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謝昕瑩, 李會欣. 基于PMC指數模型的我國體醫融合政策量化評價研究.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4, 24(1): 69-75. doi: 10.7507/1672-2531.202305096 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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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國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健康意識也不斷增強。但我們仍需關注到發展與健康間的矛盾—當前我國仍面臨著人口老齡化、亞健康、慢性病等系列健康問題的嚴峻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65周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4.9%，意味著中國已進入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深度老齡化社會”；據2021年人民網《公眾亞健康狀態網絡調查》結果顯示，近七成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身體存在亞健康狀態[1]；最新中國居民健康普查統計顯示，我國各類慢性病患者已經超3億人[2]，慢性病已成為我國國民健康的頭號殺手。而解決人民健康問題不能僅僅依賴國家醫療衛生系統[3]，“生命在于運動”，若能以非醫學形式科學合理地對亞健康群體或慢病加以干預，通過“運動處方”將體育與醫學有機結合，則對有效防治疾病、緩解醫療系統壓力、促進全民健康大有裨益。因此，體醫融合為新形勢下的健康促進提供了全新思路，成為建設健康中國的重要途徑。
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人民健康。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人民健康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福祉之本、國家建設之基”[4]。全民健康是全面小康的重要支撐。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通過制定一系列方針政策著力推進我國體醫融合發展。2014年，國務院首次提出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2016年8月，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在北京召開，習總書記在會上強調“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在此重要論斷的指導下，《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于同年10月印發，指出要加強體醫融合和非醫療健康干預，發揮全民科學健身在健康促進、慢性病預防和康復等方面的積極作用。2017年，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成立體醫融合促進與創新研究中心，著力推動《綱要》理念落地生效。2019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強調必須關口前移、加快推動“以治病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戰略轉移，進一步明確了我國體醫融合的發展方向。總而言之，在“大健康”理念指引下頒布的一系列相關政策為我國體醫融合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截至2022年12月，在CNKI中以“體醫融合”為主題進行檢索得到文獻604篇，且發文量總體呈上升趨勢。通過文獻回顧可知，我國體醫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研究視角也由20世紀90年代側重運動干預、運動處方、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的自然科學維度逐漸轉變為探索體育與醫學間的融合模式、融合政策、組織機制等社會科學維度，并在近年來受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5]。學界對體醫融合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體醫融合的模式[6,7]、理論[8,9]、政策[10,11]研究，但當前研究還不夠深入，聚焦于體醫融合政策文本分析與政策評估的研究略顯不足，該領域尚存一定的研究空間。PMC（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指數模型是由馬來西亞大學研究員Ruiz Estrada于2011年提出。Ruiz Estrada認為世間萬事萬物都處在不斷運動的系統中并具有聯系性，因此在構建政策研究模型時應充分考慮各種因素對政策的影響，不能忽視任何變量[12]。