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黃斑水腫（DME）是導致糖尿病患者視力喪失的最主要原因，其發病機制復雜，臨床治療效果欠佳。DME對視力危害極大，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其相關病理機制也越來越明確，治療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近年來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技術快速發展，對DME的機制提供了更加合理的闡釋以及使治療方案的選擇更加合理化。但眼內液的獲取為有創操作，存在一定的感染風險，若能將眼內液中相關的細胞因子水平與其相關的影像學指標結合起來，則能為DME的治療和預后監測提供更好的選擇，減少有創操作風險，未來還需要進一步的臨床研究去探索其相關性。
引用本文： 曾國強, 鐘鍵波, 張怡, 葉佰康, 竇曉燕, 蔡莉. 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在糖尿病黃斑水腫中臨床意義的研究進展.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24, 40(8): 651-655.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40305-00090 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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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斑水腫（ME）是黃斑內液體容量的異常增加，是視網膜血管性疾病中最嚴重且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其中糖尿病ME（DME）不僅可造成視力嚴重下降，嚴重者將使黃斑區視網膜缺血缺氧，最終導致不可逆性的結構損傷[1]。在生理條件下，視網膜液體的出入受到嚴格的調節，使視網膜處于相對透明和脫水的狀態，這是維持組織透明和光線傳輸的必要條件，當液體的流入大于流出時就會出現ME[2]。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是最常見的視網膜血管性疾病，年發病率為2.2%～12.7%，年進展率為3.4%～12.3%[3]。隨著DR的發病率越來越高，DME的發生率及其危害程度越來越嚴重，對DME做出早期診斷并判斷影響視力預后的危險因素顯得尤為重要。
目前，診斷和判斷DME嚴重程度的主要檢查包括眼底照相、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和光相干斷層掃描（OCT）等，但屈光間質混濁會影響影像學檢查的準確性，且影像學檢查不能直接反映DME的原因，臨床選擇治療方案時存在一定盲目性。眼內液包括房水、玻璃體液、視網膜下液及脈絡膜上腔積液等[4]。由于血視網膜屏障（BRB）的存在，眼內液相較于血清能更好地反映眼內的真實情況。隨著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技術準確性和特異性的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臨床研究表明，合理的應用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技術對于DME的早期診斷、發病機制研究和指導臨床治療具有重要意義[5]。現就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在DME中臨床意義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DME發生機制
DR是最常見的視網膜血管性疾病，其早期無自覺癥狀，當病變累及到黃斑后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視力損害，而在糖尿病患者中最常見的視力損害原因是DME，約占視力喪失患者的3/4。DME的發病機制主要是BRB的破壞，導致血漿等液體在細胞間隙集聚。細胞因子、晚期糖基化終末產物、炎癥、高血糖和視網膜周細胞丟失水平升高等導致視網膜內皮細胞通透性改變和BRB破裂[6-7]。
1.1 BRB的破壞
BRB嚴格地調節視網膜內液體的出入、電解質的平衡，BRB的破壞會導致液體在視網膜各層間堆積。血視網膜外屏障是由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和其間的閉合小帶組成，位于有窗口的脈絡膜毛細血管和外視網膜之間。血視網膜內屏障由視網膜毛細血管內皮細胞間的閉合小帶和壁內周細胞形成，防止分子從視網膜毛細血管滲漏。血視網膜內屏障的緊密程度取決于內皮細胞的連接、正常的基底膜和位于外壁的周細胞的完整性。視網膜細胞連接破裂、視網膜周細胞的丟失和基底膜增厚可引發糖尿病患者BRB破壞[2]。
