常更高（除 KPS 評分=90 分組）（圖 1），在此基礎上加入協變量自主癥狀多寡，發現在控制了 KPS 評分、癌癥家族史、KPS 評分和癌癥家族史的交互作用后，自主癥狀越多，患者的焦慮水平越高。
圖1
KPS 評分與癌癥家族史交互作用對 F5 均分的影響
自主癥狀多寡和癌癥家族史之間有交互作用，在自主癥狀多寡因素控制后，有癌癥家族史的患者焦慮水平更高（圖 2）。在此基礎上加入協變量 KPS 評分，發現在控制了自主癥狀多寡、癌癥家族史、自主癥狀多寡和癌癥家族史的交互作用后，KPS 評分越高，患者的焦慮水平越高。
圖2
自主癥狀多寡與癌癥家族史交互作用對 F5 均分的影響
87 例有失眠癥狀的肺癌患者的所有維度及 GSI 得分均高于無失眠癥狀的患者。以疲憊無力為自變量時，151 例伴有疲憊無力癥狀的肺癌患者的多個維度得分均高于無乏力癥狀的患者，包括軀體化、抑郁、焦慮、精神病性 4 個維度及 GSI 方面。以呼吸困難為自變量時，60 例伴有呼吸困難癥狀的肺癌患者的多個維度得分均高于無此癥狀的患者，包括軀體化、抑郁、焦慮 3 個維度及 GSI 方面。84 例有疼痛癥狀的肺癌患者在軀體化這個維度的得分明顯增高（表 4）。
表4
量表得分與患者具體癥狀之間的關系（分，
）
3 討論
既往研究表明心理因素與癌癥的發生發展作用是相互的，由于性別、年齡、人種、文化背景、軀體癥狀、化療以及患者主要護理人員情緒等因素影響[5-9]。患者一旦確診肺癌，其心理問題患病率明顯增高，而患者的病前個性，不良生活事件以及情緒應對方式等心理因素[10-12]，也增加了人群患癌的風險。2012 年對于包括心理干預在內的早期姑息治療模式所作的里程碑式研究發現：與標準抗腫瘤治療組相比，增加了早期姑息治療的治療組患者，其中位生存期及生活質量等指標均明顯改善[13]。既往研究亦證實，早期若對患者疾病后期的心理壓力水平進行預測，只能通過自評式量表方式來完成[14]。結合肺癌的嚴峻形勢，為臨床進一步改善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及預后，設計本研究對住院肺癌患者使用 SCL90 量表進行心理全方位自評，發現影響因素，分析可能的影響機制，是合理可靠的。
由于既往研究缺少抑郁及焦慮外其他七個維度的研究數據（包括軀體化、強迫、人際關系敏感、敵對、恐怖、偏執及精神病性）[2, 3]，因此本研究在對住院肺癌患者進行心理自評時特別引入了 SCL90 量表這種工具，這在之前所有類似的研究中從未有所涉及，且本研究獲得的所有維度的患病率數據（包括抑郁及焦慮維度），發現 KPS 評分、自主癥狀多寡及癌癥家族史三因素在焦慮維度的交互作用，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能給予今后類似研究一定的幫助。
既往對肺癌患者所做心理自評調查得到的抑郁患病率結果是 6%～20% 不等，焦慮 5.1%～17% 不等[15, 16]，本研究所得數據中，抑郁的結果是相符的，但焦慮的結果偏低。本研究得到的總體的心理失調患病率僅 25.1%，而在既往癌癥的研究結果中，總的心理失調的患病率為 28.4%～48.6%[14-17]，結果也偏低。推測本研究得到焦慮及總的心理失調患病率偏低的可能原因包括：（1）既往的研究結果也只是研究人員對較小樣本所做分析得出的，并無大樣本流行病學數據支持；（2）本研究屬于短期的現狀調查性研究，且研究人員在對樣本進行數據采集的過程中，或有不自覺的偏差，比如主動拒絕參與本次調查的患者，除對調查人員缺乏信任外，也有極大幾率是在癥狀支配下做出的拒絕與外界溝通的可能；（3）由于去除了 KPS 評分﹤60 分的人群入組，故部分維度患病率的數據偏低；（4）在調查過程中，部分患者對第 5 和第 84 題采取回避態度，這影響了抑郁及精神病性維度的結果, 分析認為這或許與患者的東方文化背景相關。
本研究發現肺癌患者知曉病情、確診時間越長、自主癥狀越多及有癌癥家族史，則患者的多個維度的均分及 GSI 均分明顯增加，心理壓力水平越高。而在具體癥狀方面，也可以看到，有失眠、呼吸困難、疲憊無力及疼痛等癥狀的患者，其多個維度及 GSI 的均分也明顯增加，心理壓力水平越高。本研究還發現 KPS 評分高的肺癌患者，他們的心理壓力水平越低。以上發現在既往研究中均已得到證實[7, 11, 18-21]，但既往文獻對有陽性意義結果之間的作用關系未有進一步的報道。本研究發現在有癌癥家族史的患者群中，KPS 評分越低和或自主癥狀越多的患者，焦慮維度的壓力水平越高，分析認為三因素交互起到正反饋作用。建議臨床將上述陽性結果列為入院肺癌患者的心理失調高危因素。
