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秦小莉, 藕順龍, 高秀容, 羅靜, 魏華, 蔣倩, 易群. 靜脈血栓栓塞癥風險評估工具的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4, 24(6): 700-707. doi: 10.7507/1672-2531.202306080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循證醫學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靜脈血栓栓塞癥（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是指血液在靜脈內不正常凝結所致血管完全或不完全阻塞，屬靜脈回流障礙性疾病，包括深靜脈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和肺血栓栓塞癥（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其發生率僅次于急性心肌梗死和腦卒中，半數以上VTE患者無明顯體征，臨床漏診率極高，嚴重威脅患者生命健康，僅PTE的死亡率就高達17%[1]。2018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正式啟動肺栓塞和醫院內VTE防治能力建設項目；2021年至今，提高“VTE規范預防率”被列為十項國家醫療質量安全改進目標之一[2]。研究表明，正確評估、早期預防可以降低患者血栓發生率和病死率[3]，然而過度預防又會增加出血風險和經濟負擔。因此，使用恰當風險評估工具預測VTE至關重要。
目前國外針對VTE風險評估工具的研究較多，但工具間評價維度不盡相同，建立方法、證據來源不清晰，適用性和預測效能有待驗證，因此迫切需要基于循證研究結果的臨床指導意見。本研究旨在系統評價現有VTE風險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征、評估維度及性能指標等，以期為構建我國理想的本土工具提供借鑒，為臨床醫護人員選擇恰當工具評估VTE風險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隊列研究、病例-對照研究、橫斷面研究、實驗性研究。
1.1.2 研究對象
年齡≥18歲的門診、住院患者。
1.1.3 研究內容
VTE風險評估工具/模型的構建及驗證。
1.1.4 排除標準
① 僅分析VTE風險因素，未構建評估工具/模型；② VTE復發風險評估工具；③ 無法獲取全文的研究；④ 重復發表的研究；⑤ 非中、英文研究。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Embase、PubMed、CNKI、CBM、WanFang Data、VIP數據庫，同步檢索22個相關機構與學會網站，納入VTE風險評估工具、標準或方法相關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2年12月31日。此外，追溯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檢索采取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英文檢索詞包括：venous thromboembolism、deep vein thrombosis、pulmonary embolism、risk assessment、risk evaluation、risk predicting等；中文檢索詞包括：靜脈血栓、深靜脈血栓、肺栓塞、肺血栓栓塞癥、風險評估、預測模型等。22個相關機構及學會網站包括：① 中國、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家的15個衛生相關網站，包含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英國衛生和社會福利部、日本厚生勞動省和加拿大衛生部等；② 7個學會網站：中華醫學會、中國臨床腫瘤學會、國際血栓與止血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rombosis and Hemostasis，ISTH）、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美國胸科醫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ACCP）、美國血液病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ASH）、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師學會（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RCOG）。