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樊翀, 裴磊磊, 王順, 田雨靈, 楊春, 卓小楨. 超聲心動圖在鑒別診斷 Fabry 病和肥厚型心肌病中的價值. 華西醫學, 2025, 40(1): 55-59. doi: 10.7507/1002-0179.202410112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華西醫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Fabry 病是一種伴 X 性染色體連鎖的罕見病。由于半乳糖苷酶 A（alpha-galactosidase A, α-GalA）活性降低，導致中間產物神經酰胺三己糖苷（globotriaosy lceramide, GL3）在組織器官中積聚，從而引發多系統疾病[1]。其人群中發病率約為 1/10 萬。該病心臟損害尤為常見，研究表明 GL3 可以在心肌細胞、傳導細胞、血管內皮、平滑肌細胞以及瓣膜纖維細胞中沉積并繼發病理改變，最終導致不可逆的心臟損害，累及心臟為該病的主要死亡原因[2]。Fabry 病心臟受累最常出現心肌肥厚，因此在超聲心動圖檢查中需要與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HCM）相鑒別。絕大部分 HCM 是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約 60%的 HCM 為編碼心肌肌小節蛋白的基因突變導致左心室肥厚所致[3-4]。目前，針對 Fabry 病和 HCM 超聲檢查的比較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本研究擬通過分析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以下簡稱“我院”）Fabry 病與 HCM 患者的超聲心動圖參數，篩選出可靠的超聲鑒別診斷指標，旨在支持臨床鑒別診斷決策。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選擇我院心血管內科 2022 年 1 月—2024年 1 月間就診的 Fabry 病患者和同期住院的 HCM 患者病歷資料。2 種疾病患者納入標準：① 18～75 歲；② 行超聲心動圖以及超聲二維斑點追蹤技術（2D-speckle tracking imaging, 2D-STI）檢查；③ Fabry病患者通過α-GalA 活性測定和基因檢測確診[5]；HCM 患者通過超聲心動圖 1 個或多個左心室節段舒張末期最大心室壁厚度≥15 mm 聯合心電圖或輔助基因檢測確診[6]。2 種疾病患者排除標準：① 合并先心病、心瓣膜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② 左心室壁增厚由負荷增加引起，如高血壓、先天性主動脈瓣下隔膜和主動脈瓣狹窄等；③ 超聲圖像差。本研究已通過我院倫理委員會審查（LLSBPJ-2024-030）。
1.2 方法
1.2.1 超聲心動圖檢查方法
患者均應用美國通用電氣公司 GE E9x 超聲機、S5-1 探頭、頻率 1～5 MHz完成超聲心動圖檢查，并使用基波圖像規避組織諧波成像可能帶來的結構畸變。本研究按照《2018 年美國超聲心動圖學會：成人經胸超聲心動圖檢查》方法操作[7]通過病歷資料完成圖像采集及參數測量。入組患者的檢查均由具有 5 年以上心動超聲工作經驗的醫師完成，且所有參數重復測量 3 次取平均值。
1.2.2 觀察指標
收集患者以下指標：① 年齡、性別等人口學基本資料。② 常規超聲參數：主動脈竇部內徑、升主動脈內徑、右心室壁厚度、左心室收縮末期內徑、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舒張早期二尖瓣峰值流速 E 峰、組織多普勒二尖瓣舒張早期峰值流速 e 峰、舒張晚期峰值流速 a 峰、收縮期峰值流速 s 峰、E 峰與 e 峰比值，左心室壁最厚處厚度、后外側壁厚度、室間隔厚度、后壁厚度、（室間隔厚度+后壁厚度）/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即左心室壁相對厚度；有無 SAM 征——表現為二尖瓣曲線 CD 段向室間隔呈弓背樣隆起的駝峰樣改變波形、有無心肌過度小梁化——非致密化心肌厚度與致密化心肌厚度比值＞2 判定為有[8]、房室瓣有無增厚。③ 2D-STI 參數：左心室整體縱向應變（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GLS），基底段、中間段、心尖段的平均應變，心尖段與基底段應變比值、左心室射血分數與左心室整體縱向應變比值（ejection fraction to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ratio, EFSR）以及后外側壁應變。
1.3 數據篩選與質量控制
