癲癇是最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之一，而癥狀性癲癇患者是主要的癲癇患者群體，其病因主要包含結構性、感染性、代謝性和自身免疫性，每一種病因所致的癲癇發作都可能對患者的生活質量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旨在對結構性與感染性病因所致癥狀性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研究情況進行綜述，主要包含了腦血管疾病、神經退行性疾病、腦腫瘤、腦外傷和腦囊蟲病此五類臨床常見疾病，以期為臨床醫師了解癥狀性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情況并在臨床中為患者受益提供幫助。
引用本文： 韓天愛, 孫美珍. 癥狀性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研究進展. 癲癇雜志, 2024, 10(5): 426-430. doi: 10.7507/2096-0247.202407008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癲癇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癲癇是多種原因引起的腦神經元異常同步化過度放電所導致的一種慢性腦部疾病，全球約有5 000萬人患有癲癇，我國目前有近1 000萬癲癇患者，其中主要群體為由各種明確的或可能的中樞神經系統病變引起的癥狀性癲癇患者。引起癥狀性癲癇的病因主要包含結構性、感染性、代謝性和自身免疫性四類，一例癲癇患者可能不只一種病因，但可不同等級，其重要性取決于具體情況，其中結構性與感染性病因最為常見[1-3]。當患者在原發疾病基礎上合并癲癇發作時其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QOL）多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由于代謝性和自身免疫性所致癥狀性癲癇多見于個案報道，本文主要對結構性與感染性病因所致癥狀性癲癇患者的QOL研究進展作一綜述，為臨床醫師了解不同病因的癥狀性癲癇患者的QOL情況并能及時給予有效治療以及促進患者康復、改善預后提供理論依據。
1 生活質量的定義與測量
QOL是人們對由人口條件、人際關系、社會結構、心理狀況等因素決定的健康狀態、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一種主觀感受[4]。健康相關生活質量（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量表于20世紀90年代后引進中國，應用廣泛且具有較好性能的主要為世界衛生組織生存質量測定量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WHOQOL-100）和健康調查簡表（the MOS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SF-36）[4]。而目前在癲癇患者當中常用的量表是癲癇患者生活質量評定量表（Quality of life in epilepsy questionnaire，QOLIE-31-P），其中文版也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5]。
2 結構性病因
結構性病因是指神經影像學上見到的結構異常為患者癲癇發作的可能原因，它可以是獲得性的，如腦卒中、外傷、感染、缺血缺氧性腦病等，也可以是遺傳性的，如皮質發育畸形、結節性硬化癥等[2]，以下敘述幾類常見的結構性病因所致的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研究進展。
