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徐青, 宮朝舉, 楊瀟, 劉亞魯, 李婕, 盛愛芹, 張翼鵬, 喬磊, 黎嚴蓮, 李甦雁. 血清犬弓蛔蟲特異性免疫球蛋白G抗體對眼弓蛔蟲病的診斷價值.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24, 40(5): 366-371.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40104-00002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華眼底病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眼弓蛔蟲病（OT）是由于犬或貓弓蛔蟲幼蟲侵入眼內組織引起的以葡萄膜炎為主要表現的眼部疾病[1-2]，常單眼發病，成人和兒童均為易感人群，后者更易受到侵犯[3-6]。OT臨床表現包括角膜帶狀變性、并發性白內障、視網膜肉芽腫、玻璃體混濁以及牽拉性視網膜脫離等[7-9]。由于目前對OT的認識仍然有限，部分患者早期眼部體征并不典型，或缺少特異性，往往難以正確診斷，在缺乏寄生蟲證據的情況下，免疫學反應成為一種有用的診斷工具[10-11]。眼內液中免疫成分的檢測可準確反映眼局部的免疫應答狀況，眼內液犬弓蛔蟲特異性IgG抗體（anti-T-IgG）檢測率高于血清篩查，近年已成為OT診斷的金標準[5,12-13]。然而考慮到尚無針對眼內液抗體檢測的試劑盒，眼內液抗體濃度的正常值、臨界值尚無統一結論，采用血清檢測試劑盒及判斷標準，可能存在誤差[9, 14]；此外，眼內液采集為侵襲性操作，有引起眼內感染的風險[15]；眼內液樣本獲取受手術開始眼壓波動影響[2]，尤其是玻璃體樣本局限于接受手術治療的患者，并非所有患者初診時均可獲得眼內液樣本。因此，其臨床應用受到局限，血清抗體檢測仍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指標。既往研究關于血清學方法對OT的診斷價值仍存在爭議[16-18]。為此，本研究目的是評價血清中anti-T-IgG水平對OT的診斷價值，以期為OT患者免疫學診斷中樣本的選擇提供參考。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診斷試驗。本研究經徐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xyyll[2021]112）；遵循《赫爾辛基宣言》原則；患者或其監護人均獲知情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2015年6月至2022年12月于徐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眼科就診的疑似OT患者109例109只眼納入本研究。根據臨床表現及Goldmann-Witmer系數（GWC）將患者分為OT組、非OT組，分別為76例76只眼、33例33只眼。OT組診斷及納入標準：（1）單側受累；（2）眼內液anti-T-IgG陽性，且GWC≥4，或后極部或周邊部視網膜出現肉芽腫樣改變、玻璃體混濁機化、玻璃體條帶等OT典型表現（圖1）；（3）配對血清和眼內液樣本同一時間收集，且在同一批次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中檢測；（4）排除眼弓形蟲病、結節病、眼結核、其他感染性葡萄膜炎等眼部疾病[1, 10]。非OT組診斷及納入標準：（1）單側受累；（2）眼內液anti-T-IgG檢測陰性；（3）診斷為其他病因的葡萄膜炎或玻璃體視網膜疾病患者[3,10]。
圖1
眼弓蛔蟲病患眼彩色眼底及B型超聲像
1A示彩色眼底像，后極部、黃斑顳側灰白色肉芽腫（白箭）；1B示彩色眼底像，周邊、顳側白色肉芽腫（紅箭），視盤條索狀牽拉鼻側視網膜。1C示圖1A同眼B型超聲像，玻璃體腔探及形態不規則、強度不等的條帶狀光帶與視盤光帶相連；1D示另一患眼B型超聲像，肉芽腫表面條索狀牽拉形成玻璃體條帶
