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秦小莉, 藕順龍, 高秀容, 羅靜, 魏華, 蔣倩, 易群. 靜脈血栓栓塞癥風險評估工具的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4, 24(6): 700-707. doi: 10.7507/1672-2531.202306080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循證醫學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靜脈血栓栓塞癥(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是指血液在靜脈內不正常凝結所致血管完全或不完全阻塞,屬靜脈回流障礙性疾病,包括深靜脈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和肺血栓栓塞癥(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其發生率僅次于急性心肌梗死和腦卒中,半數以上VTE患者無明顯體征,臨床漏診率極高,嚴重威脅患者生命健康,僅PTE的死亡率就高達17%[1]。2018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正式啟動肺栓塞和醫院內VTE防治能力建設項目;2021年至今,提高“VTE規范預防率”被列為十項國家醫療質量安全改進目標之一[2]。研究表明,正確評估、早期預防可以降低患者血栓發生率和病死率[3],然而過度預防又會增加出血風險和經濟負擔。因此,使用恰當風險評估工具預測VTE至關重要。
目前國外針對VTE風險評估工具的研究較多,但工具間評價維度不盡相同,建立方法、證據來源不清晰,適用性和預測效能有待驗證,因此迫切需要基于循證研究結果的臨床指導意見。本研究旨在系統評價現有VTE風險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征、評估維度及性能指標等,以期為構建我國理想的本土工具提供借鑒,為臨床醫護人員選擇恰當工具評估VTE風險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隊列研究、病例-對照研究、橫斷面研究、實驗性研究。
1.1.2 研究對象
年齡≥18歲的門診、住院患者。
1.1.3 研究內容
VTE風險評估工具/模型的構建及驗證。
1.1.4 排除標準
① 僅分析VTE風險因素,未構建評估工具/模型;② VTE復發風險評估工具;③ 無法獲取全文的研究;④ 重復發表的研究;⑤ 非中、英文研究。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Embase、PubMed、CNKI、CBM、WanFang Data、VIP數據庫,同步檢索22個相關機構與學會網站,納入VTE風險評估工具、標準或方法相關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2年12月31日。此外,追溯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檢索采取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英文檢索詞包括:venous thromboembolism、deep vein thrombosis、pulmonary embolism、risk assessment、risk evaluation、risk predicting等;中文檢索詞包括:靜脈血栓、深靜脈血栓、肺栓塞、肺血栓栓塞癥、風險評估、預測模型等。22個相關機構及學會網站包括:① 中國、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家的15個衛生相關網站,包含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英國衛生和社會福利部、日本厚生勞動省和加拿大衛生部等;② 7個學會網站:中華醫學會、中國臨床腫瘤學會、國際血栓與止血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rombosis and Hemostasis,ISTH)、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美國胸科醫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ACCP)、美國血液病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ASH)、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師學會(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RCOG)。