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田文鑫, 孫耀光, 吳青峻, 馬超, 焦鵬, 于瀚博, 黃川, 李東航, 田毅, 佟宏峰. COVID-19康復期患者行肺切除手術的安全性評價.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4, 31(12): 1753-1758. doi: 10.7507/1007-4848.202307052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隨著2022年12月我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策略的改變，COVID-19患者數量大大增加，我國COVID-19病毒防控工作進入新階段，同時也給胸外科圍術期風險管理帶來新的挑戰。COVID-19會增加外科圍手術期肺部并發癥風險[1-3]。一項國際多中心研究[4]顯示，COVID-19后7周內行外科手術會增加圍手術期患者死亡率。《COVID-19疫情期間胸外科手術風險管控的幾點建議》[5]指出，COVID-19后確定完全康復，才考慮行胸外科手術。肺切除手術是胸外科開展的主要手術，COVID-19容易累及肺臟，COVID-19患者接受肺切除手術會更加慎重，一方面應盡量降低COVID-19導致的圍手術期風險，另一方面盡量消除惡性腫瘤或急癥延誤治療帶來的損失。但是，COVID-19后多長時間適合接受肺切除手術，目前國內外尚無定論，相關研究也較少。本研究通過回顧2022年12月—2023年2月于北京醫院胸外科行肺切除手術，且術前近期有COVID-19史患者的圍手術期資料，分析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情況并探討COVID-19后行肺切除手術的時機。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患者納入標準：（1）術前有COVID-19病史；（2）術前COVID-19癥狀明顯消退；（3）術前24 h內新型冠狀病毒（新冠）核酸檢測陰性；（4）行肺切除手術。排除標準：（1）術前新冠核酸檢測為陽性；（2）術前胸部CT提示肺內有病毒性肺炎累及；（3）COVID-19病史不明確；（4）圍手術期資料不完整。同時收集2022年11月—2022年12月于北京醫院胸外科行肺切除手術，且術前及術后1個月內無COVID-19患者作為對照組。
所有患者入院前均行新冠核酸檢測，術前常規行胸部薄層CT、肺功能、心電圖、超聲心動圖、腹部超聲及血液學檢查。若術前新冠核酸檢測陽性，給予患者吸氧、退熱等對癥治療，必要時給予抗病毒治療，待新冠核酸檢測轉陰、臨床癥狀明顯改善，且胸部CT未見明顯COVID-19表現，再考慮行肺部手術。所有患者術前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年齡、性別、肺功能、合并癥、吸煙史、術前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SA）評級等基本臨床信息；術前COVID-19情況、術前核酸檢測結果、外周血新冠抗體水平等；手術時間、手術方式、術中出血量、術后前3 d胸腔引流量、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術后住院時間等手術信息；手術病理結果、腫瘤分期等病理信息；術后1個月內有無并發癥及其類型、患者預后等。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22.0進行統計學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3組間比較采用方差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則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表示，組間比較使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列聯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雙側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方案已通過北京醫院臨床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倫理批件號：2023BJYYEC-181-01）。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納入103例術前近期有COVID-19史的肺切除手術患者，其中男44例（42.7%）、女59例（57.3%），平均年齡（62.2±12.1）歲，所有患者均在胸腔鏡下完成肺切除手術，其中肺葉切除手術53例（51.5%），肺段切除手術30例（29.1%），肺楔形切除手術20例（19.4%）。所有患者術前COVID-19癥狀均已消失或已明顯緩解，患者確診COVID-19距離手術的中位時間間隔為50（7～80）d，其中間隔時間≤1個月32例（31.1%），間隔時間>1個月71例（68.9%）。所有患者術前24 h內均行口咽拭子新冠核酸檢測以及采集靜脈血行新冠抗體檢測，所有患者術前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13例（12.6%）患者術前IgM抗體為陽性，100例（97.1%）患者 IgG抗體為陽性。
共20例患者出現圍手術期并發癥，其中肺漏氣13例（>3 d）（12.6%），乳糜胸3例（其中1例再次手術結扎胸導管后痊愈，另2例保守治療后痊愈），術后發生需要藥物治療的心房顫動2例，嚴重肺部并發癥2例，其中1例死亡。2例嚴重肺部并發癥中，1例患者既往COVID-19癥狀為重度臨床型，距離COVID-19后60 d因肺腺癌行胸腔鏡下右肺中葉切除術，術前新冠病毒IgM抗體陰性、IgG抗體陽性，術后出現Ⅰ型呼吸衰竭，給予高流量吸氧等呼吸支持治療后好轉出院；另1例85歲男性患者，COVID-19癥狀為輕度臨床型，距離COVID-19后65 d因肺鱗癌行胸腔鏡右肺下葉切除術，術前新冠IgM和IgG抗體均為陽性，術后出現重癥肺炎，術后多次新冠核酸檢測均為陰性，不考慮COVID-19相關，后給予有創呼吸機輔助通氣、積極抗感染等治療后，效果欠佳，于術后第12 天死亡。
