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常碩, 張心怡, 黃晟, 范宇欣, 潘湘斌, 王小啟.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期行心臟大血管手術的術后管理.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4, 31(7): 967-973. doi: 10.7507/1007-4848.202302024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流行以來，千萬例以上手術因其取消和推遲[1]，國際上不斷推出相應的臨床建議和共識[2]。2022年底，我國開始調整COVID-19管控政策。由于奧密克戎株的高傳染性，許多需要行心臟大血管手術的患者亦大量感染，國內對于COVID-19期行心臟大血管手術的經驗比較匱乏，因此本文通過回顧性分析18例COVID-19期接受心臟外科手術患者的臨床資料，分享我們的術后管理經驗及體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22年12月7日—2023年1月5日，入住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醫院，術前COVID-19診斷明確并行心臟大血管手術患者。納入標準：（1）年齡≥18歲；（2）體外循環下行心臟大血管手術患者；（3）依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診療方案（試行第十版）》[3]診斷COVID-19患者。排除標準：（1）其他系統嚴重合并癥；（2）資料不全的患者。
1.2 COVID-19診斷
病原學診斷標準：呼吸道標本（鼻/咽拭子或支氣管分泌物/肺泡灌洗液）新型冠狀病毒核酸和/或抗原檢測陽性。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診療方案（試行第十版）》[3]，進展為重型/危重型高危人群的高危因素包括：年齡＞65歲，尤其是未全程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者；有心腦血管疾病（含高血壓）、慢性肺部疾病、糖尿病、慢性肝臟、腎臟疾病，腫瘤等基礎疾病以及維持性透析患者；免疫功能缺陷（如艾滋病患者、長期使用皮質類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藥物導致免疫功能減退狀態）；肥胖（體重指數≥30 kg/m2）；晚期妊娠和圍產期女性；重度吸煙者。
1.3 數據收集內容
1.3.1 常規病史
年齡、性別、體重指數、糖尿病史、高血壓史、高脂血癥史、吸煙史、飲酒史、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史、慢性肝腎功能不全病史。
1.3.2 COVID-19病史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情況（何種疫苗、接種次數、何時完成最后一劑）、診斷COVID-19依據（新型冠狀病毒核酸和/或抗原檢測陽性）、感染期間臨床表現（發熱、咽痛、乏力、咳嗽、心慌、頭痛及四肢疼痛等）、是否服用抗病毒藥物。
1.3.3 手術相關信息
手術名稱、手術時間、手術時長、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等。
1.3.4 圍術期化驗檢查
常規檢測：血常規、血生化檢測；生物標記物檢測：心肌梗死三項、腦鈉肽、N端腦鈉肽前體、腫瘤標記物。炎癥指標監測：C反應蛋白、炎癥因子、紅細胞沉降率、降鈣素原、鐵蛋白等。凝血全項檢測：凝血四項+D二聚體+纖維蛋白降解產物。氧合指標：經皮氧飽和度、血氣分析。
1.3.5 術后監護情況
機械通氣時間、應用高流量氧療情況、住ICU時間、術后并發癥、術后機械輔助情況、心肌梗死、腦卒中、肺栓塞、急性腎損傷、二次開胸止血、全因死亡、心因性死亡等。
1.4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24.0軟件和Office Excel 2021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和表格繪制。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描述；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計數資料以頻數和/或百分比（%）描述。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號：2022-094-01。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共納入患者18例，其中男11例（61.1%）、女7例（38.9%），平均年齡（58.1±10.9）歲，平均體重（60.6±12.4）kg。既往高血壓7例、糖尿病5例；既往合并呼吸系統疾病3例（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支氣管炎各1例）、合并慢性腎功能不全2例。急診手術5例（27.8%），擇期手術13例（72.2%）；見表1。
