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相關電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s，ERPs）是一種從腦電中提取的與一定的刺激相關聯的電位活動，具有客觀、易操作、實時反映大腦認知處理過程的優勢，廣泛用于研究阿爾茲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卒中、精神分裂癥等疾病的相關病理生理機制。癲癇作為神經科常見疾病之一，ERPs可從神經電生理層面探究癲癇患者出現認知障礙、焦慮抑郁情緒的原因并對其做出客觀評估。現就ERPs在癲癇患者中的應用現狀進行綜述。
引用本文： 仲文強, 陳雪蓮, 朱延梅. 事件相關電位在癲癇疾病中的應用現狀研究. 癲癇雜志, 2024, 10(2): 133-140. doi: 10.7507/2096-0247.202401003 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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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癇是由于多種原因導致的腦部神經元高度同步化異常放電所致的臨床綜合征，是最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之一。全世界約有7 000萬人受其影響。癲癇在全球的發病率有地區間差異，相比之下低收入國家患病率更高，大約在80～100/（10萬·年）[1]。隨著醫療衛生技術手段的發展以及人均壽命的延長，癲癇的患病率較以往有增加趨勢。中國目前約有1000萬癲癇患者，發病率約為22.4～53.4/（10萬·年），但只有1/3的患者得到了適當或充分的治療，這給患者家庭及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負擔[2]。
1 共患病
隨著對癲癇疾病了解的深入，癲癇共患病的存在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癲癇患者常合并認知障礙、焦慮、抑郁等情況，這些共患病與癲癇存在相互作用，在對癲癇的診療中有著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大約70～80%的癲癇患者會發生認知功能障礙，50%的新診斷和未經治療的癲癇患者存在認知障礙[3]，癲癇患者共患精神類疾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2～3倍，尤其是焦慮及抑郁情緒[4]。癲癇共患病嚴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質量，早期對癲癇共患病的精確評估能夠有助于識別患認知障礙及焦慮抑郁情緒風險更高的患者，并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支持。基于精準的評估，可以制定更加完善的治療方法，包括優化藥物治療，改變生活方式因素和認知康復等[5]。對于癲癇共患病的準確診斷與治療應該貫穿于癲癇診療全過程，這對于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改善其預后有著重要的意義[1]。
1.1 共患病評估方法
目前對于癲癇共患病的篩查評估方法主要是神經心理測試。評估認知功能的量表主要包括包括簡易精神狀態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韋氏智力量表（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W -S）和 韋氏記憶量表（Wechsler memory scale，WMS）、多元認知能力自評量表（Multiple ability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MASQ）等，可根據臨床需要選用相應的量表檢測患者認知功能，最常用于篩查癲癇合并焦慮情緒的是廣泛性焦慮障礙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6]，最常用于篩查癲癇合并抑郁情緒的是癲癇抑郁量表（Neurological disorders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epilepsy，NDDI-E）[7]。通過上述量表可初步對癲癇共患病進行篩查，有助于早期制定完善的診療計劃。
2 ERPs在癲癇疾病中的應用現狀
2.1 ERPs概述
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是從腦電中提取出的一種記錄有對于特定感官、認知以及運動事件相關的神經響應，反映與特定事件相關聯一種電位活動。1964年Grey Walter和同事們報道了首個認知相關的ERP成分，并將其命名為“關聯性負變”（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CNV），這標志著現代ERPs研究的正式開始。ERPs可反映大腦綜合認知功能，包括信息的提取、加工、輸出等過程，其運用于神經科學中最大的優勢在于其高時間分辨率，ERPs波形中每個時刻點的電壓無延遲地體現了該精確時刻點的大腦活動，目前已被廣泛應用于各種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認知障礙的評估以及精神心理類疾病的診斷[8]。
2.2 ERPs的主要成分
2.2.1 P300