作為國內學界新興的政策評價方法，PMC指數模型的優勢在于其變量設置建立在對政策文本進行深入挖掘與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對變量的賦值嚴格依據政策文本內容，保持政策的內部一致性；能夠對單項政策的質量逐一進行綜合評估，其結果能直觀地顯示出政策的整體情況以及每一單項政策的優缺點與差異性。該方法能夠有效規避當前政策評價定量研究方法的片面性、視角單一性（如替代指標法）與主觀性（如模糊綜合評價法）等缺點，提升政策量化評價的全面性、客觀性與精確度。因此，本文基于較為科學客觀的PMC指數模型構建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綜合評價體系，多維探討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科學性及合理性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以期為未來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制定與優化調整提供有益參考。
因此，系統研究我國體醫融合政策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利于探索我國當前體醫融合建設的總體水平，把握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發展狀況與關注熱點，識別現存問題并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以期優化并完善我國體醫融合政策體系，進一步發揮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引導、支持與推動作用，助力我國體醫融合的高質量發展。本研究系統梳理了我國國家層面2016年以來的體醫融合政策文本，通過構建我國體醫融合政策PMC指數模型對相關政策進行逐一量化評估，并根據政策量化評估結果提出相應的優化策略。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政策量化評價研究。
1.1.2 研究對象
以2016—2022年國家層面出臺的18項體醫融合政策為研究對象。
1.1.3 排除標準
① 政策文本內容與“體醫融合”非高度相關；② 非國家層面政策；③ 非公開發表、無法獲取全文。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北大法寶”數據庫，檢索時限為建庫至2022年12月。通過在“北大法寶”數據庫的“中央法規”庫中的檢索框中輸入關鍵詞，在全文、精確的檢索條件下采取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政策文本檢索。檢索詞包括：體醫融合、體醫結合、健康中國、健康促進、醫療服務等。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為保證政策選取的代表性與準確性，確立以下遴選原則：一是相關性，即所選定的政策文本內容與體醫融合高度相關，具有較高的效度；二是權威性，即所選定政策的發文機關均為中央政府部門；三是公開性，所選定的政策文本都在權威平臺上公開發布，具有較高的信度。資料提取內容包括：政策文本的名稱、發布時間和發布部門、政策內容等。
1.4 統計分析
1.4.1 變量分類與參數識別
本研究借鑒了Ruiz Estrada提出的變量分類法[12]、陳振明教授提出的政策評估標準[13]以及張永安等建立的政策評價指標體系[14]。通過運用文本挖掘工具ROST CM6制作過濾詞詞表、更新自定義詞表后進行分詞處理和詞頻統計，剔除無意義詞匯后得出與體醫融合政策相關的有效高頻詞，并在表中列出了頻次前40的高頻詞，見附件表1。
在根據現有文獻對政策評價指標進行修改的基礎上，結合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實際發展現狀和特點，共設置了10個主變量和33個子變量，見表1。
表1
體醫融合政策評價指標體系
1.4.2 構建多投入產出表
多投入產出表能對單個變量進行多維量化，從而能從各個維度探討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優缺點，為政策量化分析提供基本遵循。多投入產出表由一級變量和二級變量組成。一級變量間相互獨立，每個一級變量被細分為多個權重相等的二級變量。根據PMC指數模型的指標賦值原則，本研究對每個二級變量采取二進制進行賦值，即通過分析政策文本的內容是否符合二級變量所描述的信息，將二級變量的值設置為0或1。若符合則為1，不符合則為0。所有二級變量的值服從二項分布。X~N［0，1］；X={XR：［0～1］}。由于X4的二級指標互斥，對其參數賦值進行單獨明確（即記X4:1=1，X4:2=0.8，X4:3=0.6）根據我國體醫融合政策實際和上述變量設置，構建了多投入產出表，見表2。
表2
多投入產出表
1.4.3 計算PMC指數
基于上述評價指標體系，本研究通過文本挖掘與內容分析對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體醫融合政策進行逐一量化評價。根據下列公式，可計算出相應的一級變量和二級變量數值以及各項政策的PMC值。本研究參照Ruiz Estrada的政策等級劃分標準[12]，將PMC指數分為四個級別：優秀（9～10）、良好（7～8.99）、可接受（5～6.99）、不良（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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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通過檢索“北大法寶”數據庫、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18篇政策文本。政策文本的篩選流程及結果見附件圖1。18份有效政策文本中包括國務院規范性文件、黨內法規制度、部門工作文件等，見表3。