1.2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
在缺氧條件下，VEGF在缺氧誘導因子1α的調節下表達水平增加。VEGF能通過使細胞間緊密連接中的閉合小帶-1和閉合蛋白的排列發生變化和磷酸化增加等機制增加血管內皮細胞的通透性，導致BRB的破壞[8]。研究表明，DME患者房水中VEGF的表達水平隨著DR嚴重程度而增加，玻璃體腔內VEGF的表達水平顯著升高，與ME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9]。Ra等[10]研究報道47例不伴有DME及玻璃體積血的增生型DR（PDR）患者，結果發現患眼房水中VEGF的表達水平與視網膜無灌注區（NPA）面積呈正相關。
1.3 炎癥因子
部分DME患者對抗VEGF藥物治療不敏感，這表明可能還有其他因素或細胞因子參與了DME的發生。研究表明，對抗VEGF藥物治療無效的DME患者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后，房水中VEGF表達水平降低，但是炎癥因子，如單核細胞趨化蛋白（MCP-1）、細胞間黏附因子（ICAM-1）、白細胞介素（IL）-6、IL-8等依然處于高表達水平狀態[11]。DME患者的胎盤生長因子（PIGF）、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IL-10、血管黏附因子、誘導蛋白-10（IP-10）和促紅細胞生成素等細胞因子表達水平也升高，并且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機制[12-13]。Lee等[14]研究表明，較大NPA面積的PDR患者房水中的炎性細胞因子，如IL-10、IL-1β、IL-6、IL-8、MCP-1、腫瘤壞死因子-α表達水平增加，這提示炎癥可能是抑制無灌注性PDR的靶點。OCT檢查相關指標的改變可能反映眼內液中細胞因子的變化。研究表明，基線時的黃斑視網膜中心凹黃斑厚度、黃斑容積、強反射信號（HF）數量以及外界膜和橢圓體帶（EZ）的完整性在漿液性視網膜脫離（SRD）、囊樣ME及彌漫性ME中存在顯著差異，外界膜和EZ連續性中斷的患者房水中IP-10、MCP-1的水平較高，HF數量與房水炎性細胞因子水平相關。DME患者OCT檢查可見SRD或大量的強反射病灶（HRF），這提示可能眼內炎癥因子水平較高[15-16]。因此OCT的形態特征、定量指標及FFA相關指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眼內VEGF及細胞因子的水平，并且可能用于指導治療方案的選擇。目前大部分為回顧性研究，且體外指標不全面，需要進一步完善，這些都為日后的研究和治療選擇提供了方向。
2 DME的治療與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
玻璃體腔內注藥是目前治療DME的主要方法之一，但臨床選擇藥物治療方案時存在一定盲目性。
2.1 抗VEGF藥物治療
VEGF涉及DME發生的多個相關機制，包括促進新生血管的形成、蛋白酶的表達、內皮細胞的增殖和遷移等[16]。根據上述病理機制，VEGF的表達水平與DME的嚴重程度相關。近年來抗VEGF治療已成為DME的一線治療方式，臨床上主要包括貝伐單抗、雷珠單抗、阿柏西普以及康柏西普，其主要通過抑制和減少VEGF表達來發揮作用，其中阿柏西普為VEGF和PIGF雙作用靶點，不僅能減少VEGF的表達，也能通過抑制PIGF通道，從而減少ICAM-1、IL-8等炎癥因子的表達[13, 17-18]。然而并非所有患者對于抗VEGF藥物的治療反應都靈敏，一些藥物錯誤選擇和預后管理的不重視可能導致難治性ME[19]。研究報道，83例DME患者，房水VEGF表達水平高、OCT檢查中HF數量多、EZ明顯中斷的患者對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相對更為敏感[20]。研究報道，視網膜靜脈阻塞（RVO）繼發ME患眼房水中VEGF、MCP-1、IL-6、IL-8表達水平相較于正常對照者顯著升高且與中央視網膜厚度（CRT）、ME呈正相關[21]。因此對于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案和預后監測指標成為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
2.2 糖皮質激素治療