患者就診時，由一名訓練有素的醫生進行標準化面對面訪談，通過統一問卷調查收集患者年齡、性別、眼別、病程、居住地、貓狗接觸史等人口統計學數據。患眼均行最佳矯正視力（BCVA）、眼壓、裂隙燈顯微鏡、眼底彩色照相檢查，必要時行B型超聲、超聲生物顯微鏡、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光相干斷層掃描檢查。眼底檢查由經驗豐富的視網膜專家完成。記錄斜視、白內障、虹膜后粘連、角膜帶狀變性、玻璃體混濁等臨床特征及并發癥情況，參照文獻[1]的方法對玻璃體混濁程度進行分級。
配對收集患者血清和眼內液樣本。采集靜脈血2 ml，離心分離血清；收集房水或玻璃體樣本100 μl。采用犬弓蛔蟲IgG檢測試劑盒（REF58721，德國IBL公司）檢測患者血清及眼內液中anti-T-IgG水平，酶標儀型號為Synergy H1（Biotek公司）。抗體水平用U值表示，U=樣本吸光度[A，舊稱光密度（OD）]值×10/臨界值，根據試劑盒說明書，血清U值＞11為陽性，＜9為陰性；根據文獻[12, 19]的標準將眼內液樣本U值＞3定義為陽性。采用人IgG檢測試劑盒（美國RayBio公司）檢測患者血清及眼內液中總IgG含量，GWC=[眼內液anti-T-IgG濃度/眼內液總IgG濃度]/[血清anti-T-IgG濃度/血清總IgG濃度]，GWC≥4為檢測結果陽性。
采用SPSS19.0和GraphPad Prism 9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經Shapiro-Wilk檢驗為偏態分布數據，以中位數（四分間距）[M（Q1，Q3）]表示。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數表示，其差異比較采用χ2檢驗，當有1個單元格的理論頻數＜1時采用Fisher精確概率檢驗。偏態分布計量指標差異比較采用Mann-Whitney檢驗。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OC）下面積評價血清anti-T-IgG對OT的診斷價值。采用Kappa檢驗分析血清、眼內液anti-T-IgG陽性率與OT診斷的一致性。Kappa值定義如下：0.00～0.20為缺乏一致性，0.21～0.40為一般一致性，0.41～0.60為一致性良好，0.61～0.80為一致性顯著，0.81～1.00為高度一致性。采用Spearman秩相關進行相關性分析，對相關系數進行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109例患者中，男性55例，女性54例；均為單眼發病，其中右眼、左眼分別為51、58只眼。年齡13.0（10.0，29.5）歲，其中兒童（年齡＜16歲）患者70例。病程7.0（2.0，12.0）個月。居住地為農村者90例；城鎮/城市者19例。有貓狗接觸史者75例。109只眼中，玻璃體混濁91只眼（83.5%，91/109）；晶狀體混濁44只眼（40.4%，44/109）；牽拉性視網膜脫離41只眼（37.6%，41/109）；斜視23只眼（21.1%，23/109）；虹膜后粘連20只眼（18.3%，20/109）；角膜帶狀變性13只眼（11.9%，13/109）。
與非OT組比較，OT組患者中位年齡明顯偏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兒童及有貓狗接觸史患者明顯增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兩組間性別構成比、眼別、病程及居住地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兩組間BCVA、斜視、晶狀體混濁、虹膜后粘連、角膜帶狀變性及玻璃體混濁分級、牽拉性視網膜脫離發生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2）。與非OT組比較，OT組患者血清anti-T-IgG陽性率及U值水平明顯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3）。
表1
OT組、非OT組患者流行病學和人口學特點
表2
OT組、非OT組患者臨床特征比較（例，%）
表3
OT組、非OT組患者血清anti-T-IgG陽性率及U值比較