有研究首次報道了一個在約300 ms時達到峰值的誘發電位成分，并發現該ERP成分與認知功能之間存在顯著關聯，即P300（也稱作P3）。P300為ERPs的晚期成分，可作為人類認知功能的標志物，Oddball范式是最常引出P300波形的方法，在聲音、視覺、體感靶刺激后250～500 ms出現，在頂及中央處振幅最大。P300成分可分為P3a和P3b。P3a由任務不相關的刺激所誘發，主要分布在前頭部，額區最大，潛伏期較短，常由新異刺激、意外刺激引發，與注意指向有關；P3b由任務相關的刺激所誘發，主要分布于后頭部，頂區最大，與任務相關性、情緒相關性、刺激概率和藍斑-去甲腎上腺素能系統激活等幾個因素調節相關。P300是目前研究最為廣泛的內源性ERPs成分，其潛伏期和振幅提供了有關大腦認知過程的信息，如記憶、注意力等心理認知過程。P300成分產生于皮質-皮質下結構（包括海馬、丘腦和額前區），這些結構參與認知過程，P300潛伏期被認為是信息處理和解決問題所需的時間，代表大腦進行分類的速度，可反映認知晚期對信息整合編碼的能力和速度及患者高級認知過程是否流暢，其潛伏期可隨著年齡而增加[9]，而振幅代表整個認知過程所投入神經元的數量，即信息加工容量指標，可反映被試者對任務的投入和專注程度[10]。P300波形受認知過程的影響很大，它不依賴于感官輸入的物理特征[11]。總體來說，當刺激的分類變得困難時，P300潛伏期也會延長。在正常受試人群中，P300潛伏期與認知功能呈負相關，較短的潛伏期與較好的認知功能表現成正相關，P300振幅與專注于特定任務的注意力資源數量有關，認知功能表現與其成正相關[12-15]。
2.2.2 MMN
失匹配負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是ERPs的一個成分，是在一系列重復的、性質相同的“標準刺激”中由具有任何可辨別差異的“偏差刺激”所誘發的腦電反應。MMN起源于顳葉初級聽覺皮質和額葉次級聽覺皮質，是一個大腦前額及中央分布的負波成分，反映了一種聽覺早期的差異自動檢測機制的激活，其本質是一種差異波，證實了人腦信息自動加工的存在。MMN 是對異常的自動反應，強調保留的自動感覺記憶過程，通常被稱為前注意認知過程，揭示了對新奇事物的自動和無意識檢測[16]。MMN 的存在與昏迷覺醒有很高的相關性，是一個公認的昏迷患者覺醒的預測因子，適合幾乎所有的昏迷患者，因此MMN可以用來臨床檢測嚴重腦損傷后昏迷患者意識狀態及腦功能的改變。MMN也可以用來評估癲癇患者的認知障礙，Sun等[17]發現評估癲癇患者認知障礙時，MMN參數受局部癲癇放電的影響，不同部位和持續時間對認知測試結果和MMN有不同的影響，這提示MMN可能比神經心理測試更為敏感，可作為癲癇患者早期評估認知功能的指標。
2.2.3 N170
特異性面孔加工負波，主要出現于雙側顳葉，在右側顳枕部出現明顯，在識別倒轉的面孔時，N170潛伏期延遲，波幅增大。在Mogi等[18]面部及自行車圖片翻轉實驗中，顳葉癲癇患者較正常對照組N170潛伏期延長，波幅減低，并且顳葉癲癇患者相比較對照組而言，其社會經濟地位與直立面孔的N170波幅顯著相關。
2.2.4 N2
在N1之后，是第二個負峰，200 ms左右出現，由時間上重復的非靶刺激所誘發，含有多種子成分。任務不相關的變異刺激誘發N2a，在聽覺即是MMN。任務相關的變異刺激誘發N2b，反映刺激的分類過程。聽覺N2b位于中央區，視覺N2b位于后頭部[8]。
N2是ERPs的早期組成部分之一，與將注意力定向到相關刺激有關，N2振幅被認為反映了執行任務所需的認知控制資源的數量。因為當認知控制需求增加時，額葉N2振幅會增加[19]。在Yam等[20]的一項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的研究中，患者組的N2及P3潛伏期明顯長于健康對照組，耐藥型患者的N2及P3潛伏期長于藥物敏感組，且耐藥組患者相對于藥物敏感型患者在行走任務中調節振幅能力明顯降低，該研究證實了結合視覺Go/No-Go 任務范式和行走雙重任務中測量ERPs指標（N2和P3的潛伏期及波幅）作為研究癲癇患者異常功能網絡工具的可行性。該研究結果提示，在注意預處理早期行走時N2波幅更突出，認知表現更差，這可能作為區分耐藥青少年肌陣攣癲癇和藥物反應性青少年肌陣攣癲癇的潛在標志[20]。
2.2.5 N400
屬于N2家族，與對刺激抽象屬性的偏離（特別是實義詞的語義歧義）相關。在中央區及頂區振幅最大，起源于左側顳葉，是語言相關的ERPs研究最廣泛的成分，語義沖突程度越大N400越大。目前一般認為N400與長時語義信息的提取以及語義期待有關，N400可以反映大腦皮層對語言的認知加工過程，其潛伏期和波幅分別代表了大腦對語言加工的時間進程及難易程度[8]。Trimmel等[21]研究發現，在大多數癲癇患者和對照組中，語言處理相關的N400向左半球偏側化，患者的ERPs側性指數與語言功能磁共振成像結果高度一致。在一項青少年特發性癲癇的研究中，癲癇患者和健康對照組在MoCA、MMSE得分無明顯差異，但癲癇患者組的N400潛伏期較對照組延長，這提示N400電位可早期發現癲癇患者存在語義處理速度減慢，其潛在機制可能是由于癲癇異常放電影響了語言信息網絡通路正常的神經元突觸連接及神經回路生長，從而導致神經遞質代謝異常及神經細胞電生理活動異常，臨床表現為神經心理損傷及認知障礙[22]。
2.3 ERPs在癲癇患者共病認知障礙中的應用
認知障礙是指記憶、語言、視空間、執行、計算和理解判斷等方面受損。癲癇患者發生認知障礙時，受影響的具體某項認知功能高度依賴于癲癇活動的位置。例如，顳葉的主要功能包括語言、學習、記憶和情感行為，海馬對情景記憶至關重要，而顳葉的其他部分對語義記憶更為重要[23]。因此，顳葉癲癇患者相對而言在記憶方面受損尤為突出。額葉主要支持高級認知過程的功能，包括執行功能和工作記憶，對運動功能、情緒控制和抑制也有影響，額葉的結構和功能障礙，如額葉局灶性癲癇發作，可導致認知和行為障礙[24]。在病理生理層面，細胞代謝功能障礙、信號通路和神經元網絡的改變、氧化應激及其誘導的線粒體功能障礙、脂質過氧化、谷氨酸興奮毒性、炎癥反應等機制均與癲癇相關認知障礙的發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25]。抗癲癇發作藥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s，ASMs）治療也可引起癲癇患者認知功能改變，有研究認為聯合使用抗癲癇藥比單一用藥更易造成認知功能受損。癲癇合并認知障礙受到早期癲癇發作、發作頻率、強度、持續時間、ASMs、心理因素等諸多因素影響。因此，癲癇所造成的認知障礙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需對患者全方位管理，全面干預以期阻止認知障礙發生或減緩認知障礙的進展。