研究發現，在小鼠動物模型中白細胞誘導的炎癥狀態與DR導致的視力喪失直接相關[22]。近年來由于眼內液檢測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也證明了RVO-ME和DME等視網膜血管性疾病的發生不僅與VEGF相關，IL-1、IL-6、IL-8、IL-10、IL-12、IL-13、MCP-1、ICAM-1等炎癥相關因子也發揮了重要作用[7, 12-13, 23]。而糖皮質激素可以抑制炎癥介質的釋放、下調VEGF表達水平、降低血管通透性以減少滲漏等。研究表明，糖皮質激素治療后IL-6、MCP-1、IP-10、ICAM-1等炎癥細胞因子表達水平降低[24-26]。Toto等[27]研究發現，玻璃體腔植入地塞米松緩釋劑1個月后，DME患者視網膜淺層毛細血管叢的毛細血管密度及NPA面積顯著減少。然而長期使用所導致的繼發性青光眼、繼發性白內障等副作用限制了其使用。近年來玻璃體內糖皮質激素植入物可以通過逐步、緩釋的方式來達到治療效果，顯著減少副作用，已成為抗VEGF后的二線治療方式[28]。一項多中心臨床研究表明，玻璃體腔注射糖皮質激素對DME患者治療有效[23]。這表明除了VEGF，其他相關炎性細胞因子都可能在DME的發生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相關的細胞因子都可能是DME的潛在治療靶點。
2.3 聯合治療
目前，隨著對DME研究的深入，其治療方式可能也不再僅限于單一選擇，而ME的治療和管理也很復雜，可能需要多種治療方法聯合使用。研究表明，難治性ME患者聯合玻璃體腔注射曲安奈德和貝伐單抗聯合治療難治性ME3個月后視力提高，CRT厚度降低[29]。研究表明，單獨玻璃體腔內注射抗VEGF藥物相比，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聯合玻璃體腔注射糖皮質激素治療似乎沒有提供額外的視覺益處，反而會導致白內障的發展率增加、眼壓升高[30]。盡管抗VEGF藥物的治療效果是顯著的，但并不能降低新生血管并發癥的風險。因此在抗VEGF藥物治療的同時可能需要進行全視網膜激光光凝治療[13]。ME的發病機制是復雜的，聯合治療的有效性及潛在副作用的增加還需要進一步驗證。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其病理機制并根據患者個體差異性以優化治療方案。
2.4 新興治療
使用微針在脈絡膜上腔給藥糖皮質激素也可以增加視網膜的藥物濃度，同時減少眼壓的升高以及繼發性白內障的發生[31]。研究發現，在高血糖條件下血管生成素-2（Ang-2）表達上調，會增加視網膜血管的通透性。法瑞西單抗為一種能結合Ang-2和VEGF-A的新型雙特異性抗體，能夠減少病變部位血管和神經元的丟失、降低血管通透性以此減輕視網膜水腫[32]。血管內皮蛋白絡氨酸磷酸酶抑制劑（AKB-9778）可激活內膜內皮細胞激酶受體來降低視網膜血管的通透性[33]。這些新興的治療方式表明ME機制的復雜性，需未來要更多有效的方式去探索其病理機制。新興治療也為視網膜血管性疾病的治療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但還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去進一步的驗證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3 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的未來發展
隨著分子檢測技術和設備的進步，眼內液檢測已被納入《中國葡萄膜炎診療中眼內液檢測專家共識等眼底病專家共識和指南》、《眼內液病毒核酸檢測流程及臨床規范化應用專家共識》中[34-35]。其主要應用于急性視網膜壞死、巨細胞病毒性視網膜炎、眼內淋巴瘤、眼弓形蟲病等感染性眼底疾病和偽裝綜合征的診斷和治療，也可應用于DR及RVO等發病機制的研究。根據眼內液細胞因子的檢測結果選擇對應治療方案，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治療效果[5]。研究報道，對于繼發于成人型Coats病的難治性ME，檢測VEGF和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水平有助于臨床醫生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法[36]；對于抗VEGF藥物治療無效的RVO-ME患者，根據房水細胞因子檢測結果給予玻璃體腔注射糖皮質激素治療，其解剖及功能學的改善良好[37]。但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的單次檢測結果往往只能作為下次治療的參考基線，若能直接根據細胞因子的結果進行治療方式的選擇，可能有更好的治療效果。此外，目前眼內液主要通過前房穿刺手術、玻璃體吸引手術等有創方式獲取[38]。根據細胞因子檢測結果再進行治療方式的選擇會花費更多的時間以及增加感染等風險。因此如果能將DME患眼眼內液中的相關細胞因子結果與臨床上現有的眼科相關檢查的指標，如最佳矯正視力、CRT、HRF、中心凹無血管區、血管密度、NPA及血液學等指標結合，并且通過相關檢查結果進行相關細胞因子水平預測，這樣就能以無創、簡便、快捷的方式指導治療藥物以及預后監測指標的選擇[10, 14, 39]。隨著微創技術的發展，利用生物傳感器技術，未來的眼內液檢測方法可能能夠更快速、精準地檢測眼部疾病相關的生物標志物，為臨床診斷和治療提供更多信息，從而更好地指導個性化治療方案[40]。
