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帆, 郭元婷, 周小宇, 梁振興. 心臟康復計劃對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快速康復作用的傾向性評分匹配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4, 31(3): 421-427. doi: 10.7507/1007-4848.202207011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心血管疾病是威脅人民健康的重要疾病,而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則是心血管疾病中發病率較高的疾病之一,2020年歐洲及美國報告推算每年大約有180萬人死于冠心病,新增心肌梗死病例為78.5萬例,復發心肌梗死病例為47萬例[1]。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在我國仍處于上升階段,2021年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推算心血管病患者人數2.9億,心血管病死亡率仍居首位,占居民疾病死亡構成的40%以上,冠心病死亡率逐年升高,接近120/10萬[2]。心臟康復是為心臟疾病患者提供的一項復雜干預措施,包括健康教育、降低心血管風險的建議、增加體育活動和心理疏導[3]。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心臟康復計劃在慢性心力衰竭(心衰)等領域可降低患者心衰發生率和遠期死亡率,目前國際指南[4]將心臟康復計劃列為慢性心衰推薦治療措施。
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作為治療嚴重冠心病及急性心肌梗死的重要手術方式,有創傷大、康復過程緩慢的特點[5]。但隨著外科技術的進步,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逐漸開展,此類手術患者術后胸廓的穩定性沒有破壞,可盡早開始進行心臟康復計劃。但心臟康復計劃能否使該類患者獲得更好的快速康復效果仍需研究[6-7]。我院已開展各類心臟疾病的快速康復計劃,本研究旨在探討心臟康復計劃在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患者早期康復中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回顧性納入2015年1月—2020年1月于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診并接受全身麻醉下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患者。其中完整進行心臟康復計劃患者納入康復計劃組,未進行心臟康復計劃患者納入對照組。納入標準:年齡30~70歲,性別不限;行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術檢查確診為冠心病前降支病變,并行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均遵醫囑按時進行檢查評估,康復計劃組患者均完成心臟康復計劃。排除標準:其他心臟疾病既往史;植入起搏器或植入式心律轉復除顫器患者;有其他無法進行體力活動的合并癥或肌肉骨骼系統疾病。
1.2 康復團隊組成及心臟康復方案
我院康復團隊成員包括心血管醫生、責任護士、麻醉科護士、心理治療師、營養師、運動康復師。
在麻醉手術1個月后,進行為期1年的心臟康復綜合計劃:(1)生活方式干預:通過微信或電話每周隨訪,督促患者保證睡眠時間、清淡飲食、減少鹽攝入等[8];(2)心理干預:定期隨訪,通過焦慮量表等評估患者心理健康風險,并提醒患者及家屬及時進行心理干預或心理門診就診;(3)高危因素管理:責任護士及麻醉科護士定期術后隨訪,記錄患者吸煙、飲酒數據,督促患者規律運動、戒煙、戒酒等;(4)督促患者形成長期有效運動模式。
為促進康復計劃過程的有效監督和安全防護,康復運動全程采用心率監測并進行記錄,康復訓練場所為居家康復,麻醉科護士每周進行電話隨訪并記錄[9]。每次訓練強度以自我勞累分級評分量表(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RPE)為基礎,訓練內容以阻力訓練(如深蹲起)和有氧訓練(慢跑或快走)為主[10-11],訓練計劃及RPE見表1~2。


1.3 對照組方案
未進行心臟康復的患者(對照組)遵醫囑進行隨訪,并記錄相關臨床狀況及再次就診情況。對照組患者在康復計劃組復查時(康復計劃后6個月及12個月)遵醫囑回醫院接受檢查。
1.4 觀察指標