表1
COVID-19期行心臟大血管手術18例患者基本信息
2.2 COVID-19情況
本組18例患者均為術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核酸和/或抗原檢測陽性），末次核酸和/或抗原檢測陽性時間距手術時間為1.50（1.00，6.25）d。術前疫苗接種情況：12例（66.7%）患者接種3針疫苗，5例（27.8%）患者接種2針疫苗，1例（5.6%）患者因高血壓控制不佳，從未接種疫苗。術前COVID-19癥狀：發熱16例，咳嗽13例，咽痛10例，呼吸急促1例，無明顯不適癥狀2例。影像學改變：術前出現肺部影像學改變8例，其中肺CT平掃及胸部X線片表現為斑片影3例，肺紋理增粗、紊亂3例，滲出改變2例。全組病例術前均未行抗病毒治療。
繼發感染：全組患者觀察期內，除1例重癥患者（病例12）術后合并真菌感染，其余無任何病例出現院內感染。
2.3 術后轉歸
本組患者均順利實施心臟大血管手術，未出現外科相關并發癥。18例患者死亡1例（5.6%），其余患者均好轉。術后3例進展為肺炎：病例5為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急診手術患者，術前合并重度哮喘，未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入院時呼吸急促，呼吸頻率＞30次/min，術前影像學改變最為嚴重，肺部CT表現為雙肺多發片狀密度增高影及斑片、片絮模糊影（圖1），術后兩次撤離有創通氣后均出現哮喘發作狀態，胸部X線片表現為單肺（左側）透光度降低，肺部CT示雙肺多發斑片影、滲出，雙下肺背段實變，行氣管切開后影像學表現有所好轉，但患者出現肝腎功能衰竭、凝血功能紊亂、消化道出血、多臟器功能衰竭死亡。病例12，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手術，術后早期恢復良好，術后第8 d因低氧予高流量氧療，同時因肌酐進行性升高，予持續床旁血液濾過治療，術后第11 d因肺部感染加重，再次氣管插管行有創機械通氣，積極氣管切開、纖維支氣管鏡灌洗、俯臥位通氣及抗病毒治療（奈瑪特韋片/利托那韋片，英文名 Paxlovid）后，影像學明顯改善（圖2）；炎癥指標下降，肺部感染得到有效控制。該患者術后常規雙聯抗血小板（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治療，病程中發現深靜脈血栓形成，神經系統表現為意識喪失，影像學（頭顱CT及磁共振成像）均未見明顯異常，疑似微血栓形成，經過抗凝治療（肝素泵入維持活化凝血時間 160～180 s，過渡至低分子肝素，再過渡至華法林鼻飼），5 d后蘇醒，進入康復階段。病例17，因圍術期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劇烈咳嗽，導致胸骨正中切口愈合不良，行清創手術，術后體溫高、痰液量多、胸部X線片表現為雙下肺斑片影，予Paxlovid抗病毒治療，恢復順利。其余15例患者術后均轉歸良好，無重大并發癥。
圖1
病例5術前肺部CT表現為雙肺多發片狀密度增高影及斑片、片絮模糊影
圖2
病例12影像學表現
a：治療前影像學表現；b：治療后影像學表現
3 討論
本研究中，8例患者術前即出現影像學改變，其中3例擇期手術患者表現為輕度影像學改變，主要為肺紋理增粗、紊亂，無滲出表現，術后恢復順利；另5例急診手術患者，術后均有不同程度機械通氣時間延長，死亡病例（病例5）影像學改變最為嚴重（圖1），且術后肺部病變加重，提示COVID-19合并嚴重影像學改變患者行心臟大血管手術風險較高。
