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劉志倩, 王璐, 魏全. 降鈣素原與急性腦梗死后惡性腦水腫發生的相關性研究. 華西醫學, 2024, 39(5): 705-710. doi: 10.7507/1002-0179.202404035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華西醫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惡性腦水腫（malignant brain edema, MBE）是大面積缺血性腦卒中后一種潛在的致命病理狀態。“惡性”一詞于 1996 年首次被描述[1]，通常被定義為大腦中動脈（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的完全閉塞，無論是否涉及其他血管區域，都會導致病情迅速惡化，導致腦疝或死亡。病情惡化和死亡的風險高達 40%～80%[1-3]。血管源性腦水腫的潛在機制為血腦屏障（blood-brain-barrier, BBB）被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破壞，導致液體和蛋白質外滲[3]。鑒于 MBE 缺乏廣泛被接受和有效的治療方法，更好地了解其發病機制和預測因素對于早期識別腦水腫高危患者和改善其臨床管理是必要的。
目前，生物標志物作為 MBE 預測因子的作用還沒有得到較好證實[4]。既往研究提示，炎癥反應在 BBB 破壞和腦水腫中起著重要作用，故炎癥標志物可能與 MBE 相關。有研究發現中性粒細胞及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 PCT）均與 MBE 有關，但 PCT 的預測作用更佳[5]；與 C 反應蛋白相比，PCT 在預測腦水腫的預后上有著更佳的敏感性及特異性[6]；PCT 水平升高與患者腦水腫嚴重程度呈正比，同時也能夠幫助臨床上預測患者的預后，臨床上可根據患者疾病發作后 PCT 水平升高程度對患者腦水腫的嚴重程度進行評估，及時對患者采取更合理的治療方案[7-8]。目前，只有少數研究探索了 PCT 與 MBE 的相關性，但仍缺乏足夠證據[5]。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 PCT 在不同時間點動態變化與腦梗死后 PCT 與 MBE 發展的相關性，為 MBE 的早期預測提供研究依據，同時及時啟動抗水腫治療。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收集 2017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神經內科住院的腦梗死患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18 歲。② 發病到入院 24 h 內的急性腦梗死患者。急性腦梗死的診斷依照 2014 年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具體如下：A. 急性起病；B. 局灶神經功能缺損，少數為全面神經功能缺損；C. 影像學出現責任病灶或癥狀體征持續 24 h 以上；D. 排除無血管性病因；E. 頭部影像學排除腦出血。大面積 MCA 梗死的定義為超過 1/3 MCA 血管區域發生的腦梗死。③ 入院后 24 h 內采集血液標本。排除標準：① 腦卒中前出現殘疾無法獨立生活（改良 Rankin 量表評分≥2 分）；② 合并惡性腫瘤或自身免疫疾病，使用免疫抑制劑或化療藥物免疫功能不全；③ 合并既往慢性感染疾病或慢性炎性疾病如肺結核等；④ 病前 2 周內有感染史；⑤ 入院時體溫＞38℃。該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2023 年審（2321）號］。
1.2 研究方法
1.2.1 資料收集
通過病歷數據系統，回顧性地收集患者的人口學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入院情況［包括從癥狀出現到入院的時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ion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評分、血壓、既往血管危險因素（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以及吸煙和飲酒史）］、院內情況（包括入院時第 1、3、7 天的實驗室檢查和神經影像學數據）。使用電化學發光法測定血清 PCT，檢測系統為電化學發光全自動免疫分析系統（電化學發光免疫分析法，德國羅氏診斷 Cobas? e 601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PCT 正常參考范圍為＜0.046 ng/mL。
1.2.2 神經影像學數據
所有納入患者入院時均行 CT 檢查（64 節西門子掃描儀，層厚 7 mm）。由 2 名對患者數據不知情且職稱主治以上的神經內科醫生，根據 CT 掃描數據獨立評估患者的腦水腫情況。當患者在入院后 7 d 內出現臨床惡化時，進行隨訪 CT 掃描。如果腦皮質溝回變得模糊，但腦室系統的外觀保持正常或僅表現出輕微的變化，則將腦水腫分為Ⅰ級；如果腦室不對稱，中線結構無明顯移位，則將腦水腫分為Ⅱ級；如果穹隆水平的中線結構發生明顯移位，則將腦水腫分為Ⅲ級。