對于癲癇共病認知障礙的篩查，除了上述量表檢測外，生物標記物及神經電生理方法也被逐漸應用于臨床。生物標記物包括炎癥因子、氧化應激指標、易感基因等，例如高遷移率族蛋白 Bl（High mobility gmup box Bl，HMGBl）可通過介導RAGE受體導致記憶的損傷，在耐藥性癲癇的患者中發現丙二醛（MDA）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和硝基酪氨酸（3-NT） 等氧化應激指標的增高，小鼠癲癇模型中，通過降低 MDA水平減弱脂質過氧化，并通過提高 SOD 和谷胱甘肽（GSH）水平可加強抗氧化機制，并減少了癲癇發作的持續時間和改善了認知障礙[26-29]。有研究表明發作間期腦電出現棘波以及棘波出現部位與患者短暫的認知受損有關，頻繁的發作間期異常放電對認知測試結果有顯著影響，但棘波發放是否與持續性認知受損相關以及是否需要消除間期異常放電來改善認知還需更多研究來證實[17，30]。
ERPs由于其精準的時間特異性及客觀性也用于評估癲癇共病認知障礙，其中P300成分的應用尤為廣泛。P300潛伏期對早期認知功能減退和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敏感，可應用于識別MCI、AD以及早期認知受損的癲癇患者。Klaudia等[31]在對比了不明原因癲癇患者與健康對照組P300及臨床資料后發現，癲癇患者的P300潛伏期明顯延長，波幅未見明顯差異，P300潛伏期主要與言語記憶、抽象/聯想思維、執行功能、以及語義言語流暢性之間存在顯著關系。Casali 等[32]對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benign childhood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BECTS）和顳葉癲癇（Temporal lobe epilepsy，TLE） 患兒行聽覺P300檢測，發現兩種類型癲癇患者均有P300潛伏期延長，波幅下降，但只有TLE組有統計學意義（P=0.037）。BECTS和TLE患兒聽覺事件相關電位異常，提示癲癇相關的顳葉和中央顳葉神經生理活動異常可導致皮層和皮層下區域的結構或功能損傷，從而導致聽覺加工缺陷。在一項癲癇患者認知障礙與P300相關性的薈萃分析報道中，兒童和成年癲癇患者P300潛伏期較對照組長，P300振幅較對照組低，與兒童相比，成人癲癇患者P300潛伏期更長，P300振幅更低。P300的潛伏期和振幅可能因患者的癲癇發作類型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基于癲癇發作類型的亞組分析發現，所有類型的癲癇患者P300潛伏期都明顯長于對照組，其中全面性癲癇組P300潛伏期延長最為明顯，表明全面性癲癇組認知障礙最為嚴重[3]。
P300成分可反映意識層面的注意過程、刺激感知、評估和分類，其波幅代表大腦對注意力資源的分配程度[33]。Jiang等[34]用ERPs來研究青少年肌陣攣癲癇患者與正常人疼痛共情能力的差異，研究采集被試者觀看帶有疼痛刺激圖片時誘發出的ERPs，發現與健康對照組相比，癲癇患者在疼痛判斷任務中誘發出相似的N1、N2和晚期正向波（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但誘發出的P300波幅小于對照組。這種差異反應表明，癲癇患者相對而言無法分配足夠的注意力資源來評估和同情他人的痛苦，在神經生理水平上對評估他人疼痛的敏感性較低。此項研究在神經加工層面上提供了癲癇患者共情受損的確鑿證據，提示癲癇患者疼痛共情能力的早期加工未受影響，但后期加工受到損害[34-35]。隨著對ERPs不同范式的研究及開發，將會有更多的認知相關ERPs成分被發掘并運用于癲癇的診斷，為早期識別癲癇患者共病認知障礙提供客觀依據。
2.4 ERPs在癲癇患者共病精神障礙中的應用
由于癲癇是一種慢性腦部疾病，其反復發作可給患者帶來精神心理壓力，進而轉變為焦慮抑郁情緒。有研究認為在成人癲癇患者中，焦慮患病率大概在11%～50%[4]，是造成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的最顯著預測因子，成人癲癇患者出現焦慮癥狀還與自殺風險增加、癲癇發作頻率增加以及使用ASMs或癲癇手術后癲癇控制效果較差相關，焦慮可對癲癇患者的多個方面產生顯著的影響[36]。同樣地，抑郁情緒也常見于癲癇患者，有文獻指出抑郁癥狀在對ASMs應答良好癲癇患者中患病率為10%～20%，在耐藥癲癇患者中患病率為20%～60%，并且抑郁癥狀的患病率與癲癇發作控制的良好與否相關[37-38]。
ERPs廣泛用于研究精神障礙性疾病，可用于探究癲癇患者合并焦慮抑郁情緒的發生機制。Leen De Taeye等[39]發現，消極的情緒人臉會使受試者反應時間變慢，判斷的準確性降低，對N170分析發現，無論是單獨的癲癇，還是癲癇與負面情緒的結合，都不會損害正常的和早期的面部結構編碼。而LPP提示合并負面情緒的癲癇患者會在刺激后期出現情緒調節障礙，研究提示癲癇不會損害早期的基于物體的注意過程，但合并負面情緒后則會出現晚期情緒調節障礙。在Ioakeimidis等[40]的空心面具錯覺實驗中，處于高度焦慮狀態的受試者P300與P600波幅較大，表現出與正常對照組相反的模式，說明高度焦慮狀態可造成注意資源分配以及后期信息加工受損。在一項有關ERPs的任務轉換實驗中，任務轉換條件下的焦慮得分與前額葉的P2峰值呈正相關，證實焦慮可損傷認知的靈活性[41]。在抑郁狀態患者中可以觀察到聽覺P3b潛伏期延長，波幅下降，聽覺MMN在持續時間偏差中波幅普遍減低，在頻率偏差中波幅增加[42]。Wen等[43]在卒中后抑郁的患者中也發現了P300與MMN的潛伏期與波幅的變化，與上述結果一致。
ERPs作為一種客觀的評估手段，可結合量表測試早期準確識別癲癇患者是否合并焦慮抑郁癥狀，彌補了量表測試主觀性強、患者配合度不穩定的缺陷，有助于對其提前干預，提高生活質量，改善長期預后。
2.5 ERPs在抗癲癇發作藥物治療評價中的應用
ASMs治療與神經心理測試結果及P300參數顯著相關。藥物聯合治療可以減少癲癇發作的頻率，穩定大腦的生物電活動，潛在地防止認知能力下降；但另一方面，ASMs的副作用也可能通過相互作用而增強導致認知功能障礙。大多數研究顯示復合藥物療法會造成癲癇患者認知的輕度或中度下降以及ERPs等誘發電位參數的改變[44-45]。