除影像學表現嚴重外，本研究中唯一的死亡病例（病例5）特點非常突出：既往哮喘病史，未注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基礎病變重（高血壓、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另1例心臟術后重癥肺炎患者（病例 12）術前合并慢性腎功能不全。上述特點均提示：具有高危因素患者，進展為COVID-19急危重癥患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后期病情惡化進展迅速，短時間內即進展為多臟器功能衰竭，臨床診療決策宜盡早實施，重拳猛擊。本組中3例患者接受了抗病毒治療：死亡患者抗病毒治療藥物為阿茲夫定，其他COVID-19治療包括：拖珠單抗、巴瑞替尼、激素；2例存活好轉患者方案為Paxlovid，其中1例聯用巴瑞替尼+激素，另1例肺炎相對較輕，僅以Paxlovid抗病毒治療。通過觀察，我們建議針對COVID-19需行急診心臟大血管手術患者，宜在病程初期積極抗病毒治療，且首選Paxlovid。本組2例氣管切開患者均在氣管切開后發生病情好轉征象，且影像學改善明顯（圖2），因此我們認為，當不可避免進展為急危重癥患者時，宜盡早行氣管切開[4]。俯臥位通氣治療避免了因低氧導致二次氣管插管、縮短機械通氣時間及住ICU時間[5-6]。本組2例重癥肺炎患者均行俯臥位通氣治療，氧合改善明顯。2020年一項研究[7]顯示COVID-19后期繼發細菌感染率約為14.3%，對于行心臟大血管手術者，一旦出現繼發感染，患者的病死率將顯著升高[8]，因此繼發感染的防治一定是以預防為主。建議：積極尋找病原學依據，包括痰、血液、支氣管肺泡灌洗液培養等，對于急危重癥患者，可行病原微生物宏基因組檢測，即高通量測序（NGS），以縮短等待病原學結果時間，提早應用敏感抗生素針對性抗感染治療；能以無創通氣或高流量氧療支持，盡量避免氣管插管；積極采取清醒俯臥位； 早期氣管切開（3～5 d內）；預防性使用抗生素等。全組患者觀察期內，除1例重癥患者（病例12）術后合并真菌感染，其余無任何病例出現院內感染，分析原因可能與加強感控措施及預防性應用抗菌藥物有關。
本研究中，1例（5.6%）患者術后出現血栓栓塞事件。COVID-19誘發的血栓問題正越來越多受到重視。急性COVID-19患者非常常見靜脈血栓栓塞，包括廣泛深靜脈血栓形成和肺栓塞[9-10]，靜脈血栓栓塞在ICU患者中的發生率可達33.3%，即使給予預防性抗凝治療也可能發生[11]。心臟大血管手術后早期患者出血風險較高，但后期可能轉為高凝狀態，再有COVID-19加持，應重視對于此類患者的抗凝治療，以降低血栓發生風險，但同時亦須警惕出血事件的發生。
對于COVID-19患者的心臟大血管外科手術的時機選擇，目前仍沒有共識。近3年來，國外有一些文獻報道，合并COVID-19患者行心外科手術，術后并發癥和住院費用明顯增多[12]，認為應根據患者病情的緊急程度決策手術時機[13]：（1）以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為代表危及生命的急危重癥患者，需急診手術治療；（2）擇期手術患者，建議在COVID-19后至少6～7周才考慮進行手術治療，若患者癥狀加重需急診處理，則盡量采用介入、微創等方式進行治療；（3）對于患有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或住院的有癥狀患者，需要8～10周；（4）患者因COVID-19需要入住ICU，應至少12周后再考慮手術[14]。然而上述研究建議基本基于COVID-19原始毒株或德爾塔毒株，目前流行的奧密克戎毒株毒力較前已有所降低，該毒株流行期間心外科手術的風險需再次評估。
綜上所述，具有高危因素的COVID-19患者（影像學改變嚴重、腎功能不全等），在COVID-19期行心臟大血管手術極有可能快速進展為重癥肺炎，增加手術風險[15]。我們建議：擇期手術患者，術前有肺部影像學改變或合并其他臟器基礎病變患者尤為高危，若病情允許應考慮延遲手術；急診手術患者，接診后盡早抗病毒治療，搶占黃金72 h，術后如發展為重癥肺炎，積極行氣管切開及俯臥位通氣，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總體預后。感染中后期聯用激素、白細胞介素-6受體抑制劑、JAK 抑制劑有助于調節免疫，同時也應積極防治院內感染。積極抗凝、抗血小板治療同時也要警惕出血風險。本研究涉及病例數較少，存在較大的局限性，期待國內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提供更多的治療建議。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常碩醞釀、設計、實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釋數據，起草文章，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張心怡采集、分析、解釋數據；黃晟實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釋數據；范宇欣醞釀和設計研究，采集、分析、解釋數據；潘湘斌醞釀和設計研究，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獲取研究經費，行政、技術或材料支持，指導研究，對研究有支持性貢獻；王小啟醞釀、設計、實施研究，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獲取研究經費，行政、技術或材料支持，指導研究，對研究有支持性貢獻。