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凡振玉, 劉亞青, 黨小利, 宋文珺, 石蓓, 武治軍, 王文杰, 白文紅, 李軍強, 王天成. 青少年肌陣攣癲癇患者的臨床特征、影像學及診治過程分析. 癲癇雜志, 2021, 7(4): 309-313. doi: 10.7507/2096-0247.20210049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癲癇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青少年肌陣攣癲癇（Juvenile myoclonic epilepsy，JME）又稱 Janz 綜合征，是常見的特發性全面性癲癇綜合征，在大隊列中 JME 的患病率占所有癲癇的 5%～10%，約占特發性全面性癲癇的 18%[1]，最早由 Herpin 于 1867 年描述，1989 年被國際抗癲癇聯盟確定為癲癇綜合征。JME 的臨床發作形式有肌陣攣發作（Myoclonic seizure，MS）、強直陣攣性發作（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GTCS）和失神發作（Absence seizure，AS），其中肌陣攣發作為必備特征。JME 的典型腦電圖表現為廣泛的、對稱的、雙側 4-6Hz 多棘波，以額中央占優，異常多見于從睡眠到覺醒的過渡階段，約一半的患者會有局灶性或不對稱的異常。盡管 JME 已提出數十年，但多年來仍被嚴重漏診[2]，尤其是在基層醫院，由于對該綜合征認識不夠，甚至還沒有腦電圖儀器，致使診斷和治療都明顯受限。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 2016 年 1 月–2020 年 8 月在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癲癇中心住院的 83 例 JME 患者的臨床特征、影像學、就診和治療過程，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 2016 年 1 月–2020 年 8 月在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癲癇科住院的 JME 患者 83 例。
1.2 納入標準
① 在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癲癇科住院，診斷符合國際抗癲癇聯盟對于 JME 的診斷標準；② 有完整的就診信息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年齡、病史、檢查、診斷、治療等。
1.3 排除標準
① 含肌陣攣發作的其他癲癇綜合征，如青少年失神癲癇、進行性肌陣攣、肌陣攣失神癲癇等；② 就診信息資料不完整，如缺少完整的病史、檢查資料、治療方案等。
1.4 資料采集
通過醫院信息中心調取出院診斷為 JME 的患者的姓名和住院號，經住院系統（HIS 系統）輸入住院號調取 JME 患者的病歷，詳細翻閱后記錄其性別、年齡、既往史、癲癇病程、發作誘因、發作形式、首診醫院、藥物治療、入院后的檢查和治療等信息，并進行匯總整理。
1.5 統計學處理
用 SPSS 25.0 軟件對匯總后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 t 檢驗，分類變量的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以 P 值<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特征
83 例患者中男 43 例，女 40 例，男∶女=1.1，起病年齡 7～22 歲（平均 13.8±3.4），確診時年齡 7～35 歲（平均 18±5.6），病程 1 月～28 年，住院天數 4～14 天（平均 7.9±2.2）。12 例患者有癲癇家族史，9 例有熱驚厥史，5 例有頭部外傷史，1 例有臍繞頸、剖宮產史。有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者，平均起病年齡為 11.5±3.0 歲，無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的 JME 患者平均起病年齡為（14.5±3.2）歲，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合并有甲亢、脂肪肝、月經不調、肝血管瘤、多囊卵巢、室性早搏、主動脈瓣四葉式畸形、亞臨床甲狀腺功能減退的患者各 1 例，2 例患者合并有抑郁，2 例患者合并小細胞性貧血。
