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循證醫學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抑郁癥是一種嚴重的心理健康疾病，會顯著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導致情緒低落、食欲不振，增加患者的殘疾風險及自殺傾向[1,2]。研究顯示，抑郁癥患者的死亡風險是非患者的2倍。此外，全世界每年因抑郁癥而自殺的人數超過100萬，抑郁癥是導致健康損失的非致命性三大主要原因之一[3]。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預測，到2030年，抑郁癥將成為世界上負擔最為沉重的疾病。據統計，2019年我國抑郁癥患者人數超過5 000萬，患病率較1990年增長了22.01%[4]，我國抑郁癥疾病負擔非常沉重。中老年人群是抑郁癥的高發群體，隨著年齡的增長，中老年人群身體各項機能急劇下降，導致生活質量降低，加之面臨退休、家庭經濟壓力等客觀因素，從而易加劇抑郁癥的發展[5,6]。正確地識別抑郁癥，了解地區內人群抑郁癥的整體患病狀況是開展健康宣教和疾病干預的重要前提。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利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最新的調查數據，分析中國45歲以上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患病率及其影響因素，為該人群抑郁癥的防治提供一定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CHARLS于2020年開展的第五輪全國性調查。CHARLS是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持的大型跨學科調查項目，旨在收集一套具有廣泛代表性、能夠充分反映中國城鄉中老年人家庭和個人的高質量微觀數據。CHARLS的各輪調查均獲得北京大學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批準號：IRB00001052-
1.2 調查內容
CHARLS采用CES-D-10量表評估受訪者的抑郁狀況[8,9]。研究表明，CES-D-10在抑郁癥篩查方面有著出色的內部一致性、敏感性和特異性，并且CES-D-10在中國中老年人群中的適用性已得到充分驗證[10,11]。該量表用于評估受訪者過去一周的心理狀況，包括10個方面的問題，每個問題得分均為0～3分，總分為0～30分，當總分≥10時，認為受訪者患有抑郁癥[12]。
本研究自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居住狀況、學歷、地區、城鄉狀況、收入狀況、夜間及午間睡眠時長、社交活動狀況、網絡使用狀況、吸煙及飲酒狀況、慢性病數量及日常生活活動（ADL）障礙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障礙。其中地區根據國家數據局的劃分標準，分為東部、西部和中部地區（東北地區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省由于數據較少，本研究將其劃分為中部地區）。ADL包括穿衣、洗澡、進食、上下床、如廁和大小便控制，IADL包括做家務、購物，做飯、打電話、吃藥和財務管理，當受訪者完成ADL與IADL中由任何一項有困難時，則定義為該受訪者有ADL/IADL受損[13,14]。
1.3 統計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7.0軟件進行數據的合并、清洗與分析。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x±s進行統計描述，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M（P25，P75）進行統計描述，計數資料采用頻數（%）表示。單因素分析采用χ2檢驗，并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采用向后逐步回歸法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以篩選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影響因素，所有假設檢驗均為雙側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
通過納入及排除標準，本研究共納入有效樣本10 583例，其中男性5 050例（47.7%），女性5 533例（52.3%），樣本人群平均年齡（65.3±8.0）歲，60～75歲年齡組人群占比為57.3%；學歷大部分為小學及以下（6 639人，62.7%）；東、中、西部各個地區樣本人數相當，6 718人來自農村，占比達到63.5%；78.4%的中老年人群無收入；睡眠時間方面，夜間睡眠時長及午睡時長分別為（6.01±1.88）小時和30（0，60）分鐘；有ADL及IADL障礙的人數分別占比23.4%和24.1%。