2.2 兩組患者圍手術期數據比較
選擇COVID-19疫情防控政策改變前，2022年11月—2022年12月于北京醫院胸外科行肺切除手術，且無COVID-19史患者，共計101例，作為對照組，比較COVID-19組與無COVID-19組患者基本臨床資料及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情況。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SA）評級、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FEV1%、一氧化碳彌散量占預計值百分比（DLCO%）、合并癥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COVID-19組與無COVID-19組在手術方式、手術時間、術后引流量、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術后住院時間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COVID-19組與無COVID-19組圍手術期臨床資料比較［例/例（%）/x±s］
無COVID-19組共有15例（14.9%）出現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低于COVID-19組（19.4%），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87）。兩組術后并發癥均以肺漏氣（>3 d）為主，無COVID-19組1例患者出現嚴重呼吸系統并發癥，為術后間質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給予高流量吸氧支持、抗感染以及激素等治療后好轉，兩組之間嚴重呼吸系統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103 vs. 1/101，P=0.572）。COVID-19組術后1例患者死亡，無COVID-19組無圍手術期死亡（表1）。
2.3 手術間隔時間與圍手術期并發癥的相關性
根據確診COVID-19與肺切除手術的間隔時間是否>1個月，將COVID-19組分為兩組，比較兩組間以及與無COVID-19組間臨床資料的差異。結果顯示，三組性別、年齡、合并癥、FEV1、FEV1%、DLCO%等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手術時間、術后引流量、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術后住院時間等手術相關數據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P>0.05）。COVID-19組手術間隔≤1個月的并發癥發生率為25.0%（8/32），高于COVID-19組手術間隔時間>1個月（16.9%，12/71）及無COVID-19組（14.9%，15/101），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23，表2）。
表2
COVID-19組手術間隔時間≤1個月與≥1個月、無COVID-19組圍手術期數據的比較［例/例（%）］
2.4 COVID-19組圍手術期并發癥危險因素分析
分別將年齡、性別、是否合并COPD、術前ASA分級（Ⅰ級/Ⅱ級）、FEV1%、DLCO%、術前COVID-19間隔時間（≤1個月/>1個月）、術前IgM水平（陽性/陰性）、IgG水平（陽性/陰性）、手術方式、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100 mL/>100 mL）等因素作為自變量，行單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大、性別（男性）、術前IgM抗體陽性及手術時間是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危險因素（P<0.05）。將上述因素作為自變量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術前IgM抗體陽性［OR=7.319，95%CI（1.669，32.103），P=0.008］以及手術時間［OR=1.016，95%CI（1.003，1.028），P=0.013］是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表3）。
表3
COVID-19組患者圍手術期并發癥危險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2022年12月我國COVID-19防治政策調整，COVID-19實行“乙類乙管”，我國迎來了第一波COVID-19高峰。COVID-19容易累及肺臟，嚴重者可出現呼吸衰竭導致死亡[6]。COVID-19可能會給肺部手術患者的臨床預后帶來不良影響，而我國因肺部良惡性疾病需行肺部手術的患者基數龐大，越來越多的COVID-19康復患者需要接受肺部手術。因此，對于COVID-19患者行肺部手術的影響以及手術時機選擇的研究十分迫切，目前國內外相關的研究很少。本研究發現，COVID-19后2個月內行肺部手術時COVID-19癥狀均已消退并且核酸結果已轉陰，與無COVID-19患者比較，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并未明顯增加。
既往研究[1] 指出，圍手術期COVID-19的患者術后并發癥的發生風險以及術后死亡風險增加，而肺部感染是肺部手術最常見的并發癥，也是導致死亡的最主要因素之一[7]。本研究中COVID-19組共發生2例呼吸系統相關嚴重并發癥，與無COVID-19組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與文獻[8]報道一致。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納入的病例人群不同：上述研究只納入部分術后COVID-19患者，而本研究只納入手術前COVID-19康復患者，這導致結果的差異。