1.2.3 分組
根據患者入院 14 d 內是否發生 MBE，將患者分為 MBE 組和非 MBE 組。
MBE 的定義：腦中線偏移>5 mm 的患者的臨床惡化。臨床惡化定義（滿足其中一項）：① 與基線 NIHSS 相比，神經系統惡化，NIHSS 評分增加 4 分以上；② 意識下降，導致格拉斯哥評分（Glagow Coma Scale, GCS）為 8 分或更少，或 NIHSS 第 1a 項評分為 1 分或以上；③ 需要侵入性干預，如去骨瓣減壓術；④ 住院死亡。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方法；不符合正態分布則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 Mann-Whitney U 檢驗方法。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檢驗。等級資料使用 Wilcoxon 秩和檢驗。由于 PCT 水平差異過大，因此后續分析均使用自然對數轉化的數據。單因素分析比較各結局組臨床因素的差異，將單因素分析中 P＜0.05 的因素納入多因素分析中。
參考以往經驗，主要的潛在混雜因素包括年齡、NIHSS 評分、性別、大面積中腦動脈梗死、住院治療等臨床因素。因此，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分別計算在校正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等因素后，入院第 1、3、7 天 PCT 水平與 MBE 發生的相關性。模型 1 為納入入院第 1 天 PCT 水平和單因素分析有意義的變量如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等。模型 2 為納入入院第 3 天 PCT 水平和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等因素。模型 3 納入入院第 7 天 PCT 水平和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等因素。計算各因素的比值比（odds ratio, OR）和 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采用進入法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基線情況比較
共納入患者 798 例。其中，MBE 93 例（11.65%），非 MBE 705 例（88.35%）。MBE 發生時間的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為發病后 29（24，54）h。兩組患者基線情況比較見表1。可見，兩組患者的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構音障礙、低熱、意識狀況、慢性心功能不全、TOAST 分型、機械通氣、胃管安置、入院第 1 天 PCT、入院第 3 天 PCT 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指標兩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兩組患者基線情況比較
2.2 MBE 相關因素分析
根據表1，納入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構音障礙、低熱、意識狀況、慢性心功能不全、TOAST 分型、機械通氣、胃管安置等指標（變量賦值見表2），并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校正分析結果（表3）可見，在模型 1 中，第 1 天 PCT、大面積 MCA 梗死、低熱均與 MBE 相關；在模型 2 中，大面積 MCA 梗死、意識障礙、TOAST 分型均與 MBE 相關；在模型 3 中，大面積 MCA 梗死與 MBE 相關。共線性分析顯示納入多因素分析的各變量膨脹因子（VIF）均小于 10，提示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2
變量賦值表
表3
MBE 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表明，在發病后 24 h 內測得的 PCT 水平與梗死后 MBE 的發生獨立相關；此外，大面積 MCA 梗死和低熱是獨立的預測因素，這與 MBE 早期預測的文獻報道一致[9]。MBE 是大面積腦梗死預后不良的主要原因，發生 MBE 后往往需要采用去骨瓣減壓術以降低死亡率。此外，本研究發現入院時低熱（體溫在 37.3～38.0℃）的患者發生 MBE 的風險更高，這可能與中樞性發熱提示患者細胞水腫較重有關。Zhang 等[5]納入了 83 個梗死面積＞2/3 MCA供血區的大面積 MCA 梗死患者，發現 PCT［OR=1.83，95%CI（1.20，2.80）］與 MBE 有關。季麗平等[7]的一項研究納入了 160 例急性腦梗塞患者，重度組 PCT 水平明顯升高（P<0.5），與患者的腦水腫嚴重程度密切相關。本研究結果均與其結論一致。