本研究雖進一步明確了確診時間與患者心理壓力水平之間的關系，但具體到焦慮及抑郁維度時，發現抑郁維度的數值及患病率均明顯增加，但焦慮維度的數值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且焦慮的患病率還有所上升，這個發現與既往對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研究結果不符[14]。分析造成這個情況的具體原因除了樣本的代表性及數量外，不能排除隨著肺癌患者患病時間的延長，呼吸系統癥狀的加重，從而對其焦慮維度的結果產生了一定影響。
總之，肺癌患者的心理問題比較嚴重，對他們進行及時的心理評估具有現實臨床意義，但本研究對于失眠、疼痛、乏力及呼吸困難之外的其他軀體癥狀，以及主要護理人員情緒等因素同肺癌患者心理問題的相關性尚未明確，需臨床進一步證實。
肺癌作為我國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死亡率一直居所有惡性腫瘤的首位，盡管肺癌患者的現狀由于吸煙率穩定下降，以及早診斷早治療的進步而得到明顯的改善，但到目前為止在美國肺癌的 5 年生存率也只有 17%[1]。肺癌過高的發病率、高死亡率、過短的生存期、治療過程中伴隨的藥物不良反應以及經濟上的困難等情況，均可對患者的心理造成沉重的打擊，從而逐漸出現焦慮、睡眠障礙、抑郁或軀體不適等問題。肺癌患者的心理問題如此普遍，但臨床對此類問題關注不足，且有限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抑郁及焦慮方面[2-3]。本研究旨在采用癥狀自評式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對住院肺癌患者的心理狀態做初步的全面的評估，從而為臨床進一步提高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及預后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及方法
1.1 臨床資料
研究對象為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間入住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的所有臨床確診為肺癌的患者。排除標準：（1）16 歲以下；（2）KPS 評分<60 分；（3）躁狂癥；（4）精神分裂癥；（5）此前 1 個月內經歷過類似心理問卷調查。排除 KPS 評分<60 分的肺癌患者入組，是由于軀體評分過低的患者參與自評式量表的完成率過低，對采集的結果會造成極大的干擾。
1.2 方法
對入組患者采用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問卷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填寫患者的一般信息：性別、年齡、職業、宗教信仰、婚姻、文化程度、吸煙與否及治療方式等。信息主要從入院病歷收集，缺失部分由患者或看護提供，KPS 評分由臨床醫生提供。第二部分即 SCL90 量表，患者使用它進行心理自評。SCL90 是目前在綜合性醫院心理門診及精神專科醫院使用最廣泛的心理自評式量表，它從 10 個方面來對受調查人員的心理狀況進行全面分析，1 個研究方面即 1 個維度。10 個維度分別為軀體化維度（F1）、強迫維度（F2）、人際關系敏感維度（F3）、抑郁維度（F4）、焦慮維度（F5）、敵對維度（F6）、恐怖維度（F7）、偏執維度（F8）、精神病性維度（F9）、睡眠及飲食維度（F10）[4]。F10 主要反映睡眠及飲食情況，為附加項目，只用于計算總分和總均分（Global Severity Index，GSI），不單獨進行比較，GSI=總分/90。量表總共有 90 個項目，每個項目評分 1～5 分。總分超過 160 分，或陽性項目數超過 43 個，或任一維度的因子分超過 2 分，考慮初篩陽性，需臨床進一步檢查。抑郁維度（F4）得分在 39 分以上者考慮抑郁，焦慮維度（F5）得分在 30 分以上者考慮焦慮。
本次調查始終由一名受過專業心理培訓的醫務人員進行，符合入組條件的肺癌患者住院期間可隨時參與調查。調查地點相對隱秘，要求在 45 min 內完成。為避免對部分不知曉病情的患者造成不良影響，研究過程對入組患者采取單盲方法。調查人員在進行具體調查前，僅告知患者本次調查的目的，患者自主決定是否參與本次調查。量表主要由患者自主填寫，特殊情況下（文化程度低或視力欠佳時），可由患者口述，調查人員代填。調查結束時，通過直接詢問的方式來確定患者有無尋求心理幫助的需求。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8.