2.1 腦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包括腦卒中）被認為是老年人群癲癇發作最常見的病因，占該年齡段新診斷癲癇病例的30%～50%[6]，若在腦卒中2周以后出現了癲癇發作則稱為卒中后癲癇（Post-stroke epilepsy，PSE），它是由于卒中后區域血流嚴重減少、腦氧代謝率降低、血腦屏障滲透性增加等變化使大腦發生了活躍的致癇過程[6]。PSE會顯著影響老年患者的預后，具體表現為生活質量下降、認知功能減退和依賴性增加的發生率均在癲癇發生后有所增加[7]。而除了老年人易發生腦卒中外，也不乏罕見的兒童卒中患者，并且一部分患兒同樣會出現PSE。一項評估卒中患兒QOL的研究發現，在平均16年的隨訪時間中，98例卒中患兒中49例有癲癇發作，其中有19例繼發PSE（38%），27例至少有過1次癲癇發作。在評估伴/不伴癲癇患兒的QOL時，若由家長或看護人代為評估，則兩組間無顯著差異，若面對面由患兒本人作答，則伴癲癇比不伴癲癇患兒的QOL評分顯著降低，尤其是合并認知下降的患兒；且與癲癇發作控制不佳的患兒相比，癲癇發作得到控制的患者獨立性更高，因此癲癇控制不佳可能也成為影響其QOL的一個危險因素[8]。除了老年人卒中與罕見的兒童卒中外，現實生活中也存在不少青年卒中患者，但既往對于青年PSE患者的QOL研究較少，故其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臨床研究方向。
目前藥物治療仍是PSE的主要治療方法，單藥治療對多數患者有較好的抗癲癇作用，但也有聯合用藥者。PSE患者可以嘗試使用丙戊酸鈉聯合拉莫三嗪改善QOL，研究證明其效果較好，安全性較高，該聯合用藥能夠降低血清炎癥因子高遷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HMGB-1）、基質金屬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MMP-9）、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的表達[9]。或者在常規用藥基礎上采用重復經顱磁刺激（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治療，它能夠促進神經電活動改變，修復受損的神經細胞，抑制異常腦電的發放與傳播，加快改善腦神經細胞功能，其中0.5 Hz rTMS療效更加明顯[10]。此外，在護理工作中加入綜合護理干預措施，向患者提供更加規范的護理指導，如做好疾病知識普及，指導規范用藥，及時掌握患者的情緒變化，進行科學的心理疏導，調整心理狀態等也可以改善機體運動功能和QOL，值得在臨床護理工作中推廣應用[11]。
2.2 神經退行性疾病
近年來癲癇作為神經退行性疾病（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NDDS）的一種合并癥越來越得到認可，幾種常見的NDDS如阿爾茨海默病和其他類型的癡呆、帕金森病、唐氏綜合征、朊病毒病和進行性肌陣攣性癲癇多并發癲癇，同時隨著醫療保健的改善，人類壽命的延長，將不可避免地出現老年人癲癇病例的增加，而其發病率卻容易被低估[12]。相對應的對NDDS合并癲癇患者的有效QOL研究很缺乏，可能與大部分患者本身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功能障礙而無法給與研究者可觀的配合度導致評估困難以及對老年患者的關注度不夠有關。與對老年人群關注度較少相反的是，2022年一項研究針對患有神經退行性疾病的兒童（Children with neurodegenerative conditions，CNDC）的QOL和癥狀負擔評估專項開發了NDDS兒童的癥狀特征問卷（the Symptom profile for children with neurodegnerative condition，SProND），包括了癲癇、神經行為、運動和活動、呼吸和吞咽以及其他日常活動5大類共14個問題，并采用兒童生活質量問卷（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PedsQL）來量化總體癥狀負擔對兒童整體hr-QOL的影響，研究招募了36例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患兒和社區組對照組兒童，結果顯示就癲癇單個癥狀而言，36例中有13例患病，受試者與對照者的平均社會心理健康和平均社會身體健康得分無顯著差異，但結合其他癥狀時，每例受試者經歷的癥狀越多，其PedsQL評分越差，即QOL越差[13]。因此是否也能為老年NDDS患者開發一個包含癲癇發作癥狀在內的有效QOL測評工具是值得臨床及科研工作者進一步探索的。