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流行以來，千萬例以上手術因其取消和推遲[1]，國際上不斷推出相應的臨床建議和共識[2]。2022年底，我國開始調整COVID-19管控政策。由于奧密克戎株的高傳染性，許多需要行心臟大血管手術的患者亦大量感染，國內對于COVID-19期行心臟大血管手術的經驗比較匱乏，因此本文通過回顧性分析18例COVID-19期接受心臟外科手術患者的臨床資料，分享我們的術后管理經驗及體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22年12月7日—2023年1月5日，入住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醫院，術前COVID-19診斷明確并行心臟大血管手術患者。納入標準：（1）年齡≥18歲；（2）體外循環下行心臟大血管手術患者；（3）依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診療方案（試行第十版）》[3]診斷COVID-19患者。排除標準：（1）其他系統嚴重合并癥；（2）資料不全的患者。
1.2 COVID-19診斷
病原學診斷標準：呼吸道標本（鼻/咽拭子或支氣管分泌物/肺泡灌洗液）新型冠狀病毒核酸和/或抗原檢測陽性。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診療方案（試行第十版）》[3]，進展為重型/危重型高危人群的高危因素包括：年齡＞65歲，尤其是未全程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者；有心腦血管疾病（含高血壓）、慢性肺部疾病、糖尿病、慢性肝臟、腎臟疾病，腫瘤等基礎疾病以及維持性透析患者；免疫功能缺陷（如艾滋病患者、長期使用皮質類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藥物導致免疫功能減退狀態）；肥胖（體重指數≥30 kg/m2）；晚期妊娠和圍產期女性；重度吸煙者。
1.3 數據收集內容
1.3.1 常規病史
年齡、性別、體重指數、糖尿病史、高血壓史、高脂血癥史、吸煙史、飲酒史、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史、慢性肝腎功能不全病史。
1.3.2 COVID-19病史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情況（何種疫苗、接種次數、何時完成最后一劑）、診斷COVID-19依據（新型冠狀病毒核酸和/或抗原檢測陽性）、感染期間臨床表現（發熱、咽痛、乏力、咳嗽、心慌、頭痛及四肢疼痛等）、是否服用抗病毒藥物。
1.3.3 手術相關信息
手術名稱、手術時間、手術時長、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等。
1.3.4 圍術期化驗檢查
常規檢測：血常規、血生化檢測；生物標記物檢測：心肌梗死三項、腦鈉肽、N端腦鈉肽前體、腫瘤標記物。炎癥指標監測：C反應蛋白、炎癥因子、紅細胞沉降率、降鈣素原、鐵蛋白等。凝血全項檢測：凝血四項+D二聚體+纖維蛋白降解產物。氧合指標：經皮氧飽和度、血氣分析。
1.3.5 術后監護情況
機械通氣時間、應用高流量氧療情況、住ICU時間、術后并發癥、術后機械輔助情況、心肌梗死、腦卒中、肺栓塞、急性腎損傷、二次開胸止血、全因死亡、心因性死亡等。
1.4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24.0軟件和Office Excel 2021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和表格繪制。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描述；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計數資料以頻數和/或百分比（%）描述。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號：2022-094-01。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共納入患者18例，其中男11例（61.1%）、女7例（38.9%），平均年齡（58.1±10.9）歲，平均體重（60.6±12.4）kg。既往高血壓7例、糖尿病5例；既往合并呼吸系統疾病3例（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支氣管炎各1例）、合并慢性腎功能不全2例。急診手術5例（27.8%），擇期手術13例（72.2%）；見表1。
