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療相關認知障礙（chemotherapy-related cognitive impairment, CRCI）是癌癥患者治療相關副作用之一，可降低患者參與醫療決策及治療的積極性，嚴重影響患者日常功能和生活質量。該文對肺癌患者 CRCI 的定義、研究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綜述，以期為后續評估和管理肺癌患者的 CRCI 提供依據和思路，促進肺癌患者整體康復進程的優化與完善。
引用本文： 吳繡岑, 陳貴華, 李琴, 唐歡, 沈華鵬. 肺癌患者化療相關認知障礙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 華西醫學, 2025, 40(1): 142-146. doi: 10.7507/1002-0179.202408250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華西醫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肺癌是全球癌癥相關死亡的首要原因，2022 年肺癌在中國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居第 1 位[1-2]，由于癌癥診斷和治療水平的不斷進步，肺癌患者多處于慢性帶病生存狀態，腫瘤本身及治療相關副作用對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逐漸受到重視。化療相關認知障礙（chemotherapy-related cognitive impairment, CRCI）指腦部無原發性或轉移性腫瘤的癌癥患者在接受化療期間或化療后出現的輕微認知功能下降[3]，引起患者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對患者生活質量、功能獨立性和預后造成不良影響，使患癌家庭的負擔愈加沉重[4]。由于疾病復發性和化療過程多次使用鉑類藥物，肺癌患者已成為 CRCI 重點關注對象。研究表明腫瘤患者 CRCI 發生率為 17%～70%[5]，肺癌患者化療后 CRCI 發生率為 35.4%[6]，CRCI 對肺癌患者后期生存質量的影響應受到重視。現對肺癌患者 CRCI 相關概念、研究現狀、影響因素進行綜述，以期為臨床醫護人員提供系統、全面、高效的肺癌 CRCI 管理建議，為后續相關研究和治療策略的制定奠定基礎。
1 CRCI 的定義
Silberfarb[7]于 1983 年首次提出了 CRCI 的概念，指非神經系統的癌癥患者在化療過程中或化療結束后出現的認知功能改變，主要表現為注意力、記憶力、執行功能、處理速度受損[8]。
2 肺癌患者 CRCI 的研究現狀
2.1 國外研究
國外對肺癌患者 CRCI 的探討大多聚焦于機制、影響、相關性研究。Simó等[9]探討了不同肺癌組別患者在接受化療后的腦功能變化，結果顯示在接受化療后，肺癌患者的腦功能連接性發生改變，導致認知能力下降。肺癌患者在化療后出現認知障礙，表現為語言、視覺空間能力下降，以及大腦灰質和白質的結構改變[10]，表明腫瘤相關的慢性炎癥可以導致神經可塑性、神經內分泌功能及神經環路功能的改變。此外，腦白質完整性改變、神經前體細胞損傷和突觸可塑性改變也是 CRCI 的重要原因[11]。CRCI 嚴重影響肺癌患者的日常工作活動，van de Kamp 等[12]系統綜述了化療對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認知功能的影響，結果表明化療可能導致患者出現記憶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疲勞等問題，對其日常生活產生負面影響。在相關性研究方面，Prapa 等[13]通過問卷調查收集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和心理壓力數據，結果顯示肺癌患者有較高的心理壓力和較低的生活質量。Papadopoulos 等[14]發現肺癌患者在接受化療時，較高的心理負擔會導致睡眠障礙并加重疲勞，未來可重點關注肺癌 CRCI 患者的癥狀群表現并及時進行個體化干預。
2.2 國內研究