目前尚無研究表明何種抗癲癇發作藥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s，ASMs）或手術、神經調節等其他治療方式對NDDS患者的QOL有益。但ASMs預防大多數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癲癇發作的復發似乎可行，但需考慮藥物相互作用、藥效學對認知和行為的不良影響等，如長期服用苯二氮卓類藥物與認知能力下降或癡呆風險升高有關，丙戊酸在臨床試驗中與簡易精神狀態檢查（Minimum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評分下降更快有關等，可能會對患者的QOL不利[12]。
2.3 腦腫瘤
腫瘤相關性癲癇（Tumor-related epilepsy，TRE）是眾所周知的原發性或轉移性腦腫瘤的并發癥，而且往往是腦腫瘤的主要癥狀。根據國際抗癲癇聯盟指南，TRE是病因特異性的癲癇綜合征，與腫瘤的治療和預后相關，腫瘤等級越低，TRE的發生率越高[14]。25%～60%的腦腫瘤患者在病程中會發生癲癇，20%～40%的腦腫瘤患者以癲癇發作為首發癥狀，是腦腫瘤患者QOL差的主要原因[15]。與無癲癇的腦腫瘤患者相比，癲癇患者的社會、職業和家庭生活、體育和娛樂活動以及日常體力活動方面均呈更大的損害趨勢，較高的發作頻率和全面性發作尤其影響患者離家獨自活動和駕駛車輛的能力[16]。癲癇發作是原發性腦腫瘤患者低QOL評分的影響因素之一[17]，發作頻率高是其QOL較差的獨立危險因素[18]。
在最大限度控制癲癇發作和最小化ASMs的不良反應之間取得平衡是優化TRE患者QOL的必要條件[14]。既往研究表明，第一代ASMs與較差的認知功能和QOL相關，而第二代ASMs對認知功能的不良影響較小[19，20]。第三代ASMs吡侖帕奈對腦腫瘤相關性癲癇（Brain tumor-related epilepsy，BTRE）患者的QOL多項評分均有改善趨勢[21]。拉考沙胺添加治療對BTRE患者的情緒和QOL無明顯影響[22]，可以使其QOL保持穩定[23]，但拉考沙胺單藥治療對BTRE患者的QOL影響仍需進一步研究[24]。唑尼沙胺也不影響BTRE患者的QOL[25]。左乙拉西坦單藥治療對BTRE患者的QOL有積極作用且安全有效[26]。奧卡西平單藥應用前后其QOL變化不明顯[27]。左乙拉西坦和奧卡西平的研究成果均較早，尚缺乏最新研究，目前也同樣缺乏拉莫三嗪對BTRE患者QOL的研究。總之，癲癇是腦腫瘤患者QOL差的主要原因，隨著生存率的提高，患者和照顧者對影響QOL的因素的關注逐漸增加，例如工作能力、駕駛汽車，甚至懷孕等，這些因素可能會受到癲癇的發作頻率和類型的影響，而對相應人群有效治療方式的探索相對缺乏，所以對于BTRE患者QOL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以此來推動針對性治療的探索。
2.4 腦外傷
創傷后癲癇（Post-traumatic epilepsy，PTE）是指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后至少一周發生的一次或多次非誘發性癲癇發作，其可能是高達20%癥狀性癲癇患者發作的病因，在TBI人群中的發生率為4%～50%[28]，可能會對TBI患者的QOL產生負面影響，并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經濟負擔，這種負擔可能與PTE造成的長期功能結局相關，尤其是認知功能障礙[29]。PTE可加重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以記憶、空間結構及執行能力下降為主要表現，并容易出現抑郁癥狀[30]。TBI的幸存者往往會出現慢性的認知和心理缺陷，這些缺陷會對個體的幸福感和QOL產生較大影響，而PTE對TBI的疊加作用形成一次“二次打擊”，在情感、認知、心理社會功能領域進一步惡化腦損傷患者的慢性行為結果，對個體的QOL產生影響[28]。曾有一項在退伍軍人中進行的研究顯示，與僅患有癲癇或TBI的人群相比，PTE患者的身體機能和與hr-QOL更差[31]。而影響PTE患者QOL的主要因素包括焦慮、抑郁、治療依從性、癲癇發作控制不佳和創傷部位，這些都是改善患者預后的關鍵[32]。
目前尚無針對PTE的抗癲癇或疾病修飾治療，為了響應使用嚴格方法開發抗癲癇或疾病修飾治療的呼吁，抗癲癇治療的癲癇生物信息學研究（Epilepsy bioinformatics study for antiepileptogenic therapy，EpiBioS4Rx）中心組織了第一個臨床前多中心聯合體，以創建一個系統的平臺來測試新的治療方法，同時收集靶點和生物標志物修飾的證據，以指導未來的臨床試驗。這些努力或許可以提供更好的療法，以改善受PTE影響的患者的QOL[33]。
3 感染性病因