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通過討論解決、必要時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基本特征：發布作者、年份、國家、研究設計類型、VTE的定義以及納入和排除標準、數據來源、樣本量、VTE風險因素或預測因子、適用疾病類型、適用人群等；② 工具評估維度；③ 工具形成方法、特異性、敏感性、是否風險分層、是否驗證、結果呈現形式等。
1.4 統計分析
由于納入研究的偏倚來源無法控制，異質性較大，本研究僅對結果定性分析，描述工具發布國家、機構、年份、適用疾病類型、適用人群、工具形成方法等基本特征；重點分析比較工具評估維度、工具性能、風險分層能力等關鍵要素。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4 993篇，包括PubMed（n=1 303）、Embase（n=2 548）、VIP（n=277）、CBM（n=206）、WanFang Data（n=356）和CNKI（n=303），補充文獻25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42個VTE風險評估工具[4-45]。
2.2 納入工具的基本特征
美國發布的VTE風險評估工具最多，達17個，其次是中國、英國和意大利，均為4個。1996年，英格蘭學者Autar等[4]研制了Autar DVT scale，為全球首個適用于評估骨科創傷患者VTE風險的評估工具。隨著對VTE風險的廣泛關注，風險評估工具發布數量逐年增加，僅2016—2019年就發布了15個。納入VTE風險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征見表1。
表表 1
VTE風險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征
2.3 風險評估工具比較
2.3.1 工具評估維度
風險評估工具的評價維度涵蓋：患者因素、疾病因素、治療因素及實驗室指標。① 患者因素評估條目主要包括：年齡、BMI、VTE既往史等；② 疾病因素包括腫瘤部位、腫瘤分期、創傷評分等；③ 治療因素包括口服避孕藥或激素治療、手術時間、手術部位等；④ 實驗室指標涵蓋血紅蛋白水平、血小板水平、白細胞計數等。其中，出現頻次高的評估維度依次為VTE既往史（n=27）、年齡（n=23）、BMI（n=23）、腫瘤（n=20），分別占64.29%、54.76%、54.76%、47.62%。風險評估工具的評估維度比較詳見表2。
表表 2
風險評估工具評估維度比較
2.3.2 工具預測因子及性能
① 33個工具進行了風險分層，并根據最終評分或風險預測因子數量區分高、中、低風險，以便對高危患者早識別、早干預。② 35個工具進行了方法學驗證，其中19個進行了內部驗證，且大多數內部驗證采用將數據集分成工具構建、驗證2個數據集或對建模數據集進行內部交叉驗證的方法。③ 納入工具的預測因子數量為2～44個，占比較高的是VTE既往史和年齡。④ 工具的最終呈現形式也不盡相同，其中30個工具以風險評分的方式呈現，6個工具結果呈現形式不明確。⑤ 對于工具性能的檢驗：大部分工具（n=16）均采用AUC值檢驗工具的區分度，AUC值>0.7提示預測性能較好；部分采用C統計量（n=9）和相關系數（n=4）進行檢驗。僅12個工具同時進行了特異性、敏感性、陰性預測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陽性預測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和AUC或C-統計量分析。VTE風險評估工具的預測因子及性能比較見圖1。
3 討論
本研究納入的風險評估工具偏倚風險：① 大部分工具均明確了研究對象的納入與排除標準，以減少選擇性偏倚，提高工具適用性，但部分工具（n=6）缺少內部或外部驗證，導致偏倚風險增加；且建立工具的總樣本量不足（Auter量表僅納入30例患者）、未報告盲法、未恰當處理缺失數據、缺少性能評估、隨訪時間不足等也增加了偏倚風險。② 部分評估工具的方法學交代不清：未報告其建立的具體方法和細節，工具構建基于有限數據、專家意見或經驗，主觀性較強，導致偏倚風險較高。如Protecht score[14]僅參考Kucher模型[26]，僅經驗整合而成，文獻也并未提及具體納入與排除標準和患者基本特征。此外，研究設計和研究人群存在異質性，也會限制直接比較不同工具的可靠性和為實踐推薦最佳工具的能力。③ 大多數工具構建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適應性較好，但整體偏倚風險高。