表3
2016—2022年中國體醫融合政策列表
2.2 納入的政策文本基本特征
2.2.1 PMC指數
經量化評價，計算出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各項體醫融合政策的PMC指數（表4）。
表4
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體醫融合政策的PMC指數
2.2.2 PMC曲面
為了更清晰、直觀地顯示PMC指數模型的計算結果并評價政策在各個維度的優缺點，本研究根據上述計算得到的PMC指數繪制了PMC曲面。由于X10的取值都為1，為保證矩陣的對稱性，此處不納入X10，故其余9個主要變量可構造出一個3×3的PMC矩陣，并且可以利用三階矩陣來構造PMC曲面。
圖1、圖2、圖3分別展示了所評估的政策中評價等級為良好（PMC指數最高）、可接受、不良（PMC指數最低）的3項代表性政策的PMC曲面。
圖1
P5（評價等級為良好）的PMC曲面圖
圖2
P17（評價等級為可接受）的PMC曲面圖
圖3
P11（評價等級為不良）的PMC曲面圖
2.3 體醫融合政策評價結果
2.3.1 整體性評價
根據政策等級劃分標準，在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18項體醫融合政策中，共有6項政策（P1、P2、P5、P13、P16、P18）處于良好水平，11項政策（P3、P4、P6、P7、P8、P9、P10、P12、P14、P15、P17）處于可接受水平，僅有1項政策（P11）處于不良水平。遺憾的是，沒有處于優秀水平的政策。18項政策的PMC指數均值為6.64，處于可接受水平，說明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總體水平趨于良好與可接受，且具備一定的合理性、科學性與可行性，但仍存在較大改進空間。
從時間維度看，2016年《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的發布實現了“體醫融合”理念的推廣，2017年體醫融合促進與創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標志著《綱要》理念的落地，2019年《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的發布則體現了“體醫融合”理念的進一步深化發展。將這三個標志性事件作為政策發展階段的重要時間節點，可將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發展階段分為政策探索期（2016—2018年）和政策發展期（2019年至今）。本研究量化分析的18項體醫融合政策中，有7項發布于2016—2017年（政策探索期），11項發布于2019—2022年（政策發展期）。這反映出我國體醫融合政策與時代發展需要同頻共振。且中央政府始終高度重視體醫融合理念的深化發展與實踐落地，為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實施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經歷了初期的政策探索后，相關政策的數量有了顯著增加，能夠找準定位、精準發力，契合政策發展需要，從而推動體醫融合頂層設計不斷完善、助力體醫融合實踐走深走實。
從一級變量的角度看，X5、X8、X10的均值較大（等于或趨近于1），說明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體醫融合政策大多較為公開、目標明確、依據充分、規劃詳實且方案科學，這些政策的功能也較為全面。政策性質（X1）與參與主體（X3）的均值均為0.89，相對較大，表明體醫融合政策具備相對全面的性質且較關注參與主體的多元化，但存在缺乏預測性政策、參與主體仍需拓展（面向社會組織的相關政策較少）的問題。政策時效（X2）的均值最小（為0.33），反映了我國中央出臺的體醫融合政策中短期政策較多，中長期政策較為缺乏。在發布機構（X4）方面，現有的體醫融合政策中由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數量最多，占比達到了50%，其余均為國務院部委、國務院直屬機構發布，發布政策的機構級別較高，也體現了政策較強的權威性和中央較高的關注度。在政策工具（X6）方面主要集中在供給型政策工具和環境型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上，但嚴重缺乏需求型政策工具（僅有一項政策運用）。從政策重點（X7）看，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關注重點主要包括服務機構完善、人才隊伍建設與服務產業培育，對理論研究支持的關注較少。政策視角（X9）的均值相對較小，反映出政策視角也相對單一，宏觀、中觀視角較多，這也反映了中央頂層設計的特性以及體醫融合涉及要素及領域的多元性與聯系性。
2.3.2 具體性評價
下面就本文2.2.2部分中展示的所評估政策中評價等級為良好（PMC指數最高）、可接受、不良（PMC指數最低）的3項代表性政策展開具體分析。