感染性病因是指癲癇發作直接產生于已知的感染，為該疾病的核心癥狀，它是世界范圍內導致癲癇最常見的病因[2]。中樞神經系統的廣泛感染可導致急性癲癇發作和形成長期癲癇，其中最常見的疾病是病毒性腦炎和寄生蟲感染[34]。當這些疾病合并癲癇時患者的病情會變得更加復雜，從而影響治療效果、臨床預后和QOL。
3.1 病毒性腦炎
目前國內外對病毒性腦炎后癲癇患者QOL分析的相關研究較少。僅有部分研究報道了對于單純性皰疹病毒性腦炎伴癲癇的患兒應用阿昔洛韋聯合奧卡西平治療可具有良好的臨床療效，能夠顯著提升患兒的日常QOL，降低后遺癥復發率[35]。迷走神經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療法可以使腦炎后難治性癲癇患者的發作頻率減少，QOL呈改善趨勢，研究人員認為這可能與VNS治療對心境障礙和難治性重度抑郁癥有效有關[36]。
3.2 寄生蟲感染
寄生蟲感染中與高頻率癲癇發作和癲癇相關的主要是腦瘧疾和腦囊蟲病（Neurocysticercosis，NCC）[34]，腦瘧疾未見有其繼發癲癇患者QOL的研究，NCC則較多。NCC是豬絳蟲幼蟲在人腦中形成囊蚴引起的疾病，患者最突出的臨床表現是頭痛、記憶力減退和癲癇[37]，約30%的癲癇病例可歸因于NCC，影響患者及其家庭成員的獨立性、學業、勞動表現和社會關系[37]。NCC所致癥狀性癲癇患者與其他原因所致的癲癇患者具有相似的認知功能障礙和QOL下降[38]。目前尚不清楚NCC患者的哪些因素可能導致認知障礙，但有研究表明NCC患者的低QOL評分主要與全面性癲癇發作的次數有很強的相關性，與性別、年齡、抗癲癇發作藥物、寄生蟲囊腫數量、受累腦區數量等無相關性[39]。考慮到此相關性，NCC患者的抗癲癇發作治療是必要的，同時有研究評估了抗寄生蟲藥物治療的獲益與風險，發現它可以減少患者的癲癇發作[40]，應作為患者首要的治療方式，而對于大多數NCC患者，一線ASMs單藥治療是控制癲癇發作的標準方法[41]，卡馬西平和左乙拉西坦可作為新診斷的NCC患者的單藥治療藥物，但卡馬西平組存在輕微的副作用[42]。NCC患者所需的抗癲癇治療時間目前沒有可靠的研究證明[43]，但停藥前最好有兩年是無癲癇發作的，否則容易出現癲癇復發[41]。
4 小結與展望
本文主要對兩類不同病因，五種疾病導致癥狀性癲癇患者的QOL研究進展進行闡述，其中老年與兒童腦卒中，兒童神經退行性疾病，成人腦腫瘤、腦外傷、NCC所致癥狀性癲癇患者的QOL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主要的改善方式仍為ASMs治療，輔助以神經調節治療、心理和社會支持等，遺憾的是目前尚缺乏病毒性腦炎、腦瘧疾相關的癥狀性癲癇患者的QOL研究。此外，隨著患者對QOL影響因素關注度的提升，針對不同病因與患病人群設計高質量的問卷調查以及進行大樣本高質量的長期隨訪研究對于增加臨床醫師對患者QOL的了解和提高患者的QOL、改善預后是更為有益的。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
癲癇是多種原因引起的腦神經元異常同步化過度放電所導致的一種慢性腦部疾病，全球約有5 000萬人患有癲癇，我國目前有近1 000萬癲癇患者，其中主要群體為由各種明確的或可能的中樞神經系統病變引起的癥狀性癲癇患者。引起癥狀性癲癇的病因主要包含結構性、感染性、代謝性和自身免疫性四類，一例癲癇患者可能不只一種病因，但可不同等級，其重要性取決于具體情況，其中結構性與感染性病因最為常見[1-3]。當患者在原發疾病基礎上合并癲癇發作時其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QOL）多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由于代謝性和自身免疫性所致癥狀性癲癇多見于個案報道，本文主要對結構性與感染性病因所致癥狀性癲癇患者的QOL研究進展作一綜述，為臨床醫師了解不同病因的癥狀性癲癇患者的QOL情況并能及時給予有效治療以及促進患者康復、改善預后提供理論依據。
1 生活質量的定義與測量