表1
有無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的 JME 患者平均起病年齡比較
Table1.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age of onset in JME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family history of epilepsy and febrile convulsion
2.2 發作類型及誘發因素
83 例患者均有 MS 發作，發作時間多在清晨，其中僅有 MS 發作的 4 例，MS+AS 發作 3 例，MS+GTCS 發作 52 例，MS+AS+GTCS 發作 24 例。首發類型為 MS 發作 52 例（62.7%），GTCS 發作 30 例（36.1%），AS 發作 1 例（1.2%）。MS 發作累及部位以單側或雙側肩部、上肢為主，有 3 例累及下肢。在有明確的誘發因素患者中，9 例是在睡眠不足時容易發作，5 例在緊張時易發作，4 例飲酒后，4 例疲勞時，4 例在月經期，3 例壓力大時，2 例看電視時，2 例感冒時，1 例在閱讀、思考時容易發作。
2.3 影像學檢查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予以西門子 3.0 T 核磁共振儀行頭部核磁共振成像（MRI）檢查，MRI 結果正常者 69 例（83.1%），異常者 14 例（16.9%），包括 6 例海馬硬化，3 例大枕大池，2 例右側顳角海馬區脈絡膜囊腫，1 例左額部蛛網膜囊腫，1 例左顳極小蛛網膜囊腫，1 例 Rathke's 囊腫。
2.4 腦電圖檢查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行 8h 視頻腦電圖（VEEG）檢查，頭皮電極按照國際標準的 10-20 系統放置，檢查過程中常規給予睜閉眼、閃光刺激、過度換氣試驗，腦電圖（EEG）結果異常者 77 例（92.8%），正常者 6 例（7.2%）。發作間期 EEG 背景活動正常，異常放電表現為各導聯 2～4.5 Hz 棘慢、多棘慢復合波爆發出現。
2.5 初次就診醫院及治療情況
83 例患者中初次就診于當地醫院的有 67 例，就診于我院和省級其他醫院的有 16 例。當地醫院單藥治療 26 例，聯合用藥 16 例，中藥、鈣劑或埋線治療者共 5 例，有 20 例患者具體用藥不詳。使用較多的抗癲癇藥物（ASMs）依次為丙戊酸、卡馬西平、苯妥英鈉、奧卡西平、苯巴比妥和拉莫三嗪。有 4 例患者控制 2～3 年無發作，自己停藥后癲癇復發。初診于我院和省級其他醫院的 16 例癲癇患者中單藥治療 15 例，含丙戊酸 14 例和托吡酯 1 例，丙戊酸+拉莫三嗪聯合用藥 1 例，有 3 例患者截至住院時尚未完全控制。首診于當地醫院的 JME 患者，其癲癇控制無發作率明顯低于省級醫院，見表 2。
表2
JME 患者初診醫院的癲癇發作控制率比較（n）
Table2.
Comparison of seizure control rate in newly diagnosed JME patients in first consultation hospital（n）
2.6 住院原因與藥物治療
65 例患者因 GTCS 發作住院，9 例因多次 MS 發作入院，3 例因癲癇持續狀態就診，3 例因藥物不良反應，2 例為復查就診，1 例因 AS 發作就診。3 例患者在口服卡馬西平后肌陣攣發作加重，其中 1 例出現癲癇持續狀態。83 例患者在完善檢查，診斷明確后給予相應的口服 ASMs 治療。其中，聯合用藥 10 例，單藥治療 73 例，見表 3。 拉莫三嗪和左乙拉西坦等新型 ASMs 主要用于女性患者。所有患者在癲癇發作控制后方辦理出院。
表3
JME 患者住院原因及抗癲癇藥物應用情況
Table3.
Causes of hospitalization and use of ASMs in patients with JME
3 討論