2019年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P5）的PMC指數最高，評估等級為良好。結合表4與圖1可知，在10個一級變量中P5有7個得滿分，表現最為突出。但在政策時效（X2）、政策重點（X7）與政策視角（X9）方面仍有不足。該政策綜合地運用了三類政策工具，并給予體醫融合中可能的參與主體政策支持，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發展方向指引與資源保障，總體上看屬于相對科學、完善的政策。
2016年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健身休閑產業的指導意見》（P17）的PMC指數為6.499，評估等級為可接受。結合表4與圖2可知，該政策的PMC曲面凹陷相較P5更為明顯。該政策在政策工具（X6）、政策重點（X7）與政策視角（X9）方面的得分均小于均值，故可從這三方面進一步完善。基于各一級變量得分與該一級變量均值的差距，建議該政策的優化順序為：X6-X7-X9。
2019年出臺的《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關于舉辦2019年第一期全國體醫融合理論與應用培訓班的通知》（P11）的PMC指數最低，評估等級為不良。結合表4與圖3可知，該政策的PMC曲面凹陷程度最深。除了政策時效（X2）、政策公開（X10）的得分等于均值以外，其余8個一級變量的得分都小于均值。基于各一級變量得分與該一級變量均值的差距，建議該政策的優化順序為：X3-X5-X1-X6-X7-X4-X8-X9。
3 討論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體醫融合政策質量總體趨于良好。且國家體醫融合政策具有趨同特征，在政策公開、政策功能、政策評價方面較為完善，但仍存在缺乏預測性政策、參與主體仍需拓展、需求型政策工具嚴重不足、中長期政策較為缺乏、政策視角相對單一等問題，今后仍需在這些方面加大優化力度以提升政策質量。
第一，在未來體醫融合政策的制定中應立足長遠完善政策設計。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要揚長避短、進一步完善政策性質，制定長期規劃，著力提高體醫融合政策的可預測性與可操作性。例如，英國自20世紀90年代起制定的運動轉介計劃（Exercise Referral Scheme），著眼長期，在反復試驗中不斷完善，至今已發展成聞名全球的規范化、標準化、科學化的“運動處方”[15,16]。在注重政策的協調連貫性的同時也要針對體醫融合的具體環節或領域制定具體政策，給予實操方面的科學引導，促進體醫融合政策體系的完善。在政策內容方面也應與時俱進，基于體醫融合發展的新形勢增添新內容，充分發揮政策的引導作用。
第二，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體醫融合機制。政府可借鑒體醫融合“先行者”美國協同治理的經驗：通過科學的責任分擔與評價機制明晰治理責任，在充分發揮政府部門主導性作用的同時促進涉及體育、醫療衛生領域的社會組織、科研機構、企業等多元主體間協同治理效能的提升[17,18]。政府應轉變傳統觀念，發揮主導作用，積極統籌推進體醫融合相關部門與地方醫療機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會組織、市場以及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的共建共治共享，促進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資源在部門間優化配置、充分流動，實現協同聯動、優勢互補、互惠共享，提升體育與醫療合作的穩定性與有效性。同時，政府要加強宣傳教育，積極了解公眾需求、吸納民意，培養社會公眾的相關技能，鼓勵社會公眾參與體醫融合協同治理全過程，促進健康福祉惠及全民。
第三，調整政策工具的應用結構，加強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當前體醫融合政策存在需求型政策工具嚴重缺乏的問題。政府應更加關注體醫融合中政府采購、推廣鼓勵、招商引資等市場塑造層面，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源為體醫融合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此外，政府還應根據地方實際合理運用并適時調整各類政策工具，提高體醫融合政策的科學性，不斷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體醫融合發展路徑。
本研究從公共政策角度關注體醫融合這一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議題。基于PMC指數模型對我國體醫融合政策進行量化評估，豐富了體醫融合及其相關政策領域的研究視角；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也有利于提升體醫融合政策評估的系統性與客觀性，實現了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的創新。鑒于體醫融合在個人健康管理和社會公共衛生方面的積極作用，本研究的量化結果對推動該領域公共政策量化分析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導向價值。然而，本研究的變量賦值主要基于政策文本挖掘與解讀，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且本研究僅針對中央發布的政策文本進行量化評價，未涉及地方的相關政策。未來的研究中可進一步改進PMC指數模型的變量設置，進一步提升該模型的普適性，以優化該模型在政策量化評估中的應用。同時可以考慮進一步開展地方體醫融合相關政策的量化分析與比較研究。