我國當前 CRCI 的研究對象以乳腺癌和直腸癌為主[11, 15]，肺癌 CRCI 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且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肺癌患者 CRCI 的現狀、影響因素及相關性研究。周麗等[16]提出肺癌 CRCI 發生率為 14.4%，回憶能力是認知功能受損最明顯的部分，結果表明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化療周期、卡氏評分是影響因素，社交娛樂是其保護性因素。這與李歡等[17]的研究結果一致，且后者表明肺癌患者 CRCI 與患者學習能力減退、情緒異常、生活質量下降緊密相關。但目前已有橫斷面研究的樣本量較少，評估方式較為單一，未來需要進一步開展多中心、大樣本的縱向研究，進一步明確肺癌患者 CRCI 的發展軌跡和作用機制，為后續的干預方案提供借鑒。
3 肺癌患者 CRCI 的影響因素
3.1 社會人口學因素
3.1.1 年齡
高齡肺癌患者患 CRCI 的危險性更高，有學者認為身體隨著年齡的增長出現細胞衰老、免疫系統功能下降等機體衰退現象，導致多巴胺神經傳導功能降低，大腦的活躍度下降，腦組織出現退行性病變[18]。李歡等[17]發現肺癌患者多為中老年，對化療藥物的耐受性差，容易出現嚴重毒副作用，且對疾病及藥物副反應敏感，易造成認知障礙。因此，未來研究應注重對老年肺癌患者的認知評估，真正滿足患者的需求，促進患者健康，以提高患者后期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3.1.2 性別
女性患 CRCI 的風險可能比男性更高，女性通常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患病影響其家庭角色功能的發揮，導致焦慮抑郁的風險增加，也可能增加其 CRCI 風險。駱佳慧等[19]發現絕經期后激素水平改變對腦結構及功能有影響。這與馮麗娜等[20]的研究一致，性激素對腦具有保護作用，絕經后婦女雌激素分泌減少，對腦部代謝有一定影響。而國外關于性別對結直腸癌患者 CRCI 影響的研究顯示，認知功能降低對男性生活質量的影響更大[21]，這種差異可能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例如腫瘤類型、種族的差異以及家庭角色定位不同，這提示我們不僅要注重 CRCI 在性別方面的患病差異，同時也要關注認知功能產生的影響在男女之間的不同，以采取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綜上，性別對肺癌患者 CRCI 有一定影響，今后的研究需進一步評估和驗證。
3.1.3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與肺癌患者 CRCI 風險相關，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患者通常具有更強的學習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較高的信息和資源支持以及更好的癥狀管理知識，能夠更好地應對認知挑戰。李歡等[17]研究 106 例肺癌化療患者 12 個月的認知變化情況，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低的肺癌患者認知水平較低，考慮原因為該類患者學習化療相關知識的積極性相對更低且治療依從性差，更易產生焦慮、焦躁等情緒，進而影響患者的認知水平。周麗等[16]采用橫斷面研究對 300 例肺癌化療患者的認知功能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是 CRCI 的保護性因素。這提示醫護人員應重點關注受教育水平低的肺癌患者的認知狀況。
3.2 治療因素
癌癥治療方法及其潛在機制對 CRCI 的發展軌跡影響巨大[22]，其中不同的化療方案、治療周期以及所使用的化療藥物種類等治療因素都可能與肺癌患者的 CRCI 相關。
3.2.1 化療方案
化療方案是肺癌患者 CRCI 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接受姑息化療或輔助化療的患者在 2～4 個月后主觀認知功能有下降趨勢[23]。Liu 等[24]研究了不同化療方案導致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大腦區域的改變，結果表明接受培美曲塞+卡鉑治療的患者大腦右側前上皮質和左側前上皮質有更明顯的功能改變，而接受紫杉醇+卡鉑治療的患者則體現在大腦左下部，提示在確保治療效果的前提下應考慮不同化療方案對患者認知的影響。