QOL是人們對由人口條件、人際關系、社會結構、心理狀況等因素決定的健康狀態、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一種主觀感受[4]。健康相關生活質量（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量表于20世紀90年代后引進中國，應用廣泛且具有較好性能的主要為世界衛生組織生存質量測定量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WHOQOL-100）和健康調查簡表（the MOS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SF-36）[4]。而目前在癲癇患者當中常用的量表是癲癇患者生活質量評定量表（Quality of life in epilepsy questionnaire，QOLIE-31-P），其中文版也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5]。
2 結構性病因
結構性病因是指神經影像學上見到的結構異常為患者癲癇發作的可能原因，它可以是獲得性的，如腦卒中、外傷、感染、缺血缺氧性腦病等，也可以是遺傳性的，如皮質發育畸形、結節性硬化癥等[2]，以下敘述幾類常見的結構性病因所致的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研究進展。
2.1 腦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包括腦卒中）被認為是老年人群癲癇發作最常見的病因，占該年齡段新診斷癲癇病例的30%～50%[6]，若在腦卒中2周以后出現了癲癇發作則稱為卒中后癲癇（Post-stroke epilepsy，PSE），它是由于卒中后區域血流嚴重減少、腦氧代謝率降低、血腦屏障滲透性增加等變化使大腦發生了活躍的致癇過程[6]。PSE會顯著影響老年患者的預后，具體表現為生活質量下降、認知功能減退和依賴性增加的發生率均在癲癇發生后有所增加[7]。而除了老年人易發生腦卒中外，也不乏罕見的兒童卒中患者，并且一部分患兒同樣會出現PSE。一項評估卒中患兒QOL的研究發現，在平均16年的隨訪時間中，98例卒中患兒中49例有癲癇發作，其中有19例繼發PSE（38%），27例至少有過1次癲癇發作。在評估伴/不伴癲癇患兒的QOL時，若由家長或看護人代為評估，則兩組間無顯著差異，若面對面由患兒本人作答，則伴癲癇比不伴癲癇患兒的QOL評分顯著降低，尤其是合并認知下降的患兒；且與癲癇發作控制不佳的患兒相比，癲癇發作得到控制的患者獨立性更高，因此癲癇控制不佳可能也成為影響其QOL的一個危險因素[8]。除了老年人卒中與罕見的兒童卒中外，現實生活中也存在不少青年卒中患者，但既往對于青年PSE患者的QOL研究較少，故其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臨床研究方向。
目前藥物治療仍是PSE的主要治療方法，單藥治療對多數患者有較好的抗癲癇作用，但也有聯合用藥者。PSE患者可以嘗試使用丙戊酸鈉聯合拉莫三嗪改善QOL，研究證明其效果較好，安全性較高，該聯合用藥能夠降低血清炎癥因子高遷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HMGB-1）、基質金屬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MMP-9）、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的表達[9]。或者在常規用藥基礎上采用重復經顱磁刺激（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治療，它能夠促進神經電活動改變，修復受損的神經細胞，抑制異常腦電的發放與傳播，加快改善腦神經細胞功能，其中0.5 Hz rTMS療效更加明顯[10]。此外，在護理工作中加入綜合護理干預措施，向患者提供更加規范的護理指導，如做好疾病知識普及，指導規范用藥，及時掌握患者的情緒變化，進行科學的心理疏導，調整心理狀態等也可以改善機體運動功能和QOL，值得在臨床護理工作中推廣應用[11]。
2.2 神經退行性疾病
近年來癲癇作為神經退行性疾病（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NDDS）的一種合并癥越來越得到認可，幾種常見的NDDS如阿爾茨海默病和其他類型的癡呆、帕金森病、唐氏綜合征、朊病毒病和進行性肌陣攣性癲癇多并發癲癇，同時隨著醫療保健的改善，人類壽命的延長，將不可避免地出現老年人癲癇病例的增加，而其發病率卻容易被低估[12]。相對應的對NDDS合并癲癇患者的有效QOL研究很缺乏，可能與大部分患者本身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功能障礙而無法給與研究者可觀的配合度導致評估困難以及對老年患者的關注度不夠有關。