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通過討論解決、必要時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基本特征:發布作者、年份、國家、研究設計類型、VTE的定義以及納入和排除標準、數據來源、樣本量、VTE風險因素或預測因子、適用疾病類型、適用人群等;② 工具評估維度;③ 工具形成方法、特異性、敏感性、是否風險分層、是否驗證、結果呈現形式等。
1.4 統計分析
由于納入研究的偏倚來源無法控制,異質性較大,本研究僅對結果定性分析,描述工具發布國家、機構、年份、適用疾病類型、適用人群、工具形成方法等基本特征;重點分析比較工具評估維度、工具性能、風險分層能力等關鍵要素。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4 993篇,包括PubMed(n=1 303)、Embase(n=2 548)、VIP(n=277)、CBM(n=206)、WanFang Data(n=356)和CNKI(n=303),補充文獻25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42個VTE風險評估工具[4-45]。
2.2 納入工具的基本特征
美國發布的VTE風險評估工具最多,達17個,其次是中國、英國和意大利,均為4個。1996年,英格蘭學者Autar等[4]研制了Autar DVT scale,為全球首個適用于評估骨科創傷患者VTE風險的評估工具。隨著對VTE風險的廣泛關注,風險評估工具發布數量逐年增加,僅2016—2019年就發布了15個。納入VTE風險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征見表1。

2.3 風險評估工具比較
2.3.1 工具評估維度
風險評估工具的評價維度涵蓋:患者因素、疾病因素、治療因素及實驗室指標。① 患者因素評估條目主要包括:年齡、BMI、VTE既往史等;② 疾病因素包括腫瘤部位、腫瘤分期、創傷評分等;③ 治療因素包括口服避孕藥或激素治療、手術時間、手術部位等;④ 實驗室指標涵蓋血紅蛋白水平、血小板水平、白細胞計數等。其中,出現頻次高的評估維度依次為VTE既往史(n=27)、年齡(n=23)、BMI(n=23)、腫瘤(n=20),分別占64.29%、54.76%、54.76%、47.62%。風險評估工具的評估維度比較詳見表2。

2.3.2 工具預測因子及性能
① 33個工具進行了風險分層,并根據最終評分或風險預測因子數量區分高、中、低風險,以便對高危患者早識別、早干預。② 35個工具進行了方法學驗證,其中19個進行了內部驗證,且大多數內部驗證采用將數據集分成工具構建、驗證2個數據集或對建模數據集進行內部交叉驗證的方法。③ 納入工具的預測因子數量為2~44個,占比較高的是VTE既往史和年齡。④ 工具的最終呈現形式也不盡相同,其中30個工具以風險評分的方式呈現,6個工具結果呈現形式不明確。⑤ 對于工具性能的檢驗:大部分工具(n=16)均采用AUC值檢驗工具的區分度,AUC值>0.7提示預測性能較好;部分采用C統計量(n=9)和相關系數(n=4)進行檢驗。僅12個工具同時進行了特異性、敏感性、陰性預測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陽性預測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和AUC或C-統計量分析。VTE風險評估工具的預測因子及性能比較見圖1。
3 討論
本研究納入的風險評估工具偏倚風險:① 大部分工具均明確了研究對象的納入與排除標準,以減少選擇性偏倚,提高工具適用性,但部分工具(n=6)缺少內部或外部驗證,導致偏倚風險增加;且建立工具的總樣本量不足(Auter量表僅納入30例患者)、未報告盲法、未恰當處理缺失數據、缺少性能評估、隨訪時間不足等也增加了偏倚風險。② 部分評估工具的方法學交代不清:未報告其建立的具體方法和細節,工具構建基于有限數據、專家意見或經驗,主觀性較強,導致偏倚風險較高。如Protecht score[14]僅參考Kucher模型[26],僅經驗整合而成,文獻也并未提及具體納入與排除標準和患者基本特征。此外,研究設計和研究人群存在異質性,也會限制直接比較不同工具的可靠性和為實踐推薦最佳工具的能力。③ 大多數工具構建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適應性較好,但整體偏倚風險高。