3.2.2 化療周期
化療周期是肺癌患者 CRCI 的重要影響因素，周麗等[16]研究了 300 例肺癌患者的認知功能，結果顯示化療周期越長的肺癌患者 CRCI 患病率越高，這與李歡等[17]得出的結論相吻合，共同提示化療周期延長對認知功能的負面影響。考慮原因是化療藥物可能使大腦海馬組織中的血清蛋白陽性的神經元數目減少，海馬鈣的調節功能降低，形成的高鈣環境損傷神經元，導致認知功能受損[25]，治療周期的增長使化療藥物通過大腦屏障對大腦認知功能產生疊加損害，化療次數越多，認知功能受損的程度越大，這提示醫護人員應加強對長周期化療患者的認知功能評估。
3.2.3 化療藥物種類
化療藥物本身的特性同樣在 CRCI 的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Ongnok 等[26]發現多柔比星通過多種機制導致 CRCI。首先，多柔比星直接損害神經元的線粒體功能，從而導致氧化應激和細胞凋亡；其次，多柔比星誘導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進一步加劇神經元的損傷；另外，多柔比星還會影響神經遞質的合成和釋放過程，對神經系統有嚴重毒性作用。研究表明，與多柔比星作用機制不同的鉑類化療藥物在肺癌患者的認知能力和神經影像學方面存在顯著變化[10]。而第 1 代鉑類藥物順鉑可以通過氧化應激和細胞凋亡途徑影響認知功能[27]。
值得注意的是，化療藥物所致神經損傷的管理策略優化對增強抗癌療法整體效益及提升患者生活質量至關重要。化療藥物對神經系統的毒性作用主要體現為神經痛、腦損傷、胃腸道感覺障礙、惡心和嘔吐等副作用，考慮原因是化療藥物會在細胞因子環境中產生許多生物變化，從而引起持續的表觀遺傳改變，導致代謝活動、神經元傳遞和基因表達轉變[28]。另外，Wang 等[29]研究了術前使用烏司他丁對接受化療肺癌患者的影響，發現烏司他丁可以減輕術后認知障礙的發生，其作用機制可能是降低血清中的白細胞介素-6 和 C 反應蛋白水平，同時增加白細胞介素-10 水平，了解這些機制對于開發保護神經系統、減輕患者癥狀、改善治療效果和生活質量的藥物至關重要。
3.3 癥狀負擔因素
《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 5 版定義了認知功能的 6 個關鍵領域，其中社會認知領域包含情緒識別和心理理論[30]，肺癌患者受到軀體疾病和情緒癥狀交叉癥狀的影響，不僅對肺癌患者的功能獨立性和整體生活質量有重大影響，還會導致患者出現生理和心理問題（包括焦慮、抑郁、疲勞和睡眠障礙等）。
3.3.1 焦慮-抑郁癥狀群
李淑芳等[31]對肺癌患者化療前后生存質量和焦慮的變化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 56%的肺癌患者在化療前存在焦慮，72%的肺癌患者在化療 4 個療程后出現了焦慮，而焦慮抑郁情緒也是 CRCI 的重要影響因素。Takemura 等[6]的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對 226 例晚期肺癌患者進行分析，探討了 CRCI 相關影響因素，結果顯示認知障礙與焦慮、抑郁等癥狀密切相關。Eggen 等[32]選取了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標準化測試和問卷調查評估患者的認知障礙和認知擔憂程度，結果表明焦慮和抑郁不僅導致患者出現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下降、思維遲緩等認知障礙現象，還可能干擾患者信息處理和決策制定過程，使其難以應對復雜的任務，影響其工作、學習或和社交。鑒于患者在化療不同階段的焦慮與抑郁水平可能有所波動，醫療工作者需針對每位患者的獨特狀況，給予定制化的支持與建議，旨在增強其對抗疾病的信念，并促進其更積極地遵循醫囑。
3.3.2 疼痛-疲勞-睡眠障礙-抑郁癥狀群