2.2 慢性病及抑郁癥患病現狀
10 583例中老年人CES-D-10平均得分為（9.11±6.53）分，共4 290例患有抑郁癥（CES-D-10得分≥10），患病率為40.5%［95%CI（39.6%，41.5%）］。抑郁癥的地區差異方面，中西部地區抑郁癥患病率普遍高于東部沿海地區（西部：46.1%，中部：43.5%，東部：31.4%，χ2=173.579，P<0.001），而農村地區中老年人群抑郁癥患病率高于城市地區（農村：45.4%，城市32.0%，χ2=183.855，P<0.001）。慢性病患病狀況方面，僅20.4%的中老年人無慢性病，79.6%至少患有一種慢性病，其中慢性病數量≥3個的患者人數最多（3 518人，33.2%）。慢性病患病率較高的疾病為關節炎或風濕（38.8%）、高血壓（37.2%）和消化系統疾病（30.0%），見表1。
表1
10 583例中老年人群各類慢性病患病狀況
2.3 中老年人群抑郁癥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年齡、居住狀況、學歷、調查地區、城鄉狀況、收入狀況、夜間及午間睡眠時長、社交活動狀況、網絡使用狀況、吸煙及飲酒狀況、慢性病數量及ADL和IADL障礙狀況的中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具體來說，特征為女性、高齡、未與伴侶同居、學歷較低、調查地區為中西部及農村、無收入、夜間睡眠時長較短、不午睡或午睡時間過長（>2h）、無社交活動、不使用網絡、不吸煙及飲酒、患慢性病、有ADL和IADL障礙的被調查者抑郁癥患病率更高。各自變量中，睡眠時長、是否有ADL障礙及是否有IADL障礙列聯系數較高，詳見表2。
表2
中老年人群抑郁癥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2.4 中老年人群抑郁癥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中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作為自變量，是否患抑郁癥作為因變量（患病=1、未患病=0），構建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logistic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年齡、是否與伴侶同居、學歷、地區、城鄉、睡眠時長、是否上網、是否飲酒、慢性病數量、是否有ADL及IADL障礙是是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獨立影響因素。具體來說，性別為女性，年齡為45～75歲、未與伴侶同居，學歷為小學及以下或初中、地區為中部或西部，來自農村、睡眠時長不足、不上網、不飲酒、患慢性病、有ADL及IADL障礙的中老年人發生抑郁癥的風險更高（P<0.05），見表3。
表3
中老年人群抑郁癥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CHARLS數據庫調查范圍廣、時間跨度長、研究變量充足，是中國目前代表性較強的社會人口學調查之一。本研究基于CHARLS 2020年最新調查數據研究分析，發現中國中老年人群抑郁癥患病率為40.5%，高于CHARLS于2011（36.8%）、2013（31.7%）、2015（34.6%）和2018年（38.7%）進行的全國性橫斷面調查[15]，表明我國中老年人群的抑郁癥患病率較高且正在逐年上升。相比之下，美國50歲以上中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為9.4%[16]，南非40歲以上中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為27.9%[17]，而一項針對全球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的Meta分析發現全球范圍內老年人抑郁癥總體患病率為19.2%[18]，相比之下，中國中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狀況不容樂觀。因此，相關部門應當充分重視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防治工作，并針對不同特征的人群采取針對性措施，從而改善中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狀況，提高其生活質量。