觀察患者的基礎指標、康復計劃開始6個月和12個月后的臨床數據。基礎指標方面,采用GRACE評分估計冠心病患者圍術期及出院后風險。使用運動心肺功能測試儀(CUSTO MC5000)進行心肺運動測試(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CPET),遵循標準化原則進行測量[12]。使用坡道協議,從2.0 km/h和0%坡度開始。此后每10 s,速度和坡度分別增加0.1~0.15 km/h和0.1%~0.2%。在整個測試過程中,心率通過12導聯心電圖進行監測,使用改良的梅森-利卡爾心電圖電極放置法[13]。在CPET期間,由醫生決定每3 min用血壓計測量一次血壓,使用Cortex Metalyzer 3B系統在逐個呼吸的基礎上進行呼出氣體分析。各組在隨診時記錄各項臨床指標并做心理量表評估。抽血采集糖化血紅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type A1C,HbA1c)指標,以HbA1c≥7%為近期血糖水平過高的陽性閾值。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進行心理評估,分別以SAS≤59分、60~69分、≥70分為輕度、中度、重度焦慮的閾值;分別以SDS≤62分、63~72分、≥73分為輕度、中度、重度抑郁的閾值。記錄患者是否因心血管癥狀再次就診于三級醫院,如有多次就診記錄,取第1次就診時間為事件發生時刻。主要觀察指標:攝氧峰值(peak oxygen intake,VO2 peak),該指標是CPET測試期間3次測得的VO2 peak的平均值;各組麻醉手術1個月后開始隨訪,隨訪共計20個月,統計心血管門診就診情況[14]。次要觀察指標:CPET測試期間的靜息和最大收縮壓、靜息心率以及6分鐘步行試驗(6-minute walk test,6-MWT)數據。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R 3.5.2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將表3中的所有變量納入logistic回歸模型計算傾向性評分,按照最近鄰匹配法進行1∶1匹配。正態分布的連續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連續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等級資料比較采用秩和檢驗。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較兩組患者心血管門診就診情況。檢驗水準α=0.05。

1.6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獲得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臨床倫理批準,批件號:2021-KY-1209-002。本研究已獲得所有患者書面同意。
2 結果
2.1 基礎指標
共納入 600 例患者,其中康復計劃組 200 例,男 137 例、女 63 例,年齡 61.00(56.00,65.00)歲;對照組 400 例,男 285 例、女 115 例,年齡 60.00(56.00,65.00)歲。經傾向性評分匹配后,對照組及康復計劃組各匹配176例,兩組患者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冠心病相關危險因素等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2 康復訓練后指標
康復訓練6個月和12個月后,康復計劃組與對照組VO2 peak差異有統計學意義[6個月:1.96(1.59,2.38)L/min vs. 1.72(1.38,2.12)L/min,P<0.001;12個月:2.40(2.21,2.63)L/min vs. 2.12(1.83,2.45)L/min,P<0.001]。康復計劃組和對照組相比,6個月后的6-MWT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14),12個月后6-MWT差異有統計學意義[656.00(600.00,673.25)m vs. 635.00(565.75,676.00)m,P=0.021]。康復訓練12個月后,在冠心病危險因素方面,包括高血壓、高血脂、吸煙以及以HbA1c≥7%為代表的近期血糖控制水平指標,康復計劃組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以服藥依從性、SAS、SDS為代表的心理狀況方面,康復計劃組均優于對照組(P<0.001);見表4。

2.3 出院后心血管門診就診情況
康復計劃組與對照組在心臟康復計劃開始后20個月的隨訪期內,心血管門診就診患者分別為96例、126例。康復計劃組心血管門診就診中位時間為第17~18個月,對照組心血管門診就診中位時間為第10~11個月。兩組心血管門診就診患者比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4);見圖1。

3 討論
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作為嚴重冠心病及心肌梗死患者的重要治療方案,在冠心病治療領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傳統正中劈開胸骨的手術路徑會導致體型較胖及骨質疏松患者出現嚴重并發癥。近年來,加速康復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理念作為圍手術期管理的全新概念,逐漸深入外科領域,而心臟外科作為創傷大、心血管系統損傷嚴重的外科手術類型,其快速康復的難度較大。而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避開胸骨全劈開,保持了胸廓的穩定性,有利于患者術后盡快開始快速康復訓練[15]。心臟康復計劃是心血管疾病二級預防的重要組成部分,既往研究[16]表明,心臟瓣膜術后患者通過心臟康復計劃可受益。既往冠心病患者接受體能訓練的研究[17]也顯示,在出院前和出院后30 d,接受積極負荷訓練和早期步行相結合方案的患者活動能力恢復更有效。因此,探討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進行心臟康復計劃能否加速患者康復對研究ERAS在心臟外科領域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對于冠心病患者,尤其是需外科手術干預患者,術后運動能力下降是常見癥狀,心臟康復計劃可提高心血管患者的運動能力[11]。現行的運動能力評估方法主要包括CPET測試,其測定的VO2 peak是公認的評價運動能力的黃金指標。但對身體素質差以及心臟手術后患者實施起來比較困難,而6-MWT可輔助進行判斷,且有研究[9]表明6-MWT與VO2 peak有很強的關聯性。在我們的研究中,康復計劃組CPET的VO2 peak和6-MWT均顯著優于對照組,這證明心臟康復訓練對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運動能力恢復有明顯改善作用。