對服用ASMs的患者行ERPs檢測發現，P300潛伏期與血清AEDs濃度具有顯著相關性，并且不同的AEDs對P300的影響存在差異[46-48]。有研究對接受不同AEDs治療方案的癲癇患者行認知測試及ERPs檢測，發現癲癇患者的P300潛伏期明顯延長，N200及P300波幅明顯降低，與單一治療的患者相比，接受多種AEDs治療的患者P300潛伏期顯著延長，N200和P300波幅顯著降低[49]。ERPs還可以用于評估AEDs對新生兒的影響，有研究報道MMN可反映新生兒語言和情感加工功能是否受損，在一項產前暴露于AEDs對新生兒的影響研究中，發現產前暴露于AEDs的新生兒P300波幅下降，MMN反應延遲并且波幅下降，提示產前接觸AEDs可能會影響新生兒情緒相關信息的聽覺處理，并且上述ERPs改變可在出生后幾周內被檢測到[50]。
現有的ASMs種類繁多，許多患者采取多藥治療的方式來控制癲癇發作，在分析特定的ASMs作用時，除了考慮它們的作用模式（通過離子通道調節突觸興奮性等）以及皮質-皮質下回路功能受損的程度來選擇適合患者的ASMs以外，還可對患者現使用藥物與ERPs結合分析，通過對比其服用藥物前后的臨床效果及客觀的ERPs參數改變來個體化選用藥物，以期使患者達到最大獲益。
2.6 ERPs與迷走神經電刺激
癲癇患者除了藥物治療外，還可進行手術治療，迷走神經電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作為一種微創手術現已在癲癇治療中得到廣泛應用。對VNS潛在神經生物學的研究表明，癲癇抑制作用主要是通過頸迷走神經的傳入投射，自下而上地靶向調節關鍵的中樞神經系統結構。迷走神經傳入主要投射到腦干孤束核，孤束核又將纖維發送到下丘腦和腦干核，如藍斑核和臂旁核，這些核在調節涉及丘腦和邊緣結構的皮層下和皮層癲癇回路的活動中起重要作用。其中，藍斑-去甲腎上腺素能系統在癲癇發作中的作用尤為重要。ERPs中P3成分反映注意和記憶過程，其中P3a成分反映多巴胺能/額葉過程，P3b成分與藍斑-去甲腎上腺素能系統活動相關，涉及海馬等在記憶存儲過程中具有基本功能的結構，反映了顳頂連接的完整性[51]。Murphy等[52]發現藍斑-去甲腎上腺素能活性可通過P3b組分反映，顳頂連接完整性降低或缺失會導致P3b振幅嚴重降低或喪失[53-54]。H?dl等[55]發現在行VNS的患者中，有應答者和無應答者在術前的P3b振幅有明顯差異（P=0.03）。De Taeye等[56]通過P3成分評估了VNS對腦內去甲腎上腺素能信號傳導的影響，發現在VNS有應答者中，頂葉中線電極的P300振幅顯著增加。上述結果提示P300可以作為行VNS手術患者的一項術前評估及預后指標，可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患者行VNS的預期效果及評估患者的術后應答效果。
2.7 ERPs與立體定向腦電圖
相比于頭皮腦電只能記錄大腦皮層的電信號，立體定向腦電圖（Stereoelectroencephalography，SEEG）能夠記錄腦深部結構的電生理活動，包括海馬、島葉、杏仁核、扣帶回等，隨著SEEG的廣泛應用，由SEEG提取出的ERPs成分由于其精準的時間效應優勢被用來深入研究癲癇發作及共病障礙的病理生理機制。
有研究對藥物難治性癲癇患者海馬區置入SEEG，發現顳葉內側P300（Medial Temporal Lobe P300，MTL-P300）與癲癇發作及海馬受損傷的情況相關。左側海馬體中MTL-P300的缺失、癲癇發作時左側海馬的參與以及癲癇持續時間是言語記憶缺陷的預測因素。左側MTL-P300的振幅與術前言語記憶表現呈正相關。該研究表明MTL-P300可反映海馬的功能狀態，并與記憶評分相關，是一種易于識別的電生理標志物，MTL-P300的缺失是海馬硬化患者致癇區的一個神經生理標志，同時這也適用于海馬無結構性改變的患者，即在沒有海馬硬化的情況下，MTL-P300的缺失也具有高特異性，可以作為定位致癇區的標志[57]。Kim等[58]結合ERPs、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e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和腦磁圖（Magnetoencephalogram，MEG）分析發現海馬旁皮層與從視覺刺激中提取熟悉的情境關聯有關，海馬體旁的N240和N360與面孔的前后情景信息有關，顳葉內側存在致癇區可能會造成杏仁核、梭狀回和海馬旁回對面孔的分析受損。
由于SEEG可精準探測深部腦組織目標位置的腦電活動，加之ERPs特有精準的鎖時效應，因此常通過行SEEG的癲癇患者來提取ERPs，用來探究一些具體腦組織的生理功能及發生病變時的病理生理過程。Takeyama等[59]對頑固性局灶性癲癇患者行SEEG，記錄了Go/No-Go任務的ERPs，證明了次級運動區，特別是前輔助運動區和額后中回在反應抑制中起重要作用，為臨床研究帕金森等疾病所致運動障礙相關機制提供了新的方法。Citherlet等[60]在島葉對聽覺加工中的作用研究中發現N100成分主要在后島葉出現，受任務條件影響小，主要與聽覺自動加工有關；P300成分主要在前島葉出現，與任務相關信息的主動注意加工有關。Zhao等[61]區分了島葉在識別記憶中的作用，研究發現，右側島葉可能通過專注于處理相同的信息來支持識別記憶，而左前島葉可能通過專注于處理不同的信息來支持沖突檢測。
隨著SEEG的不斷發展，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通過手術方式幫助癲癇患者控制癲癇發作，提高生活質量；另一方面可以更加借助SEEG及ERPs分析技術更加深入地研究大腦功能，促進腦科學的發展，提高對各類神經疾病病理生理層面的認識，為藥物研發及疾病的治療提供靶點，從而達到精準治療的目的。
3 小結與展望