ROC曲線分析結果顯示，血清anti-T-IgG診斷OT的靈敏度、特異性、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陽性似然比、陰性似然比分別為0.72[95%可信區間（CI）0.607～0.817]、0.79（95%CI 0.606～0.904）、0.89（95%CI 0.775～0.950）、0.55（95%CI 0.402～0.695）、3.41（95%CI 1.742～6.681）、0.35（95%CI 0.240～0.513）。ROC曲線下面積為0.77（95%CI 0.669～0.860），最佳診斷臨界值為10.19，約登指數為0.55，靈敏度、特異性分別為76.32%、78.79%（圖2）。
圖2
血清犬弓蛔蟲特異性免疫球蛋白G抗體診斷眼弓蛔蟲病的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分析圖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血清與眼內液anti-T-IgG水平呈正相關（rs=0.520，95%CI 0.363～0.648，P＜0.000 1）（圖3）。一致性評價結果顯示，109例患者中，OT組患者血清anti-T-IgG陰性21例（19.3%，21/109），非OT組血清anti-T-IgG陽性7例（6.4%，7/109）；血清anti-T-IgG陽性率與OT診斷一致性良好（Kappa值0.457，95%CI 0.292～0.622）（表4）。OT組眼內液anti-T-IgG陰性15例（13.8%，15/109），非OT組無眼內液anti-T-IgG陽性者；眼內液anti-T-IgG陽性率與OT診斷一致性顯著（Kappa值0.711，95%CI 0.582～0.840），優于血清anti-T-IgG與OT診斷一致性（表4）。
圖3
血清和眼內液中anti-T-IgG的相關性分析散點圖 anti-T-IgG：犬弓蛔蟲特異性免疫球蛋白G抗體
表4
血清、眼內液anti-T-IgG與OT診斷一致性（n=109）
3 討論
本研究OT組患者多為兒童，多數居住于農村地區，具有貓狗接觸史，且病程較長，中位病程8個月，分析其原因可能與視力改變早期不易發現，未及時就診，或早期臨床特征不典型，就診時檢查不徹底，以至誤診、漏診有關。本組OT患者就診時59.2%的患眼BCVA低于0.1，32.9%的患眼出現中至重度玻璃體混濁，44.7%的患眼出現牽拉性視網膜脫離等OT終末期表現，嚴重影響患者預后，因此早期明確診斷至關重要。然而由于OT與其他病因葡萄膜炎具有一些共同臨床特征[13]，本研究OT組和非OT組患眼在BCVA、眼前節體征、玻璃體混濁分級、牽拉性視網膜脫離等臨床表現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因此，單純通過臨床特征進行診斷存在一定困難。
OT診斷的金標準是在眼部活組織檢查中發現犬弓蛔蟲蛔蚴，然而從眼中獲取病變組織進行活檢非常困難，且風險較高[10, 20]。所以，OT診斷主要依靠特征性臨床表現和免疫學檢測結果[5, 21-22]。既往已有較多文獻報道血清anti-T-IgG檢測對OT診斷的重要性，認為血清學檢測具有很好的應用前景[10, 16-17, 23]。但另有研究表明，OT患者血清中往往檢測不到anti-T-IgG，認為血清學篩查對OT診斷沒有幫助[18]。
本研究采用商品化血清犬弓蛔蟲IgG檢測試劑盒，采用說明書推薦的11 U作為臨界值，評價血清學檢測對OT的診斷價值。結果顯示，OT組血清anti-T-IgG陽性率及U值均高于非OT組，這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16-17]，但血清anti-T-IgG檢測診斷OT的靈敏度（72%）和特異性（79%）均為中度。張翔等[15]納入25例OT患者和42例單眼牽拉性視網膜脫離患者，其血清anti-T-IgG檢測診斷OT的靈敏度（76.0%）和特異性（88.2%）也為中度。Huang等[10]根據患者臨床表現進行分組，其中OT組128例，非OT組162例，采用相同試劑盒及臨界值，其血清anti-T-IgG為中度靈敏度（72.1%）和高特異性（95.5%）。