健康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國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健康意識也不斷增強。但我們仍需關注到發展與健康間的矛盾—當前我國仍面臨著人口老齡化、亞健康、慢性病等系列健康問題的嚴峻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65周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4.9%，意味著中國已進入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深度老齡化社會”；據2021年人民網《公眾亞健康狀態網絡調查》結果顯示，近七成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身體存在亞健康狀態[1]；最新中國居民健康普查統計顯示，我國各類慢性病患者已經超3億人[2]，慢性病已成為我國國民健康的頭號殺手。而解決人民健康問題不能僅僅依賴國家醫療衛生系統[3]，“生命在于運動”，若能以非醫學形式科學合理地對亞健康群體或慢病加以干預，通過“運動處方”將體育與醫學有機結合，則對有效防治疾病、緩解醫療系統壓力、促進全民健康大有裨益。因此，體醫融合為新形勢下的健康促進提供了全新思路，成為建設健康中國的重要途徑。
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人民健康。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人民健康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福祉之本、國家建設之基”[4]。全民健康是全面小康的重要支撐。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通過制定一系列方針政策著力推進我國體醫融合發展。2014年，國務院首次提出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2016年8月，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在北京召開，習總書記在會上強調“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在此重要論斷的指導下，《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于同年10月印發，指出要加強體醫融合和非醫療健康干預，發揮全民科學健身在健康促進、慢性病預防和康復等方面的積極作用。2017年，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成立體醫融合促進與創新研究中心，著力推動《綱要》理念落地生效。2019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強調必須關口前移、加快推動“以治病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戰略轉移，進一步明確了我國體醫融合的發展方向。總而言之，在“大健康”理念指引下頒布的一系列相關政策為我國體醫融合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截至2022年12月，在CNKI中以“體醫融合”為主題進行檢索得到文獻604篇，且發文量總體呈上升趨勢。通過文獻回顧可知，我國體醫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研究視角也由20世紀90年代側重運動干預、運動處方、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的自然科學維度逐漸轉變為探索體育與醫學間的融合模式、融合政策、組織機制等社會科學維度，并在近年來受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5]。學界對體醫融合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體醫融合的模式[6,7]、理論[8,9]、政策[10,11]研究，但當前研究還不夠深入，聚焦于體醫融合政策文本分析與政策評估的研究略顯不足，該領域尚存一定的研究空間。PMC（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指數模型是由馬來西亞大學研究員Ruiz Estrada于2011年提出。Ruiz Estrada認為世間萬事萬物都處在不斷運動的系統中并具有聯系性，因此在構建政策研究模型時應充分考慮各種因素對政策的影響，不能忽視任何變量[12]。作為國內學界新興的政策評價方法，PMC指數模型的優勢在于其變量設置建立在對政策文本進行深入挖掘與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對變量的賦值嚴格依據政策文本內容，保持政策的內部一致性；能夠對單項政策的質量逐一進行綜合評估，其結果能直觀地顯示出政策的整體情況以及每一單項政策的優缺點與差異性。該方法能夠有效規避當前政策評價定量研究方法的片面性、視角單一性（如替代指標法）與主觀性（如模糊綜合評價法）等缺點，提升政策量化評價的全面性、客觀性與精確度。因此，本文基于較為科學客觀的PMC指數模型構建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綜合評價體系，多維探討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科學性及合理性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以期為未來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制定與優化調整提供有益參考。
