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治理是涉及到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交叉性的綜合問題。因此，應充分認識健康治理研究的復雜性、綜合性。在認真吸取先進經驗的同時，更應注意健康治理研究的主體性。從構建中國自主健康治理知識體系出發，該文提出中國健康治理研究應當把握三大基本原則，即立足傳統治理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著眼于推進全面建成健康中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貢獻中國智慧，以充分體現健康治理研究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引用本文： 孟立聯. 中國健康治理研究的思考. 華西醫學, 2023, 38(12): 1782-1784. doi: 10.7507/1002-0179.202312075 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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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問題從來不完全是一個醫學問題，健康治理問題也從來不是一個醫療服務問題，而是涉及到如何定義、誰來定義等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問題。1977 年，克拉倫斯·布隆奎斯特針對“精神病學知識”的濫用，曾批評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健康定義，認為 WHO 的定義“讓全世界陷入一種不健康的病態”[1]。WHO 則認為關于健康治理體系驅動改革的首要因素是權力擴散[2]，而權力擴散及其擴散后的權力運行則與各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高度相關。因此，健康治理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涉及到政治、法律、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因而，作為交叉學科的健康治理研究也就必須高度重視方法論問題。
由此觀之，健康治理是涉及到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交叉性的綜合問題，應充分認識到健康治理研究的政治-體制的極端重要性。因此，要從中國出發，恪守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立足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著眼于推進全面建成健康中國，在構建中國自主健康治理知識體系的同時為全球健康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該文將就中國健康治理研究的基本原則作一探討。
1 健康治理研究要立足傳統治理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在最初的意義上，中西方的治理概念內涵雖有差別，但本質上是一致的，也就是統治。在古希臘，“治理”的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可以與統治一詞交叉使用。在古代中國，治理本質上是維護秩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理國事使之正”則是“治理”的中心涵義。“治理”一詞在中國的使用從來沒有中斷過，反而在“大一統”的觀照下形成了以“君施教以治理之”為中心的治理之道、治理之術、治理之策，且非常發達[3]。在西方，重新引起對治理的關注，則是在 1989 年世界銀行報告的《南撒哈拉非洲：從危機走向可持續增長》，其認為“治理危機”（governance crisis）是非洲欠發達的重要根源[4]。治理成為西方政治學、公共管理學、行政學等學科熱詞，則是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失效。因此，西方的治理理論主張分權導向，摒棄國家和政府組織的唯一權威地位，社會公共管理應由多主體共同承擔；重新認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服務而非統治，公共政策、公共服務是協調的產物。
顯然，西方的治理理論難以對接和解釋中國的治理實踐。豐富的治理理論資源、文化資源是“我國的獨特優勢”[5]，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成長發展的深厚基礎”[5]，也是中國治理研究包括健康治理研究的重要思想來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5]。而堅持文化自信，就是要從豐厚的治理思想資源、理論資源中去吸取營養，“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5]。
2 健康治理研究要著眼于推進全面建成健康中國
健康治理不完全是健康管理，也不完全是衛生治理。不論是健康管理，還是衛生治理，都是以人為視界的，或者說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健康管理主要是從醫學角度，通過運用管理學的方法和手段，對個體或群體整體健康狀況以及影響健康的危險因素進行全面監測、評估、有效干預與連續跟蹤服務的醫學行為及過程，其目的是以最小投入獲取最大的健康效益[6]。衛生治理主要是公共衛生治理，雖然擴大到了環境治理，但其根本還是醫學導向，“促進衛生與控制疾病”[7]。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地球環境不僅是人賴以生存的前提條件，也是影響人類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2023 年，全球已有超過 6 億的人口生活在“人類氣候生態位”之外，生活在人類氣候生態位的溫度范圍之外可能會導致發病率、死亡率和流離失所率的增加；不僅如此，氣候變化還會對生物圈帶來重大影響，進而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疾病與健康[9]。因此，健康治理研究要著眼于全面貫徹《“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樹立“同一健康”[10]、“全健康”[11]理念，從有利于推動形成健康與經濟、生態、社會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出發，把健康治理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視野、框架之中，以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文明為導向，切實推進物理醫學、化學醫學向健康醫學、健康生態學的轉變，最終實現每個人健康、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3 健康治理研究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貢獻中國智慧
健康治理不僅僅是一個社區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一個已經全球化或者地球化問題。“人類面臨的所有全球性問題，任何一國想單打獨斗都無法解決，必須開展全球行動、全球應對、全球合作”[12]。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暴發后，習近平總書記在致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慰問電中，首次提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表示愿同法方共同推進疫情防控國際合作，支持聯合國及 WHO 在完善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13]。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類的共同愿景，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就是以健康是人類的共同追求為紐帶，促進全球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更好地聚合。
共同利益是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黏合劑。“法者，治之端也”。以國際法為基礎，通過制度和規則來協調規范各國關系，按照各國共同達成的規則和共識來治理。因此，在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框架內，提出推進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規范性倡議，應是中國健康治理研究的重要任務， 以推進“共商、共建、共享”[5]的全球治理觀在健康治理領域的全面貫通、落地落實。健康治理研究要以“共命運”為支撐，全面、充分、認真地總結、研究中國特色的健康治理實踐，比如被 WHO 高度稱贊的“合作醫療”“愛國衛生運動”等，從中國實踐中提煉出中國概念，從中國故事中總結出中國敘事，從中國道路中發展出人類健康新文明形態，促進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倡議成為全球共同的話語和行動。