目前VTE風險評估工具幾乎均由國外發布。工具之間因為研究者視角和指標不同，對同一疾病VTE風險評估結果不盡相同。例如同樣用于多發性骨髓瘤的評估工具saved score[22]和IMPEDE VTE score[23]，對同一預測因子—VTE既往史，前者賦予權重3分、后者為5分，聯合使用地塞米松的劑量賦予權重評分也有所不同，導致評估結果有所差異，最終可能導致過度評分和人為將患者置于高風險類別。另外，目前國內評估工具基本從國外工具直接翻譯或驗證，受種族、危險因素、體征、生活習慣等差異的影響，其推廣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此外，① 評估維度和證據來源不完全一致：幾乎所有工具都是按照患者因素、疾病因素、治療因素進行評價，但不同評估工具的具體項目并非完全一致，無法區分不同評價維度的導向性和重要性。再者預測因子過于簡單或復雜，都會造成VTE風險評估偏倚。② 工具實施方法與結果呈現形式不同：部分工具未交代具體實施方法，透明度低，以定性描述為主，臨床可操作性差。不同工具結果呈現形式也不同，不便解讀與比較，大部分工具通過權重評分加和進行風險分層，少數工具僅按風險因素數量進行評估。③ 雖然部分工具在其原始研究中表現良好，但缺乏相關外部效度的驗證研究，故其風險分層能力有待考究。
納入的42個風險評估工具，僅9個進行了外部驗證，包括TESS[6]、PABINGER[20]、IMPEDE[23]、Caprini[33]和Tic[42]等。然而，驗證結果顯示PABINGER[20]和IMPEDE[23]的C統計量均低于0.7，預測效果不盡如人意。另外部分工具還與已經進行的驗證研究報道出現相互矛盾的情況[46]。當前臨床常用VTE風險評估工具包括Caprini[33]、Khorana[12]以及Padua[27]等，不同指南針對不同病種有不同的工具推薦。每種工具都有其優缺點。Caprini和Khorana具有較高的敏感性，但在特異性方面有一定局限性；且研究表明Khorana對胰腺癌患者無法區分VTE中高風險[47]，該工具在國內還需要大樣本研究以驗證其有效性。Caprini于1991年研發，目前更新至2013版，涵蓋40余項風險預測因子，繁多的預測因子導致其臨床可操作性差，也有研究顯示其可能低估髖關節置換術患者VTE風險[48]。另外《醫院內靜脈血栓栓塞癥防治質量評價與管理指南（2022版）》[49]推薦非手術患者采用Padua評分量表，此量表是以西方患者臨床特征為基礎構建，目前國內研究較少、驗證不充分。因此，建議通過更多大樣本、前瞻性的臨床研究，進一步細化患者VTE風險評估，為臨床實踐提供更加精準的指導建議。
目前基于中國人群建立的VTE風險評估工具僅有李玉萍等發布的a nomogram model[24]（用于肺癌）、朱曉光模型[11]（用于ICU多發傷患者）、陳穎模型[45]（用于ICU危重癥患者）和G-Caprini[35]（用于婦科手術患者），與國外基于大量臨床資料及充分文獻回顧構建的評估工具相比，前者還需更多前瞻性研究來驗證其有效性。因此本研究建議：① 直接翻譯使用國外工具難以滿足我國國情需要，可以充分借鑒與參考國外工具形成方法和實踐經驗，兼顧我國人群特點探索研發具有我國知識產權、可操作性強的評估工具。② VTE風險高低并非一成不變，受疾病進展、患者基本特征等風險因素的改變而動態變化，應賦于風險評估工具更新功能與機制，需在入院前、出院后、隨訪過程中動態評估風險級別。③ 克服現有工具開發主要基于回顧性研究和Logistic回歸模型的局限性，補充高質量的長期觀察性研究作為重要證據來源，拓寬適用性。并充分按照循證醫學方法學及學科決策理念制定評估工具，突顯證據對結果的重要性，提高工具的可信度[50]。④ 基于科學研究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風險評估維度、確定各個維度及指標的重要性、賦予權重評分，以增加適用性、可行性，最終構建契合我國實際需求的全面、重點明確、可操作性強并可持續更新與改進的VTE風險評估工具。⑤ 加強電子病歷警報系統的開發和優化，同時控制警報疲勞，提高臨床可及性。總之，理想的評估工具應當覆蓋患者、疾病、治療、實驗室指標等全方位、多層次的評估維度，賦予醫務人員和目標使用人群多維度評估能力，且結果簡單清晰，方便區分高、中、低風險，輔助臨床決策，以降低VTE發生率和死亡率，提升醫療質量。