Luo 等[33]對 378 例肺癌患者的研究顯示，疼痛-疲勞-睡眠障礙-抑郁癥狀群與 CRCI 之間存在關聯，高水平的癥狀負擔是導致這種關聯的重要因素，考慮是因為慢性炎癥是 CRCI 和癥狀群發生的共同生物學基礎[34]。疼痛可以干擾大腦的正常功能，包括注意力、記憶和思考能力，頻繁的疼痛可能會導致焦慮、抑郁和失眠等問題。同理，長期的疲勞可能會導致記憶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維速度變慢以及情緒低落等問題，考慮原因為睡眠是大腦進行記憶、學習和處理信息的重要過程，長期睡眠障礙會干擾這一進程，提示焦慮抑郁與軀體癥狀如疲勞、疼痛和睡眠紊亂有協同作用。癌癥患者可能未充分認識到 CRCI，易認為認知障礙是由于一般健康狀況的下降或由于癌癥本身造成的[35]，因此，提高肺癌患者對 CRCI 的臨床認識并加強相關心理教育是管理的關鍵，醫護人員需要提供積極的心理干預以有效增強患者應對疾病的信念，減輕患者的焦慮情緒，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和預后。
3.4 體能鍛煉因素
李琳[36]發現患者的體能狀態對疲乏相關癥狀群、化療相關癥狀群及情緒心理癥狀群均有一定影響，這提示體能鍛煉可能通過癥狀群的協同作用影響患者的認知功能。駱佳慧等[19]發現有休閑活動的肺癌患者認知功能更好，這與王尚虎等[37]的研究結果一致。考慮原因為體能鍛煉能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調節負性情緒，促進機體新陳代謝，改善腦組織缺氧缺血，使神經營養因子水平升高，進而改善認知[38]。運動較少不利于糾正腦功能不良狀態，可能會增加血管和代謝負擔，增加肺癌患者認知損害風險[17]。鑒于此，建議醫護人員督促患者加強運動鍛煉以促進機體新陳代謝，改善腦組織的缺氧和缺血狀態。
總之，從社會人口學因素、治療因素、癥狀負擔因素和體能鍛煉因素 4 個方面尋求認知障礙預測因素，深入闡明肺癌患者 CRCI 影響因素的相關機制，可為建立切實有效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據，對于預防肺癌 CRCI 的發生以及提高肺癌患者生活質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肺癌一級預防策略中至關重要的研究內容。
4 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圍繞肺癌患者 CRCI 的現狀和影響因素進行闡述，為制訂有效的個體化防治策略、減輕患者癥狀負擔、提高患者生存質量提供依據。CRCI 是多種潛在因素及復雜機制交織作用下產生的結果，因此需要跨學科合作來深入理解其本質特征，了解不同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CRCI 是一種復雜的現象，既有與癌癥和治療有關的中介因素，也有與生活方式和健康有關的調節因素，建議后續研究應進一步明確影響因素的中介和調節路徑以確定更全面的影響因素。目前國內研究鮮有關于肺癌患者 CRCI 干預的研究報道，應針對現有的肺癌患者 CRCI 可控的影響因素，開展以自我管理為核心、跨學科、多領域的創新干預模式，以期提高肺癌患者后期的生活質量。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肺癌是全球癌癥相關死亡的首要原因，2022 年肺癌在中國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居第 1 位[1-2]，由于癌癥診斷和治療水平的不斷進步，肺癌患者多處于慢性帶病生存狀態，腫瘤本身及治療相關副作用對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逐漸受到重視。化療相關認知障礙（chemotherapy-related cognitive impairment, CRCI）指腦部無原發性或轉移性腫瘤的癌癥患者在接受化療期間或化療后出現的輕微認知功能下降[3]，引起患者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對患者生活質量、功能獨立性和預后造成不良影響，使患癌家庭的負擔愈加沉重[4]。由于疾病復發性和化療過程多次使用鉑類藥物，肺癌患者已成為 CRCI 重點關注對象。研究表明腫瘤患者 CRCI 發生率為 17%～70%[5]，肺癌患者化療后 CRCI 發生率為 35.4%[6]，CRCI 對肺癌患者后期生存質量的影響應受到重視。現對肺癌患者 CRCI 相關概念、研究現狀、影響因素進行綜述，以期為臨床醫護人員提供系統、全面、高效的肺癌 CRCI 管理建議，為后續相關研究和治療策略的制定奠定基礎。
1 CRCI 的定義
Silberfarb[7]于 1983 年首次提出了 CRCI 的概念，指非神經系統的癌癥患者在化療過程中或化療結束后出現的認知功能改變，主要表現為注意力、記憶力、執行功能、處理速度受損[8]。
2 肺癌患者 CRCI 的研究現狀