表1
COVID-19期行心臟大血管手術18例患者基本信息
2.2 COVID-19情況
本組18例患者均為術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核酸和/或抗原檢測陽性），末次核酸和/或抗原檢測陽性時間距手術時間為1.50（1.00，6.25）d。術前疫苗接種情況：12例（66.7%）患者接種3針疫苗，5例（27.8%）患者接種2針疫苗，1例（5.6%）患者因高血壓控制不佳，從未接種疫苗。術前COVID-19癥狀：發熱16例，咳嗽13例，咽痛10例，呼吸急促1例，無明顯不適癥狀2例。影像學改變：術前出現肺部影像學改變8例，其中肺CT平掃及胸部X線片表現為斑片影3例，肺紋理增粗、紊亂3例，滲出改變2例。全組病例術前均未行抗病毒治療。
繼發感染：全組患者觀察期內，除1例重癥患者（病例12）術后合并真菌感染，其余無任何病例出現院內感染。
2.3 術后轉歸
本組患者均順利實施心臟大血管手術，未出現外科相關并發癥。18例患者死亡1例（5.6%），其余患者均好轉。術后3例進展為肺炎：病例5為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急診手術患者，術前合并重度哮喘，未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入院時呼吸急促，呼吸頻率＞30次/min，術前影像學改變最為嚴重，肺部CT表現為雙肺多發片狀密度增高影及斑片、片絮模糊影（圖1），術后兩次撤離有創通氣后均出現哮喘發作狀態，胸部X線片表現為單肺（左側）透光度降低，肺部CT示雙肺多發斑片影、滲出，雙下肺背段實變，行氣管切開后影像學表現有所好轉，但患者出現肝腎功能衰竭、凝血功能紊亂、消化道出血、多臟器功能衰竭死亡。病例12，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手術，術后早期恢復良好，術后第8 d因低氧予高流量氧療，同時因肌酐進行性升高，予持續床旁血液濾過治療，術后第11 d因肺部感染加重，再次氣管插管行有創機械通氣，積極氣管切開、纖維支氣管鏡灌洗、俯臥位通氣及抗病毒治療（奈瑪特韋片/利托那韋片，英文名 Paxlovid）后，影像學明顯改善（圖2）；炎癥指標下降，肺部感染得到有效控制。該患者術后常規雙聯抗血小板（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治療，病程中發現深靜脈血栓形成，神經系統表現為意識喪失，影像學（頭顱CT及磁共振成像）均未見明顯異常，疑似微血栓形成，經過抗凝治療（肝素泵入維持活化凝血時間 160～180 s，過渡至低分子肝素，再過渡至華法林鼻飼），5 d后蘇醒，進入康復階段。病例17，因圍術期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劇烈咳嗽，導致胸骨正中切口愈合不良，行清創手術，術后體溫高、痰液量多、胸部X線片表現為雙下肺斑片影，予Paxlovid抗病毒治療，恢復順利。其余15例患者術后均轉歸良好，無重大并發癥。
圖1
病例5術前肺部CT表現為雙肺多發片狀密度增高影及斑片、片絮模糊影
圖2
病例12影像學表現
a：治療前影像學表現；b：治療后影像學表現
3 討論
本研究中，8例患者術前即出現影像學改變，其中3例擇期手術患者表現為輕度影像學改變，主要為肺紋理增粗、紊亂，無滲出表現，術后恢復順利；另5例急診手術患者，術后均有不同程度機械通氣時間延長，死亡病例（病例5）影像學改變最為嚴重（圖1），且術后肺部病變加重，提示COVID-19合并嚴重影像學改變患者行心臟大血管手術風險較高。
除影像學表現嚴重外，本研究中唯一的死亡病例（病例5）特點非常突出：既往哮喘病史，未注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基礎病變重（高血壓、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另1例心臟術后重癥肺炎患者（病例 12）術前合并慢性腎功能不全。上述特點均提示：具有高危因素患者，進展為COVID-19急危重癥患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后期病情惡化進展迅速，短時間內即進展為多臟器功能衰竭，臨床診療決策宜盡早實施，重拳猛擊。本組中3例患者接受了抗病毒治療：死亡患者抗病毒治療藥物為阿茲夫定，其他COVID-19治療包括：拖珠單抗、巴瑞替尼、激素；2例存活好轉患者方案為Paxlovid，其中1例聯用巴瑞替尼+激素，另1例肺炎相對較輕，僅以Paxlovid抗病毒治療。