4 小結與展望
DME對視力危害極大，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其相關病理機制也越來越明確，治療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近年來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技術快速發展，對DME的機制提供了更加合理的闡釋以及使治療方案的選擇更加合理化。但眼內液的獲取為有創操作，存在一定的感染風險，若能將眼內液中相關的細胞因子水平與其相關的影像學指標聯系起來，則能為DME的治療和預后監測提供更好的選擇，減少有創操作風險，未來還需要進一步的臨床研究去探索其相關性。
黃斑水腫（ME）是黃斑內液體容量的異常增加，是視網膜血管性疾病中最嚴重且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其中糖尿病ME（DME）不僅可造成視力嚴重下降，嚴重者將使黃斑區視網膜缺血缺氧，最終導致不可逆性的結構損傷[1]。在生理條件下，視網膜液體的出入受到嚴格的調節，使視網膜處于相對透明和脫水的狀態，這是維持組織透明和光線傳輸的必要條件，當液體的流入大于流出時就會出現ME[2]。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是最常見的視網膜血管性疾病，年發病率為2.2%～12.7%，年進展率為3.4%～12.3%[3]。隨著DR的發病率越來越高，DME的發生率及其危害程度越來越嚴重，對DME做出早期診斷并判斷影響視力預后的危險因素顯得尤為重要。
目前，診斷和判斷DME嚴重程度的主要檢查包括眼底照相、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和光相干斷層掃描（OCT）等，但屈光間質混濁會影響影像學檢查的準確性，且影像學檢查不能直接反映DME的原因，臨床選擇治療方案時存在一定盲目性。眼內液包括房水、玻璃體液、視網膜下液及脈絡膜上腔積液等[4]。由于血視網膜屏障（BRB）的存在，眼內液相較于血清能更好地反映眼內的真實情況。隨著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技術準確性和特異性的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臨床研究表明，合理的應用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技術對于DME的早期診斷、發病機制研究和指導臨床治療具有重要意義[5]。現就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在DME中臨床意義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DME發生機制
DR是最常見的視網膜血管性疾病，其早期無自覺癥狀，當病變累及到黃斑后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視力損害，而在糖尿病患者中最常見的視力損害原因是DME，約占視力喪失患者的3/4。DME的發病機制主要是BRB的破壞，導致血漿等液體在細胞間隙集聚。細胞因子、晚期糖基化終末產物、炎癥、高血糖和視網膜周細胞丟失水平升高等導致視網膜內皮細胞通透性改變和BRB破裂[6-7]。
1.1 BRB的破壞
BRB嚴格地調節視網膜內液體的出入、電解質的平衡，BRB的破壞會導致液體在視網膜各層間堆積。血視網膜外屏障是由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和其間的閉合小帶組成，位于有窗口的脈絡膜毛細血管和外視網膜之間。血視網膜內屏障由視網膜毛細血管內皮細胞間的閉合小帶和壁內周細胞形成，防止分子從視網膜毛細血管滲漏。血視網膜內屏障的緊密程度取決于內皮細胞的連接、正常的基底膜和位于外壁的周細胞的完整性。視網膜細胞連接破裂、視網膜周細胞的丟失和基底膜增厚可引發糖尿病患者BRB破壞[2]。
1.2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
在缺氧條件下，VEGF在缺氧誘導因子1α的調節下表達水平增加。VEGF能通過使細胞間緊密連接中的閉合小帶-1和閉合蛋白的排列發生變化和磷酸化增加等機制增加血管內皮細胞的通透性，導致BRB的破壞[8]。研究表明，DME患者房水中VEGF的表達水平隨著DR嚴重程度而增加，玻璃體腔內VEGF的表達水平顯著升高，與ME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9]。Ra等[10]研究報道47例不伴有DME及玻璃體積血的增生型DR（PDR）患者，結果發現患眼房水中VEGF的表達水平與視網膜無灌注區（NPA）面積呈正相關。
1.3 炎癥因子