癲癇作為一項長期、慢性疾病，對癲癇患者的管理應該是多方面的，除了控制發作外，還需對其共患病有充分的認識。癲癇患者需要定期行腦電圖檢測，ERPs是從腦電中提取的成分，可以客觀反映患者心理加工過程是否受損。目前臨床采用的范式多為聽覺Oddball及視覺刺激，不同類型的范式誘發出的ERPs成分是否存在差異還有待考證，未來還需要研究更多種類的范式來滿足臨床及科研的需要；此外，需要制定較為統一的具體適用于臨床的ERPs執行操作標準及ERPs參數評價的標準，有利于對患者的病情進行標準化的評估；對于行手術治療的癲癇患者，可以將ERPs聯合fMRI，PET-CT等方式深入研究癲癇患者的腦功能代謝情況，為術前評估及術后腦功能評價提供更為完善的方法；隨著SEEG的發展，可結合多種類型的范式對目標區域行ERPs檢測，進一步探索相關結構的生理功能及病變后的病理生理過程。ERPs與癲癇患者認知障礙、焦慮抑郁情緒、藥物及手術治療方案之間的相關性現已有諸多臨床研究證實，但具體應用于臨床診斷還需要廣泛積累不同類型癲癇患者的臨床數據，進行更大規模的臨床研究來確定其敏感度及特異度，通過大數據分析或許將來有望將ERPs加入各類疾病的診斷標準當中。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
癲癇是由于多種原因導致的腦部神經元高度同步化異常放電所致的臨床綜合征，是最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之一。全世界約有7 000萬人受其影響。癲癇在全球的發病率有地區間差異，相比之下低收入國家患病率更高，大約在80～100/（10萬·年）[1]。隨著醫療衛生技術手段的發展以及人均壽命的延長，癲癇的患病率較以往有增加趨勢。中國目前約有1000萬癲癇患者，發病率約為22.4～53.4/（10萬·年），但只有1/3的患者得到了適當或充分的治療，這給患者家庭及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負擔[2]。
1 共患病
隨著對癲癇疾病了解的深入，癲癇共患病的存在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癲癇患者常合并認知障礙、焦慮、抑郁等情況，這些共患病與癲癇存在相互作用，在對癲癇的診療中有著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大約70～80%的癲癇患者會發生認知功能障礙，50%的新診斷和未經治療的癲癇患者存在認知障礙[3]，癲癇患者共患精神類疾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2～3倍，尤其是焦慮及抑郁情緒[4]。癲癇共患病嚴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質量，早期對癲癇共患病的精確評估能夠有助于識別患認知障礙及焦慮抑郁情緒風險更高的患者，并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支持。基于精準的評估，可以制定更加完善的治療方法，包括優化藥物治療，改變生活方式因素和認知康復等[5]。對于癲癇共患病的準確診斷與治療應該貫穿于癲癇診療全過程，這對于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改善其預后有著重要的意義[1]。
1.1 共患病評估方法
目前對于癲癇共患病的篩查評估方法主要是神經心理測試。評估認知功能的量表主要包括包括簡易精神狀態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韋氏智力量表（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W -S）和 韋氏記憶量表（Wechsler memory scale，WMS）、多元認知能力自評量表（Multiple ability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MASQ）等，可根據臨床需要選用相應的量表檢測患者認知功能，最常用于篩查癲癇合并焦慮情緒的是廣泛性焦慮障礙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6]，最常用于篩查癲癇合并抑郁情緒的是癲癇抑郁量表（Neurological disorders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epilepsy，NDDI-E）[7]。通過上述量表可初步對癲癇共患病進行篩查，有助于早期制定完善的診療計劃。
2 ERPs在癲癇疾病中的應用現狀
2.1 ERPs概述
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是從腦電中提取出的一種記錄有對于特定感官、認知以及運動事件相關的神經響應，反映與特定事件相關聯一種電位活動。1964年Grey Walter和同事們報道了首個認知相關的ERP成分，并將其命名為“關聯性負變”（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CNV），這標志著現代ERPs研究的正式開始。ERPs可反映大腦綜合認知功能，包括信息的提取、加工、輸出等過程，其運用于神經科學中最大的優勢在于其高時間分辨率，ERPs波形中每個時刻點的電壓無延遲地體現了該精確時刻點的大腦活動，目前已被廣泛應用于各種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認知障礙的評估以及精神心理類疾病的診斷[8]。
2.2 ERPs的主要成分
2.2.1 P300
有研究首次報道了一個在約300 ms時達到峰值的誘發電位成分，并發現該ERP成分與認知功能之間存在顯著關聯，即P300（也稱作P3）。P300為ERPs的晚期成分，可作為人類認知功能的標志物，Oddball范式是最常引出P300波形的方法，在聲音、視覺、體感靶刺激后250～500 ms出現，在頂及中央處振幅最大。P300成分可分為P3a和P3b。P3a由任務不相關的刺激所誘發，主要分布在前頭部，額區最大，潛伏期較短，常由新異刺激、意外刺激引發，與注意指向有關；P3b由任務相關的刺激所誘發，主要分布于后頭部，頂區最大，與任務相關性、情緒相關性、刺激概率和藍斑-去甲腎上腺素能系統激活等幾個因素調節相關。P300是目前研究最為廣泛的內源性ERPs成分，其潛伏期和振幅提供了有關大腦認知過程的信息，如記憶、注意力等心理認知過程。P300成分產生于皮質-皮質下結構（包括海馬、丘腦和額前區），這些結構參與認知過程，P300潛伏期被認為是信息處理和解決問題所需的時間，代表大腦進行分類的速度，可反映認知晚期對信息整合編碼的能力和速度及患者高級認知過程是否流暢，其潛伏期可隨著年齡而增加[9]，而振幅代表整個認知過程所投入神經元的數量，即信息加工容量指標，可反映被試者對任務的投入和專注程度[10]。P300波形受認知過程的影響很大，它不依賴于感官輸入的物理特征[11]。總體來說，當刺激的分類變得困難時，P300潛伏期也會延長。在正常受試人群中，P300潛伏期與認知功能呈負相關，較短的潛伏期與較好的認知功能表現成正相關，P300振幅與專注于特定任務的注意力資源數量有關，認知功能表現與其成正相關[12-15]。