綜上，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5]。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更要“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清醒”“政治上堅定”[5]。因此，要充分認識健康治理的政治性、綜合性，以中國式現代化引領中國健康治理研究，把中國健康治理研究融入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健康基礎。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健康問題從來不完全是一個醫學問題，健康治理問題也從來不是一個醫療服務問題，而是涉及到如何定義、誰來定義等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問題。1977 年，克拉倫斯·布隆奎斯特針對“精神病學知識”的濫用，曾批評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健康定義，認為 WHO 的定義“讓全世界陷入一種不健康的病態”[1]。WHO 則認為關于健康治理體系驅動改革的首要因素是權力擴散[2]，而權力擴散及其擴散后的權力運行則與各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高度相關。因此，健康治理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涉及到政治、法律、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因而，作為交叉學科的健康治理研究也就必須高度重視方法論問題。
由此觀之，健康治理是涉及到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交叉性的綜合問題，應充分認識到健康治理研究的政治-體制的極端重要性。因此，要從中國出發，恪守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立足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著眼于推進全面建成健康中國，在構建中國自主健康治理知識體系的同時為全球健康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該文將就中國健康治理研究的基本原則作一探討。
1 健康治理研究要立足傳統治理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在最初的意義上，中西方的治理概念內涵雖有差別，但本質上是一致的，也就是統治。在古希臘，“治理”的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可以與統治一詞交叉使用。在古代中國，治理本質上是維護秩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理國事使之正”則是“治理”的中心涵義。“治理”一詞在中國的使用從來沒有中斷過，反而在“大一統”的觀照下形成了以“君施教以治理之”為中心的治理之道、治理之術、治理之策，且非常發達[3]。在西方，重新引起對治理的關注，則是在 1989 年世界銀行報告的《南撒哈拉非洲：從危機走向可持續增長》，其認為“治理危機”（governance crisis）是非洲欠發達的重要根源[4]。治理成為西方政治學、公共管理學、行政學等學科熱詞，則是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失效。因此，西方的治理理論主張分權導向，摒棄國家和政府組織的唯一權威地位，社會公共管理應由多主體共同承擔；重新認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服務而非統治，公共政策、公共服務是協調的產物。
顯然，西方的治理理論難以對接和解釋中國的治理實踐。豐富的治理理論資源、文化資源是“我國的獨特優勢”[5]，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成長發展的深厚基礎”[5]，也是中國治理研究包括健康治理研究的重要思想來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5]。而堅持文化自信，就是要從豐厚的治理思想資源、理論資源中去吸取營養，“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5]。
2 健康治理研究要著眼于推進全面建成健康中國
健康治理不完全是健康管理，也不完全是衛生治理。不論是健康管理，還是衛生治理，都是以人為視界的，或者說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健康管理主要是從醫學角度，通過運用管理學的方法和手段，對個體或群體整體健康狀況以及影響健康的危險因素進行全面監測、評估、有效干預與連續跟蹤服務的醫學行為及過程，其目的是以最小投入獲取最大的健康效益[6]。衛生治理主要是公共衛生治理，雖然擴大到了環境治理，但其根本還是醫學導向，“促進衛生與控制疾病”[7]。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地球環境不僅是人賴以生存的前提條件，也是影響人類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2023 年，全球已有超過 6 億的人口生活在“人類氣候生態位”之外，生活在人類氣候生態位的溫度范圍之外可能會導致發病率、死亡率和流離失所率的增加；不僅如此，氣候變化還會對生物圈帶來重大影響，進而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疾病與健康[9]。因此，健康治理研究要著眼于全面貫徹《“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樹立“同一健康”[10]、“全健康”[11]理念，從有利于推動形成健康與經濟、生態、社會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出發，把健康治理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視野、框架之中，以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文明為導向，切實推進物理醫學、化學醫學向健康醫學、健康生態學的轉變，最終實現每個人健康、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3 健康治理研究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貢獻中國智慧
健康治理不僅僅是一個社區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一個已經全球化或者地球化問題。“人類面臨的所有全球性問題，任何一國想單打獨斗都無法解決，必須開展全球行動、全球應對、全球合作”[12]。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暴發后，習近平總書記在致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慰問電中，首次提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表示愿同法方共同推進疫情防控國際合作，支持聯合國及 WHO 在完善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13]。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類的共同愿景，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就是以健康是人類的共同追求為紐帶，促進全球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更好地聚合。
共同利益是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黏合劑。“法者，治之端也”。以國際法為基礎，通過制度和規則來協調規范各國關系，按照各國共同達成的規則和共識來治理。因此，在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框架內，提出推進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規范性倡議，應是中國健康治理研究的重要任務， 以推進“共商、共建、共享”[5]的全球治理觀在健康治理領域的全面貫通、落地落實。健康治理研究要以“共命運”為支撐，全面、充分、認真地總結、研究中國特色的健康治理實踐，比如被 WHO 高度稱贊的“合作醫療”“愛國衛生運動”等，從中國實踐中提煉出中國概念，從中國故事中總結出中國敘事，從中國道路中發展出人類健康新文明形態，促進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倡議成為全球共同的話語和行動。
綜上，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5]。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更要“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清醒”“政治上堅定”[5]。因此，要充分認識健康治理的政治性、綜合性，以中國式現代化引領中國健康治理研究，把中國健康治理研究融入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健康基礎。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