部分DME患者對抗VEGF藥物治療不敏感，這表明可能還有其他因素或細胞因子參與了DME的發生。研究表明，對抗VEGF藥物治療無效的DME患者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后，房水中VEGF表達水平降低，但是炎癥因子，如單核細胞趨化蛋白（MCP-1）、細胞間黏附因子（ICAM-1）、白細胞介素（IL）-6、IL-8等依然處于高表達水平狀態[11]。DME患者的胎盤生長因子（PIGF）、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IL-10、血管黏附因子、誘導蛋白-10（IP-10）和促紅細胞生成素等細胞因子表達水平也升高，并且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機制[12-13]。Lee等[14]研究表明，較大NPA面積的PDR患者房水中的炎性細胞因子，如IL-10、IL-1β、IL-6、IL-8、MCP-1、腫瘤壞死因子-α表達水平增加，這提示炎癥可能是抑制無灌注性PDR的靶點。OCT檢查相關指標的改變可能反映眼內液中細胞因子的變化。研究表明，基線時的黃斑視網膜中心凹黃斑厚度、黃斑容積、強反射信號（HF）數量以及外界膜和橢圓體帶（EZ）的完整性在漿液性視網膜脫離（SRD）、囊樣ME及彌漫性ME中存在顯著差異，外界膜和EZ連續性中斷的患者房水中IP-10、MCP-1的水平較高，HF數量與房水炎性細胞因子水平相關。DME患者OCT檢查可見SRD或大量的強反射病灶（HRF），這提示可能眼內炎癥因子水平較高[15-16]。因此OCT的形態特征、定量指標及FFA相關指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眼內VEGF及細胞因子的水平，并且可能用于指導治療方案的選擇。目前大部分為回顧性研究，且體外指標不全面，需要進一步完善，這些都為日后的研究和治療選擇提供了方向。
2 DME的治療與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
玻璃體腔內注藥是目前治療DME的主要方法之一，但臨床選擇藥物治療方案時存在一定盲目性。
2.1 抗VEGF藥物治療
VEGF涉及DME發生的多個相關機制，包括促進新生血管的形成、蛋白酶的表達、內皮細胞的增殖和遷移等[16]。根據上述病理機制，VEGF的表達水平與DME的嚴重程度相關。近年來抗VEGF治療已成為DME的一線治療方式，臨床上主要包括貝伐單抗、雷珠單抗、阿柏西普以及康柏西普，其主要通過抑制和減少VEGF表達來發揮作用，其中阿柏西普為VEGF和PIGF雙作用靶點，不僅能減少VEGF的表達，也能通過抑制PIGF通道，從而減少ICAM-1、IL-8等炎癥因子的表達[13, 17-18]。然而并非所有患者對于抗VEGF藥物的治療反應都靈敏，一些藥物錯誤選擇和預后管理的不重視可能導致難治性ME[19]。研究報道，83例DME患者，房水VEGF表達水平高、OCT檢查中HF數量多、EZ明顯中斷的患者對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相對更為敏感[20]。研究報道，視網膜靜脈阻塞（RVO）繼發ME患眼房水中VEGF、MCP-1、IL-6、IL-8表達水平相較于正常對照者顯著升高且與中央視網膜厚度（CRT）、ME呈正相關[21]。因此對于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案和預后監測指標成為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
2.2 糖皮質激素治療
研究發現，在小鼠動物模型中白細胞誘導的炎癥狀態與DR導致的視力喪失直接相關[22]。近年來由于眼內液檢測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也證明了RVO-ME和DME等視網膜血管性疾病的發生不僅與VEGF相關，IL-1、IL-6、IL-8、IL-10、IL-12、IL-13、MCP-1、ICAM-1等炎癥相關因子也發揮了重要作用[7, 12-13, 23]。而糖皮質激素可以抑制炎癥介質的釋放、下調VEGF表達水平、降低血管通透性以減少滲漏等。研究表明，糖皮質激素治療后IL-6、MCP-1、IP-10、ICAM-1等炎癥細胞因子表達水平降低[24-26]。Toto等[27]研究發現，玻璃體腔植入地塞米松緩釋劑1個月后，DME患者視網膜淺層毛細血管叢的毛細血管密度及NPA面積顯著減少。然而長期使用所導致的繼發性青光眼、繼發性白內障等副作用限制了其使用。近年來玻璃體內糖皮質激素植入物可以通過逐步、緩釋的方式來達到治療效果，顯著減少副作用，已成為抗VEGF后的二線治療方式[28]。一項多中心臨床研究表明，玻璃體腔注射糖皮質激素對DME患者治療有效[23]。這表明除了VEGF，其他相關炎性細胞因子都可能在DME的發生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相關的細胞因子都可能是DME的潛在治療靶點。