2.2.2 MMN
失匹配負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是ERPs的一個成分，是在一系列重復的、性質相同的“標準刺激”中由具有任何可辨別差異的“偏差刺激”所誘發的腦電反應。MMN起源于顳葉初級聽覺皮質和額葉次級聽覺皮質，是一個大腦前額及中央分布的負波成分，反映了一種聽覺早期的差異自動檢測機制的激活，其本質是一種差異波，證實了人腦信息自動加工的存在。MMN 是對異常的自動反應，強調保留的自動感覺記憶過程，通常被稱為前注意認知過程，揭示了對新奇事物的自動和無意識檢測[16]。MMN 的存在與昏迷覺醒有很高的相關性，是一個公認的昏迷患者覺醒的預測因子，適合幾乎所有的昏迷患者，因此MMN可以用來臨床檢測嚴重腦損傷后昏迷患者意識狀態及腦功能的改變。MMN也可以用來評估癲癇患者的認知障礙，Sun等[17]發現評估癲癇患者認知障礙時，MMN參數受局部癲癇放電的影響，不同部位和持續時間對認知測試結果和MMN有不同的影響，這提示MMN可能比神經心理測試更為敏感，可作為癲癇患者早期評估認知功能的指標。
2.2.3 N170
特異性面孔加工負波，主要出現于雙側顳葉，在右側顳枕部出現明顯，在識別倒轉的面孔時，N170潛伏期延遲，波幅增大。在Mogi等[18]面部及自行車圖片翻轉實驗中，顳葉癲癇患者較正常對照組N170潛伏期延長，波幅減低，并且顳葉癲癇患者相比較對照組而言，其社會經濟地位與直立面孔的N170波幅顯著相關。
2.2.4 N2
在N1之后，是第二個負峰，200 ms左右出現，由時間上重復的非靶刺激所誘發，含有多種子成分。任務不相關的變異刺激誘發N2a，在聽覺即是MMN。任務相關的變異刺激誘發N2b，反映刺激的分類過程。聽覺N2b位于中央區，視覺N2b位于后頭部[8]。
N2是ERPs的早期組成部分之一，與將注意力定向到相關刺激有關，N2振幅被認為反映了執行任務所需的認知控制資源的數量。因為當認知控制需求增加時，額葉N2振幅會增加[19]。在Yam等[20]的一項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的研究中，患者組的N2及P3潛伏期明顯長于健康對照組，耐藥型患者的N2及P3潛伏期長于藥物敏感組，且耐藥組患者相對于藥物敏感型患者在行走任務中調節振幅能力明顯降低，該研究證實了結合視覺Go/No-Go 任務范式和行走雙重任務中測量ERPs指標（N2和P3的潛伏期及波幅）作為研究癲癇患者異常功能網絡工具的可行性。該研究結果提示，在注意預處理早期行走時N2波幅更突出，認知表現更差，這可能作為區分耐藥青少年肌陣攣癲癇和藥物反應性青少年肌陣攣癲癇的潛在標志[20]。
2.2.5 N400
屬于N2家族，與對刺激抽象屬性的偏離（特別是實義詞的語義歧義）相關。在中央區及頂區振幅最大，起源于左側顳葉，是語言相關的ERPs研究最廣泛的成分，語義沖突程度越大N400越大。目前一般認為N400與長時語義信息的提取以及語義期待有關，N400可以反映大腦皮層對語言的認知加工過程，其潛伏期和波幅分別代表了大腦對語言加工的時間進程及難易程度[8]。Trimmel等[21]研究發現，在大多數癲癇患者和對照組中，語言處理相關的N400向左半球偏側化，患者的ERPs側性指數與語言功能磁共振成像結果高度一致。在一項青少年特發性癲癇的研究中，癲癇患者和健康對照組在MoCA、MMSE得分無明顯差異，但癲癇患者組的N400潛伏期較對照組延長，這提示N400電位可早期發現癲癇患者存在語義處理速度減慢，其潛在機制可能是由于癲癇異常放電影響了語言信息網絡通路正常的神經元突觸連接及神經回路生長，從而導致神經遞質代謝異常及神經細胞電生理活動異常，臨床表現為神經心理損傷及認知障礙[22]。
2.3 ERPs在癲癇患者共病認知障礙中的應用
認知障礙是指記憶、語言、視空間、執行、計算和理解判斷等方面受損。癲癇患者發生認知障礙時，受影響的具體某項認知功能高度依賴于癲癇活動的位置。例如，顳葉的主要功能包括語言、學習、記憶和情感行為，海馬對情景記憶至關重要，而顳葉的其他部分對語義記憶更為重要[23]。因此，顳葉癲癇患者相對而言在記憶方面受損尤為突出。額葉主要支持高級認知過程的功能，包括執行功能和工作記憶，對運動功能、情緒控制和抑制也有影響，額葉的結構和功能障礙，如額葉局灶性癲癇發作，可導致認知和行為障礙[24]。在病理生理層面，細胞代謝功能障礙、信號通路和神經元網絡的改變、氧化應激及其誘導的線粒體功能障礙、脂質過氧化、谷氨酸興奮毒性、炎癥反應等機制均與癲癇相關認知障礙的發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25]。抗癲癇發作藥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s，ASMs）治療也可引起癲癇患者認知功能改變，有研究認為聯合使用抗癲癇藥比單一用藥更易造成認知功能受損。癲癇合并認知障礙受到早期癲癇發作、發作頻率、強度、持續時間、ASMs、心理因素等諸多因素影響。因此，癲癇所造成的認知障礙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需對患者全方位管理，全面干預以期阻止認知障礙發生或減緩認知障礙的進展。
對于癲癇共病認知障礙的篩查，除了上述量表檢測外，生物標記物及神經電生理方法也被逐漸應用于臨床。生物標記物包括炎癥因子、氧化應激指標、易感基因等，例如高遷移率族蛋白 Bl（High mobility gmup box Bl，HMGBl）可通過介導RAGE受體導致記憶的損傷，在耐藥性癲癇的患者中發現丙二醛（MDA）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和硝基酪氨酸（3-NT） 等氧化應激指標的增高，小鼠癲癇模型中，通過降低 MDA水平減弱脂質過氧化，并通過提高 SOD 和谷胱甘肽（GSH）水平可加強抗氧化機制，并減少了癲癇發作的持續時間和改善了認知障礙[26-29]。有研究表明發作間期腦電出現棘波以及棘波出現部位與患者短暫的認知受損有關，頻繁的發作間期異常放電對認知測試結果有顯著影響，但棘波發放是否與持續性認知受損相關以及是否需要消除間期異常放電來改善認知還需更多研究來證實[17，30]。