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對組間數據進行比較，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為進一步探索陽性意義結果之間的相互關系，再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使用科恩系數校正處理效應，科恩系數=平均數差/標準差。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本研究篩查了近 1 250 例住院肺癌患者，其中僅 239 例患者自愿參與本次調查（表 1），80% 左右的患者主動拒絕參與本次調查。綜合他們給出的拒絕原因，主要包括：不愿意>不識字>看不清楚>身體不適>題目太多。調查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部分患者對調查表中的第 5 和第 84 題采取明顯回避的態度（第 5 題：對異性的興趣減退。第 84 題：為一些有關性的想法而很苦惱）。
表1
患者一般情況
調查無二次隨訪病例，量表完成度 100%，平均完成時間（17.2±6.5）min。患者病程 1～194 個月，平均病程（15.9±20.9）個月。KPS 評分 60～100 分，平均得分（78.9±11.4）分，其中 60、70 分的有 87 例（36.4%），80、90、100 分的有 152 例（63.6%）。
2.2 受調查人員的心理問題現狀
239 例患者中抑郁患病率為 11.3%（27/239），焦慮患病率 4.2%（10/239），有 60 例患者（25.1%）初篩陽性，陽性患者中只有 3 例有尋求外界心理幫助的要求，陰性患者中有 7 例有此需求，其中 1 例在肺癌確診后有明確的自殺史。確診時間≤3 個月的患者 54 例，其中考慮抑郁、焦慮各 1 例，占比均為 1.9%；確診時間>3 個月的患者有 185 例，其中考慮抑郁 26 例，考慮焦慮 9 例，抑郁、焦慮占比分別為 14.1%、4.9%。
60 例初篩陽性的患者中，2 例僅總分或總陽性項目數異常，58 例有 1 個及以上維度的異常，將 58 例陽性患者各維度的患病率按照確診時間長短劃分為兩組，確診時間≤3 個月的患者有 7 例，確診時間>3 個月有 51 例，各維度的異常例數分別為：軀體化 4、20 例，強迫 2、20 例，人際關系敏感 0、9 例，抑郁 1、26 例，焦慮 1、9 例，敵對 1、17 例，恐怖 0、7 例，偏執 1、6 例，精神病性 2、6 例。以確診時間為自變量時，確診時間在 3 個月以上的肺癌患者，抑郁維度（F4）的得分高于確診時間在 3 個月以下的患者（表 2）。
表2
量表得分與患者確診時間長短的關系（分，
）
2.3 受調查人員心理問題與多因素的相關性
188 例知曉病情的肺癌患者多個維度得分均高于不知曉病情的患者，包括強迫、人際關系敏感、抑郁、敵對、恐怖、精神病性 6 個維度及 GSI 方面。以確診時間為自變量時，185 例確診時間在 3 個月以上的肺癌患者的多個維度得分均高于確診時間在 3 個月以下的患者，包括強迫、人際關系敏感、抑郁、恐怖 4 個維度及 GSI 方面。以自主癥狀數量為自變量時，89 例有 3 個以上自主癥狀的肺癌患者的多個維度得分均高于自主癥狀在 3 個以下的患者，包括軀體化、抑郁、焦慮、敵對 4 個維度及 GSI 方面。28 例有癌癥家族史的肺癌患者在焦慮及精神病性兩個維度的得分均明顯增高。肺癌患者 KPS 評分越高，量表中所有維度及 GSI 的評分越低（表 3）。
表3
量表得分與患者一般資料之間的關系（分，
）
對上述陽性意義結果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發現 KPS 評分、癌癥家族史及自主癥狀多寡三因素之間相互影響，包括：KPS 評分和癌癥家族史之間有交互作用，在 KPS 不同評分水平上，有癌癥家族史的患者焦慮水平常更高（除 KPS 評分=90 分組）（圖 1），在此基礎上加入協變量自主癥狀多寡，發現在控制了 KPS 評分、癌癥家族史、KPS 評分和癌癥家族史的交互作用后，自主癥狀越多，患者的焦慮水平越高。
圖1
KPS 評分與癌癥家族史交互作用對 F5 均分的影響
自主癥狀多寡和癌癥家族史之間有交互作用，在自主癥狀多寡因素控制后，有癌癥家族史的患者焦慮水平更高（圖 2）。在此基礎上加入協變量 KPS 評分，發現在控制了自主癥狀多寡、癌癥家族史、自主癥狀多寡和癌癥家族史的交互作用后，KPS 評分越高，患者的焦慮水平越高。
圖2
自主癥狀多寡與癌癥家族史交互作用對 F5 均分的影響