青少年肌陣攣癲癇是最常見的兒童/青少年癲癇綜合征之一，主要在兒童和青春期起病，高峰年齡在 12～18 歲[3]，部分患者有家族史，發病率無明顯性別差異。JME 患者典型的三聯征為肌陣攣發作、失神發作和強直陣攣性發作，80%～95% 的 JME 患者可合并強直陣攣性發作，約 1/3 的患者有失神發作[4]。本組 JME 患者起病年齡在 7～22 歲，平均 13.8 歲，男女發病率無明顯差異，所有患者均有肌陣攣發作，伴有失神發作者占 32.5%，伴強直陣攣發作者占 91.6%，與文獻報道基本相符。此外，本組 JME 患者有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者，起病年齡平均為 11.5 歲，最大起病年齡為 18 歲，要低于無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者，后者分別為 14.5 歲和 24 歲，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提示癲癇家族史或熱驚厥史可能與 JME 患者的發病年齡相對較早有關，JME 患者的臨床表現受遺傳易感性的影響。Najafi 等[5]研究也發現有癲癇家族史的患者起病年齡要早于無家族史的患者，且有癲癇家族史的患者 18 歲之前發生 JME 的幾率大約是無家族史患者的 2.3 倍。青少年肌陣攣癲癇是遺傳性全面性癲癇綜合征，癲癇家族史對癲癇的分類和 EEG 結果有重大影響，并可能是病因所在，盡管獲得性因素對癲癇的發生有影響，但遺傳因素卻可以改變疾病的時間軸。
本組 83 例 JME 患者中首次發作類型為肌陣攣發作者占 62.7%，其次為強直陣攣性發作，占 36.1%，肌陣攣發作累及部位以單側或雙側肩部、上肢為主。最常見的誘發因素為睡眠不足，其次為緊張、疲勞、飲酒，壓力、感冒、電視和思考，女性月經期也容易發作，與文獻報道的常見誘發因素基本相同[6]，分析原因可能與睡眠對 JME 患者的癲癇放電有抑制作用，而睡眠不足又會增加運動區皮質脊髓束的興奮性相關[7, 8]。女性月經期癲癇容易發作則與激素水平變化影響神經元興奮性相關，其中，雌激素通過谷氨酸受體起興奮作用，而孕酮及其代謝產物則通過 γ-氨基丁酸 A 型受體發揮抑制作用[9]。JME 患者的常規頭顱影像學檢查正常，國際抗癲癇聯盟對其診斷標準中也要求頭顱核磁無異常，但本組患者有 14 例頭顱核磁結果異常，主要包括海馬硬化和局部小囊腫，提示 JME 患者存在海馬受累，這可能與癲癇疾病本身有關。神經心理學和神經影像學研究得出 JME 是一種網絡疾病，丘腦-額葉網絡功能障礙是其主要的病理生理機制，又有研究發現 JME 的病理生理學可能不局限于丘腦額葉網絡回路，還可能涉及額葉外的更廣泛區域，包括臨近的顳頂葉區域[10, 11]。同時，靜息態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顯示 JME 患者海馬的灰質體積減小[12]，磁共振波譜分析顯示 JME 患者海馬代謝紊亂[13]，彌散張量成像結果顯示 JME 患者的雙側海馬平均擴散率值明顯增加，且與癲癇的病程呈顯著正相關[14]，首次發作為失神發作者更有可能海馬體積小[15]，最新的研究表明 JME 患者及其兄弟姐妹的海馬體積、形狀和位置異常，這與功能的重組相關[16]。以上研究提示 JME 患者存在海馬代謝及微結構改變，海馬可能參與了 JME 的神經網絡。由于 JME 的診斷主要依據病史和典型的 EEG 特征，故雖然患者顱內局部存在小囊腫，但非病理性的致癇灶，對其診斷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另外，本組 JME 患者發作間期 EEG 陽性率達 92.8%，主要表現為各導聯棘慢、多棘慢波爆發，提示 JME 患者的 EEG 檢出陽性率高，部分結果陰性者可能與入院前口服多種 ASMs 抑制放電相關。
JME 患者的首發類型多為肌陣攣發作，而就診原因卻主要是強直陣攣性發作，提示多數患者和家長對肌陣攣發作認識不足，原因可能是肌陣攣發作時意識清楚，臨床癥狀沒有強直陣攣性發作表現重，會當做偶發事件而未在意，也提示臨床醫護人員需要做好住院患者與家屬的癲癇知識宣教工作。此外，本組數據還顯示 JME 患者首診醫院多為當地基層醫院，這可能與甘肅的地理和經濟相關，由于甘肅東西狹長，路途遙遠，且交通不便利，經濟狀況相對東部地區差，尤其是農村地區患者選擇當地醫院則比較便利。然而，JME 患者的確診主要在我院癲癇中心，且省級醫院對 JME 的控制率明顯高于當地基層醫院，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分析原因可能與基層醫院缺少癲癇專業的臨床醫師，問診中忽略了詢問肌陣攣發作，不能識別 JME 有關。且在臨床治療中 ASMs 的使用欠規范，使用有鈉離子通道阻滯劑卡馬西平、奧卡西平、苯妥英鈉等加重肌陣攣發作的藥物，部分患者還采用中藥、補鈣、埋線等療法，以上使得基層醫院容易漏診 JME，癲癇發作的整體控制率較低，甚至出現發作加重乃至癲癇持續狀態情況，也提示可以省級癲癇中心為平臺，做好對基層醫生的癲癇知識培訓工作，以提高 JME 的診斷率和控制率。此外，部分 JME 患者在癲癇發作控制 2～3 年后自行減量或停藥導致復發，甚至出現癲癇持續狀態，提示部分癲癇患者的服藥依從性差。研究顯示自我撤藥在 JME 中很常見，明顯高于其他類型的遺傳性全面性癲癇，JME 在撤藥后的復發率高達 80%，并且重新啟動 ASMs 治療后發作不會進一步緩解[17, 18]，因此，建議 JME 患者長期服藥。
