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劉松, 馬建嶺, 史利卿, 羅景舒, 郭兆迪. 基于兩樣本孟德爾隨機化分析哮喘與胃食管反流病因果關系的研究. 華西醫學, 2024, 39(4): 546-552. doi: 10.7507/1002-0179.202311128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華西醫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支氣管哮喘（以下簡稱“哮喘”），以氣道慢性炎癥、氣道高反應性、可逆性氣流受限及氣道重構為主要特征，受遺傳和環境因素影響[1]。近年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環境污染，我國哮喘患病率有逐年增長趨勢[2]。很多共患疾病會加劇哮喘的發生發展，如上呼吸道感染、鼻炎-鼻竇炎、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等[3]。其中 GERD 主要表現為打嗝、反酸、彎腰時胃液向上反流，嚴重者夜間熟睡時胃內刺激性反酸胃液反流，引起氣喘、嗆咳甚至窒息[4]。研究顯示，哮喘合并 GERD 占 60%～80%，且哮喘共患 GERD（34%～89%）高于健康人（5%～10%），尤其是重癥哮喘患者[3]。對 90 例哮喘患者的研究發現，32 例（35.6%）合并 GERD，其中 8 例（25.0%）無典型反流癥狀；而在 90 例患者中共有 47 例（52.2%）有典型反流癥狀，但不均有食管內鏡下反流性食管炎病理改變[5]。另一研究發現，在 126 例哮喘患者中 94 例（74.6%）合并 GERD，且反流癥狀嚴重程度與哮喘嚴重程度及控制藥物的使用均呈正相關[6]。哮喘 GERD 合并機制較復雜，可能與胃內容物反流至氣管或迷走神經反射等導致氣管痙攣收縮有關[7]。因此，充分認識哮喘與 GERD 因果關系能更積極地預防疾病的發生發展。
目前傳統的觀察性流行病學研究因存在混雜因素及反向因果關系的干擾，其論證病因假設的能力常被削弱，而隨機對照研究又需大量人力資源和耗時的后續行動。而孟德爾隨機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R）研究可有效排除混雜因素，確定特定結果的因果關系，已被廣泛用于推斷風險因素和疾病結果間的因果關系[8]，在因果關系探究中有著獨特價值[9]。為更細致地了解哮喘與 GERD 潛在因果關系，本研究基于匯總數據應用兩樣本 MR 法進行分析，為哮喘合并 GERD 的發生發展、早期篩查和預防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設計
本研究應用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匯總數據集進行兩樣本 MR 分析，以哮喘為暴露因素，GERD 為結局變量，以與哮喘顯著相關的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作為工具變量，評估哮喘與 GERD 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進行敏感性分析檢驗結果的可靠性。MR 研究需要滿足關聯性、獨立性和排他性 3 個核心假設[10]，即：① 分析中使用的遺傳變量應該與暴露顯著相關（關聯性假設）；② 作為暴露工具變量提取的遺傳變量獨立于與所選暴露和結果相關的混雜因素（獨立性假設）；③ 工具變量只通過暴露而不通過其他生物途徑影響結果，與結局沒有直接關聯（排他性假設）。
1.2 數據來源
哮喘和胃食管反流的數據均來源于全基因組關聯研究的統計數據（IEU GWAS database）。研究對象分別納入 408 442 例哮喘（ebi-a-GCST90014325）、34 551 291 個 SNP 和 467 253 例 GERD（ebi-a-GCST90018848）、24 173 002 個 SNP。本研究中的數據來源于公開數據庫的匯總數據，不涉及倫理審批問題。GWAS 數據庫研究數據信息見表1。
表1
GWAS 數據庫研究數據信息
1.3 工具變量選擇
以 SNP 作為工具變量。為確保獨立性并消除連鎖不平衡（link-age disequilibrium, LD）對結果的影響，設置以下閾值條件：連鎖不平衡參數 r2<0.001、顯著性閾值 P<5×10?8、遺傳距離為 10 000 kb。在結局變量的 GWAS 數據集中提取與暴露因素相關的顯著 SNP，得到最終的工具變量，記錄效應等位基因（effect allele, EA）、非效應等位基因（other allele, OA）、等位基因效應值（β）、標準誤（standard error, SE）和 P 值等信息。使用 F 統計量檢驗工具變量的強度，當 F 值>10 時，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偏倚[11]。