87 例有失眠癥狀的肺癌患者的所有維度及 GSI 得分均高于無失眠癥狀的患者。以疲憊無力為自變量時，151 例伴有疲憊無力癥狀的肺癌患者的多個維度得分均高于無乏力癥狀的患者，包括軀體化、抑郁、焦慮、精神病性 4 個維度及 GSI 方面。以呼吸困難為自變量時，60 例伴有呼吸困難癥狀的肺癌患者的多個維度得分均高于無此癥狀的患者，包括軀體化、抑郁、焦慮 3 個維度及 GSI 方面。84 例有疼痛癥狀的肺癌患者在軀體化這個維度的得分明顯增高（表 4）。
表4
量表得分與患者具體癥狀之間的關系（分，
）
3 討論
既往研究表明心理因素與癌癥的發生發展作用是相互的，由于性別、年齡、人種、文化背景、軀體癥狀、化療以及患者主要護理人員情緒等因素影響[5-9]。患者一旦確診肺癌，其心理問題患病率明顯增高，而患者的病前個性，不良生活事件以及情緒應對方式等心理因素[10-12]，也增加了人群患癌的風險。2012 年對于包括心理干預在內的早期姑息治療模式所作的里程碑式研究發現：與標準抗腫瘤治療組相比，增加了早期姑息治療的治療組患者，其中位生存期及生活質量等指標均明顯改善[13]。既往研究亦證實，早期若對患者疾病后期的心理壓力水平進行預測，只能通過自評式量表方式來完成[14]。結合肺癌的嚴峻形勢，為臨床進一步改善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及預后，設計本研究對住院肺癌患者使用 SCL90 量表進行心理全方位自評，發現影響因素，分析可能的影響機制，是合理可靠的。
由于既往研究缺少抑郁及焦慮外其他七個維度的研究數據（包括軀體化、強迫、人際關系敏感、敵對、恐怖、偏執及精神病性）[2, 3]，因此本研究在對住院肺癌患者進行心理自評時特別引入了 SCL90 量表這種工具，這在之前所有類似的研究中從未有所涉及，且本研究獲得的所有維度的患病率數據（包括抑郁及焦慮維度），發現 KPS 評分、自主癥狀多寡及癌癥家族史三因素在焦慮維度的交互作用，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能給予今后類似研究一定的幫助。
既往對肺癌患者所做心理自評調查得到的抑郁患病率結果是 6%～20% 不等，焦慮 5.1%～17% 不等[15, 16]，本研究所得數據中，抑郁的結果是相符的，但焦慮的結果偏低。本研究得到的總體的心理失調患病率僅 25.1%，而在既往癌癥的研究結果中，總的心理失調的患病率為 28.4%～48.6%[14-17]，結果也偏低。推測本研究得到焦慮及總的心理失調患病率偏低的可能原因包括：（1）既往的研究結果也只是研究人員對較小樣本所做分析得出的，并無大樣本流行病學數據支持；（2）本研究屬于短期的現狀調查性研究，且研究人員在對樣本進行數據采集的過程中，或有不自覺的偏差，比如主動拒絕參與本次調查的患者，除對調查人員缺乏信任外，也有極大幾率是在癥狀支配下做出的拒絕與外界溝通的可能；（3）由于去除了 KPS 評分﹤60 分的人群入組，故部分維度患病率的數據偏低；（4）在調查過程中，部分患者對第 5 和第 84 題采取回避態度，這影響了抑郁及精神病性維度的結果, 分析認為這或許與患者的東方文化背景相關。
本研究發現肺癌患者知曉病情、確診時間越長、自主癥狀越多及有癌癥家族史，則患者的多個維度的均分及 GSI 均分明顯增加，心理壓力水平越高。而在具體癥狀方面，也可以看到，有失眠、呼吸困難、疲憊無力及疼痛等癥狀的患者，其多個維度及 GSI 的均分也明顯增加，心理壓力水平越高。本研究還發現 KPS 評分高的肺癌患者，他們的心理壓力水平越低。以上發現在既往研究中均已得到證實[7, 11, 18-21]，但既往文獻對有陽性意義結果之間的作用關系未有進一步的報道。本研究發現在有癌癥家族史的患者群中，KPS 評分越低和或自主癥狀越多的患者，焦慮維度的壓力水平越高，分析認為三因素交互起到正反饋作用。建議臨床將上述陽性結果列為入院肺癌患者的心理失調高危因素。
本研究雖進一步明確了確診時間與患者心理壓力水平之間的關系，但具體到焦慮及抑郁維度時，發現抑郁維度的數值及患病率均明顯增加，但焦慮維度的數值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且焦慮的患病率還有所上升，這個發現與既往對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研究結果不符[14]。分析造成這個情況的具體原因除了樣本的代表性及數量外，不能排除隨著肺癌患者患病時間的延長，呼吸系統癥狀的加重，從而對其焦慮維度的結果產生了一定影響。
總之，肺癌患者的心理問題比較嚴重，對他們進行及時的心理評估具有現實臨床意義，但本研究對于失眠、疼痛、乏力及呼吸困難之外的其他軀體癥狀，以及主要護理人員情緒等因素同肺癌患者心理問題的相關性尚未明確，需臨床進一步證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