相較于蛋白質免疫印跡法， EILSA檢測血清anti-T-IgG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受患者病程和樣本采集時機影響[13]。本研究血清anti-T-IgG特異性較低的原因，我們分析可能與患者病程較長有關，至我院就診時已過了炎癥急性期，宿主對弓蛔蟲的免疫反應較弱，因此抗體水平可能很低甚至出現假陰性，導致特異性較低；此外，本研究納入的非OT患者人群與以往研究納入的患者人群可能存在個體化差異，也會影響血清anti-T-IgG檢測的特異性。
Abd El-Aal等[17]根據患者臨床特征、實驗室生物化學檢查和影像學檢查結果進行分組，其中OT患者30例，非OT患者82例，采用美國Sigma公司犬弓蛔蟲IgG檢測試劑盒，分析血清anti-T-IgG的診斷效能，結果顯示采用新的臨界值0.258，血清anti-T-IgG ELISA檢測靈敏度為93.3%，特異性為100.0%，由此作者提出血清anti-T-IgG在靈敏度和特異性方面可作為OT的診斷工具，應將血清anti-T-IgG作為疑似OT患者篩查的常規指標。可能與使用試劑盒不同、納入患者個體及病程差異有關，本研究結果顯示血清anti-T-IgG靈敏度和特異性不高，即使采用ROC獲得的最佳臨界值10.19，血清anti-T-IgG的靈敏度（76.32%）和特異性（78.79%）仍為中度，因此需謹慎對待基于血清學的檢測結果。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血清與眼內液anti-T-IgG水平呈正相關，但血清anti-T-IgG陽性率與OT診斷的一致性不好，低于眼內液陽性率與OT診斷的一致性，19.3%的OT患者血清anti-T-IgG為陰性，6.4%的非OT患者血清anti-T-IgG為陽性，即血清anti-T-IgG陰性不能排除OT診斷，血清anti-T-IgG陽性也不能確診為OT，因此血清anti-T-IgG不能作為OT診斷依據。然而血清學檢測對OT診斷并非毫無價值，眼內液陽性患者需同時行血清學檢測，以便計算GWC，判斷特異性抗體產生部位，本研究為OT患者免疫學診斷中樣本的選擇提供了參考。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OT較為罕見，同時受配對收集患者血清和眼內液樣本限制，難以納入更多患者；此外，僅檢測了anti-T-IgG，可能導致貓弓蛔蟲感染的OT患者漏診，因此有待大樣本量及其他試驗方法對本研究結果加以驗證。
眼弓蛔蟲病（OT）是由于犬或貓弓蛔蟲幼蟲侵入眼內組織引起的以葡萄膜炎為主要表現的眼部疾病[1-2]，常單眼發病，成人和兒童均為易感人群，后者更易受到侵犯[3-6]。OT臨床表現包括角膜帶狀變性、并發性白內障、視網膜肉芽腫、玻璃體混濁以及牽拉性視網膜脫離等[7-9]。由于目前對OT的認識仍然有限，部分患者早期眼部體征并不典型，或缺少特異性，往往難以正確診斷，在缺乏寄生蟲證據的情況下，免疫學反應成為一種有用的診斷工具[10-11]。眼內液中免疫成分的檢測可準確反映眼局部的免疫應答狀況，眼內液犬弓蛔蟲特異性IgG抗體（anti-T-IgG）檢測率高于血清篩查，近年已成為OT診斷的金標準[5,12-13]。然而考慮到尚無針對眼內液抗體檢測的試劑盒，眼內液抗體濃度的正常值、臨界值尚無統一結論，采用血清檢測試劑盒及判斷標準，可能存在誤差[9, 14]；此外，眼內液采集為侵襲性操作，有引起眼內感染的風險[15]；眼內液樣本獲取受手術開始眼壓波動影響[2]，尤其是玻璃體樣本局限于接受手術治療的患者，并非所有患者初診時均可獲得眼內液樣本。因此，其臨床應用受到局限，血清抗體檢測仍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指標。既往研究關于血清學方法對OT的診斷價值仍存在爭議[16-18]。為此，本研究目的是評價血清中anti-T-IgG水平對OT的診斷價值，以期為OT患者免疫學診斷中樣本的選擇提供參考。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診斷試驗。