ERPs由于其精準的時間特異性及客觀性也用于評估癲癇共病認知障礙，其中P300成分的應用尤為廣泛。P300潛伏期對早期認知功能減退和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敏感，可應用于識別MCI、AD以及早期認知受損的癲癇患者。Klaudia等[31]在對比了不明原因癲癇患者與健康對照組P300及臨床資料后發現，癲癇患者的P300潛伏期明顯延長，波幅未見明顯差異，P300潛伏期主要與言語記憶、抽象/聯想思維、執行功能、以及語義言語流暢性之間存在顯著關系。Casali 等[32]對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benign childhood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BECTS）和顳葉癲癇（Temporal lobe epilepsy，TLE） 患兒行聽覺P300檢測，發現兩種類型癲癇患者均有P300潛伏期延長，波幅下降，但只有TLE組有統計學意義（P=0.037）。BECTS和TLE患兒聽覺事件相關電位異常，提示癲癇相關的顳葉和中央顳葉神經生理活動異常可導致皮層和皮層下區域的結構或功能損傷，從而導致聽覺加工缺陷。在一項癲癇患者認知障礙與P300相關性的薈萃分析報道中，兒童和成年癲癇患者P300潛伏期較對照組長，P300振幅較對照組低，與兒童相比，成人癲癇患者P300潛伏期更長，P300振幅更低。P300的潛伏期和振幅可能因患者的癲癇發作類型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基于癲癇發作類型的亞組分析發現，所有類型的癲癇患者P300潛伏期都明顯長于對照組，其中全面性癲癇組P300潛伏期延長最為明顯，表明全面性癲癇組認知障礙最為嚴重[3]。
P300成分可反映意識層面的注意過程、刺激感知、評估和分類，其波幅代表大腦對注意力資源的分配程度[33]。Jiang等[34]用ERPs來研究青少年肌陣攣癲癇患者與正常人疼痛共情能力的差異，研究采集被試者觀看帶有疼痛刺激圖片時誘發出的ERPs，發現與健康對照組相比，癲癇患者在疼痛判斷任務中誘發出相似的N1、N2和晚期正向波（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但誘發出的P300波幅小于對照組。這種差異反應表明，癲癇患者相對而言無法分配足夠的注意力資源來評估和同情他人的痛苦，在神經生理水平上對評估他人疼痛的敏感性較低。此項研究在神經加工層面上提供了癲癇患者共情受損的確鑿證據，提示癲癇患者疼痛共情能力的早期加工未受影響，但后期加工受到損害[34-35]。隨著對ERPs不同范式的研究及開發，將會有更多的認知相關ERPs成分被發掘并運用于癲癇的診斷，為早期識別癲癇患者共病認知障礙提供客觀依據。
2.4 ERPs在癲癇患者共病精神障礙中的應用
由于癲癇是一種慢性腦部疾病，其反復發作可給患者帶來精神心理壓力，進而轉變為焦慮抑郁情緒。有研究認為在成人癲癇患者中，焦慮患病率大概在11%～50%[4]，是造成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的最顯著預測因子，成人癲癇患者出現焦慮癥狀還與自殺風險增加、癲癇發作頻率增加以及使用ASMs或癲癇手術后癲癇控制效果較差相關，焦慮可對癲癇患者的多個方面產生顯著的影響[36]。同樣地，抑郁情緒也常見于癲癇患者，有文獻指出抑郁癥狀在對ASMs應答良好癲癇患者中患病率為10%～20%，在耐藥癲癇患者中患病率為20%～60%，并且抑郁癥狀的患病率與癲癇發作控制的良好與否相關[37-38]。
ERPs廣泛用于研究精神障礙性疾病，可用于探究癲癇患者合并焦慮抑郁情緒的發生機制。Leen De Taeye等[39]發現，消極的情緒人臉會使受試者反應時間變慢，判斷的準確性降低，對N170分析發現，無論是單獨的癲癇，還是癲癇與負面情緒的結合，都不會損害正常的和早期的面部結構編碼。而LPP提示合并負面情緒的癲癇患者會在刺激后期出現情緒調節障礙，研究提示癲癇不會損害早期的基于物體的注意過程，但合并負面情緒后則會出現晚期情緒調節障礙。在Ioakeimidis等[40]的空心面具錯覺實驗中，處于高度焦慮狀態的受試者P300與P600波幅較大，表現出與正常對照組相反的模式，說明高度焦慮狀態可造成注意資源分配以及后期信息加工受損。在一項有關ERPs的任務轉換實驗中，任務轉換條件下的焦慮得分與前額葉的P2峰值呈正相關，證實焦慮可損傷認知的靈活性[41]。在抑郁狀態患者中可以觀察到聽覺P3b潛伏期延長，波幅下降，聽覺MMN在持續時間偏差中波幅普遍減低，在頻率偏差中波幅增加[42]。Wen等[43]在卒中后抑郁的患者中也發現了P300與MMN的潛伏期與波幅的變化，與上述結果一致。
ERPs作為一種客觀的評估手段，可結合量表測試早期準確識別癲癇患者是否合并焦慮抑郁癥狀，彌補了量表測試主觀性強、患者配合度不穩定的缺陷，有助于對其提前干預，提高生活質量，改善長期預后。
2.5 ERPs在抗癲癇發作藥物治療評價中的應用
ASMs治療與神經心理測試結果及P300參數顯著相關。藥物聯合治療可以減少癲癇發作的頻率，穩定大腦的生物電活動，潛在地防止認知能力下降；但另一方面，ASMs的副作用也可能通過相互作用而增強導致認知功能障礙。大多數研究顯示復合藥物療法會造成癲癇患者認知的輕度或中度下降以及ERPs等誘發電位參數的改變[44-45]。
對服用ASMs的患者行ERPs檢測發現，P300潛伏期與血清AEDs濃度具有顯著相關性，并且不同的AEDs對P300的影響存在差異[46-48]。有研究對接受不同AEDs治療方案的癲癇患者行認知測試及ERPs檢測，發現癲癇患者的P300潛伏期明顯延長，N200及P300波幅明顯降低，與單一治療的患者相比，接受多種AEDs治療的患者P300潛伏期顯著延長，N200和P300波幅顯著降低[49]。ERPs還可以用于評估AEDs對新生兒的影響，有研究報道MMN可反映新生兒語言和情感加工功能是否受損，在一項產前暴露于AEDs對新生兒的影響研究中，發現產前暴露于AEDs的新生兒P300波幅下降，MMN反應延遲并且波幅下降，提示產前接觸AEDs可能會影響新生兒情緒相關信息的聽覺處理，并且上述ERPs改變可在出生后幾周內被檢測到[50]。