通過觀察，我們建議針對COVID-19需行急診心臟大血管手術患者，宜在病程初期積極抗病毒治療，且首選Paxlovid。本組2例氣管切開患者均在氣管切開后發生病情好轉征象，且影像學改善明顯（圖2），因此我們認為，當不可避免進展為急危重癥患者時，宜盡早行氣管切開[4]。俯臥位通氣治療避免了因低氧導致二次氣管插管、縮短機械通氣時間及住ICU時間[5-6]。本組2例重癥肺炎患者均行俯臥位通氣治療，氧合改善明顯。2020年一項研究[7]顯示COVID-19后期繼發細菌感染率約為14.3%，對于行心臟大血管手術者，一旦出現繼發感染，患者的病死率將顯著升高[8]，因此繼發感染的防治一定是以預防為主。建議：積極尋找病原學依據，包括痰、血液、支氣管肺泡灌洗液培養等，對于急危重癥患者，可行病原微生物宏基因組檢測，即高通量測序（NGS），以縮短等待病原學結果時間，提早應用敏感抗生素針對性抗感染治療；能以無創通氣或高流量氧療支持，盡量避免氣管插管；積極采取清醒俯臥位； 早期氣管切開（3～5 d內）；預防性使用抗生素等。全組患者觀察期內，除1例重癥患者（病例12）術后合并真菌感染，其余無任何病例出現院內感染，分析原因可能與加強感控措施及預防性應用抗菌藥物有關。
本研究中，1例（5.6%）患者術后出現血栓栓塞事件。COVID-19誘發的血栓問題正越來越多受到重視。急性COVID-19患者非常常見靜脈血栓栓塞，包括廣泛深靜脈血栓形成和肺栓塞[9-10]，靜脈血栓栓塞在ICU患者中的發生率可達33.3%，即使給予預防性抗凝治療也可能發生[11]。心臟大血管手術后早期患者出血風險較高，但后期可能轉為高凝狀態，再有COVID-19加持，應重視對于此類患者的抗凝治療，以降低血栓發生風險，但同時亦須警惕出血事件的發生。
對于COVID-19患者的心臟大血管外科手術的時機選擇，目前仍沒有共識。近3年來，國外有一些文獻報道，合并COVID-19患者行心外科手術，術后并發癥和住院費用明顯增多[12]，認為應根據患者病情的緊急程度決策手術時機[13]：（1）以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為代表危及生命的急危重癥患者，需急診手術治療；（2）擇期手術患者，建議在COVID-19后至少6～7周才考慮進行手術治療，若患者癥狀加重需急診處理，則盡量采用介入、微創等方式進行治療；（3）對于患有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或住院的有癥狀患者，需要8～10周；（4）患者因COVID-19需要入住ICU，應至少12周后再考慮手術[14]。然而上述研究建議基本基于COVID-19原始毒株或德爾塔毒株，目前流行的奧密克戎毒株毒力較前已有所降低，該毒株流行期間心外科手術的風險需再次評估。
綜上所述，具有高危因素的COVID-19患者（影像學改變嚴重、腎功能不全等），在COVID-19期行心臟大血管手術極有可能快速進展為重癥肺炎，增加手術風險[15]。我們建議：擇期手術患者，術前有肺部影像學改變或合并其他臟器基礎病變患者尤為高危，若病情允許應考慮延遲手術；急診手術患者，接診后盡早抗病毒治療，搶占黃金72 h，術后如發展為重癥肺炎，積極行氣管切開及俯臥位通氣，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總體預后。感染中后期聯用激素、白細胞介素-6受體抑制劑、JAK 抑制劑有助于調節免疫，同時也應積極防治院內感染。積極抗凝、抗血小板治療同時也要警惕出血風險。本研究涉及病例數較少，存在較大的局限性，期待國內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提供更多的治療建議。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常碩醞釀、設計、實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釋數據，起草文章，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張心怡采集、分析、解釋數據；黃晟實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釋數據；范宇欣醞釀和設計研究，采集、分析、解釋數據；潘湘斌醞釀和設計研究，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獲取研究經費，行政、技術或材料支持，指導研究，對研究有支持性貢獻；王小啟醞釀、設計、實施研究，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獲取研究經費，行政、技術或材料支持，指導研究，對研究有支持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