因此，系統研究我國體醫融合政策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利于探索我國當前體醫融合建設的總體水平，把握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發展狀況與關注熱點，識別現存問題并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以期優化并完善我國體醫融合政策體系，進一步發揮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引導、支持與推動作用，助力我國體醫融合的高質量發展。本研究系統梳理了我國國家層面2016年以來的體醫融合政策文本，通過構建我國體醫融合政策PMC指數模型對相關政策進行逐一量化評估，并根據政策量化評估結果提出相應的優化策略。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政策量化評價研究。
1.1.2 研究對象
以2016—2022年國家層面出臺的18項體醫融合政策為研究對象。
1.1.3 排除標準
① 政策文本內容與“體醫融合”非高度相關；② 非國家層面政策；③ 非公開發表、無法獲取全文。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北大法寶”數據庫，檢索時限為建庫至2022年12月。通過在“北大法寶”數據庫的“中央法規”庫中的檢索框中輸入關鍵詞，在全文、精確的檢索條件下采取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政策文本檢索。檢索詞包括：體醫融合、體醫結合、健康中國、健康促進、醫療服務等。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為保證政策選取的代表性與準確性，確立以下遴選原則：一是相關性，即所選定的政策文本內容與體醫融合高度相關，具有較高的效度；二是權威性，即所選定政策的發文機關均為中央政府部門；三是公開性，所選定的政策文本都在權威平臺上公開發布，具有較高的信度。資料提取內容包括：政策文本的名稱、發布時間和發布部門、政策內容等。
1.4 統計分析
1.4.1 變量分類與參數識別
本研究借鑒了Ruiz Estrada提出的變量分類法[12]、陳振明教授提出的政策評估標準[13]以及張永安等建立的政策評價指標體系[14]。通過運用文本挖掘工具ROST CM6制作過濾詞詞表、更新自定義詞表后進行分詞處理和詞頻統計，剔除無意義詞匯后得出與體醫融合政策相關的有效高頻詞，并在表中列出了頻次前40的高頻詞，見附件表1。
在根據現有文獻對政策評價指標進行修改的基礎上，結合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實際發展現狀和特點，共設置了10個主變量和33個子變量，見表1。
表1
體醫融合政策評價指標體系
1.4.2 構建多投入產出表
多投入產出表能對單個變量進行多維量化，從而能從各個維度探討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優缺點，為政策量化分析提供基本遵循。多投入產出表由一級變量和二級變量組成。一級變量間相互獨立，每個一級變量被細分為多個權重相等的二級變量。根據PMC指數模型的指標賦值原則，本研究對每個二級變量采取二進制進行賦值，即通過分析政策文本的內容是否符合二級變量所描述的信息，將二級變量的值設置為0或1。若符合則為1，不符合則為0。所有二級變量的值服從二項分布。X~N［0，1］；X={XR：［0～1］}。由于X4的二級指標互斥，對其參數賦值進行單獨明確（即記X4:1=1，X4:2=0.8，X4:3=0.6）根據我國體醫融合政策實際和上述變量設置，構建了多投入產出表，見表2。
表2
多投入產出表
1.4.3 計算PMC指數
基于上述評價指標體系，本研究通過文本挖掘與內容分析對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體醫融合政策進行逐一量化評價。根據下列公式，可計算出相應的一級變量和二級變量數值以及各項政策的PMC值。本研究參照Ruiz Estrada的政策等級劃分標準[12]，將PMC指數分為四個級別：優秀（9～10）、良好（7～8.99）、可接受（5～6.99）、不良（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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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通過檢索“北大法寶”數據庫、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18篇政策文本。政策文本的篩選流程及結果見附件圖1。18份有效政策文本中包括國務院規范性文件、黨內法規制度、部門工作文件等，見表3。