2.1 國外研究
國外對肺癌患者 CRCI 的探討大多聚焦于機制、影響、相關性研究。Simó等[9]探討了不同肺癌組別患者在接受化療后的腦功能變化，結果顯示在接受化療后，肺癌患者的腦功能連接性發生改變，導致認知能力下降。肺癌患者在化療后出現認知障礙，表現為語言、視覺空間能力下降，以及大腦灰質和白質的結構改變[10]，表明腫瘤相關的慢性炎癥可以導致神經可塑性、神經內分泌功能及神經環路功能的改變。此外，腦白質完整性改變、神經前體細胞損傷和突觸可塑性改變也是 CRCI 的重要原因[11]。CRCI 嚴重影響肺癌患者的日常工作活動，van de Kamp 等[12]系統綜述了化療對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認知功能的影響，結果表明化療可能導致患者出現記憶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疲勞等問題，對其日常生活產生負面影響。在相關性研究方面，Prapa 等[13]通過問卷調查收集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和心理壓力數據，結果顯示肺癌患者有較高的心理壓力和較低的生活質量。Papadopoulos 等[14]發現肺癌患者在接受化療時，較高的心理負擔會導致睡眠障礙并加重疲勞，未來可重點關注肺癌 CRCI 患者的癥狀群表現并及時進行個體化干預。
2.2 國內研究
我國當前 CRCI 的研究對象以乳腺癌和直腸癌為主[11, 15]，肺癌 CRCI 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且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肺癌患者 CRCI 的現狀、影響因素及相關性研究。周麗等[16]提出肺癌 CRCI 發生率為 14.4%，回憶能力是認知功能受損最明顯的部分，結果表明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化療周期、卡氏評分是影響因素，社交娛樂是其保護性因素。這與李歡等[17]的研究結果一致，且后者表明肺癌患者 CRCI 與患者學習能力減退、情緒異常、生活質量下降緊密相關。但目前已有橫斷面研究的樣本量較少，評估方式較為單一，未來需要進一步開展多中心、大樣本的縱向研究，進一步明確肺癌患者 CRCI 的發展軌跡和作用機制，為后續的干預方案提供借鑒。
3 肺癌患者 CRCI 的影響因素
3.1 社會人口學因素
3.1.1 年齡
高齡肺癌患者患 CRCI 的危險性更高，有學者認為身體隨著年齡的增長出現細胞衰老、免疫系統功能下降等機體衰退現象，導致多巴胺神經傳導功能降低，大腦的活躍度下降，腦組織出現退行性病變[18]。李歡等[17]發現肺癌患者多為中老年，對化療藥物的耐受性差，容易出現嚴重毒副作用，且對疾病及藥物副反應敏感，易造成認知障礙。因此，未來研究應注重對老年肺癌患者的認知評估，真正滿足患者的需求，促進患者健康，以提高患者后期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3.1.2 性別
女性患 CRCI 的風險可能比男性更高，女性通常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患病影響其家庭角色功能的發揮，導致焦慮抑郁的風險增加，也可能增加其 CRCI 風險。駱佳慧等[19]發現絕經期后激素水平改變對腦結構及功能有影響。這與馮麗娜等[20]的研究一致，性激素對腦具有保護作用，絕經后婦女雌激素分泌減少，對腦部代謝有一定影響。而國外關于性別對結直腸癌患者 CRCI 影響的研究顯示，認知功能降低對男性生活質量的影響更大[21]，這種差異可能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例如腫瘤類型、種族的差異以及家庭角色定位不同，這提示我們不僅要注重 CRCI 在性別方面的患病差異，同時也要關注認知功能產生的影響在男女之間的不同，以采取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綜上，性別對肺癌患者 CRCI 有一定影響，今后的研究需進一步評估和驗證。