本研究經徐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xyyll[2021]112）；遵循《赫爾辛基宣言》原則；患者或其監護人均獲知情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2015年6月至2022年12月于徐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眼科就診的疑似OT患者109例109只眼納入本研究。根據臨床表現及Goldmann-Witmer系數（GWC）將患者分為OT組、非OT組，分別為76例76只眼、33例33只眼。OT組診斷及納入標準：（1）單側受累；（2）眼內液anti-T-IgG陽性，且GWC≥4，或后極部或周邊部視網膜出現肉芽腫樣改變、玻璃體混濁機化、玻璃體條帶等OT典型表現（圖1）；（3）配對血清和眼內液樣本同一時間收集，且在同一批次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中檢測；（4）排除眼弓形蟲病、結節病、眼結核、其他感染性葡萄膜炎等眼部疾病[1, 10]。非OT組診斷及納入標準：（1）單側受累；（2）眼內液anti-T-IgG檢測陰性；（3）診斷為其他病因的葡萄膜炎或玻璃體視網膜疾病患者[3,10]。
圖1
眼弓蛔蟲病患眼彩色眼底及B型超聲像
1A示彩色眼底像，后極部、黃斑顳側灰白色肉芽腫（白箭）；1B示彩色眼底像，周邊、顳側白色肉芽腫（紅箭），視盤條索狀牽拉鼻側視網膜。1C示圖1A同眼B型超聲像，玻璃體腔探及形態不規則、強度不等的條帶狀光帶與視盤光帶相連；1D示另一患眼B型超聲像，肉芽腫表面條索狀牽拉形成玻璃體條帶
患者就診時，由一名訓練有素的醫生進行標準化面對面訪談，通過統一問卷調查收集患者年齡、性別、眼別、病程、居住地、貓狗接觸史等人口統計學數據。患眼均行最佳矯正視力（BCVA）、眼壓、裂隙燈顯微鏡、眼底彩色照相檢查，必要時行B型超聲、超聲生物顯微鏡、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光相干斷層掃描檢查。眼底檢查由經驗豐富的視網膜專家完成。記錄斜視、白內障、虹膜后粘連、角膜帶狀變性、玻璃體混濁等臨床特征及并發癥情況，參照文獻[1]的方法對玻璃體混濁程度進行分級。
配對收集患者血清和眼內液樣本。采集靜脈血2 ml，離心分離血清；收集房水或玻璃體樣本100 μl。采用犬弓蛔蟲IgG檢測試劑盒（REF58721，德國IBL公司）檢測患者血清及眼內液中anti-T-IgG水平，酶標儀型號為Synergy H1（Biotek公司）。抗體水平用U值表示，U=樣本吸光度[A，舊稱光密度（OD）]值×10/臨界值，根據試劑盒說明書，血清U值＞11為陽性，＜9為陰性；根據文獻[12, 19]的標準將眼內液樣本U值＞3定義為陽性。采用人IgG檢測試劑盒（美國RayBio公司）檢測患者血清及眼內液中總IgG含量，GWC=[眼內液anti-T-IgG濃度/眼內液總IgG濃度]/[血清anti-T-IgG濃度/血清總IgG濃度]，GWC≥4為檢測結果陽性。
采用SPSS19.0和GraphPad Prism 9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經Shapiro-Wilk檢驗為偏態分布數據，以中位數（四分間距）[M（Q1，Q3）]表示。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數表示，其差異比較采用χ2檢驗，當有1個單元格的理論頻數＜1時采用Fisher精確概率檢驗。偏態分布計量指標差異比較采用Mann-Whitney檢驗。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OC）下面積評價血清anti-T-IgG對OT的診斷價值。采用Kappa檢驗分析血清、眼內液anti-T-IgG陽性率與OT診斷的一致性。Kappa值定義如下：0.00～0.20為缺乏一致性，0.21～0.40為一般一致性，0.41～0.60為一致性良好，0.61～0.80為一致性顯著，0.81～1.00為高度一致性。采用Spearman秩相關進行相關性分析，對相關系數進行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109例患者中，男性55例，女性54例；均為單眼發病，其中右眼、左眼分別為51、58只眼。年齡13.0（10.0，29.5）歲，其中兒童（年齡＜16歲）患者70例。病程7.0（2.0，12.0）個月。居住地為農村者90例；城鎮/城市者19例。有貓狗接觸史者75例。109只眼中，玻璃體混濁91只眼（83.5%，91/109）；晶狀體混濁44只眼（40.4%，44/109）；牽拉性視網膜脫離41只眼（37.6%，41/109）；斜視23只眼（21.1%，23/109）；虹膜后粘連20只眼（18.3%，20/109）；角膜帶狀變性13只眼（11.9%，13/109）。