采用預先設計的病歷報告表收集臨床資料及超聲心動圖參數。由臨床研究協調員、研究者以及院內 1 位心血管內科方向高級職稱專家、1 位心動超聲方向高級職稱專家組成質量控制小組共同討論患者入組，并對超聲圖像及參數測量進行質量控制，以確保結果的準確性。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Wilcoxon 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 檢驗。為評估模型的診斷效能，繪制左心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升主動脈寬度、e 峰以及三者聯合應用的受試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線，計算各 ROC 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及其 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特異度、靈敏度和 Youden 指數。其中，三者聯合診斷方法為構建 3 種檢測方法聯合的 logistic 回歸模型，獲得聯合診斷預測概率。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特征比較
共納入 Fabry 病患者 16 例（其中 5 例尚未出現心肌增厚表型）、HCM 患者 41 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見表1。可見，Fabry 病組年齡、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心電圖異常比例、吸煙史低于 HCM 組（P＜0.05）；Fabry 病組病史久于 HCM 組（P＜0.05）。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2.2 兩組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比較
兩組患者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比較見表2。可見，左心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升主動脈寬度 Fabry 病組均小于 HCM 組（P＜0.05）；Fabry 病組 e 峰值大于 HCM 組（P＜0.05）。
表2
兩組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比較
左心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升主動脈寬度、e 峰及三者聯合應用對 Fabry 病和 HCM 鑒別診斷價值的 ROC 曲線見圖1。可見，左心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升主動脈寬度 ROC 曲線位于參考線下方，說明模型效果不佳；e 峰的鑒別診斷價值 AUC 為 0.698［95%CI（0.502，0.894），P＜0.05］，靈敏度為 41.7%，特異度為 100%，Youden 指數 41.7%；3 者聯合應用后，靈敏度和準確度均較 e 峰值提高，鑒別診斷價值 AUC 為 0.773［95%CI（0.585，0.961），P＜0.05］，靈敏度為 100%，特異度 45.5%，但特異度降低為 45.5%。
圖1
左心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升主動脈寬度、e 峰及三者聯合應用對 Fabry 病和 HCM 鑒別診斷價值的 ROC 曲線
HCM：肥厚型心肌病；ROC：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預測概率為三者聯合診斷
2.3 兩組 2D-STI 參數比較
兩組患者 2D-STI 參數比較見表3。可見，兩組 2D-STI 參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3
兩組 2D-STI 參數比較（x±s）
3 討論
