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欣, 王哲, 袁慧, 官彬, 關正. 日均運動步數與老年患者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后肺部并發癥關系的傾向性評分匹配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4, 31(1): 99-104. doi: 10.7507/1007-4848.202203067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肺癌是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全球每年約有220萬新發病例，約有160萬人死于肺癌[1]，在中國，肺癌亦是癌癥死亡的主要原因[2]。完整的手術切除仍然是肺癌最理想的治療方法。術后肺部并發癥（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s），包括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肺炎、肺不張、急性肺損傷（acute lung injury，ALI）是肺葉切除術后常見并發癥[3]，其發生率可高達16.8%[4]，老年患者PPCs發生率更高[5]。肺葉切除術后發生PPCs可導致術后住院時間延長、重癥監護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停留時間延長、術后死亡率增加、術后30 d再入院率升高[6]，術后3年及5年無病生存率及總生存率下降[4]。
運動能力下降與肺葉切除術后PPCs發生相關[7]。運動能力評估主要包括靜態評估和動態評估。肺功能可間接反映運動能力，是最常用的靜態評估方法。研究[8]發現，呼氣峰流速與肺癌行肺葉切除術后PPCs發生呈負相關。但肺功能檢查受被檢查者檢查時配合度的影響，其結果的干擾因素較多。六分鐘步行測試（6-minute walk test，6MWT）是主要的動態評估方法。但是，6MWT結果受性別、年齡、身高和體重的影響，不完全可靠。
每日運動步數可反映機體運動能力[9]。近年來，可穿戴設備的廣泛應用，使得實時、遠程監控患者在非醫療干預下的活動情況、客觀評價患者的運動能力成為可能，目前的智能手機均可記錄個體的每日運動步數。自2018年起，我院麻醉科與胸外科合作，利用智能手機記錄老年患者術前連續3 d的每日運動步數，計算術前日均運動步數，作為術前運動能力評估的依據。本研究擬采用傾向性評分匹配，回顧性分析術前日均運動步數與老年患者行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后PPCs的關系，探討記錄患者術前每日運動步數的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屬于回顧性傾向性評分匹配研究。通過醫院信息系統納入2018—2021年在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胸外科住院行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兩孔或三孔）后發生PPCs的老年患者。納入標準：肺癌（術前或術后病理診斷的非小細胞肺癌），年齡≥60歲，均實施解剖性肺葉切除+淋巴結清掃。與同期未發生PPCs的患者進行1∶1傾向性評分匹配。
本研究的PPCs包括術后到出院前的ARDS、肺炎，術后48 h肺不張以及術后24 h ALI。
ARDS診斷標準：氧合指數［動脈血氧分壓（oxygen partial pressure，PaO2）/吸氧分數（fraction inspired oxygen concentration，FiO2）］＜300 mm Hg（1 mm Hg=0.133 kPa）；肺部非滲出性浸潤性改變；肺葉/全肺萎陷或出現結節影；不能用心力衰竭或容量過負荷解釋的肺水腫。
肺炎診斷標準：新發的肺部浸潤改變，肺實變；同時伴隨以下情況中的1條：（1）體溫＞38℃，排除其他已知原因，（2）白細胞計數＜4×109/L或＞12×109/L，（3）若年齡＞70歲，出現未知原因的意識改變，同時伴隨以下中的2條：① 新出現的濃痰或痰液性質改變或呼吸道分泌物增加，② 咳嗽加重或呼吸困難、呼吸過速，③ 出現啰音或支氣管呼吸音，④ 氣體交換功能受損。
肺不張診斷標準：胸部X線片或胸部CT顯示部分肺無通氣或萎陷，通過肺部物理治療或支氣管鏡治療后可復張。
ALI診斷標準：術后24 h PaO2/FiO2＜300 mm Hg，胸部X線片顯示雙肺浸潤性改變，肺毛細血管楔壓＜18 mm Hg。
1.2 每日運動步數記錄方法
患者入院后由專科護士進行項目宣教，指導智能手機佩戴方法及每日運動步數記錄方法。智能手機型號不限，除接打電話和臥床休息外，均佩戴于患者前臂。患者自由活動，活動范圍無限制。每日晚8點向護士自行匯報智能手機自帶軟件記錄的每日運動步數（從早8點到晚8點），連續記錄3 d，計算患者術前日均運動步數。
1.3 麻醉方法
1.3.1 麻醉實施
術前禁食6 h，禁飲2 h。麻醉誘導依次給予舒芬太尼0.4 μg/kg，丙泊酚2 mg/kg，羅庫溴銨0.9 mg/kg。麻醉維持采用丙泊酚4～8 mg/（kg·h），瑞芬太尼0.1～0.2 μg/（kg·min），維持腦電雙頻指數在40～60之間。
1.3.2 術中液體管理
采用目標導向的液體管理策略，醋酸鈉林格氏液2 mL/（kg·h）作為背景液體輸注，當每搏量變異（stroke volume variation，SVV）＞13%時，5 min內快速給予羥乙基淀粉4 mL/kg，10 min后可重復一次，直至SVV＜13%。
1.3.3 術中呼吸管理