本組 83 例確診的 JME 患者中單藥治療占 88%，其中最常用的是丙戊酸（72.3%），其次為拉莫三嗪、左乙拉西坦和托吡酯片，而后三種新型 ASMs 主要在女性患者中使用，這與 Landmark 等[19]的研究基本一致。丙戊酸被認為是 JME 的首選 ASMs，其應答率高達 80%[20]。而對于處于生育年齡、試圖妊娠、妊娠或母乳喂養的婦女，拉莫三嗪和左乙拉西坦則是首選治療藥物，育齡期婦女應避免使用丙戊酸[21]，因為丙戊酸具有潛在的致畸性，接受丙戊酸單藥治療的嬰兒畸形率在 6.7%～9.7%[22]，且還可能影響發育中的嬰兒智商，除發育遲緩外，與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和自閉癥譜系疾病的風險增加有關[23, 24]。此外，鑒于丙戊酸有致多囊卵巢綜合癥、肥胖、脫發、肝損、血小板減少、白細胞降低等副作用，也是選擇新型 ASMs 的因素之一，如本組中有多囊卵巢綜合癥、肝臟疾病和血細胞異常患者均采用的新型 ASMs 治療。當然，部分 JME 患者采用聯合用藥治療，一方面是由于住院期間單藥治療控制不佳，另一方面與入院前已聯合用藥且仍有發作相關。同時，也提示 JME 并非都對 ASMs 敏感，有部分患者相對不易控制。具有三種發作形式、合并精神共病、起病年齡早、兒童失神癲癇病史和有實踐誘發的發作可能是其難以控制的危險因素[25]。
綜上，青少年肌陣攣癲癇是臨床常見的特發性全面性癲癇綜合征，有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可能與發病年齡早相關，部分患者頭部 MRI 結果有異常，但未影響其診斷，確診后經合理的 ASMs 治療容易控制發作。目前基層醫院是大多數 JME 患者的首診醫院，但基層醫院對該病認識不充分，治療上不夠規范，癲癇控制的無發作率也相對低，因此，對基層醫師開展癲癇相關知識的培訓有助于臨床 JME 的診斷和提高其控制率。
青少年肌陣攣癲癇（Juvenile myoclonic epilepsy，JME）又稱 Janz 綜合征，是常見的特發性全面性癲癇綜合征，在大隊列中 JME 的患病率占所有癲癇的 5%～10%，約占特發性全面性癲癇的 18%[1]，最早由 Herpin 于 1867 年描述，1989 年被國際抗癲癇聯盟確定為癲癇綜合征。JME 的臨床發作形式有肌陣攣發作（Myoclonic seizure，MS）、強直陣攣性發作（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GTCS）和失神發作（Absence seizure，AS），其中肌陣攣發作為必備特征。JME 的典型腦電圖表現為廣泛的、對稱的、雙側 4-6Hz 多棘波，以額中央占優，異常多見于從睡眠到覺醒的過渡階段，約一半的患者會有局灶性或不對稱的異常。盡管 JME 已提出數十年，但多年來仍被嚴重漏診[2]，尤其是在基層醫院，由于對該綜合征認識不夠，甚至還沒有腦電圖儀器，致使診斷和治療都明顯受限。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 2016 年 1 月–2020 年 8 月在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癲癇中心住院的 83 例 JME 患者的臨床特征、影像學、就診和治療過程，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 2016 年 1 月–2020 年 8 月在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癲癇科住院的 JME 患者 83 例。
1.2 納入標準
① 在蘭州大學第二醫院癲癇科住院，診斷符合國際抗癲癇聯盟對于 JME 的診斷標準；② 有完整的就診信息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年齡、病史、檢查、診斷、治療等。
1.3 排除標準
① 含肌陣攣發作的其他癲癇綜合征，如青少年失神癲癇、進行性肌陣攣、肌陣攣失神癲癇等；② 就診信息資料不完整，如缺少完整的病史、檢查資料、治療方案等。
1.4 資料采集
通過醫院信息中心調取出院診斷為 JME 的患者的姓名和住院號，經住院系統（HIS 系統）輸入住院號調取 JME 患者的病歷，詳細翻閱后記錄其性別、年齡、既往史、癲癇病程、發作誘因、發作形式、首診醫院、藥物治療、入院后的檢查和治療等信息，并進行匯總整理。