 |
N 為所納入哮喘患者的樣本量，k 為 SNP 個數，R2 為哮喘數據庫中由 SNP 解釋的變異所占的比例。
 |
EAF 為效應等位基因頻率（effect allele frequency），β為等位基因效應值，R2為哮喘數據庫中由 SNP 解釋的變異所占的比例。
1.4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中主要使用隨機效應逆方差加權法（inverse-variance weighted, IVW）進行兩樣本 MR 分析，同時使用加權中位數法（weighted median, WM）、MR-Egger 回歸對 IVW 結果進行補充。其中將 IVW 方法作為主要分析，因為 IVW 已被證明是 MR 研究中估計因果效應最有效和無偏的方法之一[12]。VW 結合各個 SNP 的 MR 效應估計，得出潛在因果效應的總體加權估計[13]；當工具變量不存在水平多效性時，IVW 分析結果最可靠[14]。使用 Cochran Q 統計量評估異質性（P<0.05 說明存在異質性）。基因多效性則通過 MR-Egger 回歸的截距項進行判斷（P<0.05 說明存在水平多效性）[15]。采用留一法（leave-one-out）依次去除每個 SNP，計算所剩 SNP 的合并效應，進行敏感性分析，評價單個 SNP 是否對暴露與結局的關系產生影響。以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評估哮喘與 GERD 之間的效應關系。上述統計分析采用 R 軟件（4.3.1 版本）的 Two Sample MR 軟件包（0.5.7 版本）完成。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工具變量的確定
共納入 77 個 SNP 作為評估哮喘與 GERD 因果關聯的工具變量，F 值均大于 10，中位值為 381.53（260.73，3574.03），表明該研究結果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偏倚，結果可靠。部分 SNP 基本信息見表2。
表2
部分 SNP 基本信息
2.2 MR 分析結果
在哮喘與 GERD 的分析中，經異質性檢驗后，未見異質性，最終對篩選出的 77 個 SNP 進行進一步分析。隨機效應模型的 IVW 分析結果示：OR=1.044，95%CI（1.006，1.083），P=0.024，提示哮喘與 GERD 之間呈正相關；WM 結果示：OR=1.075，95%CI（1.021，1.133），P=0.006，提示相似的因果關系；MR-Egger 回歸結果顯示：OR=1.080，95%CI（0.983，1.187），P=0.115，亦提示哮喘與 GERD 之間呈正相關，但結果無統計學意義。3 種方法得到的因果效應方向一致，雖 MR-Egger 回歸結果無統計學意義，但以 IVW 的結果為主，根據分析結果可認為哮喘與 GERD 之間呈正相關。見圖1～3。
圖1
MR 分析散點圖
橫坐標為單個 SNP 對哮喘的效應，縱坐標為單個 SNP 對 GERD 的效應，彩色線為哮喘對 GERD 的因果效應估計值擬合線，可見隨著哮喘患病風險升高，GERD 發病風險也升高。SNP：單核苷酸多態性；MR Test：孟德爾隨機化方法；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逆方差加權法；Weighted median：加權中位數法；outcome：結局；Asthma：哮喘；id:ebi-a-GCST90014325：哮喘數據集名稱
圖2
MR 分析森林圖
黑點表示使用單個 SNP 估計哮喘對 GERD 風險的影響，黑線表示估計值的 95%CI；紅點表示使用 MR-Egger 和 IVW 法估計哮喘對 GERD 風險的總體影響，紅線表示總體估計值的 95%CI。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逆方差加權法；Asthma：哮喘；id:ebi-a-GCST90014325：哮喘數據集名稱；outcome：結局。橫坐標為各個 SNP 估計哮喘對 CERD 的效應值；縱坐標為所有納入的 SNP
圖3
MR 分析漏斗圖
橫坐標表示工具變量的效應值（
2.3 研究結果的穩定性與可靠性評價