本研究通過挖掘 Fabry 病和 HCM 一般資料和超聲心動圖參數，探索 2 種疾病的超聲鑒別診斷模型。通過對入組病例的基線資料統計學分析，發現年齡、BMI、病史、吸煙史、心電圖異常在 Fabry 病和 HCM 鑒別診斷方面可能具有意義：Fabry 病組年齡低于 HCM 組，該結果與既往研究一致，Fabry 病分為經典型和遲發型，經典型多在兒童期發病[9]，而 HCM 好發年齡為 30～40 歲[4]。本研究 HCM 組 BMI 更高，盡管現有研究表明 HCM 心肌組織存在大量游離脂肪酸積累[10]，但國內外無 HCM 與全身脂肪代謝相關性研究。BMI 是否能作為鑒別參數尚需擴大樣本量驗證。本研究提示 Fabry 病患者病史更長，可能由于 Fabry 病患者胎兒期 GL3 等代謝產物開始在多系統沉積[11]，兒童時期出現手腳感覺異常、皮膚血管角質瘤等多系統癥狀[12-13]，因此病史遠遠久于 HCM。HCM 組吸煙史高于 Fabry 病組，可能與 HCM 組平均年齡更高有關，根據 2019 年—2020 年中國 40 歲及以上人群吸煙狀況分析，年齡與吸煙史呈正相關[14]。本研究 HCM 組的心電圖異常比例更高，同樣與既往研究[15]一致。Mcleod 等[15]發現，約 94% HCM 患者在首次就診時即出現心電圖異常，包括病理性 Q 波、左心室高電壓及 ST-T 改變。動態心電圖監測結果顯示，HCM 患者出現非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的比例為 20%～30%[16-17]，心房顫動發生率約為 22.5%[18]。
本研究結果提示 HCM 組左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大于 Fabry 病組。雖然 Fabry 病具備心室壁肥厚病理基礎——心肌細胞內沉積的 GL3 導致其心肌纖維排列紊亂，收縮蛋白增多，造成心肌細胞增大及心室壁肥厚[19]。但 Fabry 病為罕見病，我院 2 年來僅 16 例納入本研究，其中有 5 例尚未出現心肌增厚。而 HCM 組入選標準為 1 個或多個左心室節段舒張末期最大心室壁厚度≥15mm[6]。因此，雖然統計結果提示 HCM 組肥厚更明顯，但其結果可能受入選標準及樣本量過小的干擾。兩種疾病具有不同的升主動脈增寬的病理基礎——HCM 早期呈高血流動力學狀態致升主動脈增寬。Fabry 病沉積底物可在血管內皮細胞沉積造成炎癥反應致升主動脈增寬[20]。本研究表明 HCM 升主動脈增寬改變更為顯著，但 ROC 曲線提示該模型預測效果不佳。
超聲心動圖頻譜多普勒測得的舒張早期峰值速度波定義為 e 峰，代表心臟快速充盈期左心室的主動松弛功能，本研究 Fabry 病組 e 峰值大于 HCM 組，這提示 HCM 組心肌細胞主動松弛功能受損更為嚴重。HCM 由于心肌缺氧以及能量代謝障礙，致心肌細胞松弛功能受損，心室肥厚、心肌纖維化等原因，致心肌細胞被動順應功能降低，共同導致了左心室舒張功能異常[21]。而 Fabry 病心肌損害以心肌肥厚為主，沉積底物蓄積可致心室肌細胞纖維化，導致心肌細胞被動順應功能降低，主動松弛功能受損則出現在疾病終末期發生心肌缺血時。因此，雖然 Fabry 病和 HCM 均可能出現舒張功能降低，但 Fabry 病主動松弛功能受損比例少于 HCM。e 峰鑒別診斷的特異度很高，靈敏度和準確度較為一般，當 3 項指標聯合應用，在左心室主動松弛功能的基礎上增加左心室心肌肥厚形態特征，以及升主動脈增寬這一左心室后負荷形態改變，診斷信息互為補充，較單獨使用 e 峰鑒別診斷時提高了靈敏度和準確度，但 3 項指標聯合應用特異度由 100%降低為 45.5%。說明 3 者聯合應用能盡可能的篩選出 Fabry 病，為臨床進一步確診提供病例資料，能有效減少 Fabry 病漏診率，但假陽性高，可能會造成醫療資源浪費。而單獨使用 e 峰鑒別診斷特異度很高，能很好地排除 Fabry 病，可用于大規模人群中診斷測試。由于 Fabry 病發病率很低，可有效減少誤診，但靈敏度不高，可能導致一些患者被漏診。以上鑒別診斷方法存在樣本量過小的局限性，仍需進一步擴大樣本量證實該結論。
本研究探索了 2D-STI 技術獲得的超聲參數在兩組疾病中的鑒別診斷價值。雖然既往研究表明 Fabry 病 GLS 降低[22]，基底部至心尖部環向應變梯度變化消失，基底部下外側壁應變異常[23]，但本研究中兩組患者以下超聲參數如左心室 GLS、心尖段應變、中間段應變、基底段應變、心尖段應變與基底段應變比值、EFSR、后外側壁應變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2018 年，Fabry 病被納入首批罕見病目錄之時，國內確診的患者人數僅數百人。隨著對疾病的認識及診斷能力的提高，越來越多的 Fabry 病被“發現”。目前公認基因檢測為 Fabry 病診斷金指標，但因其檢查不便利、價格昂貴，難以普及。尤其基層醫院因仍對罕見病 Fabry 病認識不足，并缺乏超聲鑒別診斷參數，基層超聲心動圖檢查工作中大量心肌肥厚的患者被診斷為 HCM，導致大量 Fabry 病隱藏在“肥厚型心肌病”中。由于 Fabry 病可通過 α-GalA 替代療法補充患者體內缺乏的酶調節脂質代謝，改善患者癥狀、延長患者預期壽命，因此通過超聲心動圖檢查盡早篩查出該疾病意義重大，2021 中國法布雷病診療專家共識也明確指出超聲心動圖檢查對 Fabry 病診斷價值[9，24]。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 e 峰值以及超聲參數聯合診斷在 Fabry 病和 HCM鑒別診斷方面可能具有意義，為今后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線索。為獲得更準確的 Fabry 病和 HCM超聲鑒別診斷參數，本研究計劃進行長期、多中心、大樣本量隊列研究。