一項國際多中心前瞻性研究[2]指出，COVID-19后6周內行外科手術的患者，術后肺部并發癥和術后死亡風險增加，當感染后超過7周再行外科手術，相應的肺部并發癥和術后死亡風險可降至基線水平。我們的研究發現，COVID-19與手術間隔時間≤1個月與>1個月患者術后并發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與無COVID-19組比較，也未觀察到肺部并發癥發生率的增加。我們分析認為，本研究中納入的病例雖然COVID-19與手術間隔時間較短（2個月以內），但這些病例COVID-19癥狀已明顯消退，術前24 h內核酸均為陰性，不滿足上述條件的患者均推遲手術，可能這是造成與上述研究結論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另外，不同時間段、不同區域，COVID-19毒株類型不同，也可能是導致上述研究結果差異的原因之一。理論上，COVID-19后越長時間行肺部手術，安全性越高，但長時間的等待有可能會延誤肺癌等惡性疾病的治療，必須盡量達到手術安全性與及時性兩者之間的平衡，讓患者最大程度受益。因此，我們認為COVID-19患者肺部手術時機的選擇有賴于胸外科醫生綜合判斷，不能僅僅依據COVID-19與手術的間隔時間。
為此，我們進一步分析了COVID-19后肺部手術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危險因素，我們將術前新冠IgM水平、IgG水平、COVID-19與手術間隔時間以及其他臨床因素納入logistic回歸分析，最終發現術前IgM抗體陽性是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新冠特異性抗體檢測是COVID-19診斷的重要依據，有文獻[9]報道，新冠特異性抗體IgM抗體在病程8 d后陽性率可達100%，28 d后IgM抗體開始消失，一般來講，IgM抗體出現早、維持時間短、消失快，IgG抗體較晚出現，但持續時間長。回顧既往文獻，未見有術前IgM抗體水平與術后并發癥發生相關性的研究，本研究為首次報道。根據我們的研究結論，COVID-19患者擬行肺部手術，應采靜脈血行新冠抗體檢測，若IgM抗體陽性，可將手術時間適當推后，待IgM抗體轉陰性后再行手術，以降低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風險。
綜上，COVID-19患者在癥狀消退及核酸轉陰后行肺切除手術并未增加圍手術期并發癥。但術前新冠特異性抗體IgM陽性是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因此，COVID-19患者核酸及IgM抗體均轉陰后再行肺切除手術安全。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田文鑫負責設計、實施研究，撰寫論文；孫耀光、佟宏峰負責提出選題，修改論文；吳青峻、馬超、焦鵬負責研究方案的方法學指導；于瀚博、黃川負責數據整理、統計學分析；李東航、田毅負責數據收集。
隨著2022年12月我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策略的改變，COVID-19患者數量大大增加，我國COVID-19病毒防控工作進入新階段，同時也給胸外科圍術期風險管理帶來新的挑戰。COVID-19會增加外科圍手術期肺部并發癥風險[1-3]。一項國際多中心研究[4]顯示，COVID-19后7周內行外科手術會增加圍手術期患者死亡率。《COVID-19疫情期間胸外科手術風險管控的幾點建議》[5]指出，COVID-19后確定完全康復，才考慮行胸外科手術。肺切除手術是胸外科開展的主要手術，COVID-19容易累及肺臟，COVID-19患者接受肺切除手術會更加慎重，一方面應盡量降低COVID-19導致的圍手術期風險，另一方面盡量消除惡性腫瘤或急癥延誤治療帶來的損失。但是，COVID-19后多長時間適合接受肺切除手術，目前國內外尚無定論，相關研究也較少。本研究通過回顧2022年12月—2023年2月于北京醫院胸外科行肺切除手術，且術前近期有COVID-19史患者的圍手術期資料，分析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情況并探討COVID-19后行肺切除手術的時機。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患者納入標準：（1）術前有COVID-19病史；（2）術前COVID-19癥狀明顯消退；（3）術前24 h內新型冠狀病毒（新冠）核酸檢測陰性；（4）行肺切除手術。排除標準：（1）術前新冠核酸檢測為陽性；（2）術前胸部CT提示肺內有病毒性肺炎累及；（3）COVID-19病史不明確；（4）圍手術期資料不完整。同時收集2022年11月—2022年12月于北京醫院胸外科行肺切除手術，且術前及術后1個月內無COVID-19患者作為對照組。
所有患者入院前均行新冠核酸檢測，術前常規行胸部薄層CT、肺功能、心電圖、超聲心動圖、腹部超聲及血液學檢查。若術前新冠核酸檢測陽性，給予患者吸氧、退熱等對癥治療，必要時給予抗病毒治療，待新冠核酸檢測轉陰、臨床癥狀明顯改善，且胸部CT未見明顯COVID-19表現，再考慮行肺部手術。所有患者術前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年齡、性別、肺功能、合并癥、吸煙史、術前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SA）評級等基本臨床信息；術前COVID-19情況、術前核酸檢測結果、外周血新冠抗體水平等；手術時間、手術方式、術中出血量、術后前3 d胸腔引流量、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術后住院時間等手術信息；手術病理結果、腫瘤分期等病理信息；術后1個月內有無并發癥及其類型、患者預后等。