表3
2016—2022年中國體醫融合政策列表
2.2 納入的政策文本基本特征
2.2.1 PMC指數
經量化評價，計算出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各項體醫融合政策的PMC指數（表4）。
表4
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體醫融合政策的PMC指數
2.2.2 PMC曲面
為了更清晰、直觀地顯示PMC指數模型的計算結果并評價政策在各個維度的優缺點，本研究根據上述計算得到的PMC指數繪制了PMC曲面。由于X10的取值都為1，為保證矩陣的對稱性，此處不納入X10，故其余9個主要變量可構造出一個3×3的PMC矩陣，并且可以利用三階矩陣來構造PMC曲面。
圖1、圖2、圖3分別展示了所評估的政策中評價等級為良好（PMC指數最高）、可接受、不良（PMC指數最低）的3項代表性政策的PMC曲面。
圖1
P5（評價等級為良好）的PMC曲面圖
圖2
P17（評價等級為可接受）的PMC曲面圖
圖3
P11（評價等級為不良）的PMC曲面圖
2.3 體醫融合政策評價結果
2.3.1 整體性評價
根據政策等級劃分標準，在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18項體醫融合政策中，共有6項政策（P1、P2、P5、P13、P16、P18）處于良好水平，11項政策（P3、P4、P6、P7、P8、P9、P10、P12、P14、P15、P17）處于可接受水平，僅有1項政策（P11）處于不良水平。遺憾的是，沒有處于優秀水平的政策。18項政策的PMC指數均值為6.64，處于可接受水平，說明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總體水平趨于良好與可接受，且具備一定的合理性、科學性與可行性，但仍存在較大改進空間。
從時間維度看，2016年《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的發布實現了“體醫融合”理念的推廣，2017年體醫融合促進與創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標志著《綱要》理念的落地，2019年《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的發布則體現了“體醫融合”理念的進一步深化發展。將這三個標志性事件作為政策發展階段的重要時間節點，可將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發展階段分為政策探索期（2016—2018年）和政策發展期（2019年至今）。本研究量化分析的18項體醫融合政策中，有7項發布于2016—2017年（政策探索期），11項發布于2019—2022年（政策發展期）。這反映出我國體醫融合政策與時代發展需要同頻共振。且中央政府始終高度重視體醫融合理念的深化發展與實踐落地，為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實施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經歷了初期的政策探索后，相關政策的數量有了顯著增加，能夠找準定位、精準發力，契合政策發展需要，從而推動體醫融合頂層設計不斷完善、助力體醫融合實踐走深走實。
從一級變量的角度看，X5、X8、X10的均值較大（等于或趨近于1），說明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體醫融合政策大多較為公開、目標明確、依據充分、規劃詳實且方案科學，這些政策的功能也較為全面。政策性質（X1）與參與主體（X3）的均值均為0.89，相對較大，表明體醫融合政策具備相對全面的性質且較關注參與主體的多元化，但存在缺乏預測性政策、參與主體仍需拓展（面向社會組織的相關政策較少）的問題。政策時效（X2）的均值最小（為0.33），反映了我國中央出臺的體醫融合政策中短期政策較多，中長期政策較為缺乏。在發布機構（X4）方面，現有的體醫融合政策中由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數量最多，占比達到了50%，其余均為國務院部委、國務院直屬機構發布，發布政策的機構級別較高，也體現了政策較強的權威性和中央較高的關注度。在政策工具（X6）方面主要集中在供給型政策工具和環境型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上，但嚴重缺乏需求型政策工具（僅有一項政策運用）。從政策重點（X7）看，我國體醫融合政策的關注重點主要包括服務機構完善、人才隊伍建設與服務產業培育，對理論研究支持的關注較少。政策視角（X9）的均值相對較小，反映出政策視角也相對單一，宏觀、中觀視角較多，這也反映了中央頂層設計的特性以及體醫融合涉及要素及領域的多元性與聯系性。
2.3.2 具體性評價
下面就本文2.2.2部分中展示的所評估政策中評價等級為良好（PMC指數最高）、可接受、不良（PMC指數最低）的3項代表性政策展開具體分析。
2019年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P5）的PMC指數最高，評估等級為良好。結合表4與圖1可知，在10個一級變量中P5有7個得滿分，表現最為突出。但在政策時效（X2）、政策重點（X7）與政策視角（X9）方面仍有不足。該政策綜合地運用了三類政策工具，并給予體醫融合中可能的參與主體政策支持，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發展方向指引與資源保障，總體上看屬于相對科學、完善的政策。