雖然我國中老年人群抑郁癥患病率較高，但治療率仍處于極低水平，中老年抑郁患者中，只有5%的抑郁癥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并且只有不到2%持續尋求持續、專業的治療[19]。此外，抑郁癥患者易對該疾病產生一定的偏見及誤解。這是由于中國中老年人群受傳統觀念影響較強，且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對抑郁癥沒有形成正確的認識。研究顯示，精神類疾病患者中約有73%存在程度不一的病恥感[20]，而對于疾病的病恥感會導致患者尊嚴喪失、刻意隱瞞病情且抗拒治療，嚴重阻礙疾病的康復。因此，應當加強對于公眾特別是中老年人群的疾病知識宣傳工作，使公眾正確認識抑郁癥，消除對于疾病的偏見，為抑郁癥患者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持。此外，我國目前尚缺乏充足的心理衛生資源及服務，我國人均擁有的精神科床位及醫師與中高收入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我國每10萬人擁有的精神科醫師為3.64人，高收入國家為7.9人），能夠提供服務的心理咨詢師不足3萬人，并且存在著嚴重的心理衛生資源和服務分布不均的問題[21]。相比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精神衛生資源匱乏，部分地區每萬人精神科床位數不足一張[22]。因此，需要加大精神衛生資源投入和專業型人才的培養力度，改善心理衛生資源和服務的供給，優化地區資源配置，提高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從而提高公眾心理健康水平及生活質量。
根據地區分層后，本研究發現不同地區間抑郁癥的患病率存在顯著差異，中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這是由于相對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經濟條件更差，缺乏充足的公共衛生服務及社區醫療衛生資源，公眾難以獲得持續、專業的心理衛生干預治療。雙重危險假說表明，與生活在經濟地位高的人相比，生活在經濟條件更差地區的人健康狀況更差[12,23]。而個人層面上，較差的經濟條件會損害處理負面情緒的能力，增加認知的脆弱性[24]。此外，經濟狀況還會影響人們獲取治療的能力和質量，較差的家庭和個人經濟條件可能導致患者無法及時獲得必要的心理健康支持，進而影響他們的治療效果和康復進程。因此，相關部門在進行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防治時，需要重點關注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人群的心理健康狀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的投入，開展廣泛的心理健康知識宣傳，幫助他們正確認識和處理心理問題，增強自我心理調適能力。
此外，一些社會人口學因素及生活習慣因素對抑郁癥產生了顯著影響，如性別、睡眠時長、慢性病數量等。本研究結果顯示，中老年人群中女性發生抑郁癥的危險性是男性的1.432倍，這是由于女性預期壽命普遍高于男性，導致喪偶率較高，這不僅帶來情感上的巨大損失，導致孤獨感，還可能導致社會角色的改變和經濟上的困難，從而導致抑郁癥[25,26]。此外，在生理因素方面，由于身體機能的下降及體內激素水平的快速變化，中老年婦女圍絕經期前后易出現“更年期綜合征”，導致失眠、盜汗及焦慮等癥狀，從而嚴重降低生活質量并增加發生抑郁癥的風險[27]。睡眠狀況方面，本研究發現夜間睡眠時長小于5小時的中老年人發生抑郁癥的風險是睡眠時長大于8小時人群的2.183倍。研究表明，睡眠時長不足會削弱大腦處理情緒的能力，導致情緒波動劇烈，嚴重損害情緒功能及記憶力，導致個體更容易感到焦慮及抑郁。并且不規律的睡眠時間或失眠會損害體內的生物鐘（即晝夜節律），而有研究表明晝夜節律有助于情緒的調節[12]。此外，本研究發現患慢性病的中老年人群發生抑郁癥的風險更高，并且該風險隨著所患慢性病數量的增加而上升。慢性病會給患者造成極大的生理及心理負擔，且負面情緒可能會隨著慢性病數量的增加而累積。并且大多數慢性病需要長期治療，會給患者及其家庭帶來巨大的疾病經濟負擔及額外勞動力的損失，巨額的醫療費用會增加患者的心理壓力，從而可能導致抑郁癥[28]。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本研究的抑郁狀況評估基于調查對象的自我報告，這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回憶偏倚；② 本研究中納入的自變量基于廣泛的文獻閱讀和專家咨詢，這可能導致遺漏某些對抑郁癥有顯著影響的變量；③ 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因而只能描述各自變量與抑郁癥之間的關聯，無法建立暴露與疾病間的因果關系。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2020年中國中老年人群抑郁癥患病率處于較高水平，中西部地區患病率高于東部地區，且不同特征人群間抑郁癥患病率存在較大差異，可為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防治提供一定參考，相關部門需要重點針對高危人群進行疾病的宣教及篩查，盡早進行干預以降低抑郁癥的發病率和疾病負擔，改善中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狀況及生活質量。