目前VTE風險評估工具幾乎均由國外發布。工具之間因為研究者視角和指標不同,對同一疾病VTE風險評估結果不盡相同。例如同樣用于多發性骨髓瘤的評估工具saved score[22]和IMPEDE VTE score[23],對同一預測因子—VTE既往史,前者賦予權重3分、后者為5分,聯合使用地塞米松的劑量賦予權重評分也有所不同,導致評估結果有所差異,最終可能導致過度評分和人為將患者置于高風險類別。另外,目前國內評估工具基本從國外工具直接翻譯或驗證,受種族、危險因素、體征、生活習慣等差異的影響,其推廣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此外,① 評估維度和證據來源不完全一致:幾乎所有工具都是按照患者因素、疾病因素、治療因素進行評價,但不同評估工具的具體項目并非完全一致,無法區分不同評價維度的導向性和重要性。再者預測因子過于簡單或復雜,都會造成VTE風險評估偏倚。② 工具實施方法與結果呈現形式不同:部分工具未交代具體實施方法,透明度低,以定性描述為主,臨床可操作性差。不同工具結果呈現形式也不同,不便解讀與比較,大部分工具通過權重評分加和進行風險分層,少數工具僅按風險因素數量進行評估。③ 雖然部分工具在其原始研究中表現良好,但缺乏相關外部效度的驗證研究,故其風險分層能力有待考究。
納入的42個風險評估工具,僅9個進行了外部驗證,包括TESS[6]、PABINGER[20]、IMPEDE[23]、Caprini[33]和Tic[42]等。然而,驗證結果顯示PABINGER[20]和IMPEDE[23]的C統計量均低于0.7,預測效果不盡如人意。另外部分工具還與已經進行的驗證研究報道出現相互矛盾的情況[46]。當前臨床常用VTE風險評估工具包括Caprini[33]、Khorana[12]以及Padua[27]等,不同指南針對不同病種有不同的工具推薦。每種工具都有其優缺點。Caprini和Khorana具有較高的敏感性,但在特異性方面有一定局限性;且研究表明Khorana對胰腺癌患者無法區分VTE中高風險[47],該工具在國內還需要大樣本研究以驗證其有效性。Caprini于1991年研發,目前更新至2013版,涵蓋40余項風險預測因子,繁多的預測因子導致其臨床可操作性差,也有研究顯示其可能低估髖關節置換術患者VTE風險[48]。另外《醫院內靜脈血栓栓塞癥防治質量評價與管理指南(2022版)》[49]推薦非手術患者采用Padua評分量表,此量表是以西方患者臨床特征為基礎構建,目前國內研究較少、驗證不充分。因此,建議通過更多大樣本、前瞻性的臨床研究,進一步細化患者VTE風險評估,為臨床實踐提供更加精準的指導建議。
目前基于中國人群建立的VTE風險評估工具僅有李玉萍等發布的a nomogram model[24](用于肺癌)、朱曉光模型[11](用于ICU多發傷患者)、陳穎模型[45](用于ICU危重癥患者)和G-Caprini[35](用于婦科手術患者),與國外基于大量臨床資料及充分文獻回顧構建的評估工具相比,前者還需更多前瞻性研究來驗證其有效性。因此本研究建議:① 直接翻譯使用國外工具難以滿足我國國情需要,可以充分借鑒與參考國外工具形成方法和實踐經驗,兼顧我國人群特點探索研發具有我國知識產權、可操作性強的評估工具。② VTE風險高低并非一成不變,受疾病進展、患者基本特征等風險因素的改變而動態變化,應賦于風險評估工具更新功能與機制,需在入院前、出院后、隨訪過程中動態評估風險級別。③ 克服現有工具開發主要基于回顧性研究和Logistic回歸模型的局限性,補充高質量的長期觀察性研究作為重要證據來源,拓寬適用性。并充分按照循證醫學方法學及學科決策理念制定評估工具,突顯證據對結果的重要性,提高工具的可信度[50]。④ 基于科學研究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風險評估維度、確定各個維度及指標的重要性、賦予權重評分,以增加適用性、可行性,最終構建契合我國實際需求的全面、重點明確、可操作性強并可持續更新與改進的VTE風險評估工具。⑤ 加強電子病歷警報系統的開發和優化,同時控制警報疲勞,提高臨床可及性。總之,理想的評估工具應當覆蓋患者、疾病、治療、實驗室指標等全方位、多層次的評估維度,賦予醫務人員和目標使用人群多維度評估能力,且結果簡單清晰,方便區分高、中、低風險,輔助臨床決策,以降低VTE發生率和死亡率,提升醫療質量。