2016年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健身休閑產業的指導意見》（P17）的PMC指數為6.499，評估等級為可接受。結合表4與圖2可知，該政策的PMC曲面凹陷相較P5更為明顯。該政策在政策工具（X6）、政策重點（X7）與政策視角（X9）方面的得分均小于均值，故可從這三方面進一步完善。基于各一級變量得分與該一級變量均值的差距，建議該政策的優化順序為：X6-X7-X9。
2019年出臺的《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關于舉辦2019年第一期全國體醫融合理論與應用培訓班的通知》（P11）的PMC指數最低，評估等級為不良。結合表4與圖3可知，該政策的PMC曲面凹陷程度最深。除了政策時效（X2）、政策公開（X10）的得分等于均值以外，其余8個一級變量的得分都小于均值。基于各一級變量得分與該一級變量均值的差距，建議該政策的優化順序為：X3-X5-X1-X6-X7-X4-X8-X9。
3 討論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2016—2022年我國中央出臺的體醫融合政策質量總體趨于良好。且國家體醫融合政策具有趨同特征，在政策公開、政策功能、政策評價方面較為完善，但仍存在缺乏預測性政策、參與主體仍需拓展、需求型政策工具嚴重不足、中長期政策較為缺乏、政策視角相對單一等問題，今后仍需在這些方面加大優化力度以提升政策質量。
第一，在未來體醫融合政策的制定中應立足長遠完善政策設計。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要揚長避短、進一步完善政策性質，制定長期規劃，著力提高體醫融合政策的可預測性與可操作性。例如，英國自20世紀90年代起制定的運動轉介計劃（Exercise Referral Scheme），著眼長期，在反復試驗中不斷完善，至今已發展成聞名全球的規范化、標準化、科學化的“運動處方”[15,16]。在注重政策的協調連貫性的同時也要針對體醫融合的具體環節或領域制定具體政策，給予實操方面的科學引導，促進體醫融合政策體系的完善。在政策內容方面也應與時俱進，基于體醫融合發展的新形勢增添新內容，充分發揮政策的引導作用。
第二，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體醫融合機制。政府可借鑒體醫融合“先行者”美國協同治理的經驗：通過科學的責任分擔與評價機制明晰治理責任，在充分發揮政府部門主導性作用的同時促進涉及體育、醫療衛生領域的社會組織、科研機構、企業等多元主體間協同治理效能的提升[17,18]。政府應轉變傳統觀念，發揮主導作用，積極統籌推進體醫融合相關部門與地方醫療機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會組織、市場以及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的共建共治共享，促進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資源在部門間優化配置、充分流動，實現協同聯動、優勢互補、互惠共享，提升體育與醫療合作的穩定性與有效性。同時，政府要加強宣傳教育，積極了解公眾需求、吸納民意，培養社會公眾的相關技能，鼓勵社會公眾參與體醫融合協同治理全過程，促進健康福祉惠及全民。
第三，調整政策工具的應用結構，加強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當前體醫融合政策存在需求型政策工具嚴重缺乏的問題。政府應更加關注體醫融合中政府采購、推廣鼓勵、招商引資等市場塑造層面，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源為體醫融合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此外，政府還應根據地方實際合理運用并適時調整各類政策工具，提高體醫融合政策的科學性，不斷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體醫融合發展路徑。
本研究從公共政策角度關注體醫融合這一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議題。基于PMC指數模型對我國體醫融合政策進行量化評估，豐富了體醫融合及其相關政策領域的研究視角；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也有利于提升體醫融合政策評估的系統性與客觀性，實現了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的創新。鑒于體醫融合在個人健康管理和社會公共衛生方面的積極作用，本研究的量化結果對推動該領域公共政策量化分析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導向價值。然而，本研究的變量賦值主要基于政策文本挖掘與解讀，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且本研究僅針對中央發布的政策文本進行量化評價，未涉及地方的相關政策。未來的研究中可進一步改進PMC指數模型的變量設置，進一步提升該模型的普適性，以優化該模型在政策量化評估中的應用。同時可以考慮進一步開展地方體醫融合相關政策的量化分析與比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