腦水腫是腦卒中后早期神經系統惡化的最常見原因。由于腦水腫不太可能發生在小面積梗死或輕度腦卒中，因此本研究納入大面積 MCA 腦梗死患者，并收集其腦 CT 數據，這有助于驗證惡化的原因，并關注 MBE 的發展。PCT 是一種常用于監測細菌性感染嚴重程度的炎性標志物，在腦水腫的背景下可能會因為各種因素而變化，包括感染、炎癥反應的強度、患者的整體健康狀況、治療方案等。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第 1 天 PCT 與 MBE 獨立相關，PCT 升高分別使 MBE 的風險增加，其他兩個時間點的 PCT 并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可考慮在疾病早期階段，PCT 水平的迅速上升可能間接反映了較強的炎癥反應和感染的嚴重程度。而在入院后，患者可能會立即接受抗菌藥物治療和其他醫療干預，迅速減少感染，PCT 水平出現降低。而在入院后第 3、7 天，即使 PCT 水平仍高，卻未能顯著區分兩組患者，這可能是由于其他并發癥或者衰竭狀態成為影響 PCT 的主導因素。對于 PCT 異常升高者，臨床醫生應當特別關注患者發生 MBE 的風險，以便早期采取去骨瓣減壓術或甘露醇等抗腦水腫治療方案，改善近期預后。
炎癥標志物與 MBE 相關的可能機制為：腦梗死后細胞缺血缺氧，鈉鉀腺苷三磷酸泵失活，水通道蛋白激活造成細胞毒性水腫，炎癥損傷及 BBB 破壞導致血管源性水腫，最終血液成分流入組織間造成腦組織腫脹，顱內壓升高，形成腦疝[10-11]。炎癥細胞在 BBB 破壞中起著重要作用[12]。炎癥反應可以導致 BBB 破壞，增加血管內皮細胞間隙和血管通透性，進而促進血源性水腫的形成。此外，PCT 可能參與調節與腦水腫形成相關的細胞因子，例如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表達增加可以導致血管通透性增加，進一步促進水腫形成。PCT 的升高還可能與腦梗死后可能伴隨的中樞神經系統感染有關，加劇炎癥反應和水腫[13-14]。PCT 與 MBE 有關的機制目前尚不清楚，腦梗死后甲狀腺以外的許多細胞均會生成 PCT，PCT 的合成及分泌組織均為甲狀腺 C 細胞，在機體產生炎癥反應時呈高表達[15]，此外小腸神經內分泌細胞中的 miR-637 減少也與腦梗死后血液中 PCT 水平增高有關[16]，過高的 PCT 可能反映了梗死面積大，損傷程度嚴重，從而與 MBE 有關[5]。除了 PCT，血清中的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超敏 C 反應蛋白均顯示與腦水腫程度密切相關，并對病情及腦水腫嚴重程度起到早期輔助評估作用[8]，
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排除了入院時患有已知感染性、炎癥性、血液學或癌癥疾病的患者，并在 logistic 分析中調整了影響結果的因素，但未知的混雜因素仍不能完全排除。綜上所述，發病后 24 h 內較高的 PCT 與腦梗死后 MBE 的發展獨立相關，為臨床醫生早期識別腦水腫高風險患者，及時啟動抗腦水腫治療提供了依據。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惡性腦水腫（malignant brain edema, MBE）是大面積缺血性腦卒中后一種潛在的致命病理狀態。“惡性”一詞于 1996 年首次被描述[1]，通常被定義為大腦中動脈（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的完全閉塞，無論是否涉及其他血管區域，都會導致病情迅速惡化，導致腦疝或死亡。病情惡化和死亡的風險高達 40%～80%[1-3]。血管源性腦水腫的潛在機制為血腦屏障（blood-brain-barrier, BBB）被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破壞，導致液體和蛋白質外滲[3]。鑒于 MBE 缺乏廣泛被接受和有效的治療方法，更好地了解其發病機制和預測因素對于早期識別腦水腫高危患者和改善其臨床管理是必要的。
目前，生物標志物作為 MBE 預測因子的作用還沒有得到較好證實[4]。既往研究提示，炎癥反應在 BBB 破壞和腦水腫中起著重要作用，故炎癥標志物可能與 MBE 相關。有研究發現中性粒細胞及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 PCT）均與 MBE 有關，但 PCT 的預測作用更佳[5]；與 C 反應蛋白相比，PCT 在預測腦水腫的預后上有著更佳的敏感性及特異性[6]；PCT 水平升高與患者腦水腫嚴重程度呈正比，同時也能夠幫助臨床上預測患者的預后，臨床上可根據患者疾病發作后 PCT 水平升高程度對患者腦水腫的嚴重程度進行評估，及時對患者采取更合理的治療方案[7-8]。目前，只有少數研究探索了 PCT 與 MBE 的相關性，但仍缺乏足夠證據[5]。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 PCT 在不同時間點動態變化與腦梗死后 PCT 與 MBE 發展的相關性，為 MBE 的早期預測提供研究依據，同時及時啟動抗水腫治療。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收集 2017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神經內科住院的腦梗死患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18 歲。② 發病到入院 24 h 內的急性腦梗死患者。