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22.0進行統計學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3組間比較采用方差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則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表示，組間比較使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列聯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雙側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方案已通過北京醫院臨床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倫理批件號：2023BJYYEC-181-01）。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納入103例術前近期有COVID-19史的肺切除手術患者，其中男44例（42.7%）、女59例（57.3%），平均年齡（62.2±12.1）歲，所有患者均在胸腔鏡下完成肺切除手術，其中肺葉切除手術53例（51.5%），肺段切除手術30例（29.1%），肺楔形切除手術20例（19.4%）。所有患者術前COVID-19癥狀均已消失或已明顯緩解，患者確診COVID-19距離手術的中位時間間隔為50（7～80）d，其中間隔時間≤1個月32例（31.1%），間隔時間>1個月71例（68.9%）。所有患者術前24 h內均行口咽拭子新冠核酸檢測以及采集靜脈血行新冠抗體檢測，所有患者術前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13例（12.6%）患者術前IgM抗體為陽性，100例（97.1%）患者 IgG抗體為陽性。
共20例患者出現圍手術期并發癥，其中肺漏氣13例（>3 d）（12.6%），乳糜胸3例（其中1例再次手術結扎胸導管后痊愈，另2例保守治療后痊愈），術后發生需要藥物治療的心房顫動2例，嚴重肺部并發癥2例，其中1例死亡。2例嚴重肺部并發癥中，1例患者既往COVID-19癥狀為重度臨床型，距離COVID-19后60 d因肺腺癌行胸腔鏡下右肺中葉切除術，術前新冠病毒IgM抗體陰性、IgG抗體陽性，術后出現Ⅰ型呼吸衰竭，給予高流量吸氧等呼吸支持治療后好轉出院；另1例85歲男性患者，COVID-19癥狀為輕度臨床型，距離COVID-19后65 d因肺鱗癌行胸腔鏡右肺下葉切除術，術前新冠IgM和IgG抗體均為陽性，術后出現重癥肺炎，術后多次新冠核酸檢測均為陰性，不考慮COVID-19相關，后給予有創呼吸機輔助通氣、積極抗感染等治療后，效果欠佳，于術后第12 天死亡。
2.2 兩組患者圍手術期數據比較
選擇COVID-19疫情防控政策改變前，2022年11月—2022年12月于北京醫院胸外科行肺切除手術，且無COVID-19史患者，共計101例，作為對照組，比較COVID-19組與無COVID-19組患者基本臨床資料及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情況。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SA）評級、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FEV1%、一氧化碳彌散量占預計值百分比（DLCO%）、合并癥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COVID-19組與無COVID-19組在手術方式、手術時間、術后引流量、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術后住院時間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COVID-19組與無COVID-19組圍手術期臨床資料比較［例/例（%）/x±s］
無COVID-19組共有15例（14.9%）出現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低于COVID-19組（19.4%），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87）。兩組術后并發癥均以肺漏氣（>3 d）為主，無COVID-19組1例患者出現嚴重呼吸系統并發癥，為術后間質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給予高流量吸氧支持、抗感染以及激素等治療后好轉，兩組之間嚴重呼吸系統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103 vs. 1/101，P=0.572）。COVID-19組術后1例患者死亡，無COVID-19組無圍手術期死亡（表1）。
2.3 手術間隔時間與圍手術期并發癥的相關性
根據確診COVID-19與肺切除手術的間隔時間是否>1個月，將COVID-19組分為兩組，比較兩組間以及與無COVID-19組間臨床資料的差異。結果顯示，三組性別、年齡、合并癥、FEV1、FEV1%、DLCO%等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手術時間、術后引流量、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術后住院時間等手術相關數據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P>0.05）。COVID-19組手術間隔≤1個月的并發癥發生率為25.0%（8/32），高于COVID-19組手術間隔時間>1個月（16.9%，12/71）及無COVID-19組（14.9%，15/101），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23，表2）。