2.3.1 異質性檢驗
在異質性分析中，IVW 結果 Cochran Q=84.222，P=0.173；MR-Egger 結果 Cochran Q=83.531，P=0.166，表明哮喘與 GERD 的因果關系不存在異質性。
2.3.2 水平多效性檢驗
在多效性檢驗中，MR-Egger 檢驗提示截距為?0.00249， P=0.443，提示 SNP 不存在水平多效性
2.3.3 留一法檢驗
依次剔除各個 SNP 后，剩余的 76 個 SNP 進行 MR 分析，結果顯示較穩定，未檢測到對結果影響大的 SNP（圖4）。
圖4
留一法敏感性分析結果
黑點表示剔除此 SNP 后哮喘對 GERD 的因果效應估計，黑實線表示相應的 95%CI；紅點表示使用篩選過的 SNP 估計哮喘對 GERD 風險的整體因果效應，紅線表示合并估計相應的 95%CI。MR leave-one-out sensitivity analysis：孟德爾隨機化留一法敏感性分析；Asthma：哮喘；id:ebi-a-GCST90014325：哮喘數據集名稱；outcome：結局。橫坐標為剔除各個 SNP 估計哮喘對 CERD 的效應值；縱坐標為所有逐個剔除的 SNP
3 討論
GERD 患者多數合并或誘發呼吸道癥狀，極易誤診為呼吸科疾病，直接增加了臨床治療難度[16]。GERD 和哮喘的關系亦十分密切，GERD 的反流癥狀與哮喘的嚴重程度及其控制藥物的使用量呈正相關，GERD 可誘發或者加劇哮喘的發生和發展[6]。其相關機制可能由于迷走神經高反應性的自主調節障礙，導致食管下端括約肌張力降低和頻發的短暫松弛，酸性胃內反流物刺激食管黏膜感受器，通過迷走神經反射性地引起支氣管平滑肌痙攣[3]。此外，鮑永波等[17]研究指出，胃食管反流可以加重哮喘小鼠的氣道高反應性，白細胞介素-4 水平明顯升高，而γ干擾素水平則明顯降低，輔助 T 細胞 1/輔助 T 細胞 2 比值降低明顯，肺泡灌洗液中的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支氣管的黏膜下可見充血、水腫及以嗜酸性粒細胞為主的慢性炎癥細胞浸潤。GERD 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引發哮喘，反之，氣道阻塞、肺充氣過度、自主神經功能失調以及哮喘藥物的使用也可通過呼吸力學的改變，引發并加重 GERD[18]。有研究也表明，哮喘患者容易因各種因素發生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也容易誘發哮喘，并且在發生胃食管反流后會加重哮喘患者病情，是難治性哮喘的重要誘因，且指出臨床治療胃食管反流患者應利用抑酸藥物進行相應的抗反流治療，效果顯著，同時可以顯著改善肺功能[4]。
本研究采用了兩樣本 MR 方法，探究了遺傳基因層面上的哮喘與 GERD 發生的因果關聯，IVW 分析結果顯示哮喘與 GERD 發生之間呈正相關［OR=1.044，95%CI（1.006，1.083），P=0.024］，WM 結果顯示了相似的因果關系［OR=1.075，95%CI（1.021，1.133），P=0.006］。本研究以基因變異為工具變量，研究暴露表型和結果表型之間的因果關系，極大限度地排除了社會環境、生活方式等后天混雜因素的干擾，加強了哮喘與 GERD 之間因果關系的證據。且本研究使用公共數據庫數據，減少了潛在偏見，并將 77 個 SNP 作為工具變量，增加了遺傳變異所能解釋的比例。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由于亞洲及其他種族人群的研究有限，本研究人群及數據來自于歐洲人群的 GWAS 數據庫，對其他種族的外推可能受到限制；② 本研究采用的是 2 個 GWAS 的匯總數據庫，缺乏個體數據，無法對年齡或性別等進行進一步的亞組分析，無法對結局變量進一步細化進行分析；③ 工具變量的強度依賴于 GWAS 的樣本量，需要開展更大規模的 GWAS，以確定更多的遺傳變異用于 MR 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采用了兩樣本 MR 方法對哮喘和 GERD 之間的潛在因果關系進行了推斷，為哮喘合并 GERD 的發生、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本研究結果表明，哮喘與 GERD 之間存在正向因果關系，這提示哮喘是 GERD 的危險因素。故在臨床診療過程中，應當注重哮喘及 GERD 二者合病，積極做好預防工作，并及時采取治療措施。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支氣管哮喘（以下簡稱“哮喘”），以氣道慢性炎癥、氣道高反應性、可逆性氣流受限及氣道重構為主要特征，受遺傳和環境因素影響[1]。