利用雙腔支氣管插管行單肺通氣，采用保護性肺通氣策略：雙肺通氣期間潮氣量6 mL/kg，單肺通氣期間潮氣量4～5 mL/kg，呼氣末正壓5～10 cm H2O（1 cm H2O=0.098 kPa），每小時進行一次肺復張，根據呼氣末二氧化碳壓調整呼吸頻率，維持呼氣末二氧化碳壓在35～45 mm Hg。
1.4 手術方式
患者取健側臥位，于腋中線第7肋間切口為進鏡口，于腋前線第4肋間切口為主操作口并使用一次性切口保護套撐開切口，視術中情況于腋后線第7肋間切口作為輔助操作口。術畢于進鏡口置入胸腔閉式引流管。
1.5 術后鎮痛及護理
根據麻醉醫師習慣，術后在手術室內或麻醉恢復室內拔除氣管導管。患者均轉入病房ICU繼續進行生命體征監測，當患者生命體征平穩，脫氧狀態下血氧飽和度和血氣分析結果均正常后即可轉入普通病房。采用患者自控鎮痛+肋間神經阻滯術后鎮痛。術后早期進飲進食、早期下床活動，當恢復正常進飲進食后立即停止靜脈輸液，盡早拔除胸腔閉式引流管。
1.6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以是否發生PPCs為應變量，以年齡、性別、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手術類型、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吸煙史、吸煙程度、是否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以及一秒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in one second，FEV1）為自變量，采用最鄰近匹配，設置匹配容差為0.2，進行1∶1傾向性評分匹配分析。對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組內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7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XJTU1AF2019LSL-012。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術前資料比較
共納入發生PPCs的患者100例（PPCs組），同時納入同期未發生PPCs的患者334例（Non-PPCs組），年齡均≥60歲。以1∶1進行傾向性評分匹配分析。匹配前，兩組患者除年齡外，其余一般資料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匹配后，兩組各納入患者100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術前資料比較（例/
）
2.2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
PPCs組術后并發癥包括：ARDS 6例，肺炎15例，肺不張46例，ALI 33例。兩組患者麻醉時間，手術時間，術中失血量、尿量、輸液量，術后24 h輸液量、術后住院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PPCs組相比，Non-PPCs組患者術后ICU停留時間縮短，首次下床時間提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
/M（P25，P75）］
2.3 兩組患者運動步數的比較
記錄兩組患者的每日運動步數，取3 d的平均值，獲得日均運動步數，對日均運動步數及每日運動步數的變化趨勢進行比較。結果發現，PPCs組日均運動步數明顯少于Non-PPCs組［（4 745.5±2 190.9）步 vs. （6 821.1±2 542.0）步，P＜0.00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兩組患者住院期間每日運動步數均呈上升趨勢，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1。
圖1
兩組患者每日運動步數變化趨勢
3 討論
運動能力下降和心肺功能損害與肺葉切除術后PPCs的發生密切相關。利用術前爬樓梯測試患者心肺功能，爬樓梯后血氧飽和度下降≥5%、心率增加≤55次/min與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術后心肺并發癥的發生相關[7]。對于開胸肺葉切除術，未發生PPCs的患者術前六分鐘步行距離（6-minute walk distance，6MWD）明顯長于發生PPCs的患者（422.38 m vs. 340.89 m）[10]。因此，評估患者的術前運動能力可以預測PPCs。
步行是老年人群中最流行的運動方式，運動步數可以反映老年患者的運動能力，運動步數越多，表明其運動能力越強[11]。另外，運動步數亦可反映患者的心肺功能情況[12]。隨著智能可穿戴設備的普及，記錄每日運動步數已成為評估日常運動能力的常用方法。研究[11]表明，利用運動步數進行統計學建模，可評估健康個體的日常體力活動水平。學齡前兒童的每日運動步數與身體素質（包括心肺系統、肌肉骨骼系統、運動系統）之間亦存在正相關關系[13]。采用智能手機記錄的每日運動步數與6MWD具有一定關聯性，可作為ICU出院患者活動能力的判斷標準[14]。利用可穿戴設備記錄腹膜轉移癌手術患者住院恢復期運動步數，該指標與術后30 d和60 d的再入院率呈負相關，表明運動步數可反映患者的術后恢復情況[15]。另外，每日運動步數與全因死亡率呈負相關，隨著每日運動步數的增加，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明顯降低[12]。