綜上所述，盡管現有VTE風險評估工具較多，但由于構建方法單一、適應性的局限以及缺乏外部效度驗證等問題，這些工具在我國臨床推廣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未來建議工具不僅僅停留在構建研發階段，還需注重開展多中心大樣本試驗來進行工具的臨床驗證。
靜脈血栓栓塞癥（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是指血液在靜脈內不正常凝結所致血管完全或不完全阻塞，屬靜脈回流障礙性疾病，包括深靜脈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和肺血栓栓塞癥（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其發生率僅次于急性心肌梗死和腦卒中，半數以上VTE患者無明顯體征，臨床漏診率極高，嚴重威脅患者生命健康，僅PTE的死亡率就高達17%[1]。2018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正式啟動肺栓塞和醫院內VTE防治能力建設項目；2021年至今，提高“VTE規范預防率”被列為十項國家醫療質量安全改進目標之一[2]。研究表明，正確評估、早期預防可以降低患者血栓發生率和病死率[3]，然而過度預防又會增加出血風險和經濟負擔。因此，使用恰當風險評估工具預測VTE至關重要。
目前國外針對VTE風險評估工具的研究較多，但工具間評價維度不盡相同，建立方法、證據來源不清晰，適用性和預測效能有待驗證，因此迫切需要基于循證研究結果的臨床指導意見。本研究旨在系統評價現有VTE風險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征、評估維度及性能指標等，以期為構建我國理想的本土工具提供借鑒，為臨床醫護人員選擇恰當工具評估VTE風險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隊列研究、病例-對照研究、橫斷面研究、實驗性研究。
1.1.2 研究對象
年齡≥18歲的門診、住院患者。
1.1.3 研究內容
VTE風險評估工具/模型的構建及驗證。
1.1.4 排除標準
① 僅分析VTE風險因素，未構建評估工具/模型；② VTE復發風險評估工具；③ 無法獲取全文的研究；④ 重復發表的研究；⑤ 非中、英文研究。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Embase、PubMed、CNKI、CBM、WanFang Data、VIP數據庫，同步檢索22個相關機構與學會網站，納入VTE風險評估工具、標準或方法相關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2年12月31日。此外，追溯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檢索采取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英文檢索詞包括：venous thromboembolism、deep vein thrombosis、pulmonary embolism、risk assessment、risk evaluation、risk predicting等；中文檢索詞包括：靜脈血栓、深靜脈血栓、肺栓塞、肺血栓栓塞癥、風險評估、預測模型等。22個相關機構及學會網站包括：① 中國、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家的15個衛生相關網站，包含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英國衛生和社會福利部、日本厚生勞動省和加拿大衛生部等；② 7個學會網站：中華醫學會、中國臨床腫瘤學會、國際血栓與止血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rombosis and Hemostasis，ISTH）、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美國胸科醫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ACCP）、美國血液病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ASH）、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師學會（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RCOG）。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通過討論解決、必要時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基本特征：發布作者、年份、國家、研究設計類型、VTE的定義以及納入和排除標準、數據來源、樣本量、VTE風險因素或預測因子、適用疾病類型、適用人群等；② 工具評估維度；③ 工具形成方法、特異性、敏感性、是否風險分層、是否驗證、結果呈現形式等。