1.5 統計學處理
用 SPSS 25.0 軟件對匯總后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 t 檢驗，分類變量的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以 P 值<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特征
83 例患者中男 43 例，女 40 例，男∶女=1.1，起病年齡 7～22 歲（平均 13.8±3.4），確診時年齡 7～35 歲（平均 18±5.6），病程 1 月～28 年，住院天數 4～14 天（平均 7.9±2.2）。12 例患者有癲癇家族史，9 例有熱驚厥史，5 例有頭部外傷史，1 例有臍繞頸、剖宮產史。有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者，平均起病年齡為 11.5±3.0 歲，無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的 JME 患者平均起病年齡為（14.5±3.2）歲，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合并有甲亢、脂肪肝、月經不調、肝血管瘤、多囊卵巢、室性早搏、主動脈瓣四葉式畸形、亞臨床甲狀腺功能減退的患者各 1 例，2 例患者合并有抑郁，2 例患者合并小細胞性貧血。
表1
有無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的 JME 患者平均起病年齡比較
Table1.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age of onset in JME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family history of epilepsy and febrile convulsion
2.2 發作類型及誘發因素
83 例患者均有 MS 發作，發作時間多在清晨，其中僅有 MS 發作的 4 例，MS+AS 發作 3 例，MS+GTCS 發作 52 例，MS+AS+GTCS 發作 24 例。首發類型為 MS 發作 52 例（62.7%），GTCS 發作 30 例（36.1%），AS 發作 1 例（1.2%）。MS 發作累及部位以單側或雙側肩部、上肢為主，有 3 例累及下肢。在有明確的誘發因素患者中，9 例是在睡眠不足時容易發作，5 例在緊張時易發作，4 例飲酒后，4 例疲勞時，4 例在月經期，3 例壓力大時，2 例看電視時，2 例感冒時，1 例在閱讀、思考時容易發作。
2.3 影像學檢查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予以西門子 3.0 T 核磁共振儀行頭部核磁共振成像（MRI）檢查，MRI 結果正常者 69 例（83.1%），異常者 14 例（16.9%），包括 6 例海馬硬化，3 例大枕大池，2 例右側顳角海馬區脈絡膜囊腫，1 例左額部蛛網膜囊腫，1 例左顳極小蛛網膜囊腫，1 例 Rathke's 囊腫。
2.4 腦電圖檢查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行 8h 視頻腦電圖（VEEG）檢查，頭皮電極按照國際標準的 10-20 系統放置，檢查過程中常規給予睜閉眼、閃光刺激、過度換氣試驗，腦電圖（EEG）結果異常者 77 例（92.8%），正常者 6 例（7.2%）。發作間期 EEG 背景活動正常，異常放電表現為各導聯 2～4.5 Hz 棘慢、多棘慢復合波爆發出現。
2.5 初次就診醫院及治療情況
83 例患者中初次就診于當地醫院的有 67 例，就診于我院和省級其他醫院的有 16 例。當地醫院單藥治療 26 例，聯合用藥 16 例，中藥、鈣劑或埋線治療者共 5 例，有 20 例患者具體用藥不詳。使用較多的抗癲癇藥物（ASMs）依次為丙戊酸、卡馬西平、苯妥英鈉、奧卡西平、苯巴比妥和拉莫三嗪。有 4 例患者控制 2～3 年無發作，自己停藥后癲癇復發。初診于我院和省級其他醫院的 16 例癲癇患者中單藥治療 15 例，含丙戊酸 14 例和托吡酯 1 例，丙戊酸+拉莫三嗪聯合用藥 1 例，有 3 例患者截至住院時尚未完全控制。首診于當地醫院的 JME 患者，其癲癇控制無發作率明顯低于省級醫院，見表 2。
表2
JME 患者初診醫院的癲癇發作控制率比較（n）
Table2.