與對老年人群關注度較少相反的是，2022年一項研究針對患有神經退行性疾病的兒童（Children with neurodegenerative conditions，CNDC）的QOL和癥狀負擔評估專項開發了NDDS兒童的癥狀特征問卷（the Symptom profile for children with neurodegnerative condition，SProND），包括了癲癇、神經行為、運動和活動、呼吸和吞咽以及其他日常活動5大類共14個問題，并采用兒童生活質量問卷（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PedsQL）來量化總體癥狀負擔對兒童整體hr-QOL的影響，研究招募了36例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患兒和社區組對照組兒童，結果顯示就癲癇單個癥狀而言，36例中有13例患病，受試者與對照者的平均社會心理健康和平均社會身體健康得分無顯著差異，但結合其他癥狀時，每例受試者經歷的癥狀越多，其PedsQL評分越差，即QOL越差[13]。因此是否也能為老年NDDS患者開發一個包含癲癇發作癥狀在內的有效QOL測評工具是值得臨床及科研工作者進一步探索的。
目前尚無研究表明何種抗癲癇發作藥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s，ASMs）或手術、神經調節等其他治療方式對NDDS患者的QOL有益。但ASMs預防大多數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癲癇發作的復發似乎可行，但需考慮藥物相互作用、藥效學對認知和行為的不良影響等，如長期服用苯二氮卓類藥物與認知能力下降或癡呆風險升高有關，丙戊酸在臨床試驗中與簡易精神狀態檢查（Minimum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評分下降更快有關等，可能會對患者的QOL不利[12]。
2.3 腦腫瘤
腫瘤相關性癲癇（Tumor-related epilepsy，TRE）是眾所周知的原發性或轉移性腦腫瘤的并發癥，而且往往是腦腫瘤的主要癥狀。根據國際抗癲癇聯盟指南，TRE是病因特異性的癲癇綜合征，與腫瘤的治療和預后相關，腫瘤等級越低，TRE的發生率越高[14]。25%～60%的腦腫瘤患者在病程中會發生癲癇，20%～40%的腦腫瘤患者以癲癇發作為首發癥狀，是腦腫瘤患者QOL差的主要原因[15]。與無癲癇的腦腫瘤患者相比，癲癇患者的社會、職業和家庭生活、體育和娛樂活動以及日常體力活動方面均呈更大的損害趨勢，較高的發作頻率和全面性發作尤其影響患者離家獨自活動和駕駛車輛的能力[16]。癲癇發作是原發性腦腫瘤患者低QOL評分的影響因素之一[17]，發作頻率高是其QOL較差的獨立危險因素[18]。
在最大限度控制癲癇發作和最小化ASMs的不良反應之間取得平衡是優化TRE患者QOL的必要條件[14]。既往研究表明，第一代ASMs與較差的認知功能和QOL相關，而第二代ASMs對認知功能的不良影響較小[19，20]。第三代ASMs吡侖帕奈對腦腫瘤相關性癲癇（Brain tumor-related epilepsy，BTRE）患者的QOL多項評分均有改善趨勢[21]。拉考沙胺添加治療對BTRE患者的情緒和QOL無明顯影響[22]，可以使其QOL保持穩定[23]，但拉考沙胺單藥治療對BTRE患者的QOL影響仍需進一步研究[24]。唑尼沙胺也不影響BTRE患者的QOL[25]。左乙拉西坦單藥治療對BTRE患者的QOL有積極作用且安全有效[26]。奧卡西平單藥應用前后其QOL變化不明顯[27]。左乙拉西坦和奧卡西平的研究成果均較早，尚缺乏最新研究，目前也同樣缺乏拉莫三嗪對BTRE患者QOL的研究。總之，癲癇是腦腫瘤患者QOL差的主要原因，隨著生存率的提高，患者和照顧者對影響QOL的因素的關注逐漸增加，例如工作能力、駕駛汽車，甚至懷孕等，這些因素可能會受到癲癇的發作頻率和類型的影響，而對相應人群有效治療方式的探索相對缺乏，所以對于BTRE患者QOL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以此來推動針對性治療的探索。
2.4 腦外傷