3.1.3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與肺癌患者 CRCI 風險相關，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患者通常具有更強的學習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較高的信息和資源支持以及更好的癥狀管理知識，能夠更好地應對認知挑戰。李歡等[17]研究 106 例肺癌化療患者 12 個月的認知變化情況，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低的肺癌患者認知水平較低，考慮原因為該類患者學習化療相關知識的積極性相對更低且治療依從性差，更易產生焦慮、焦躁等情緒，進而影響患者的認知水平。周麗等[16]采用橫斷面研究對 300 例肺癌化療患者的認知功能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是 CRCI 的保護性因素。這提示醫護人員應重點關注受教育水平低的肺癌患者的認知狀況。
3.2 治療因素
癌癥治療方法及其潛在機制對 CRCI 的發展軌跡影響巨大[22]，其中不同的化療方案、治療周期以及所使用的化療藥物種類等治療因素都可能與肺癌患者的 CRCI 相關。
3.2.1 化療方案
化療方案是肺癌患者 CRCI 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接受姑息化療或輔助化療的患者在 2～4 個月后主觀認知功能有下降趨勢[23]。Liu 等[24]研究了不同化療方案導致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大腦區域的改變，結果表明接受培美曲塞+卡鉑治療的患者大腦右側前上皮質和左側前上皮質有更明顯的功能改變，而接受紫杉醇+卡鉑治療的患者則體現在大腦左下部，提示在確保治療效果的前提下應考慮不同化療方案對患者認知的影響。
3.2.2 化療周期
化療周期是肺癌患者 CRCI 的重要影響因素，周麗等[16]研究了 300 例肺癌患者的認知功能，結果顯示化療周期越長的肺癌患者 CRCI 患病率越高，這與李歡等[17]得出的結論相吻合，共同提示化療周期延長對認知功能的負面影響。考慮原因是化療藥物可能使大腦海馬組織中的血清蛋白陽性的神經元數目減少，海馬鈣的調節功能降低，形成的高鈣環境損傷神經元，導致認知功能受損[25]，治療周期的增長使化療藥物通過大腦屏障對大腦認知功能產生疊加損害，化療次數越多，認知功能受損的程度越大，這提示醫護人員應加強對長周期化療患者的認知功能評估。
3.2.3 化療藥物種類
化療藥物本身的特性同樣在 CRCI 的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Ongnok 等[26]發現多柔比星通過多種機制導致 CRCI。首先，多柔比星直接損害神經元的線粒體功能，從而導致氧化應激和細胞凋亡；其次，多柔比星誘導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進一步加劇神經元的損傷；另外，多柔比星還會影響神經遞質的合成和釋放過程，對神經系統有嚴重毒性作用。研究表明，與多柔比星作用機制不同的鉑類化療藥物在肺癌患者的認知能力和神經影像學方面存在顯著變化[10]。而第 1 代鉑類藥物順鉑可以通過氧化應激和細胞凋亡途徑影響認知功能[27]。
值得注意的是，化療藥物所致神經損傷的管理策略優化對增強抗癌療法整體效益及提升患者生活質量至關重要。化療藥物對神經系統的毒性作用主要體現為神經痛、腦損傷、胃腸道感覺障礙、惡心和嘔吐等副作用，考慮原因是化療藥物會在細胞因子環境中產生許多生物變化，從而引起持續的表觀遺傳改變，導致代謝活動、神經元傳遞和基因表達轉變[28]。另外，Wang 等[29]研究了術前使用烏司他丁對接受化療肺癌患者的影響，發現烏司他丁可以減輕術后認知障礙的發生，其作用機制可能是降低血清中的白細胞介素-6 和 C 反應蛋白水平，同時增加白細胞介素-10 水平，了解這些機制對于開發保護神經系統、減輕患者癥狀、改善治療效果和生活質量的藥物至關重要。
3.3 癥狀負擔因素
《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 5 版定義了認知功能的 6 個關鍵領域，其中社會認知領域包含情緒識別和心理理論[30]，肺癌患者受到軀體疾病和情緒癥狀交叉癥狀的影響，不僅對肺癌患者的功能獨立性和整體生活質量有重大影響，還會導致患者出現生理和心理問題（包括焦慮、抑郁、疲勞和睡眠障礙等）。
3.3.1 焦慮-抑郁癥狀群