Comparison of seizure control rate in newly diagnosed JME patients in first consultation hospital（n）
2.6 住院原因與藥物治療
65 例患者因 GTCS 發作住院，9 例因多次 MS 發作入院，3 例因癲癇持續狀態就診，3 例因藥物不良反應，2 例為復查就診，1 例因 AS 發作就診。3 例患者在口服卡馬西平后肌陣攣發作加重，其中 1 例出現癲癇持續狀態。83 例患者在完善檢查，診斷明確后給予相應的口服 ASMs 治療。其中，聯合用藥 10 例，單藥治療 73 例，見表 3。 拉莫三嗪和左乙拉西坦等新型 ASMs 主要用于女性患者。所有患者在癲癇發作控制后方辦理出院。
表3
JME 患者住院原因及抗癲癇藥物應用情況
Table3.
Causes of hospitalization and use of ASMs in patients with JME
3 討論
青少年肌陣攣癲癇是最常見的兒童/青少年癲癇綜合征之一，主要在兒童和青春期起病，高峰年齡在 12～18 歲[3]，部分患者有家族史，發病率無明顯性別差異。JME 患者典型的三聯征為肌陣攣發作、失神發作和強直陣攣性發作，80%～95% 的 JME 患者可合并強直陣攣性發作，約 1/3 的患者有失神發作[4]。本組 JME 患者起病年齡在 7～22 歲，平均 13.8 歲，男女發病率無明顯差異，所有患者均有肌陣攣發作，伴有失神發作者占 32.5%，伴強直陣攣發作者占 91.6%，與文獻報道基本相符。此外，本組 JME 患者有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者，起病年齡平均為 11.5 歲，最大起病年齡為 18 歲，要低于無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者，后者分別為 14.5 歲和 24 歲，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提示癲癇家族史或熱驚厥史可能與 JME 患者的發病年齡相對較早有關，JME 患者的臨床表現受遺傳易感性的影響。Najafi 等[5]研究也發現有癲癇家族史的患者起病年齡要早于無家族史的患者，且有癲癇家族史的患者 18 歲之前發生 JME 的幾率大約是無家族史患者的 2.3 倍。青少年肌陣攣癲癇是遺傳性全面性癲癇綜合征，癲癇家族史對癲癇的分類和 EEG 結果有重大影響，并可能是病因所在，盡管獲得性因素對癲癇的發生有影響，但遺傳因素卻可以改變疾病的時間軸。
本組 83 例 JME 患者中首次發作類型為肌陣攣發作者占 62.7%，其次為強直陣攣性發作，占 36.1%，肌陣攣發作累及部位以單側或雙側肩部、上肢為主。最常見的誘發因素為睡眠不足，其次為緊張、疲勞、飲酒，壓力、感冒、電視和思考，女性月經期也容易發作，與文獻報道的常見誘發因素基本相同[6]，分析原因可能與睡眠對 JME 患者的癲癇放電有抑制作用，而睡眠不足又會增加運動區皮質脊髓束的興奮性相關[7, 8]。女性月經期癲癇容易發作則與激素水平變化影響神經元興奮性相關，其中，雌激素通過谷氨酸受體起興奮作用，而孕酮及其代謝產物則通過 γ-氨基丁酸 A 型受體發揮抑制作用[9]。JME 患者的常規頭顱影像學檢查正常，國際抗癲癇聯盟對其診斷標準中也要求頭顱核磁無異常，但本組患者有 14 例頭顱核磁結果異常，主要包括海馬硬化和局部小囊腫，提示 JME 患者存在海馬受累，這可能與癲癇疾病本身有關。神經心理學和神經影像學研究得出 JME 是一種網絡疾病，丘腦-額葉網絡功能障礙是其主要的病理生理機制，又有研究發現 JME 的病理生理學可能不局限于丘腦額葉網絡回路，還可能涉及額葉外的更廣泛區域，包括臨近的顳頂葉區域[10, 11]。同時，靜息態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顯示 JME 患者海馬的灰質體積減小[12]，磁共振波譜分析顯示 JME 患者海馬代謝紊亂[13]，彌散張量成像結果顯示 JME 患者的雙側海馬平均擴散率值明顯增加，且與癲癇的病程呈顯著正相關[14]，首次發作為失神發作者更有可能海馬體積小[15]，最新的研究表明 JME 患者及其兄弟姐妹的海馬體積、形狀和位置異常，這與功能的重組相關[16]。以上研究提示 JME 患者存在海馬代謝及微結構改變，海馬可能參與了 JME 的神經網絡。由于 JME 的診斷主要依據病史和典型的 EEG 特征，故雖然患者顱內局部存在小囊腫，但非病理性的致癇灶，對其診斷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另外，本組 JME 患者發作間期 EEG 陽性率達 92.8%，主要表現為各導聯棘慢、多棘慢波爆發，提示 JME 患者的 EEG 檢出陽性率高，部分結果陰性者可能與入院前口服多種 ASMs 抑制放電相關。