綜上所述,盡管現有VTE風險評估工具較多,但由于構建方法單一、適應性的局限以及缺乏外部效度驗證等問題,這些工具在我國臨床推廣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未來建議工具不僅僅停留在構建研發階段,還需注重開展多中心大樣本試驗來進行工具的臨床驗證。
靜脈血栓栓塞癥(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是指血液在靜脈內不正常凝結所致血管完全或不完全阻塞,屬靜脈回流障礙性疾病,包括深靜脈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和肺血栓栓塞癥(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其發生率僅次于急性心肌梗死和腦卒中,半數以上VTE患者無明顯體征,臨床漏診率極高,嚴重威脅患者生命健康,僅PTE的死亡率就高達17%[1]。2018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正式啟動肺栓塞和醫院內VTE防治能力建設項目;2021年至今,提高“VTE規范預防率”被列為十項國家醫療質量安全改進目標之一[2]。研究表明,正確評估、早期預防可以降低患者血栓發生率和病死率[3],然而過度預防又會增加出血風險和經濟負擔。因此,使用恰當風險評估工具預測VTE至關重要。
目前國外針對VTE風險評估工具的研究較多,但工具間評價維度不盡相同,建立方法、證據來源不清晰,適用性和預測效能有待驗證,因此迫切需要基于循證研究結果的臨床指導意見。本研究旨在系統評價現有VTE風險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征、評估維度及性能指標等,以期為構建我國理想的本土工具提供借鑒,為臨床醫護人員選擇恰當工具評估VTE風險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隊列研究、病例-對照研究、橫斷面研究、實驗性研究。
1.1.2 研究對象
年齡≥18歲的門診、住院患者。
1.1.3 研究內容
VTE風險評估工具/模型的構建及驗證。
1.1.4 排除標準
① 僅分析VTE風險因素,未構建評估工具/模型;② VTE復發風險評估工具;③ 無法獲取全文的研究;④ 重復發表的研究;⑤ 非中、英文研究。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Embase、PubMed、CNKI、CBM、WanFang Data、VIP數據庫,同步檢索22個相關機構與學會網站,納入VTE風險評估工具、標準或方法相關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2年12月31日。此外,追溯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檢索采取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英文檢索詞包括:venous thromboembolism、deep vein thrombosis、pulmonary embolism、risk assessment、risk evaluation、risk predicting等;中文檢索詞包括:靜脈血栓、深靜脈血栓、肺栓塞、肺血栓栓塞癥、風險評估、預測模型等。22個相關機構及學會網站包括:① 中國、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家的15個衛生相關網站,包含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英國衛生和社會福利部、日本厚生勞動省和加拿大衛生部等;② 7個學會網站:中華醫學會、中國臨床腫瘤學會、國際血栓與止血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rombosis and Hemostasis,ISTH)、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美國胸科醫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ACCP)、美國血液病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ASH)、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師學會(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RCOG)。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通過討論解決、必要時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基本特征:發布作者、年份、國家、研究設計類型、VTE的定義以及納入和排除標準、數據來源、樣本量、VTE風險因素或預測因子、適用疾病類型、適用人群等;② 工具評估維度;③ 工具形成方法、特異性、敏感性、是否風險分層、是否驗證、結果呈現形式等。