近年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環境污染，我國哮喘患病率有逐年增長趨勢[2]。很多共患疾病會加劇哮喘的發生發展，如上呼吸道感染、鼻炎-鼻竇炎、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等[3]。其中 GERD 主要表現為打嗝、反酸、彎腰時胃液向上反流，嚴重者夜間熟睡時胃內刺激性反酸胃液反流，引起氣喘、嗆咳甚至窒息[4]。研究顯示，哮喘合并 GERD 占 60%～80%，且哮喘共患 GERD（34%～89%）高于健康人（5%～10%），尤其是重癥哮喘患者[3]。對 90 例哮喘患者的研究發現，32 例（35.6%）合并 GERD，其中 8 例（25.0%）無典型反流癥狀；而在 90 例患者中共有 47 例（52.2%）有典型反流癥狀，但不均有食管內鏡下反流性食管炎病理改變[5]。另一研究發現，在 126 例哮喘患者中 94 例（74.6%）合并 GERD，且反流癥狀嚴重程度與哮喘嚴重程度及控制藥物的使用均呈正相關[6]。哮喘 GERD 合并機制較復雜，可能與胃內容物反流至氣管或迷走神經反射等導致氣管痙攣收縮有關[7]。因此，充分認識哮喘與 GERD 因果關系能更積極地預防疾病的發生發展。
目前傳統的觀察性流行病學研究因存在混雜因素及反向因果關系的干擾，其論證病因假設的能力常被削弱，而隨機對照研究又需大量人力資源和耗時的后續行動。而孟德爾隨機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R）研究可有效排除混雜因素，確定特定結果的因果關系，已被廣泛用于推斷風險因素和疾病結果間的因果關系[8]，在因果關系探究中有著獨特價值[9]。為更細致地了解哮喘與 GERD 潛在因果關系，本研究基于匯總數據應用兩樣本 MR 法進行分析，為哮喘合并 GERD 的發生發展、早期篩查和預防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設計
本研究應用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匯總數據集進行兩樣本 MR 分析，以哮喘為暴露因素，GERD 為結局變量，以與哮喘顯著相關的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作為工具變量，評估哮喘與 GERD 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進行敏感性分析檢驗結果的可靠性。MR 研究需要滿足關聯性、獨立性和排他性 3 個核心假設[10]，即：① 分析中使用的遺傳變量應該與暴露顯著相關（關聯性假設）；② 作為暴露工具變量提取的遺傳變量獨立于與所選暴露和結果相關的混雜因素（獨立性假設）；③ 工具變量只通過暴露而不通過其他生物途徑影響結果，與結局沒有直接關聯（排他性假設）。
1.2 數據來源
哮喘和胃食管反流的數據均來源于全基因組關聯研究的統計數據（IEU GWAS database）。研究對象分別納入 408 442 例哮喘（ebi-a-GCST90014325）、34 551 291 個 SNP 和 467 253 例 GERD（ebi-a-GCST90018848）、24 173 002 個 SNP。本研究中的數據來源于公開數據庫的匯總數據，不涉及倫理審批問題。GWAS 數據庫研究數據信息見表1。
表1
GWAS 數據庫研究數據信息
1.3 工具變量選擇
以 SNP 作為工具變量。為確保獨立性并消除連鎖不平衡（link-age disequilibrium, LD）對結果的影響，設置以下閾值條件：連鎖不平衡參數 r2<0.001、顯著性閾值 P<5×10?8、遺傳距離為 10 000 kb。在結局變量的 GWAS 數據集中提取與暴露因素相關的顯著 SNP，得到最終的工具變量，記錄效應等位基因（effect allele, EA）、非效應等位基因（other allele, OA）、等位基因效應值（β）、標準誤（standard error, SE）和 P 值等信息。