心血管門診就診率對比中,康復計劃組優于對照組。冠心病患者因病情等原因,焦慮、抑郁指標均顯著高于其他疾病。既往研究[18-19]表明,運動和心理干預可改善冠心病患者焦慮、抑郁等不良精神狀態。本研究顯示,心臟康復計劃開始12個月后,康復計劃組患者SAS和SDS評分均有明顯改善。改善原有的冠心病危險因素是防治此類疾病的重要組成部分。Zanini等[20]對體重超重冠心病患者的研究顯示,高強度鍛煉組(70% VO2 peak,運動時間45~60 min)有更顯著的體重變化,而且血壓、BMI、血清膽固醇和血糖水平都有顯著改善。本研究發現,康復計劃組患者在心臟康復12個月后的HbA1c、血脂水平、戒煙情況以及服藥依從性方面都優于對照組。
關于心臟手術患者心臟康復過程中心源性不良事件發生情況,研究[17]發現,沒有證據表明運動訓練計劃會增加穩定的慢性心衰患者的短期或長期全因死亡風險。本研究沒有發現因康復計劃規律運動造成的心臟驟停或心血管不良事件。對于難以接受心臟中心心臟康復的患者,居家心臟康復是可行的[21]。本研究中,大多數患者心臟康復計劃為居家進行,特別在新冠疫情期間,居家康復有更好的便利性和依從性。
盡管有充足的臨床和成本效益證據,但心臟康復治療在世界各地和不同患者群體的使用率各不相同,參與率20%~50%不等。心臟康復應用不佳的原因包括幾個因素,醫生不愿意轉診某些患者,特別是婦女和少數民族或社會經濟階層較低的患者[22-24]。研究[25]發現,由責任護士及麻醉科護士監督的心臟康復計劃能更好地調動患者參與積極性。本研究結果表明,心臟康復治療計劃作為二級預防措施對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快速康復是有利的。但由于本研究屬于回顧性研究,雖采用傾向性評分匹配分析進行變量控制,但仍不可避免有混雜因素的影響,需要設計更客觀、規模更大的臨床隨機對照研究來進一步探究心臟康復計劃對該類患者的影響。
綜上所述,心臟康復訓練對于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快速康復有積極作用,可改善患者運動能力。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李帆負責課題設計及論文撰寫;周小宇負責統計分析與繪圖;郭元婷及梁振興負責病例收集及隨訪。
心血管疾病是威脅人民健康的重要疾病,而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則是心血管疾病中發病率較高的疾病之一,2020年歐洲及美國報告推算每年大約有180萬人死于冠心病,新增心肌梗死病例為78.5萬例,復發心肌梗死病例為47萬例[1]。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在我國仍處于上升階段,2021年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推算心血管病患者人數2.9億,心血管病死亡率仍居首位,占居民疾病死亡構成的40%以上,冠心病死亡率逐年升高,接近120/10萬[2]。心臟康復是為心臟疾病患者提供的一項復雜干預措施,包括健康教育、降低心血管風險的建議、增加體育活動和心理疏導[3]。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心臟康復計劃在慢性心力衰竭(心衰)等領域可降低患者心衰發生率和遠期死亡率,目前國際指南[4]將心臟康復計劃列為慢性心衰推薦治療措施。
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作為治療嚴重冠心病及急性心肌梗死的重要手術方式,有創傷大、康復過程緩慢的特點[5]。但隨著外科技術的進步,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逐漸開展,此類手術患者術后胸廓的穩定性沒有破壞,可盡早開始進行心臟康復計劃。但心臟康復計劃能否使該類患者獲得更好的快速康復效果仍需研究[6-7]。我院已開展各類心臟疾病的快速康復計劃,本研究旨在探討心臟康復計劃在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患者早期康復中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回顧性納入2015年1月—2020年1月于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診并接受全身麻醉下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患者。其中完整進行心臟康復計劃患者納入康復計劃組,未進行心臟康復計劃患者納入對照組。納入標準:年齡30~70歲,性別不限;行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術檢查確診為冠心病前降支病變,并行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均遵醫囑按時進行檢查評估,康復計劃組患者均完成心臟康復計劃。排除標準:其他心臟疾病既往史;植入起搏器或植入式心律轉復除顫器患者;有其他無法進行體力活動的合并癥或肌肉骨骼系統疾病。