1.4 統計分析
由于納入研究的偏倚來源無法控制,異質性較大,本研究僅對結果定性分析,描述工具發布國家、機構、年份、適用疾病類型、適用人群、工具形成方法等基本特征;重點分析比較工具評估維度、工具性能、風險分層能力等關鍵要素。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4 993篇,包括PubMed(n=1 303)、Embase(n=2 548)、VIP(n=277)、CBM(n=206)、WanFang Data(n=356)和CNKI(n=303),補充文獻25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42個VTE風險評估工具[4-45]。
2.2 納入工具的基本特征
美國發布的VTE風險評估工具最多,達17個,其次是中國、英國和意大利,均為4個。1996年,英格蘭學者Autar等[4]研制了Autar DVT scale,為全球首個適用于評估骨科創傷患者VTE風險的評估工具。隨著對VTE風險的廣泛關注,風險評估工具發布數量逐年增加,僅2016—2019年就發布了15個。納入VTE風險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征見表1。

2.3 風險評估工具比較
2.3.1 工具評估維度
風險評估工具的評價維度涵蓋:患者因素、疾病因素、治療因素及實驗室指標。① 患者因素評估條目主要包括:年齡、BMI、VTE既往史等;② 疾病因素包括腫瘤部位、腫瘤分期、創傷評分等;③ 治療因素包括口服避孕藥或激素治療、手術時間、手術部位等;④ 實驗室指標涵蓋血紅蛋白水平、血小板水平、白細胞計數等。其中,出現頻次高的評估維度依次為VTE既往史(n=27)、年齡(n=23)、BMI(n=23)、腫瘤(n=20),分別占64.29%、54.76%、54.76%、47.62%。風險評估工具的評估維度比較詳見表2。

2.3.2 工具預測因子及性能
① 33個工具進行了風險分層,并根據最終評分或風險預測因子數量區分高、中、低風險,以便對高危患者早識別、早干預。② 35個工具進行了方法學驗證,其中19個進行了內部驗證,且大多數內部驗證采用將數據集分成工具構建、驗證2個數據集或對建模數據集進行內部交叉驗證的方法。③ 納入工具的預測因子數量為2~44個,占比較高的是VTE既往史和年齡。④ 工具的最終呈現形式也不盡相同,其中30個工具以風險評分的方式呈現,6個工具結果呈現形式不明確。⑤ 對于工具性能的檢驗:大部分工具(n=16)均采用AUC值檢驗工具的區分度,AUC值>0.7提示預測性能較好;部分采用C統計量(n=9)和相關系數(n=4)進行檢驗。僅12個工具同時進行了特異性、敏感性、陰性預測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陽性預測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和AUC或C-統計量分析。VTE風險評估工具的預測因子及性能比較見圖1。
3 討論
本研究納入的風險評估工具偏倚風險:① 大部分工具均明確了研究對象的納入與排除標準,以減少選擇性偏倚,提高工具適用性,但部分工具(n=6)缺少內部或外部驗證,導致偏倚風險增加;且建立工具的總樣本量不足(Auter量表僅納入30例患者)、未報告盲法、未恰當處理缺失數據、缺少性能評估、隨訪時間不足等也增加了偏倚風險。② 部分評估工具的方法學交代不清:未報告其建立的具體方法和細節,工具構建基于有限數據、專家意見或經驗,主觀性較強,導致偏倚風險較高。如Protecht score[14]僅參考Kucher模型[26],僅經驗整合而成,文獻也并未提及具體納入與排除標準和患者基本特征。此外,研究設計和研究人群存在異質性,也會限制直接比較不同工具的可靠性和為實踐推薦最佳工具的能力。③ 大多數工具構建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適應性較好,但整體偏倚風險高。