1.4 統計分析
由于納入研究的偏倚來源無法控制，異質性較大，本研究僅對結果定性分析，描述工具發布國家、機構、年份、適用疾病類型、適用人群、工具形成方法等基本特征；重點分析比較工具評估維度、工具性能、風險分層能力等關鍵要素。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4 993篇，包括PubMed（n=1 303）、Embase（n=2 548）、VIP（n=277）、CBM（n=206）、WanFang Data（n=356）和CNKI（n=303），補充文獻25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42個VTE風險評估工具[4-45]。
2.2 納入工具的基本特征
美國發布的VTE風險評估工具最多，達17個，其次是中國、英國和意大利，均為4個。1996年，英格蘭學者Autar等[4]研制了Autar DVT scale，為全球首個適用于評估骨科創傷患者VTE風險的評估工具。隨著對VTE風險的廣泛關注，風險評估工具發布數量逐年增加，僅2016—2019年就發布了15個。納入VTE風險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征見表1。
表表 1
VTE風險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征
2.3 風險評估工具比較
2.3.1 工具評估維度
風險評估工具的評價維度涵蓋：患者因素、疾病因素、治療因素及實驗室指標。① 患者因素評估條目主要包括：年齡、BMI、VTE既往史等；② 疾病因素包括腫瘤部位、腫瘤分期、創傷評分等；③ 治療因素包括口服避孕藥或激素治療、手術時間、手術部位等；④ 實驗室指標涵蓋血紅蛋白水平、血小板水平、白細胞計數等。其中，出現頻次高的評估維度依次為VTE既往史（n=27）、年齡（n=23）、BMI（n=23）、腫瘤（n=20），分別占64.29%、54.76%、54.76%、47.62%。風險評估工具的評估維度比較詳見表2。
表表 2
風險評估工具評估維度比較
2.3.2 工具預測因子及性能
① 33個工具進行了風險分層，并根據最終評分或風險預測因子數量區分高、中、低風險，以便對高危患者早識別、早干預。② 35個工具進行了方法學驗證，其中19個進行了內部驗證，且大多數內部驗證采用將數據集分成工具構建、驗證2個數據集或對建模數據集進行內部交叉驗證的方法。③ 納入工具的預測因子數量為2～44個，占比較高的是VTE既往史和年齡。④ 工具的最終呈現形式也不盡相同，其中30個工具以風險評分的方式呈現，6個工具結果呈現形式不明確。⑤ 對于工具性能的檢驗：大部分工具（n=16）均采用AUC值檢驗工具的區分度，AUC值>0.7提示預測性能較好；部分采用C統計量（n=9）和相關系數（n=4）進行檢驗。僅12個工具同時進行了特異性、敏感性、陰性預測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陽性預測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和AUC或C-統計量分析。VTE風險評估工具的預測因子及性能比較見圖1。
3 討論
本研究納入的風險評估工具偏倚風險：① 大部分工具均明確了研究對象的納入與排除標準，以減少選擇性偏倚，提高工具適用性，但部分工具（n=6）缺少內部或外部驗證，導致偏倚風險增加；且建立工具的總樣本量不足（Auter量表僅納入30例患者）、未報告盲法、未恰當處理缺失數據、缺少性能評估、隨訪時間不足等也增加了偏倚風險。② 部分評估工具的方法學交代不清：未報告其建立的具體方法和細節，工具構建基于有限數據、專家意見或經驗，主觀性較強，導致偏倚風險較高。如Protecht score[14]僅參考Kucher模型[26]，僅經驗整合而成，文獻也并未提及具體納入與排除標準和患者基本特征。此外，研究設計和研究人群存在異質性，也會限制直接比較不同工具的可靠性和為實踐推薦最佳工具的能力。③ 大多數工具構建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適應性較好，但整體偏倚風險高。