使用 F 統計量檢驗工具變量的強度，當 F 值>10 時，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偏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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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為所納入哮喘患者的樣本量，k 為 SNP 個數，R2 為哮喘數據庫中由 SNP 解釋的變異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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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F 為效應等位基因頻率（effect allele frequency），β為等位基因效應值，R2為哮喘數據庫中由 SNP 解釋的變異所占的比例。
1.4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中主要使用隨機效應逆方差加權法（inverse-variance weighted, IVW）進行兩樣本 MR 分析，同時使用加權中位數法（weighted median, WM）、MR-Egger 回歸對 IVW 結果進行補充。其中將 IVW 方法作為主要分析，因為 IVW 已被證明是 MR 研究中估計因果效應最有效和無偏的方法之一[12]。VW 結合各個 SNP 的 MR 效應估計，得出潛在因果效應的總體加權估計[13]；當工具變量不存在水平多效性時，IVW 分析結果最可靠[14]。使用 Cochran Q 統計量評估異質性（P<0.05 說明存在異質性）。基因多效性則通過 MR-Egger 回歸的截距項進行判斷（P<0.05 說明存在水平多效性）[15]。采用留一法（leave-one-out）依次去除每個 SNP，計算所剩 SNP 的合并效應，進行敏感性分析，評價單個 SNP 是否對暴露與結局的關系產生影響。以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評估哮喘與 GERD 之間的效應關系。上述統計分析采用 R 軟件（4.3.1 版本）的 Two Sample MR 軟件包（0.5.7 版本）完成。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工具變量的確定
共納入 77 個 SNP 作為評估哮喘與 GERD 因果關聯的工具變量，F 值均大于 10，中位值為 381.53（260.73，3574.03），表明該研究結果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偏倚，結果可靠。部分 SNP 基本信息見表2。
表2
部分 SNP 基本信息
2.2 MR 分析結果
在哮喘與 GERD 的分析中，經異質性檢驗后，未見異質性，最終對篩選出的 77 個 SNP 進行進一步分析。隨機效應模型的 IVW 分析結果示：OR=1.044，95%CI（1.006，1.083），P=0.024，提示哮喘與 GERD 之間呈正相關；WM 結果示：OR=1.075，95%CI（1.021，1.133），P=0.006，提示相似的因果關系；MR-Egger 回歸結果顯示：OR=1.080，95%CI（0.983，1.187），P=0.115，亦提示哮喘與 GERD 之間呈正相關，但結果無統計學意義。3 種方法得到的因果效應方向一致，雖 MR-Egger 回歸結果無統計學意義，但以 IVW 的結果為主，根據分析結果可認為哮喘與 GERD 之間呈正相關。見圖1～3。
圖1
MR 分析散點圖
橫坐標為單個 SNP 對哮喘的效應，縱坐標為單個 SNP 對 GERD 的效應，彩色線為哮喘對 GERD 的因果效應估計值擬合線，可見隨著哮喘患病風險升高，GERD 發病風險也升高。SNP：單核苷酸多態性；MR Test：孟德爾隨機化方法；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逆方差加權法；Weighted median：加權中位數法；outcome：結局；Asthma：哮喘；id:ebi-a-GCST90014325：哮喘數據集名稱
圖2
MR 分析森林圖
黑點表示使用單個 SNP 估計哮喘對 GERD 風險的影響，黑線表示估計值的 95%CI；紅點表示使用 MR-Egger 和 IVW 法估計哮喘對 GERD 風險的總體影響，紅線表示總體估計值的 95%CI。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逆方差加權法；Asthma：哮喘；id:ebi-a-GCST90014325：哮喘數據集名稱；outcome：結局。橫坐標為各個 SNP 估計哮喘對 CERD 的效應值；縱坐標為所有納入的 SNP
圖3
MR 分析漏斗圖
橫坐標表示工具變量的效應值（