目前VTE風險評估工具幾乎均由國外發布。工具之間因為研究者視角和指標不同,對同一疾病VTE風險評估結果不盡相同。例如同樣用于多發性骨髓瘤的評估工具saved score[22]和IMPEDE VTE score[23],對同一預測因子—VTE既往史,前者賦予權重3分、后者為5分,聯合使用地塞米松的劑量賦予權重評分也有所不同,導致評估結果有所差異,最終可能導致過度評分和人為將患者置于高風險類別。另外,目前國內評估工具基本從國外工具直接翻譯或驗證,受種族、危險因素、體征、生活習慣等差異的影響,其推廣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此外,① 評估維度和證據來源不完全一致:幾乎所有工具都是按照患者因素、疾病因素、治療因素進行評價,但不同評估工具的具體項目并非完全一致,無法區分不同評價維度的導向性和重要性。再者預測因子過于簡單或復雜,都會造成VTE風險評估偏倚。② 工具實施方法與結果呈現形式不同:部分工具未交代具體實施方法,透明度低,以定性描述為主,臨床可操作性差。不同工具結果呈現形式也不同,不便解讀與比較,大部分工具通過權重評分加和進行風險分層,少數工具僅按風險因素數量進行評估。③ 雖然部分工具在其原始研究中表現良好,但缺乏相關外部效度的驗證研究,故其風險分層能力有待考究。
納入的42個風險評估工具,僅9個進行了外部驗證,包括TESS[6]、PABINGER[20]、IMPEDE[23]、Caprini[33]和Tic[42]等。然而,驗證結果顯示PABINGER[20]和IMPEDE[23]的C統計量均低于0.7,預測效果不盡如人意。另外部分工具還與已經進行的驗證研究報道出現相互矛盾的情況[46]。當前臨床常用VTE風險評估工具包括Caprini[33]、Khorana[12]以及Padua[27]等,不同指南針對不同病種有不同的工具推薦。每種工具都有其優缺點。Caprini和Khorana具有較高的敏感性,但在特異性方面有一定局限性;且研究表明Khorana對胰腺癌患者無法區分VTE中高風險[47],該工具在國內還需要大樣本研究以驗證其有效性。Caprini于1991年研發,目前更新至2013版,涵蓋40余項風險預測因子,繁多的預測因子導致其臨床可操作性差,也有研究顯示其可能低估髖關節置換術患者VTE風險[48]。另外《醫院內靜脈血栓栓塞癥防治質量評價與管理指南(2022版)》[49]推薦非手術患者采用Padua評分量表,此量表是以西方患者臨床特征為基礎構建,目前國內研究較少、驗證不充分。因此,建議通過更多大樣本、前瞻性的臨床研究,進一步細化患者VTE風險評估,為臨床實踐提供更加精準的指導建議。
目前基于中國人群建立的VTE風險評估工具僅有李玉萍等發布的a nomogram model[24](用于肺癌)、朱曉光模型[11](用于ICU多發傷患者)、陳穎模型[45](用于ICU危重癥患者)和G-Caprini[35](用于婦科手術患者),與國外基于大量臨床資料及充分文獻回顧構建的評估工具相比,前者還需更多前瞻性研究來驗證其有效性。因此本研究建議:① 直接翻譯使用國外工具難以滿足我國國情需要,可以充分借鑒與參考國外工具形成方法和實踐經驗,兼顧我國人群特點探索研發具有我國知識產權、可操作性強的評估工具。② VTE風險高低并非一成不變,受疾病進展、患者基本特征等風險因素的改變而動態變化,應賦于風險評估工具更新功能與機制,需在入院前、出院后、隨訪過程中動態評估風險級別。③ 克服現有工具開發主要基于回顧性研究和Logistic回歸模型的局限性,補充高質量的長期觀察性研究作為重要證據來源,拓寬適用性。并充分按照循證醫學方法學及學科決策理念制定評估工具,突顯證據對結果的重要性,提高工具的可信度[50]。④ 基于科學研究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風險評估維度、確定各個維度及指標的重要性、賦予權重評分,以增加適用性、可行性,最終構建契合我國實際需求的全面、重點明確、可操作性強并可持續更新與改進的VTE風險評估工具。⑤ 加強電子病歷警報系統的開發和優化,同時控制警報疲勞,提高臨床可及性。總之,理想的評估工具應當覆蓋患者、疾病、治療、實驗室指標等全方位、多層次的評估維度,賦予醫務人員和目標使用人群多維度評估能力,且結果簡單清晰,方便區分高、中、低風險,輔助臨床決策,以降低VTE發生率和死亡率,提升醫療質量。
綜上所述,盡管現有VTE風險評估工具較多,但由于構建方法單一、適應性的局限以及缺乏外部效度驗證等問題,這些工具在我國臨床推廣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未來建議工具不僅僅停留在構建研發階段,還需注重開展多中心大樣本試驗來進行工具的臨床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