作者貢獻：樊翀負責研究設計和實施，以及撰寫論文；裴磊磊負責數據統計學處理，繪制圖、表；王順、田雨靈、楊春負責進行論文修改；卓小楨對文章進行質量控制，并整體監管該項研究。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Fabry 病是一種伴 X 性染色體連鎖的罕見病。由于半乳糖苷酶 A（alpha-galactosidase A, α-GalA）活性降低，導致中間產物神經酰胺三己糖苷（globotriaosy lceramide, GL3）在組織器官中積聚，從而引發多系統疾病[1]。其人群中發病率約為 1/10 萬。該病心臟損害尤為常見，研究表明 GL3 可以在心肌細胞、傳導細胞、血管內皮、平滑肌細胞以及瓣膜纖維細胞中沉積并繼發病理改變，最終導致不可逆的心臟損害，累及心臟為該病的主要死亡原因[2]。Fabry 病心臟受累最常出現心肌肥厚，因此在超聲心動圖檢查中需要與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HCM）相鑒別。絕大部分 HCM 是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約 60%的 HCM 為編碼心肌肌小節蛋白的基因突變導致左心室肥厚所致[3-4]。目前，針對 Fabry 病和 HCM 超聲檢查的比較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本研究擬通過分析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以下簡稱“我院”）Fabry 病與 HCM 患者的超聲心動圖參數，篩選出可靠的超聲鑒別診斷指標，旨在支持臨床鑒別診斷決策。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選擇我院心血管內科 2022 年 1 月—2024年 1 月間就診的 Fabry 病患者和同期住院的 HCM 患者病歷資料。2 種疾病患者納入標準：① 18～75 歲；② 行超聲心動圖以及超聲二維斑點追蹤技術（2D-speckle tracking imaging, 2D-STI）檢查；③ Fabry病患者通過α-GalA 活性測定和基因檢測確診[5]；HCM 患者通過超聲心動圖 1 個或多個左心室節段舒張末期最大心室壁厚度≥15 mm 聯合心電圖或輔助基因檢測確診[6]。2 種疾病患者排除標準：① 合并先心病、心瓣膜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② 左心室壁增厚由負荷增加引起，如高血壓、先天性主動脈瓣下隔膜和主動脈瓣狹窄等；③ 超聲圖像差。本研究已通過我院倫理委員會審查（LLSBPJ-2024-030）。
1.2 方法
1.2.1 超聲心動圖檢查方法
患者均應用美國通用電氣公司 GE E9x 超聲機、S5-1 探頭、頻率 1～5 MHz完成超聲心動圖檢查，并使用基波圖像規避組織諧波成像可能帶來的結構畸變。本研究按照《2018 年美國超聲心動圖學會：成人經胸超聲心動圖檢查》方法操作[7]通過病歷資料完成圖像采集及參數測量。入組患者的檢查均由具有 5 年以上心動超聲工作經驗的醫師完成，且所有參數重復測量 3 次取平均值。
1.2.2 觀察指標
收集患者以下指標：① 年齡、性別等人口學基本資料。② 常規超聲參數：主動脈竇部內徑、升主動脈內徑、右心室壁厚度、左心室收縮末期內徑、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舒張早期二尖瓣峰值流速 E 峰、組織多普勒二尖瓣舒張早期峰值流速 e 峰、舒張晚期峰值流速 a 峰、收縮期峰值流速 s 峰、E 峰與 e 峰比值，左心室壁最厚處厚度、后外側壁厚度、室間隔厚度、后壁厚度、（室間隔厚度+后壁厚度）/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即左心室壁相對厚度；有無 SAM 征——表現為二尖瓣曲線 CD 段向室間隔呈弓背樣隆起的駝峰樣改變波形、有無心肌過度小梁化——非致密化心肌厚度與致密化心肌厚度比值＞2 判定為有[8]、房室瓣有無增厚。③ 2D-STI 參數：左心室整體縱向應變（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GLS），基底段、中間段、心尖段的平均應變，心尖段與基底段應變比值、左心室射血分數與左心室整體縱向應變比值（ejection fraction to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ratio, EFSR）以及后外側壁應變。
1.3 數據篩選與質量控制