2.3 聯合治療
目前，隨著對DME研究的深入，其治療方式可能也不再僅限于單一選擇，而ME的治療和管理也很復雜，可能需要多種治療方法聯合使用。研究表明，難治性ME患者聯合玻璃體腔注射曲安奈德和貝伐單抗聯合治療難治性ME3個月后視力提高，CRT厚度降低[29]。研究表明，單獨玻璃體腔內注射抗VEGF藥物相比，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聯合玻璃體腔注射糖皮質激素治療似乎沒有提供額外的視覺益處，反而會導致白內障的發展率增加、眼壓升高[30]。盡管抗VEGF藥物的治療效果是顯著的，但并不能降低新生血管并發癥的風險。因此在抗VEGF藥物治療的同時可能需要進行全視網膜激光光凝治療[13]。ME的發病機制是復雜的，聯合治療的有效性及潛在副作用的增加還需要進一步驗證。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其病理機制并根據患者個體差異性以優化治療方案。
2.4 新興治療
使用微針在脈絡膜上腔給藥糖皮質激素也可以增加視網膜的藥物濃度，同時減少眼壓的升高以及繼發性白內障的發生[31]。研究發現，在高血糖條件下血管生成素-2（Ang-2）表達上調，會增加視網膜血管的通透性。法瑞西單抗為一種能結合Ang-2和VEGF-A的新型雙特異性抗體，能夠減少病變部位血管和神經元的丟失、降低血管通透性以此減輕視網膜水腫[32]。血管內皮蛋白絡氨酸磷酸酶抑制劑（AKB-9778）可激活內膜內皮細胞激酶受體來降低視網膜血管的通透性[33]。這些新興的治療方式表明ME機制的復雜性，需未來要更多有效的方式去探索其病理機制。新興治療也為視網膜血管性疾病的治療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但還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去進一步的驗證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3 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的未來發展
隨著分子檢測技術和設備的進步，眼內液檢測已被納入《中國葡萄膜炎診療中眼內液檢測專家共識等眼底病專家共識和指南》、《眼內液病毒核酸檢測流程及臨床規范化應用專家共識》中[34-35]。其主要應用于急性視網膜壞死、巨細胞病毒性視網膜炎、眼內淋巴瘤、眼弓形蟲病等感染性眼底疾病和偽裝綜合征的診斷和治療，也可應用于DR及RVO等發病機制的研究。根據眼內液細胞因子的檢測結果選擇對應治療方案，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治療效果[5]。研究報道，對于繼發于成人型Coats病的難治性ME，檢測VEGF和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水平有助于臨床醫生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法[36]；對于抗VEGF藥物治療無效的RVO-ME患者，根據房水細胞因子檢測結果給予玻璃體腔注射糖皮質激素治療，其解剖及功能學的改善良好[37]。但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的單次檢測結果往往只能作為下次治療的參考基線，若能直接根據細胞因子的結果進行治療方式的選擇，可能有更好的治療效果。此外，目前眼內液主要通過前房穿刺手術、玻璃體吸引手術等有創方式獲取[38]。根據細胞因子檢測結果再進行治療方式的選擇會花費更多的時間以及增加感染等風險。因此如果能將DME患眼眼內液中的相關細胞因子結果與臨床上現有的眼科相關檢查的指標，如最佳矯正視力、CRT、HRF、中心凹無血管區、血管密度、NPA及血液學等指標結合，并且通過相關檢查結果進行相關細胞因子水平預測，這樣就能以無創、簡便、快捷的方式指導治療藥物以及預后監測指標的選擇[10, 14, 39]。隨著微創技術的發展，利用生物傳感器技術，未來的眼內液檢測方法可能能夠更快速、精準地檢測眼部疾病相關的生物標志物，為臨床診斷和治療提供更多信息，從而更好地指導個性化治療方案[40]。
4 小結與展望
DME對視力危害極大，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其相關病理機制也越來越明確，治療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近年來眼內液細胞因子檢測技術快速發展，對DME的機制提供了更加合理的闡釋以及使治療方案的選擇更加合理化。但眼內液的獲取為有創操作，存在一定的感染風險，若能將眼內液中相關的細胞因子水平與其相關的影像學指標聯系起來，則能為DME的治療和預后監測提供更好的選擇，減少有創操作風險，未來還需要進一步的臨床研究去探索其相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