急性腦梗死的診斷依照 2014 年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具體如下：A. 急性起病；B. 局灶神經功能缺損，少數為全面神經功能缺損；C. 影像學出現責任病灶或癥狀體征持續 24 h 以上；D. 排除無血管性病因；E. 頭部影像學排除腦出血。大面積 MCA 梗死的定義為超過 1/3 MCA 血管區域發生的腦梗死。③ 入院后 24 h 內采集血液標本。排除標準：① 腦卒中前出現殘疾無法獨立生活（改良 Rankin 量表評分≥2 分）；② 合并惡性腫瘤或自身免疫疾病，使用免疫抑制劑或化療藥物免疫功能不全；③ 合并既往慢性感染疾病或慢性炎性疾病如肺結核等；④ 病前 2 周內有感染史；⑤ 入院時體溫＞38℃。該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2023 年審（2321）號］。
1.2 研究方法
1.2.1 資料收集
通過病歷數據系統，回顧性地收集患者的人口學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入院情況［包括從癥狀出現到入院的時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ion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評分、血壓、既往血管危險因素（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以及吸煙和飲酒史）］、院內情況（包括入院時第 1、3、7 天的實驗室檢查和神經影像學數據）。使用電化學發光法測定血清 PCT，檢測系統為電化學發光全自動免疫分析系統（電化學發光免疫分析法，德國羅氏診斷 Cobas? e 601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PCT 正常參考范圍為＜0.046 ng/mL。
1.2.2 神經影像學數據
所有納入患者入院時均行 CT 檢查（64 節西門子掃描儀，層厚 7 mm）。由 2 名對患者數據不知情且職稱主治以上的神經內科醫生，根據 CT 掃描數據獨立評估患者的腦水腫情況。當患者在入院后 7 d 內出現臨床惡化時，進行隨訪 CT 掃描。如果腦皮質溝回變得模糊，但腦室系統的外觀保持正常或僅表現出輕微的變化，則將腦水腫分為Ⅰ級；如果腦室不對稱，中線結構無明顯移位，則將腦水腫分為Ⅱ級；如果穹隆水平的中線結構發生明顯移位，則將腦水腫分為Ⅲ級。
1.2.3 分組
根據患者入院 14 d 內是否發生 MBE，將患者分為 MBE 組和非 MBE 組。
MBE 的定義：腦中線偏移>5 mm 的患者的臨床惡化。臨床惡化定義（滿足其中一項）：① 與基線 NIHSS 相比，神經系統惡化，NIHSS 評分增加 4 分以上；② 意識下降，導致格拉斯哥評分（Glagow Coma Scale, GCS）為 8 分或更少，或 NIHSS 第 1a 項評分為 1 分或以上；③ 需要侵入性干預，如去骨瓣減壓術；④ 住院死亡。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方法；不符合正態分布則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 Mann-Whitney U 檢驗方法。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檢驗。等級資料使用 Wilcoxon 秩和檢驗。由于 PCT 水平差異過大，因此后續分析均使用自然對數轉化的數據。單因素分析比較各結局組臨床因素的差異，將單因素分析中 P＜0.05 的因素納入多因素分析中。
參考以往經驗，主要的潛在混雜因素包括年齡、NIHSS 評分、性別、大面積中腦動脈梗死、住院治療等臨床因素。因此，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分別計算在校正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等因素后，入院第 1、3、7 天 PCT 水平與 MBE 發生的相關性。模型 1 為納入入院第 1 天 PCT 水平和單因素分析有意義的變量如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等。模型 2 為納入入院第 3 天 PCT 水平和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等因素。模型 3 納入入院第 7 天 PCT 水平和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等因素。計算各因素的比值比（odds ratio, OR）和 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采用進入法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基線情況比較
共納入患者 798 例。其中，MBE 93 例（11.65%），非 MBE 705 例（88.35%）。MBE 發生時間的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為發病后 29（24，54）h。兩組患者基線情況比較見表1。可見，兩組患者的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構音障礙、低熱、意識狀況、慢性心功能不全、TOAST 分型、機械通氣、胃管安置、入院第 1 天 PCT、入院第 3 天 PCT 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指標兩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兩組患者基線情況比較