抑郁癥是一種嚴重的心理健康疾病，會顯著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導致情緒低落、食欲不振，增加患者的殘疾風險及自殺傾向[1,2]。研究顯示，抑郁癥患者的死亡風險是非患者的2倍。此外，全世界每年因抑郁癥而自殺的人數超過100萬，抑郁癥是導致健康損失的非致命性三大主要原因之一[3]。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預測，到2030年，抑郁癥將成為世界上負擔最為沉重的疾病。據統計，2019年我國抑郁癥患者人數超過5 000萬，患病率較1990年增長了22.01%[4]，我國抑郁癥疾病負擔非常沉重。中老年人群是抑郁癥的高發群體，隨著年齡的增長，中老年人群身體各項機能急劇下降，導致生活質量降低，加之面臨退休、家庭經濟壓力等客觀因素，從而易加劇抑郁癥的發展[5,6]。正確地識別抑郁癥，了解地區內人群抑郁癥的整體患病狀況是開展健康宣教和疾病干預的重要前提。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利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最新的調查數據，分析中國45歲以上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患病率及其影響因素，為該人群抑郁癥的防治提供一定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CHARLS于2020年開展的第五輪全國性調查。CHARLS是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持的大型跨學科調查項目，旨在收集一套具有廣泛代表性、能夠充分反映中國城鄉中老年人家庭和個人的高質量微觀數據。CHARLS的各輪調查均獲得北京大學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批準號：IRB00001052-
1.2 調查內容
CHARLS采用CES-D-10量表評估受訪者的抑郁狀況[8,9]。研究表明，CES-D-10在抑郁癥篩查方面有著出色的內部一致性、敏感性和特異性，并且CES-D-10在中國中老年人群中的適用性已得到充分驗證[10,11]。該量表用于評估受訪者過去一周的心理狀況，包括10個方面的問題，每個問題得分均為0～3分，總分為0～30分，當總分≥10時，認為受訪者患有抑郁癥[12]。
本研究自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居住狀況、學歷、地區、城鄉狀況、收入狀況、夜間及午間睡眠時長、社交活動狀況、網絡使用狀況、吸煙及飲酒狀況、慢性病數量及日常生活活動（ADL）障礙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障礙。其中地區根據國家數據局的劃分標準，分為東部、西部和中部地區（東北地區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省由于數據較少，本研究將其劃分為中部地區）。ADL包括穿衣、洗澡、進食、上下床、如廁和大小便控制，IADL包括做家務、購物，做飯、打電話、吃藥和財務管理，當受訪者完成ADL與IADL中由任何一項有困難時，則定義為該受訪者有ADL/IADL受損[13,14]。
1.3 統計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7.0軟件進行數據的合并、清洗與分析。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x±s進行統計描述，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M（P25，P75）進行統計描述，計數資料采用頻數（%）表示。單因素分析采用χ2檢驗，并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采用向后逐步回歸法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以篩選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影響因素，所有假設檢驗均為雙側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
通過納入及排除標準，本研究共納入有效樣本10 583例，其中男性5 050例（47.7%），女性5 533例（52.3%），樣本人群平均年齡（65.3±8.0）歲，60～75歲年齡組人群占比為57.3%；學歷大部分為小學及以下（6 639人，62.7%）；東、中、西部各個地區樣本人數相當，6 718人來自農村，占比達到63.5%；78.4%的中老年人群無收入；睡眠時間方面，夜間睡眠時長及午睡時長分別為（6.01±1.88）小時和30（0，60）分鐘；有ADL及IADL障礙的人數分別占比23.4%和24.1%。
2.2 慢性病及抑郁癥患病現狀