1.2 康復團隊組成及心臟康復方案
我院康復團隊成員包括心血管醫生、責任護士、麻醉科護士、心理治療師、營養師、運動康復師。
在麻醉手術1個月后,進行為期1年的心臟康復綜合計劃:(1)生活方式干預:通過微信或電話每周隨訪,督促患者保證睡眠時間、清淡飲食、減少鹽攝入等[8];(2)心理干預:定期隨訪,通過焦慮量表等評估患者心理健康風險,并提醒患者及家屬及時進行心理干預或心理門診就診;(3)高危因素管理:責任護士及麻醉科護士定期術后隨訪,記錄患者吸煙、飲酒數據,督促患者規律運動、戒煙、戒酒等;(4)督促患者形成長期有效運動模式。
為促進康復計劃過程的有效監督和安全防護,康復運動全程采用心率監測并進行記錄,康復訓練場所為居家康復,麻醉科護士每周進行電話隨訪并記錄[9]。每次訓練強度以自我勞累分級評分量表(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RPE)為基礎,訓練內容以阻力訓練(如深蹲起)和有氧訓練(慢跑或快走)為主[10-11],訓練計劃及RPE見表1~2。


1.3 對照組方案
未進行心臟康復的患者(對照組)遵醫囑進行隨訪,并記錄相關臨床狀況及再次就診情況。對照組患者在康復計劃組復查時(康復計劃后6個月及12個月)遵醫囑回醫院接受檢查。
1.4 觀察指標
觀察患者的基礎指標、康復計劃開始6個月和12個月后的臨床數據。基礎指標方面,采用GRACE評分估計冠心病患者圍術期及出院后風險。使用運動心肺功能測試儀(CUSTO MC5000)進行心肺運動測試(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CPET),遵循標準化原則進行測量[12]。使用坡道協議,從2.0 km/h和0%坡度開始。此后每10 s,速度和坡度分別增加0.1~0.15 km/h和0.1%~0.2%。在整個測試過程中,心率通過12導聯心電圖進行監測,使用改良的梅森-利卡爾心電圖電極放置法[13]。在CPET期間,由醫生決定每3 min用血壓計測量一次血壓,使用Cortex Metalyzer 3B系統在逐個呼吸的基礎上進行呼出氣體分析。各組在隨診時記錄各項臨床指標并做心理量表評估。抽血采集糖化血紅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type A1C,HbA1c)指標,以HbA1c≥7%為近期血糖水平過高的陽性閾值。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進行心理評估,分別以SAS≤59分、60~69分、≥70分為輕度、中度、重度焦慮的閾值;分別以SDS≤62分、63~72分、≥73分為輕度、中度、重度抑郁的閾值。記錄患者是否因心血管癥狀再次就診于三級醫院,如有多次就診記錄,取第1次就診時間為事件發生時刻。主要觀察指標:攝氧峰值(peak oxygen intake,VO2 peak),該指標是CPET測試期間3次測得的VO2 peak的平均值;各組麻醉手術1個月后開始隨訪,隨訪共計20個月,統計心血管門診就診情況[14]。次要觀察指標:CPET測試期間的靜息和最大收縮壓、靜息心率以及6分鐘步行試驗(6-minute walk test,6-MWT)數據。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R 3.5.2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將表3中的所有變量納入logistic回歸模型計算傾向性評分,按照最近鄰匹配法進行1∶1匹配。正態分布的連續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連續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等級資料比較采用秩和檢驗。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較兩組患者心血管門診就診情況。檢驗水準α=0.05。

1.6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獲得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臨床倫理批準,批件號:2021-KY-1209-002。本研究已獲得所有患者書面同意。
2 結果
2.1 基礎指標
共納入 600 例患者,其中康復計劃組 200 例,男 137 例、女 63 例,年齡 61.00(56.00,65.00)歲;對照組 400 例,男 285 例、女 115 例,年齡 60.00(56.00,65.00)歲。經傾向性評分匹配后,對照組及康復計劃組各匹配176例,兩組患者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冠心病相關危險因素等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2 康復訓練后指標