2.2 MBE 相關因素分析
根據表1，納入入院時 NIHSS 評分、大面積 MCA 梗死、構音障礙、低熱、意識狀況、慢性心功能不全、TOAST 分型、機械通氣、胃管安置等指標（變量賦值見表2），并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校正分析結果（表3）可見，在模型 1 中，第 1 天 PCT、大面積 MCA 梗死、低熱均與 MBE 相關；在模型 2 中，大面積 MCA 梗死、意識障礙、TOAST 分型均與 MBE 相關；在模型 3 中，大面積 MCA 梗死與 MBE 相關。共線性分析顯示納入多因素分析的各變量膨脹因子（VIF）均小于 10，提示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2
變量賦值表
表3
MBE 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表明，在發病后 24 h 內測得的 PCT 水平與梗死后 MBE 的發生獨立相關；此外，大面積 MCA 梗死和低熱是獨立的預測因素，這與 MBE 早期預測的文獻報道一致[9]。MBE 是大面積腦梗死預后不良的主要原因，發生 MBE 后往往需要采用去骨瓣減壓術以降低死亡率。此外，本研究發現入院時低熱（體溫在 37.3～38.0℃）的患者發生 MBE 的風險更高，這可能與中樞性發熱提示患者細胞水腫較重有關。Zhang 等[5]納入了 83 個梗死面積＞2/3 MCA供血區的大面積 MCA 梗死患者，發現 PCT［OR=1.83，95%CI（1.20，2.80）］與 MBE 有關。季麗平等[7]的一項研究納入了 160 例急性腦梗塞患者，重度組 PCT 水平明顯升高（P<0.5），與患者的腦水腫嚴重程度密切相關。本研究結果均與其結論一致。
腦水腫是腦卒中后早期神經系統惡化的最常見原因。由于腦水腫不太可能發生在小面積梗死或輕度腦卒中，因此本研究納入大面積 MCA 腦梗死患者，并收集其腦 CT 數據，這有助于驗證惡化的原因，并關注 MBE 的發展。PCT 是一種常用于監測細菌性感染嚴重程度的炎性標志物，在腦水腫的背景下可能會因為各種因素而變化，包括感染、炎癥反應的強度、患者的整體健康狀況、治療方案等。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第 1 天 PCT 與 MBE 獨立相關，PCT 升高分別使 MBE 的風險增加，其他兩個時間點的 PCT 并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可考慮在疾病早期階段，PCT 水平的迅速上升可能間接反映了較強的炎癥反應和感染的嚴重程度。而在入院后，患者可能會立即接受抗菌藥物治療和其他醫療干預，迅速減少感染，PCT 水平出現降低。而在入院后第 3、7 天，即使 PCT 水平仍高，卻未能顯著區分兩組患者，這可能是由于其他并發癥或者衰竭狀態成為影響 PCT 的主導因素。對于 PCT 異常升高者，臨床醫生應當特別關注患者發生 MBE 的風險，以便早期采取去骨瓣減壓術或甘露醇等抗腦水腫治療方案，改善近期預后。
炎癥標志物與 MBE 相關的可能機制為：腦梗死后細胞缺血缺氧，鈉鉀腺苷三磷酸泵失活，水通道蛋白激活造成細胞毒性水腫，炎癥損傷及 BBB 破壞導致血管源性水腫，最終血液成分流入組織間造成腦組織腫脹，顱內壓升高，形成腦疝[10-11]。炎癥細胞在 BBB 破壞中起著重要作用[12]。炎癥反應可以導致 BBB 破壞，增加血管內皮細胞間隙和血管通透性，進而促進血源性水腫的形成。此外，PCT 可能參與調節與腦水腫形成相關的細胞因子，例如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表達增加可以導致血管通透性增加，進一步促進水腫形成。PCT 的升高還可能與腦梗死后可能伴隨的中樞神經系統感染有關，加劇炎癥反應和水腫[13-14]。PCT 與 MBE 有關的機制目前尚不清楚，腦梗死后甲狀腺以外的許多細胞均會生成 PCT，PCT 的合成及分泌組織均為甲狀腺 C 細胞，在機體產生炎癥反應時呈高表達[15]，此外小腸神經內分泌細胞中的 miR-637 減少也與腦梗死后血液中 PCT 水平增高有關[16]，過高的 PCT 可能反映了梗死面積大，損傷程度嚴重，從而與 MBE 有關[5]。除了 PCT，血清中的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超敏 C 反應蛋白均顯示與腦水腫程度密切相關，并對病情及腦水腫嚴重程度起到早期輔助評估作用[8]，
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排除了入院時患有已知感染性、炎癥性、血液學或癌癥疾病的患者，并在 logistic 分析中調整了影響結果的因素，但未知的混雜因素仍不能完全排除。綜上所述，發病后 24 h 內較高的 PCT 與腦梗死后 MBE 的發展獨立相關，為臨床醫生早期識別腦水腫高風險患者，及時啟動抗腦水腫治療提供了依據。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