2.3 研究結果的穩定性與可靠性評價
2.3.1 異質性檢驗
在異質性分析中，IVW 結果 Cochran Q=84.222，P=0.173；MR-Egger 結果 Cochran Q=83.531，P=0.166，表明哮喘與 GERD 的因果關系不存在異質性。
2.3.2 水平多效性檢驗
在多效性檢驗中，MR-Egger 檢驗提示截距為?0.00249， P=0.443，提示 SNP 不存在水平多效性
2.3.3 留一法檢驗
依次剔除各個 SNP 后，剩余的 76 個 SNP 進行 MR 分析，結果顯示較穩定，未檢測到對結果影響大的 SNP（圖4）。
圖4
留一法敏感性分析結果
黑點表示剔除此 SNP 后哮喘對 GERD 的因果效應估計，黑實線表示相應的 95%CI；紅點表示使用篩選過的 SNP 估計哮喘對 GERD 風險的整體因果效應，紅線表示合并估計相應的 95%CI。MR leave-one-out sensitivity analysis：孟德爾隨機化留一法敏感性分析；Asthma：哮喘；id:ebi-a-GCST90014325：哮喘數據集名稱；outcome：結局。橫坐標為剔除各個 SNP 估計哮喘對 CERD 的效應值；縱坐標為所有逐個剔除的 SNP
3 討論
GERD 患者多數合并或誘發呼吸道癥狀，極易誤診為呼吸科疾病，直接增加了臨床治療難度[16]。GERD 和哮喘的關系亦十分密切，GERD 的反流癥狀與哮喘的嚴重程度及其控制藥物的使用量呈正相關，GERD 可誘發或者加劇哮喘的發生和發展[6]。其相關機制可能由于迷走神經高反應性的自主調節障礙，導致食管下端括約肌張力降低和頻發的短暫松弛，酸性胃內反流物刺激食管黏膜感受器，通過迷走神經反射性地引起支氣管平滑肌痙攣[3]。此外，鮑永波等[17]研究指出，胃食管反流可以加重哮喘小鼠的氣道高反應性，白細胞介素-4 水平明顯升高，而γ干擾素水平則明顯降低，輔助 T 細胞 1/輔助 T 細胞 2 比值降低明顯，肺泡灌洗液中的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支氣管的黏膜下可見充血、水腫及以嗜酸性粒細胞為主的慢性炎癥細胞浸潤。GERD 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引發哮喘，反之，氣道阻塞、肺充氣過度、自主神經功能失調以及哮喘藥物的使用也可通過呼吸力學的改變，引發并加重 GERD[18]。有研究也表明，哮喘患者容易因各種因素發生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也容易誘發哮喘，并且在發生胃食管反流后會加重哮喘患者病情，是難治性哮喘的重要誘因，且指出臨床治療胃食管反流患者應利用抑酸藥物進行相應的抗反流治療，效果顯著，同時可以顯著改善肺功能[4]。
本研究采用了兩樣本 MR 方法，探究了遺傳基因層面上的哮喘與 GERD 發生的因果關聯，IVW 分析結果顯示哮喘與 GERD 發生之間呈正相關［OR=1.044，95%CI（1.006，1.083），P=0.024］，WM 結果顯示了相似的因果關系［OR=1.075，95%CI（1.021，1.133），P=0.006］。本研究以基因變異為工具變量，研究暴露表型和結果表型之間的因果關系，極大限度地排除了社會環境、生活方式等后天混雜因素的干擾，加強了哮喘與 GERD 之間因果關系的證據。且本研究使用公共數據庫數據，減少了潛在偏見，并將 77 個 SNP 作為工具變量，增加了遺傳變異所能解釋的比例。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由于亞洲及其他種族人群的研究有限，本研究人群及數據來自于歐洲人群的 GWAS 數據庫，對其他種族的外推可能受到限制；② 本研究采用的是 2 個 GWAS 的匯總數據庫，缺乏個體數據，無法對年齡或性別等進行進一步的亞組分析，無法對結局變量進一步細化進行分析；③ 工具變量的強度依賴于 GWAS 的樣本量，需要開展更大規模的 GWAS，以確定更多的遺傳變異用于 MR 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采用了兩樣本 MR 方法對哮喘和 GERD 之間的潛在因果關系進行了推斷，為哮喘合并 GERD 的發生、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本研究結果表明，哮喘與 GERD 之間存在正向因果關系，這提示哮喘是 GERD 的危險因素。故在臨床診療過程中，應當注重哮喘及 GERD 二者合病，積極做好預防工作，并及時采取治療措施。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