李淑芳等[31]對肺癌患者化療前后生存質量和焦慮的變化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 56%的肺癌患者在化療前存在焦慮，72%的肺癌患者在化療 4 個療程后出現了焦慮，而焦慮抑郁情緒也是 CRCI 的重要影響因素。Takemura 等[6]的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對 226 例晚期肺癌患者進行分析，探討了 CRCI 相關影響因素，結果顯示認知障礙與焦慮、抑郁等癥狀密切相關。Eggen 等[32]選取了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標準化測試和問卷調查評估患者的認知障礙和認知擔憂程度，結果表明焦慮和抑郁不僅導致患者出現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下降、思維遲緩等認知障礙現象，還可能干擾患者信息處理和決策制定過程，使其難以應對復雜的任務，影響其工作、學習或和社交。鑒于患者在化療不同階段的焦慮與抑郁水平可能有所波動，醫療工作者需針對每位患者的獨特狀況，給予定制化的支持與建議，旨在增強其對抗疾病的信念，并促進其更積極地遵循醫囑。
3.3.2 疼痛-疲勞-睡眠障礙-抑郁癥狀群
Luo 等[33]對 378 例肺癌患者的研究顯示，疼痛-疲勞-睡眠障礙-抑郁癥狀群與 CRCI 之間存在關聯，高水平的癥狀負擔是導致這種關聯的重要因素，考慮是因為慢性炎癥是 CRCI 和癥狀群發生的共同生物學基礎[34]。疼痛可以干擾大腦的正常功能，包括注意力、記憶和思考能力，頻繁的疼痛可能會導致焦慮、抑郁和失眠等問題。同理，長期的疲勞可能會導致記憶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維速度變慢以及情緒低落等問題，考慮原因為睡眠是大腦進行記憶、學習和處理信息的重要過程，長期睡眠障礙會干擾這一進程，提示焦慮抑郁與軀體癥狀如疲勞、疼痛和睡眠紊亂有協同作用。癌癥患者可能未充分認識到 CRCI，易認為認知障礙是由于一般健康狀況的下降或由于癌癥本身造成的[35]，因此，提高肺癌患者對 CRCI 的臨床認識并加強相關心理教育是管理的關鍵，醫護人員需要提供積極的心理干預以有效增強患者應對疾病的信念，減輕患者的焦慮情緒，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和預后。
3.4 體能鍛煉因素
李琳[36]發現患者的體能狀態對疲乏相關癥狀群、化療相關癥狀群及情緒心理癥狀群均有一定影響，這提示體能鍛煉可能通過癥狀群的協同作用影響患者的認知功能。駱佳慧等[19]發現有休閑活動的肺癌患者認知功能更好，這與王尚虎等[37]的研究結果一致。考慮原因為體能鍛煉能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調節負性情緒，促進機體新陳代謝，改善腦組織缺氧缺血，使神經營養因子水平升高，進而改善認知[38]。運動較少不利于糾正腦功能不良狀態，可能會增加血管和代謝負擔，增加肺癌患者認知損害風險[17]。鑒于此，建議醫護人員督促患者加強運動鍛煉以促進機體新陳代謝，改善腦組織的缺氧和缺血狀態。
總之，從社會人口學因素、治療因素、癥狀負擔因素和體能鍛煉因素 4 個方面尋求認知障礙預測因素，深入闡明肺癌患者 CRCI 影響因素的相關機制，可為建立切實有效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據，對于預防肺癌 CRCI 的發生以及提高肺癌患者生活質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肺癌一級預防策略中至關重要的研究內容。
4 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圍繞肺癌患者 CRCI 的現狀和影響因素進行闡述，為制訂有效的個體化防治策略、減輕患者癥狀負擔、提高患者生存質量提供依據。CRCI 是多種潛在因素及復雜機制交織作用下產生的結果，因此需要跨學科合作來深入理解其本質特征，了解不同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CRCI 是一種復雜的現象，既有與癌癥和治療有關的中介因素，也有與生活方式和健康有關的調節因素，建議后續研究應進一步明確影響因素的中介和調節路徑以確定更全面的影響因素。目前國內研究鮮有關于肺癌患者 CRCI 干預的研究報道，應針對現有的肺癌患者 CRCI 可控的影響因素，開展以自我管理為核心、跨學科、多領域的創新干預模式，以期提高肺癌患者后期的生活質量。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