采用預先設計的病歷報告表收集臨床資料及超聲心動圖參數。由臨床研究協調員、研究者以及院內 1 位心血管內科方向高級職稱專家、1 位心動超聲方向高級職稱專家組成質量控制小組共同討論患者入組，并對超聲圖像及參數測量進行質量控制，以確保結果的準確性。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Wilcoxon 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 檢驗。為評估模型的診斷效能，繪制左心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升主動脈寬度、e 峰以及三者聯合應用的受試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線，計算各 ROC 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及其 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特異度、靈敏度和 Youden 指數。其中，三者聯合診斷方法為構建 3 種檢測方法聯合的 logistic 回歸模型，獲得聯合診斷預測概率。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特征比較
共納入 Fabry 病患者 16 例（其中 5 例尚未出現心肌增厚表型）、HCM 患者 41 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見表1。可見，Fabry 病組年齡、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心電圖異常比例、吸煙史低于 HCM 組（P＜0.05）；Fabry 病組病史久于 HCM 組（P＜0.05）。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2.2 兩組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比較
兩組患者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比較見表2。可見，左心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升主動脈寬度 Fabry 病組均小于 HCM 組（P＜0.05）；Fabry 病組 e 峰值大于 HCM 組（P＜0.05）。
表2
兩組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比較
左心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升主動脈寬度、e 峰及三者聯合應用對 Fabry 病和 HCM 鑒別診斷價值的 ROC 曲線見圖1。可見，左心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升主動脈寬度 ROC 曲線位于參考線下方，說明模型效果不佳；e 峰的鑒別診斷價值 AUC 為 0.698［95%CI（0.502，0.894），P＜0.05］，靈敏度為 41.7%，特異度為 100%，Youden 指數 41.7%；3 者聯合應用后，靈敏度和準確度均較 e 峰值提高，鑒別診斷價值 AUC 為 0.773［95%CI（0.585，0.961），P＜0.05］，靈敏度為 100%，特異度 45.5%，但特異度降低為 45.5%。
圖1
左心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升主動脈寬度、e 峰及三者聯合應用對 Fabry 病和 HCM 鑒別診斷價值的 ROC 曲線
HCM：肥厚型心肌病；ROC：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預測概率為三者聯合診斷
2.3 兩組 2D-STI 參數比較
兩組患者 2D-STI 參數比較見表3。可見，兩組 2D-STI 參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3
兩組 2D-STI 參數比較（x±s）
3 討論
本研究通過挖掘 Fabry 病和 HCM 一般資料和超聲心動圖參數，探索 2 種疾病的超聲鑒別診斷模型。通過對入組病例的基線資料統計學分析，發現年齡、BMI、病史、吸煙史、心電圖異常在 Fabry 病和 HCM 鑒別診斷方面可能具有意義：Fabry 病組年齡低于 HCM 組，該結果與既往研究一致，Fabry 病分為經典型和遲發型，經典型多在兒童期發病[9]，而 HCM 好發年齡為 30～40 歲[4]。本研究 HCM 組 BMI 更高，盡管現有研究表明 HCM 心肌組織存在大量游離脂肪酸積累[10]，但國內外無 HCM 與全身脂肪代謝相關性研究。BMI 是否能作為鑒別參數尚需擴大樣本量驗證。本研究提示 Fabry 病患者病史更長，可能由于 Fabry 病患者胎兒期 GL3 等代謝產物開始在多系統沉積[11]，兒童時期出現手腳感覺異常、皮膚血管角質瘤等多系統癥狀[12-13]，因此病史遠遠久于 HCM。HCM 組吸煙史高于 Fabry 病組，可能與 HCM 組平均年齡更高有關，根據 2019 年—2020 年中國 40 歲及以上人群吸煙狀況分析，年齡與吸煙史呈正相關[14]。本研究 HCM 組的心電圖異常比例更高，同樣與既往研究[15]一致。Mcleod 等[15]發現，約 94% HCM 患者在首次就診時即出現心電圖異常，包括病理性 Q 波、左心室高電壓及 ST-T 改變。動態心電圖監測結果顯示，HCM 患者出現非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的比例為 20%～30%[16-17]，心房顫動發生率約為 22.5%[18]。