10 583例中老年人CES-D-10平均得分為（9.11±6.53）分，共4 290例患有抑郁癥（CES-D-10得分≥10），患病率為40.5%［95%CI（39.6%，41.5%）］。抑郁癥的地區差異方面，中西部地區抑郁癥患病率普遍高于東部沿海地區（西部：46.1%，中部：43.5%，東部：31.4%，χ2=173.579，P<0.001），而農村地區中老年人群抑郁癥患病率高于城市地區（農村：45.4%，城市32.0%，χ2=183.855，P<0.001）。慢性病患病狀況方面，僅20.4%的中老年人無慢性病，79.6%至少患有一種慢性病，其中慢性病數量≥3個的患者人數最多（3 518人，33.2%）。慢性病患病率較高的疾病為關節炎或風濕（38.8%）、高血壓（37.2%）和消化系統疾病（30.0%），見表1。
表1
10 583例中老年人群各類慢性病患病狀況
2.3 中老年人群抑郁癥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年齡、居住狀況、學歷、調查地區、城鄉狀況、收入狀況、夜間及午間睡眠時長、社交活動狀況、網絡使用狀況、吸煙及飲酒狀況、慢性病數量及ADL和IADL障礙狀況的中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具體來說，特征為女性、高齡、未與伴侶同居、學歷較低、調查地區為中西部及農村、無收入、夜間睡眠時長較短、不午睡或午睡時間過長（>2h）、無社交活動、不使用網絡、不吸煙及飲酒、患慢性病、有ADL和IADL障礙的被調查者抑郁癥患病率更高。各自變量中，睡眠時長、是否有ADL障礙及是否有IADL障礙列聯系數較高，詳見表2。
表2
中老年人群抑郁癥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2.4 中老年人群抑郁癥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中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作為自變量，是否患抑郁癥作為因變量（患病=1、未患病=0），構建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logistic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年齡、是否與伴侶同居、學歷、地區、城鄉、睡眠時長、是否上網、是否飲酒、慢性病數量、是否有ADL及IADL障礙是是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獨立影響因素。具體來說，性別為女性，年齡為45～75歲、未與伴侶同居，學歷為小學及以下或初中、地區為中部或西部，來自農村、睡眠時長不足、不上網、不飲酒、患慢性病、有ADL及IADL障礙的中老年人發生抑郁癥的風險更高（P<0.05），見表3。
表3
中老年人群抑郁癥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CHARLS數據庫調查范圍廣、時間跨度長、研究變量充足，是中國目前代表性較強的社會人口學調查之一。本研究基于CHARLS 2020年最新調查數據研究分析，發現中國中老年人群抑郁癥患病率為40.5%，高于CHARLS于2011（36.8%）、2013（31.7%）、2015（34.6%）和2018年（38.7%）進行的全國性橫斷面調查[15]，表明我國中老年人群的抑郁癥患病率較高且正在逐年上升。相比之下，美國50歲以上中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為9.4%[16]，南非40歲以上中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為27.9%[17]，而一項針對全球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的Meta分析發現全球范圍內老年人抑郁癥總體患病率為19.2%[18]，相比之下，中國中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狀況不容樂觀。因此，相關部門應當充分重視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防治工作，并針對不同特征的人群采取針對性措施，從而改善中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狀況，提高其生活質量。