康復訓練6個月和12個月后,康復計劃組與對照組VO2 peak差異有統計學意義[6個月:1.96(1.59,2.38)L/min vs. 1.72(1.38,2.12)L/min,P<0.001;12個月:2.40(2.21,2.63)L/min vs. 2.12(1.83,2.45)L/min,P<0.001]。康復計劃組和對照組相比,6個月后的6-MWT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14),12個月后6-MWT差異有統計學意義[656.00(600.00,673.25)m vs. 635.00(565.75,676.00)m,P=0.021]。康復訓練12個月后,在冠心病危險因素方面,包括高血壓、高血脂、吸煙以及以HbA1c≥7%為代表的近期血糖控制水平指標,康復計劃組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以服藥依從性、SAS、SDS為代表的心理狀況方面,康復計劃組均優于對照組(P<0.001);見表4。

2.3 出院后心血管門診就診情況
康復計劃組與對照組在心臟康復計劃開始后20個月的隨訪期內,心血管門診就診患者分別為96例、126例。康復計劃組心血管門診就診中位時間為第17~18個月,對照組心血管門診就診中位時間為第10~11個月。兩組心血管門診就診患者比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4);見圖1。

3 討論
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作為嚴重冠心病及心肌梗死患者的重要治療方案,在冠心病治療領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傳統正中劈開胸骨的手術路徑會導致體型較胖及骨質疏松患者出現嚴重并發癥。近年來,加速康復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理念作為圍手術期管理的全新概念,逐漸深入外科領域,而心臟外科作為創傷大、心血管系統損傷嚴重的外科手術類型,其快速康復的難度較大。而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避開胸骨全劈開,保持了胸廓的穩定性,有利于患者術后盡快開始快速康復訓練[15]。心臟康復計劃是心血管疾病二級預防的重要組成部分,既往研究[16]表明,心臟瓣膜術后患者通過心臟康復計劃可受益。既往冠心病患者接受體能訓練的研究[17]也顯示,在出院前和出院后30 d,接受積極負荷訓練和早期步行相結合方案的患者活動能力恢復更有效。因此,探討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進行心臟康復計劃能否加速患者康復對研究ERAS在心臟外科領域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對于冠心病患者,尤其是需外科手術干預患者,術后運動能力下降是常見癥狀,心臟康復計劃可提高心血管患者的運動能力[11]。現行的運動能力評估方法主要包括CPET測試,其測定的VO2 peak是公認的評價運動能力的黃金指標。但對身體素質差以及心臟手術后患者實施起來比較困難,而6-MWT可輔助進行判斷,且有研究[9]表明6-MWT與VO2 peak有很強的關聯性。在我們的研究中,康復計劃組CPET的VO2 peak和6-MWT均顯著優于對照組,這證明心臟康復訓練對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運動能力恢復有明顯改善作用。
心血管門診就診率對比中,康復計劃組優于對照組。冠心病患者因病情等原因,焦慮、抑郁指標均顯著高于其他疾病。既往研究[18-19]表明,運動和心理干預可改善冠心病患者焦慮、抑郁等不良精神狀態。本研究顯示,心臟康復計劃開始12個月后,康復計劃組患者SAS和SDS評分均有明顯改善。改善原有的冠心病危險因素是防治此類疾病的重要組成部分。Zanini等[20]對體重超重冠心病患者的研究顯示,高強度鍛煉組(70% VO2 peak,運動時間45~60 min)有更顯著的體重變化,而且血壓、BMI、血清膽固醇和血糖水平都有顯著改善。本研究發現,康復計劃組患者在心臟康復12個月后的HbA1c、血脂水平、戒煙情況以及服藥依從性方面都優于對照組。
關于心臟手術患者心臟康復過程中心源性不良事件發生情況,研究[17]發現,沒有證據表明運動訓練計劃會增加穩定的慢性心衰患者的短期或長期全因死亡風險。本研究沒有發現因康復計劃規律運動造成的心臟驟停或心血管不良事件。對于難以接受心臟中心心臟康復的患者,居家心臟康復是可行的[21]。本研究中,大多數患者心臟康復計劃為居家進行,特別在新冠疫情期間,居家康復有更好的便利性和依從性。
盡管有充足的臨床和成本效益證據,但心臟康復治療在世界各地和不同患者群體的使用率各不相同,參與率20%~50%不等。心臟康復應用不佳的原因包括幾個因素,醫生不愿意轉診某些患者,特別是婦女和少數民族或社會經濟階層較低的患者[22-24]。研究[25]發現,由責任護士及麻醉科護士監督的心臟康復計劃能更好地調動患者參與積極性。本研究結果表明,心臟康復治療計劃作為二級預防措施對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快速康復是有利的。但由于本研究屬于回顧性研究,雖采用傾向性評分匹配分析進行變量控制,但仍不可避免有混雜因素的影響,需要設計更客觀、規模更大的臨床隨機對照研究來進一步探究心臟康復計劃對該類患者的影響。
綜上所述,心臟康復訓練對于小切口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快速康復有積極作用,可改善患者運動能力。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李帆負責課題設計及論文撰寫;周小宇負責統計分析與繪圖;郭元婷及梁振興負責病例收集及隨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