與非OT組比較，OT組患者中位年齡明顯偏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兒童及有貓狗接觸史患者明顯增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兩組間性別構成比、眼別、病程及居住地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兩組間BCVA、斜視、晶狀體混濁、虹膜后粘連、角膜帶狀變性及玻璃體混濁分級、牽拉性視網膜脫離發生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2）。與非OT組比較，OT組患者血清anti-T-IgG陽性率及U值水平明顯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3）。
表1
OT組、非OT組患者流行病學和人口學特點
表2
OT組、非OT組患者臨床特征比較（例，%）
表3
OT組、非OT組患者血清anti-T-IgG陽性率及U值比較
ROC曲線分析結果顯示，血清anti-T-IgG診斷OT的靈敏度、特異性、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陽性似然比、陰性似然比分別為0.72[95%可信區間（CI）0.607～0.817]、0.79（95%CI 0.606～0.904）、0.89（95%CI 0.775～0.950）、0.55（95%CI 0.402～0.695）、3.41（95%CI 1.742～6.681）、0.35（95%CI 0.240～0.513）。ROC曲線下面積為0.77（95%CI 0.669～0.860），最佳診斷臨界值為10.19，約登指數為0.55，靈敏度、特異性分別為76.32%、78.79%（圖2）。
圖2
血清犬弓蛔蟲特異性免疫球蛋白G抗體診斷眼弓蛔蟲病的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分析圖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血清與眼內液anti-T-IgG水平呈正相關（rs=0.520，95%CI 0.363～0.648，P＜0.000 1）（圖3）。一致性評價結果顯示，109例患者中，OT組患者血清anti-T-IgG陰性21例（19.3%，21/109），非OT組血清anti-T-IgG陽性7例（6.4%，7/109）；血清anti-T-IgG陽性率與OT診斷一致性良好（Kappa值0.457，95%CI 0.292～0.622）（表4）。OT組眼內液anti-T-IgG陰性15例（13.8%，15/109），非OT組無眼內液anti-T-IgG陽性者；眼內液anti-T-IgG陽性率與OT診斷一致性顯著（Kappa值0.711，95%CI 0.582～0.840），優于血清anti-T-IgG與OT診斷一致性（表4）。
圖3
血清和眼內液中anti-T-IgG的相關性分析散點圖 anti-T-IgG：犬弓蛔蟲特異性免疫球蛋白G抗體
表4
血清、眼內液anti-T-IgG與OT診斷一致性（n=109）
3 討論
本研究OT組患者多為兒童，多數居住于農村地區，具有貓狗接觸史，且病程較長，中位病程8個月，分析其原因可能與視力改變早期不易發現，未及時就診，或早期臨床特征不典型，就診時檢查不徹底，以至誤診、漏診有關。本組OT患者就診時59.2%的患眼BCVA低于0.1，32.9%的患眼出現中至重度玻璃體混濁，44.7%的患眼出現牽拉性視網膜脫離等OT終末期表現，嚴重影響患者預后，因此早期明確診斷至關重要。然而由于OT與其他病因葡萄膜炎具有一些共同臨床特征[13]，本研究OT組和非OT組患眼在BCVA、眼前節體征、玻璃體混濁分級、牽拉性視網膜脫離等臨床表現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因此，單純通過臨床特征進行診斷存在一定困難。