雖然我國中老年人群抑郁癥患病率較高，但治療率仍處于極低水平，中老年抑郁患者中，只有5%的抑郁癥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并且只有不到2%持續尋求持續、專業的治療[19]。此外，抑郁癥患者易對該疾病產生一定的偏見及誤解。這是由于中國中老年人群受傳統觀念影響較強，且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對抑郁癥沒有形成正確的認識。研究顯示，精神類疾病患者中約有73%存在程度不一的病恥感[20]，而對于疾病的病恥感會導致患者尊嚴喪失、刻意隱瞞病情且抗拒治療，嚴重阻礙疾病的康復。因此，應當加強對于公眾特別是中老年人群的疾病知識宣傳工作，使公眾正確認識抑郁癥，消除對于疾病的偏見，為抑郁癥患者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持。此外，我國目前尚缺乏充足的心理衛生資源及服務，我國人均擁有的精神科床位及醫師與中高收入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我國每10萬人擁有的精神科醫師為3.64人，高收入國家為7.9人），能夠提供服務的心理咨詢師不足3萬人，并且存在著嚴重的心理衛生資源和服務分布不均的問題[21]。相比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精神衛生資源匱乏，部分地區每萬人精神科床位數不足一張[22]。因此，需要加大精神衛生資源投入和專業型人才的培養力度，改善心理衛生資源和服務的供給，優化地區資源配置，提高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從而提高公眾心理健康水平及生活質量。
根據地區分層后，本研究發現不同地區間抑郁癥的患病率存在顯著差異，中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這是由于相對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經濟條件更差，缺乏充足的公共衛生服務及社區醫療衛生資源，公眾難以獲得持續、專業的心理衛生干預治療。雙重危險假說表明，與生活在經濟地位高的人相比，生活在經濟條件更差地區的人健康狀況更差[12,23]。而個人層面上，較差的經濟條件會損害處理負面情緒的能力，增加認知的脆弱性[24]。此外，經濟狀況還會影響人們獲取治療的能力和質量，較差的家庭和個人經濟條件可能導致患者無法及時獲得必要的心理健康支持，進而影響他們的治療效果和康復進程。因此，相關部門在進行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防治時，需要重點關注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人群的心理健康狀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的投入，開展廣泛的心理健康知識宣傳，幫助他們正確認識和處理心理問題，增強自我心理調適能力。
此外，一些社會人口學因素及生活習慣因素對抑郁癥產生了顯著影響，如性別、睡眠時長、慢性病數量等。本研究結果顯示，中老年人群中女性發生抑郁癥的危險性是男性的1.432倍，這是由于女性預期壽命普遍高于男性，導致喪偶率較高，這不僅帶來情感上的巨大損失，導致孤獨感，還可能導致社會角色的改變和經濟上的困難，從而導致抑郁癥[25,26]。此外，在生理因素方面，由于身體機能的下降及體內激素水平的快速變化，中老年婦女圍絕經期前后易出現“更年期綜合征”，導致失眠、盜汗及焦慮等癥狀，從而嚴重降低生活質量并增加發生抑郁癥的風險[27]。睡眠狀況方面，本研究發現夜間睡眠時長小于5小時的中老年人發生抑郁癥的風險是睡眠時長大于8小時人群的2.183倍。研究表明，睡眠時長不足會削弱大腦處理情緒的能力，導致情緒波動劇烈，嚴重損害情緒功能及記憶力，導致個體更容易感到焦慮及抑郁。并且不規律的睡眠時間或失眠會損害體內的生物鐘（即晝夜節律），而有研究表明晝夜節律有助于情緒的調節[12]。此外，本研究發現患慢性病的中老年人群發生抑郁癥的風險更高，并且該風險隨著所患慢性病數量的增加而上升。慢性病會給患者造成極大的生理及心理負擔，且負面情緒可能會隨著慢性病數量的增加而累積。并且大多數慢性病需要長期治療，會給患者及其家庭帶來巨大的疾病經濟負擔及額外勞動力的損失，巨額的醫療費用會增加患者的心理壓力，從而可能導致抑郁癥[28]。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本研究的抑郁狀況評估基于調查對象的自我報告，這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回憶偏倚；② 本研究中納入的自變量基于廣泛的文獻閱讀和專家咨詢，這可能導致遺漏某些對抑郁癥有顯著影響的變量；③ 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因而只能描述各自變量與抑郁癥之間的關聯，無法建立暴露與疾病間的因果關系。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2020年中國中老年人群抑郁癥患病率處于較高水平，中西部地區患病率高于東部地區，且不同特征人群間抑郁癥患病率存在較大差異，可為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的防治提供一定參考，相關部門需要重點針對高危人群進行疾病的宣教及篩查，盡早進行干預以降低抑郁癥的發病率和疾病負擔，改善中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狀況及生活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