本研究結果提示 HCM 組左室心肌最厚處厚度大于 Fabry 病組。雖然 Fabry 病具備心室壁肥厚病理基礎——心肌細胞內沉積的 GL3 導致其心肌纖維排列紊亂，收縮蛋白增多，造成心肌細胞增大及心室壁肥厚[19]。但 Fabry 病為罕見病，我院 2 年來僅 16 例納入本研究，其中有 5 例尚未出現心肌增厚。而 HCM 組入選標準為 1 個或多個左心室節段舒張末期最大心室壁厚度≥15mm[6]。因此，雖然統計結果提示 HCM 組肥厚更明顯，但其結果可能受入選標準及樣本量過小的干擾。兩種疾病具有不同的升主動脈增寬的病理基礎——HCM 早期呈高血流動力學狀態致升主動脈增寬。Fabry 病沉積底物可在血管內皮細胞沉積造成炎癥反應致升主動脈增寬[20]。本研究表明 HCM 升主動脈增寬改變更為顯著，但 ROC 曲線提示該模型預測效果不佳。
超聲心動圖頻譜多普勒測得的舒張早期峰值速度波定義為 e 峰，代表心臟快速充盈期左心室的主動松弛功能，本研究 Fabry 病組 e 峰值大于 HCM 組，這提示 HCM 組心肌細胞主動松弛功能受損更為嚴重。HCM 由于心肌缺氧以及能量代謝障礙，致心肌細胞松弛功能受損，心室肥厚、心肌纖維化等原因，致心肌細胞被動順應功能降低，共同導致了左心室舒張功能異常[21]。而 Fabry 病心肌損害以心肌肥厚為主，沉積底物蓄積可致心室肌細胞纖維化，導致心肌細胞被動順應功能降低，主動松弛功能受損則出現在疾病終末期發生心肌缺血時。因此，雖然 Fabry 病和 HCM 均可能出現舒張功能降低，但 Fabry 病主動松弛功能受損比例少于 HCM。e 峰鑒別診斷的特異度很高，靈敏度和準確度較為一般，當 3 項指標聯合應用，在左心室主動松弛功能的基礎上增加左心室心肌肥厚形態特征，以及升主動脈增寬這一左心室后負荷形態改變，診斷信息互為補充，較單獨使用 e 峰鑒別診斷時提高了靈敏度和準確度，但 3 項指標聯合應用特異度由 100%降低為 45.5%。說明 3 者聯合應用能盡可能的篩選出 Fabry 病，為臨床進一步確診提供病例資料，能有效減少 Fabry 病漏診率，但假陽性高，可能會造成醫療資源浪費。而單獨使用 e 峰鑒別診斷特異度很高，能很好地排除 Fabry 病，可用于大規模人群中診斷測試。由于 Fabry 病發病率很低，可有效減少誤診，但靈敏度不高，可能導致一些患者被漏診。以上鑒別診斷方法存在樣本量過小的局限性，仍需進一步擴大樣本量證實該結論。
本研究探索了 2D-STI 技術獲得的超聲參數在兩組疾病中的鑒別診斷價值。雖然既往研究表明 Fabry 病 GLS 降低[22]，基底部至心尖部環向應變梯度變化消失，基底部下外側壁應變異常[23]，但本研究中兩組患者以下超聲參數如左心室 GLS、心尖段應變、中間段應變、基底段應變、心尖段應變與基底段應變比值、EFSR、后外側壁應變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2018 年，Fabry 病被納入首批罕見病目錄之時，國內確診的患者人數僅數百人。隨著對疾病的認識及診斷能力的提高，越來越多的 Fabry 病被“發現”。目前公認基因檢測為 Fabry 病診斷金指標，但因其檢查不便利、價格昂貴，難以普及。尤其基層醫院因仍對罕見病 Fabry 病認識不足，并缺乏超聲鑒別診斷參數，基層超聲心動圖檢查工作中大量心肌肥厚的患者被診斷為 HCM，導致大量 Fabry 病隱藏在“肥厚型心肌病”中。由于 Fabry 病可通過 α-GalA 替代療法補充患者體內缺乏的酶調節脂質代謝，改善患者癥狀、延長患者預期壽命，因此通過超聲心動圖檢查盡早篩查出該疾病意義重大，2021 中國法布雷病診療專家共識也明確指出超聲心動圖檢查對 Fabry 病診斷價值[9，24]。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 e 峰值以及超聲參數聯合診斷在 Fabry 病和 HCM鑒別診斷方面可能具有意義，為今后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線索。為獲得更準確的 Fabry 病和 HCM超聲鑒別診斷參數，本研究計劃進行長期、多中心、大樣本量隊列研究。
作者貢獻：樊翀負責研究設計和實施，以及撰寫論文；裴磊磊負責數據統計學處理，繪制圖、表；王順、田雨靈、楊春負責進行論文修改；卓小楨對文章進行質量控制，并整體監管該項研究。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