現有的ASMs種類繁多，許多患者采取多藥治療的方式來控制癲癇發作，在分析特定的ASMs作用時，除了考慮它們的作用模式（通過離子通道調節突觸興奮性等）以及皮質-皮質下回路功能受損的程度來選擇適合患者的ASMs以外，還可對患者現使用藥物與ERPs結合分析，通過對比其服用藥物前后的臨床效果及客觀的ERPs參數改變來個體化選用藥物，以期使患者達到最大獲益。
2.6 ERPs與迷走神經電刺激
癲癇患者除了藥物治療外，還可進行手術治療，迷走神經電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作為一種微創手術現已在癲癇治療中得到廣泛應用。對VNS潛在神經生物學的研究表明，癲癇抑制作用主要是通過頸迷走神經的傳入投射，自下而上地靶向調節關鍵的中樞神經系統結構。迷走神經傳入主要投射到腦干孤束核，孤束核又將纖維發送到下丘腦和腦干核，如藍斑核和臂旁核，這些核在調節涉及丘腦和邊緣結構的皮層下和皮層癲癇回路的活動中起重要作用。其中，藍斑-去甲腎上腺素能系統在癲癇發作中的作用尤為重要。ERPs中P3成分反映注意和記憶過程，其中P3a成分反映多巴胺能/額葉過程，P3b成分與藍斑-去甲腎上腺素能系統活動相關，涉及海馬等在記憶存儲過程中具有基本功能的結構，反映了顳頂連接的完整性[51]。Murphy等[52]發現藍斑-去甲腎上腺素能活性可通過P3b組分反映，顳頂連接完整性降低或缺失會導致P3b振幅嚴重降低或喪失[53-54]。H?dl等[55]發現在行VNS的患者中，有應答者和無應答者在術前的P3b振幅有明顯差異（P=0.03）。De Taeye等[56]通過P3成分評估了VNS對腦內去甲腎上腺素能信號傳導的影響，發現在VNS有應答者中，頂葉中線電極的P300振幅顯著增加。上述結果提示P300可以作為行VNS手術患者的一項術前評估及預后指標，可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患者行VNS的預期效果及評估患者的術后應答效果。
2.7 ERPs與立體定向腦電圖
相比于頭皮腦電只能記錄大腦皮層的電信號，立體定向腦電圖（Stereoelectroencephalography，SEEG）能夠記錄腦深部結構的電生理活動，包括海馬、島葉、杏仁核、扣帶回等，隨著SEEG的廣泛應用，由SEEG提取出的ERPs成分由于其精準的時間效應優勢被用來深入研究癲癇發作及共病障礙的病理生理機制。
有研究對藥物難治性癲癇患者海馬區置入SEEG，發現顳葉內側P300（Medial Temporal Lobe P300，MTL-P300）與癲癇發作及海馬受損傷的情況相關。左側海馬體中MTL-P300的缺失、癲癇發作時左側海馬的參與以及癲癇持續時間是言語記憶缺陷的預測因素。左側MTL-P300的振幅與術前言語記憶表現呈正相關。該研究表明MTL-P300可反映海馬的功能狀態，并與記憶評分相關，是一種易于識別的電生理標志物，MTL-P300的缺失是海馬硬化患者致癇區的一個神經生理標志，同時這也適用于海馬無結構性改變的患者，即在沒有海馬硬化的情況下，MTL-P300的缺失也具有高特異性，可以作為定位致癇區的標志[57]。Kim等[58]結合ERPs、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e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和腦磁圖（Magnetoencephalogram，MEG）分析發現海馬旁皮層與從視覺刺激中提取熟悉的情境關聯有關，海馬體旁的N240和N360與面孔的前后情景信息有關，顳葉內側存在致癇區可能會造成杏仁核、梭狀回和海馬旁回對面孔的分析受損。
由于SEEG可精準探測深部腦組織目標位置的腦電活動，加之ERPs特有精準的鎖時效應，因此常通過行SEEG的癲癇患者來提取ERPs，用來探究一些具體腦組織的生理功能及發生病變時的病理生理過程。Takeyama等[59]對頑固性局灶性癲癇患者行SEEG，記錄了Go/No-Go任務的ERPs，證明了次級運動區，特別是前輔助運動區和額后中回在反應抑制中起重要作用，為臨床研究帕金森等疾病所致運動障礙相關機制提供了新的方法。Citherlet等[60]在島葉對聽覺加工中的作用研究中發現N100成分主要在后島葉出現，受任務條件影響小，主要與聽覺自動加工有關；P300成分主要在前島葉出現，與任務相關信息的主動注意加工有關。Zhao等[61]區分了島葉在識別記憶中的作用，研究發現，右側島葉可能通過專注于處理相同的信息來支持識別記憶，而左前島葉可能通過專注于處理不同的信息來支持沖突檢測。
隨著SEEG的不斷發展，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通過手術方式幫助癲癇患者控制癲癇發作，提高生活質量；另一方面可以更加借助SEEG及ERPs分析技術更加深入地研究大腦功能，促進腦科學的發展，提高對各類神經疾病病理生理層面的認識，為藥物研發及疾病的治療提供靶點，從而達到精準治療的目的。
3 小結與展望
癲癇作為一項長期、慢性疾病，對癲癇患者的管理應該是多方面的，除了控制發作外，還需對其共患病有充分的認識。癲癇患者需要定期行腦電圖檢測，ERPs是從腦電中提取的成分，可以客觀反映患者心理加工過程是否受損。目前臨床采用的范式多為聽覺Oddball及視覺刺激，不同類型的范式誘發出的ERPs成分是否存在差異還有待考證，未來還需要研究更多種類的范式來滿足臨床及科研的需要；此外，需要制定較為統一的具體適用于臨床的ERPs執行操作標準及ERPs參數評價的標準，有利于對患者的病情進行標準化的評估；對于行手術治療的癲癇患者，可以將ERPs聯合fMRI，PET-CT等方式深入研究癲癇患者的腦功能代謝情況，為術前評估及術后腦功能評價提供更為完善的方法；隨著SEEG的發展，可結合多種類型的范式對目標區域行ERPs檢測，進一步探索相關結構的生理功能及病變后的病理生理過程。ERPs與癲癇患者認知障礙、焦慮抑郁情緒、藥物及手術治療方案之間的相關性現已有諸多臨床研究證實，但具體應用于臨床診斷還需要廣泛積累不同類型癲癇患者的臨床數據，進行更大規模的臨床研究來確定其敏感度及特異度，通過大數據分析或許將來有望將ERPs加入各類疾病的診斷標準當中。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