JME 患者的首發類型多為肌陣攣發作，而就診原因卻主要是強直陣攣性發作，提示多數患者和家長對肌陣攣發作認識不足，原因可能是肌陣攣發作時意識清楚，臨床癥狀沒有強直陣攣性發作表現重，會當做偶發事件而未在意，也提示臨床醫護人員需要做好住院患者與家屬的癲癇知識宣教工作。此外，本組數據還顯示 JME 患者首診醫院多為當地基層醫院，這可能與甘肅的地理和經濟相關，由于甘肅東西狹長，路途遙遠，且交通不便利，經濟狀況相對東部地區差，尤其是農村地區患者選擇當地醫院則比較便利。然而，JME 患者的確診主要在我院癲癇中心，且省級醫院對 JME 的控制率明顯高于當地基層醫院，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分析原因可能與基層醫院缺少癲癇專業的臨床醫師，問診中忽略了詢問肌陣攣發作，不能識別 JME 有關。且在臨床治療中 ASMs 的使用欠規范，使用有鈉離子通道阻滯劑卡馬西平、奧卡西平、苯妥英鈉等加重肌陣攣發作的藥物，部分患者還采用中藥、補鈣、埋線等療法，以上使得基層醫院容易漏診 JME，癲癇發作的整體控制率較低，甚至出現發作加重乃至癲癇持續狀態情況，也提示可以省級癲癇中心為平臺，做好對基層醫生的癲癇知識培訓工作，以提高 JME 的診斷率和控制率。此外，部分 JME 患者在癲癇發作控制 2～3 年后自行減量或停藥導致復發，甚至出現癲癇持續狀態，提示部分癲癇患者的服藥依從性差。研究顯示自我撤藥在 JME 中很常見，明顯高于其他類型的遺傳性全面性癲癇，JME 在撤藥后的復發率高達 80%，并且重新啟動 ASMs 治療后發作不會進一步緩解[17, 18]，因此，建議 JME 患者長期服藥。
本組 83 例確診的 JME 患者中單藥治療占 88%，其中最常用的是丙戊酸（72.3%），其次為拉莫三嗪、左乙拉西坦和托吡酯片，而后三種新型 ASMs 主要在女性患者中使用，這與 Landmark 等[19]的研究基本一致。丙戊酸被認為是 JME 的首選 ASMs，其應答率高達 80%[20]。而對于處于生育年齡、試圖妊娠、妊娠或母乳喂養的婦女，拉莫三嗪和左乙拉西坦則是首選治療藥物，育齡期婦女應避免使用丙戊酸[21]，因為丙戊酸具有潛在的致畸性，接受丙戊酸單藥治療的嬰兒畸形率在 6.7%～9.7%[22]，且還可能影響發育中的嬰兒智商，除發育遲緩外，與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和自閉癥譜系疾病的風險增加有關[23, 24]。此外，鑒于丙戊酸有致多囊卵巢綜合癥、肥胖、脫發、肝損、血小板減少、白細胞降低等副作用，也是選擇新型 ASMs 的因素之一，如本組中有多囊卵巢綜合癥、肝臟疾病和血細胞異常患者均采用的新型 ASMs 治療。當然，部分 JME 患者采用聯合用藥治療，一方面是由于住院期間單藥治療控制不佳，另一方面與入院前已聯合用藥且仍有發作相關。同時，也提示 JME 并非都對 ASMs 敏感，有部分患者相對不易控制。具有三種發作形式、合并精神共病、起病年齡早、兒童失神癲癇病史和有實踐誘發的發作可能是其難以控制的危險因素[25]。
綜上，青少年肌陣攣癲癇是臨床常見的特發性全面性癲癇綜合征，有癲癇家族史和熱驚厥史可能與發病年齡早相關，部分患者頭部 MRI 結果有異常，但未影響其診斷，確診后經合理的 ASMs 治療容易控制發作。目前基層醫院是大多數 JME 患者的首診醫院，但基層醫院對該病認識不充分，治療上不夠規范，癲癇控制的無發作率也相對低，因此，對基層醫師開展癲癇相關知識的培訓有助于臨床 JME 的診斷和提高其控制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