目前VTE風險評估工具幾乎均由國外發布。工具之間因為研究者視角和指標不同，對同一疾病VTE風險評估結果不盡相同。例如同樣用于多發性骨髓瘤的評估工具saved score[22]和IMPEDE VTE score[23]，對同一預測因子—VTE既往史，前者賦予權重3分、后者為5分，聯合使用地塞米松的劑量賦予權重評分也有所不同，導致評估結果有所差異，最終可能導致過度評分和人為將患者置于高風險類別。另外，目前國內評估工具基本從國外工具直接翻譯或驗證，受種族、危險因素、體征、生活習慣等差異的影響，其推廣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此外，① 評估維度和證據來源不完全一致：幾乎所有工具都是按照患者因素、疾病因素、治療因素進行評價，但不同評估工具的具體項目并非完全一致，無法區分不同評價維度的導向性和重要性。再者預測因子過于簡單或復雜，都會造成VTE風險評估偏倚。② 工具實施方法與結果呈現形式不同：部分工具未交代具體實施方法，透明度低，以定性描述為主，臨床可操作性差。不同工具結果呈現形式也不同，不便解讀與比較，大部分工具通過權重評分加和進行風險分層，少數工具僅按風險因素數量進行評估。③ 雖然部分工具在其原始研究中表現良好，但缺乏相關外部效度的驗證研究，故其風險分層能力有待考究。
納入的42個風險評估工具，僅9個進行了外部驗證，包括TESS[6]、PABINGER[20]、IMPEDE[23]、Caprini[33]和Tic[42]等。然而，驗證結果顯示PABINGER[20]和IMPEDE[23]的C統計量均低于0.7，預測效果不盡如人意。另外部分工具還與已經進行的驗證研究報道出現相互矛盾的情況[46]。當前臨床常用VTE風險評估工具包括Caprini[33]、Khorana[12]以及Padua[27]等，不同指南針對不同病種有不同的工具推薦。每種工具都有其優缺點。Caprini和Khorana具有較高的敏感性，但在特異性方面有一定局限性；且研究表明Khorana對胰腺癌患者無法區分VTE中高風險[47]，該工具在國內還需要大樣本研究以驗證其有效性。Caprini于1991年研發，目前更新至2013版，涵蓋40余項風險預測因子，繁多的預測因子導致其臨床可操作性差，也有研究顯示其可能低估髖關節置換術患者VTE風險[48]。另外《醫院內靜脈血栓栓塞癥防治質量評價與管理指南（2022版）》[49]推薦非手術患者采用Padua評分量表，此量表是以西方患者臨床特征為基礎構建，目前國內研究較少、驗證不充分。因此，建議通過更多大樣本、前瞻性的臨床研究，進一步細化患者VTE風險評估，為臨床實踐提供更加精準的指導建議。
目前基于中國人群建立的VTE風險評估工具僅有李玉萍等發布的a nomogram model[24]（用于肺癌）、朱曉光模型[11]（用于ICU多發傷患者）、陳穎模型[45]（用于ICU危重癥患者）和G-Caprini[35]（用于婦科手術患者），與國外基于大量臨床資料及充分文獻回顧構建的評估工具相比，前者還需更多前瞻性研究來驗證其有效性。因此本研究建議：① 直接翻譯使用國外工具難以滿足我國國情需要，可以充分借鑒與參考國外工具形成方法和實踐經驗，兼顧我國人群特點探索研發具有我國知識產權、可操作性強的評估工具。② VTE風險高低并非一成不變，受疾病進展、患者基本特征等風險因素的改變而動態變化，應賦于風險評估工具更新功能與機制，需在入院前、出院后、隨訪過程中動態評估風險級別。③ 克服現有工具開發主要基于回顧性研究和Logistic回歸模型的局限性，補充高質量的長期觀察性研究作為重要證據來源，拓寬適用性。并充分按照循證醫學方法學及學科決策理念制定評估工具，突顯證據對結果的重要性，提高工具的可信度[50]。④ 基于科學研究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風險評估維度、確定各個維度及指標的重要性、賦予權重評分，以增加適用性、可行性，最終構建契合我國實際需求的全面、重點明確、可操作性強并可持續更新與改進的VTE風險評估工具。⑤ 加強電子病歷警報系統的開發和優化，同時控制警報疲勞，提高臨床可及性。總之，理想的評估工具應當覆蓋患者、疾病、治療、實驗室指標等全方位、多層次的評估維度，賦予醫務人員和目標使用人群多維度評估能力，且結果簡單清晰，方便區分高、中、低風險，輔助臨床決策，以降低VTE發生率和死亡率，提升醫療質量。
綜上所述，盡管現有VTE風險評估工具較多，但由于構建方法單一、適應性的局限以及缺乏外部效度驗證等問題，這些工具在我國臨床推廣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未來建議工具不僅僅停留在構建研發階段，還需注重開展多中心大樣本試驗來進行工具的臨床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