創傷后癲癇（Post-traumatic epilepsy，PTE）是指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后至少一周發生的一次或多次非誘發性癲癇發作，其可能是高達20%癥狀性癲癇患者發作的病因，在TBI人群中的發生率為4%～50%[28]，可能會對TBI患者的QOL產生負面影響，并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經濟負擔，這種負擔可能與PTE造成的長期功能結局相關，尤其是認知功能障礙[29]。PTE可加重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以記憶、空間結構及執行能力下降為主要表現，并容易出現抑郁癥狀[30]。TBI的幸存者往往會出現慢性的認知和心理缺陷，這些缺陷會對個體的幸福感和QOL產生較大影響，而PTE對TBI的疊加作用形成一次“二次打擊”，在情感、認知、心理社會功能領域進一步惡化腦損傷患者的慢性行為結果，對個體的QOL產生影響[28]。曾有一項在退伍軍人中進行的研究顯示，與僅患有癲癇或TBI的人群相比，PTE患者的身體機能和與hr-QOL更差[31]。而影響PTE患者QOL的主要因素包括焦慮、抑郁、治療依從性、癲癇發作控制不佳和創傷部位，這些都是改善患者預后的關鍵[32]。
目前尚無針對PTE的抗癲癇或疾病修飾治療，為了響應使用嚴格方法開發抗癲癇或疾病修飾治療的呼吁，抗癲癇治療的癲癇生物信息學研究（Epilepsy bioinformatics study for antiepileptogenic therapy，EpiBioS4Rx）中心組織了第一個臨床前多中心聯合體，以創建一個系統的平臺來測試新的治療方法，同時收集靶點和生物標志物修飾的證據，以指導未來的臨床試驗。這些努力或許可以提供更好的療法，以改善受PTE影響的患者的QOL[33]。
3 感染性病因
感染性病因是指癲癇發作直接產生于已知的感染，為該疾病的核心癥狀，它是世界范圍內導致癲癇最常見的病因[2]。中樞神經系統的廣泛感染可導致急性癲癇發作和形成長期癲癇，其中最常見的疾病是病毒性腦炎和寄生蟲感染[34]。當這些疾病合并癲癇時患者的病情會變得更加復雜，從而影響治療效果、臨床預后和QOL。
3.1 病毒性腦炎
目前國內外對病毒性腦炎后癲癇患者QOL分析的相關研究較少。僅有部分研究報道了對于單純性皰疹病毒性腦炎伴癲癇的患兒應用阿昔洛韋聯合奧卡西平治療可具有良好的臨床療效，能夠顯著提升患兒的日常QOL，降低后遺癥復發率[35]。迷走神經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療法可以使腦炎后難治性癲癇患者的發作頻率減少，QOL呈改善趨勢，研究人員認為這可能與VNS治療對心境障礙和難治性重度抑郁癥有效有關[36]。
3.2 寄生蟲感染
寄生蟲感染中與高頻率癲癇發作和癲癇相關的主要是腦瘧疾和腦囊蟲病（Neurocysticercosis，NCC）[34]，腦瘧疾未見有其繼發癲癇患者QOL的研究，NCC則較多。NCC是豬絳蟲幼蟲在人腦中形成囊蚴引起的疾病，患者最突出的臨床表現是頭痛、記憶力減退和癲癇[37]，約30%的癲癇病例可歸因于NCC，影響患者及其家庭成員的獨立性、學業、勞動表現和社會關系[37]。NCC所致癥狀性癲癇患者與其他原因所致的癲癇患者具有相似的認知功能障礙和QOL下降[38]。目前尚不清楚NCC患者的哪些因素可能導致認知障礙，但有研究表明NCC患者的低QOL評分主要與全面性癲癇發作的次數有很強的相關性，與性別、年齡、抗癲癇發作藥物、寄生蟲囊腫數量、受累腦區數量等無相關性[39]。考慮到此相關性，NCC患者的抗癲癇發作治療是必要的，同時有研究評估了抗寄生蟲藥物治療的獲益與風險，發現它可以減少患者的癲癇發作[40]，應作為患者首要的治療方式，而對于大多數NCC患者，一線ASMs單藥治療是控制癲癇發作的標準方法[41]，卡馬西平和左乙拉西坦可作為新診斷的NCC患者的單藥治療藥物，但卡馬西平組存在輕微的副作用[42]。NCC患者所需的抗癲癇治療時間目前沒有可靠的研究證明[43]，但停藥前最好有兩年是無癲癇發作的，否則容易出現癲癇復發[41]。
4 小結與展望
本文主要對兩類不同病因，五種疾病導致癥狀性癲癇患者的QOL研究進展進行闡述，其中老年與兒童腦卒中，兒童神經退行性疾病，成人腦腫瘤、腦外傷、NCC所致癥狀性癲癇患者的QOL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主要的改善方式仍為ASMs治療，輔助以神經調節治療、心理和社會支持等，遺憾的是目前尚缺乏病毒性腦炎、腦瘧疾相關的癥狀性癲癇患者的QOL研究。此外，隨著患者對QOL影響因素關注度的提升，針對不同病因與患病人群設計高質量的問卷調查以及進行大樣本高質量的長期隨訪研究對于增加臨床醫師對患者QOL的了解和提高患者的QOL、改善預后是更為有益的。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