表2
COVID-19組手術間隔時間≤1個月與≥1個月、無COVID-19組圍手術期數據的比較［例/例（%）］
2.4 COVID-19組圍手術期并發癥危險因素分析
分別將年齡、性別、是否合并COPD、術前ASA分級（Ⅰ級/Ⅱ級）、FEV1%、DLCO%、術前COVID-19間隔時間（≤1個月/>1個月）、術前IgM水平（陽性/陰性）、IgG水平（陽性/陰性）、手術方式、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100 mL/>100 mL）等因素作為自變量，行單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大、性別（男性）、術前IgM抗體陽性及手術時間是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危險因素（P<0.05）。將上述因素作為自變量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術前IgM抗體陽性［OR=7.319，95%CI（1.669，32.103），P=0.008］以及手術時間［OR=1.016，95%CI（1.003，1.028），P=0.013］是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表3）。
表3
COVID-19組患者圍手術期并發癥危險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2022年12月我國COVID-19防治政策調整，COVID-19實行“乙類乙管”，我國迎來了第一波COVID-19高峰。COVID-19容易累及肺臟，嚴重者可出現呼吸衰竭導致死亡[6]。COVID-19可能會給肺部手術患者的臨床預后帶來不良影響，而我國因肺部良惡性疾病需行肺部手術的患者基數龐大，越來越多的COVID-19康復患者需要接受肺部手術。因此，對于COVID-19患者行肺部手術的影響以及手術時機選擇的研究十分迫切，目前國內外相關的研究很少。本研究發現，COVID-19后2個月內行肺部手術時COVID-19癥狀均已消退并且核酸結果已轉陰，與無COVID-19患者比較，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并未明顯增加。
既往研究[1] 指出，圍手術期COVID-19的患者術后并發癥的發生風險以及術后死亡風險增加，而肺部感染是肺部手術最常見的并發癥，也是導致死亡的最主要因素之一[7]。本研究中COVID-19組共發生2例呼吸系統相關嚴重并發癥，與無COVID-19組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與文獻[8]報道一致。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納入的病例人群不同：上述研究只納入部分術后COVID-19患者，而本研究只納入手術前COVID-19康復患者，這導致結果的差異。
一項國際多中心前瞻性研究[2]指出，COVID-19后6周內行外科手術的患者，術后肺部并發癥和術后死亡風險增加，當感染后超過7周再行外科手術，相應的肺部并發癥和術后死亡風險可降至基線水平。我們的研究發現，COVID-19與手術間隔時間≤1個月與>1個月患者術后并發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與無COVID-19組比較，也未觀察到肺部并發癥發生率的增加。我們分析認為，本研究中納入的病例雖然COVID-19與手術間隔時間較短（2個月以內），但這些病例COVID-19癥狀已明顯消退，術前24 h內核酸均為陰性，不滿足上述條件的患者均推遲手術，可能這是造成與上述研究結論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另外，不同時間段、不同區域，COVID-19毒株類型不同，也可能是導致上述研究結果差異的原因之一。理論上，COVID-19后越長時間行肺部手術，安全性越高，但長時間的等待有可能會延誤肺癌等惡性疾病的治療，必須盡量達到手術安全性與及時性兩者之間的平衡，讓患者最大程度受益。因此，我們認為COVID-19患者肺部手術時機的選擇有賴于胸外科醫生綜合判斷，不能僅僅依據COVID-19與手術的間隔時間。
為此，我們進一步分析了COVID-19后肺部手術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危險因素，我們將術前新冠IgM水平、IgG水平、COVID-19與手術間隔時間以及其他臨床因素納入logistic回歸分析，最終發現術前IgM抗體陽性是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新冠特異性抗體檢測是COVID-19診斷的重要依據，有文獻[9]報道，新冠特異性抗體IgM抗體在病程8 d后陽性率可達100%，28 d后IgM抗體開始消失，一般來講，IgM抗體出現早、維持時間短、消失快，IgG抗體較晚出現，但持續時間長。回顧既往文獻，未見有術前IgM抗體水平與術后并發癥發生相關性的研究，本研究為首次報道。根據我們的研究結論，COVID-19患者擬行肺部手術，應采靜脈血行新冠抗體檢測，若IgM抗體陽性，可將手術時間適當推后，待IgM抗體轉陰性后再行手術，以降低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風險。
綜上，COVID-19患者在癥狀消退及核酸轉陰后行肺切除手術并未增加圍手術期并發癥。但術前新冠特異性抗體IgM陽性是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因此，COVID-19患者核酸及IgM抗體均轉陰后再行肺切除手術安全。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田文鑫負責設計、實施研究，撰寫論文；孫耀光、佟宏峰負責提出選題，修改論文；吳青峻、馬超、焦鵬負責研究方案的方法學指導；于瀚博、黃川負責數據整理、統計學分析；李東航、田毅負責數據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