OT診斷的金標準是在眼部活組織檢查中發現犬弓蛔蟲蛔蚴，然而從眼中獲取病變組織進行活檢非常困難，且風險較高[10, 20]。所以，OT診斷主要依靠特征性臨床表現和免疫學檢測結果[5, 21-22]。既往已有較多文獻報道血清anti-T-IgG檢測對OT診斷的重要性，認為血清學檢測具有很好的應用前景[10, 16-17, 23]。但另有研究表明，OT患者血清中往往檢測不到anti-T-IgG，認為血清學篩查對OT診斷沒有幫助[18]。
本研究采用商品化血清犬弓蛔蟲IgG檢測試劑盒，采用說明書推薦的11 U作為臨界值，評價血清學檢測對OT的診斷價值。結果顯示，OT組血清anti-T-IgG陽性率及U值均高于非OT組，這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16-17]，但血清anti-T-IgG檢測診斷OT的靈敏度（72%）和特異性（79%）均為中度。張翔等[15]納入25例OT患者和42例單眼牽拉性視網膜脫離患者，其血清anti-T-IgG檢測診斷OT的靈敏度（76.0%）和特異性（88.2%）也為中度。Huang等[10]根據患者臨床表現進行分組，其中OT組128例，非OT組162例，采用相同試劑盒及臨界值，其血清anti-T-IgG為中度靈敏度（72.1%）和高特異性（95.5%）。
相較于蛋白質免疫印跡法， EILSA檢測血清anti-T-IgG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受患者病程和樣本采集時機影響[13]。本研究血清anti-T-IgG特異性較低的原因，我們分析可能與患者病程較長有關，至我院就診時已過了炎癥急性期，宿主對弓蛔蟲的免疫反應較弱，因此抗體水平可能很低甚至出現假陰性，導致特異性較低；此外，本研究納入的非OT患者人群與以往研究納入的患者人群可能存在個體化差異，也會影響血清anti-T-IgG檢測的特異性。
Abd El-Aal等[17]根據患者臨床特征、實驗室生物化學檢查和影像學檢查結果進行分組，其中OT患者30例，非OT患者82例，采用美國Sigma公司犬弓蛔蟲IgG檢測試劑盒，分析血清anti-T-IgG的診斷效能，結果顯示采用新的臨界值0.258，血清anti-T-IgG ELISA檢測靈敏度為93.3%，特異性為100.0%，由此作者提出血清anti-T-IgG在靈敏度和特異性方面可作為OT的診斷工具，應將血清anti-T-IgG作為疑似OT患者篩查的常規指標。可能與使用試劑盒不同、納入患者個體及病程差異有關，本研究結果顯示血清anti-T-IgG靈敏度和特異性不高，即使采用ROC獲得的最佳臨界值10.19，血清anti-T-IgG的靈敏度（76.32%）和特異性（78.79%）仍為中度，因此需謹慎對待基于血清學的檢測結果。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血清與眼內液anti-T-IgG水平呈正相關，但血清anti-T-IgG陽性率與OT診斷的一致性不好，低于眼內液陽性率與OT診斷的一致性，19.3%的OT患者血清anti-T-IgG為陰性，6.4%的非OT患者血清anti-T-IgG為陽性，即血清anti-T-IgG陰性不能排除OT診斷，血清anti-T-IgG陽性也不能確診為OT，因此血清anti-T-IgG不能作為OT診斷依據。然而血清學檢測對OT診斷并非毫無價值，眼內液陽性患者需同時行血清學檢測，以便計算GWC，判斷特異性抗體產生部位，本研究為OT患者免疫學診斷中樣本的選擇提供了參考。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OT較為罕見，同時受配對收集患者血清和眼內液樣本限制，難以納入更多患者；此外，僅檢測了anti-T-IgG，可能導致貓弓蛔蟲感染的OT患者漏診，因此有待大樣本量及其他試驗方法對本研究結果加以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