本研究亦表明每日運動步數可評估老年肺癌手術患者的術前運動能力，證實了運動能力與肺葉切除術后PPCs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每日運動步數不但反映患者的日常運動能力，我們的研究還發現，在3 d的記錄過程中，患者的每日運動步數呈上升趨勢，表明記錄每日運動步數對患者的主動運動傾向具有促進作用，無形中起到了運動訓練的作用。運動訓練可調節循環與代謝，提高免疫功能，減少全身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反應，改善心肺功能[16]。Meta分析[17]顯示，術前運動訓練可改善肺功能，可使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肺葉切除術后PPCs的發生率下降67%，縮短胸腔閉式引流管留置時間，縮短術后住院時間。另一項研究[18]發現，對行肺葉切除術的肺癌患者，術前運動訓練可減少術后并發癥，術后平均住院時間縮短3 d。
研究[6]表明肺葉切除術后發生PPCs可導致術后ICU停留時間延長，住院時間延長，而本研究中兩組患者術后住院時間無明顯差異，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第一，對兩組患者均采用了加速康復外科理念，加強了術后呼吸功能鍛煉及肺部物理治療，鼓勵患者術后早下床，這可能與患者術后恢復較快有關；第二，本研究中無因PPCs導致的二次氣管插管，以及術后機械通氣時間的延長，這可能也與術后住院時間未明顯延長相關；第三，本研究統計的術后住院時間為患者實際住院時間，而不是以患者達到出院標準為依據的計算值，因此術后住院時間可能受外科診療習慣的影響。
此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處：第一，此研究是單中心回顧性傾向性評分匹配研究，因此存在抽樣誤差和混雜因素。第二，由于病歷資料的限制，吸煙患者是否戒煙、戒煙時間、COPD嚴重程度等可能影響術后PPCs的因素未能獲得。第三，每日運動步數除與患者運動能力相關外，還受住院后術前準備、社會心理、合并疾病、生活習慣以及天氣和氣候等因素影響，如冬季平均運動步數明顯下降，溫度和濕度與運動步數呈正相關，雨、雪和風速與運動步數呈負相關[11]，而此研究未考慮以上因素對每日運動步數產生的影響。第四，不同品牌的智能手機由于所使用的軟件不同，記錄的每日運動步數準確性存在差異，對研究結果亦存在一定的影響。最后，術前3 d的每日運動步數可能無法準確反映患者實際的運動能力，但由于患者術前住院時間普遍較短，因此無法收集術前更長時間的每日運動步數，從而獲得更加準確的日均運動步數數據。
綜上所述，術前日均運動步數與老年患者行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后PPCs的發生相關，利用智能手機記錄患者每日運動步數可以成為手術患者術前運動能力和心肺功能評估的輔助方法，記錄每日運動步數可促進住院患者的術前主動運動訓練。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李欣負責數據收集，論文撰寫；王哲負責人員協調溝通工作以及項目指導；袁慧負責數據整理，統計學分析，論文撰寫；官彬負責數據收集與整理；關正負責研究設計，論文審核。
肺癌是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全球每年約有220萬新發病例，約有160萬人死于肺癌[1]，在中國，肺癌亦是癌癥死亡的主要原因[2]。完整的手術切除仍然是肺癌最理想的治療方法。術后肺部并發癥（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s），包括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肺炎、肺不張、急性肺損傷（acute lung injury，ALI）是肺葉切除術后常見并發癥[3]，其發生率可高達16.8%[4]，老年患者PPCs發生率更高[5]。肺葉切除術后發生PPCs可導致術后住院時間延長、重癥監護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停留時間延長、術后死亡率增加、術后30 d再入院率升高[6]，術后3年及5年無病生存率及總生存率下降[4]。
運動能力下降與肺葉切除術后PPCs發生相關[7]。運動能力評估主要包括靜態評估和動態評估。肺功能可間接反映運動能力，是最常用的靜態評估方法。研究[8]發現，呼氣峰流速與肺癌行肺葉切除術后PPCs發生呈負相關。但肺功能檢查受被檢查者檢查時配合度的影響，其結果的干擾因素較多。六分鐘步行測試（6-minute walk test，6MWT）是主要的動態評估方法。但是，6MWT結果受性別、年齡、身高和體重的影響，不完全可靠。
每日運動步數可反映機體運動能力[9]。近年來，可穿戴設備的廣泛應用，使得實時、遠程監控患者在非醫療干預下的活動情況、客觀評價患者的運動能力成為可能，目前的智能手機均可記錄個體的每日運動步數。自2018年起，我院麻醉科與胸外科合作，利用智能手機記錄老年患者術前連續3 d的每日運動步數，計算術前日均運動步數，作為術前運動能力評估的依據。本研究擬采用傾向性評分匹配，回顧性分析術前日均運動步數與老年患者行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后PPCs的關系，探討記錄患者術前每日運動步數的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屬于回顧性傾向性評分匹配研究。通過醫院信息系統納入2018—2021年在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胸外科住院行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兩孔或三孔）后發生PPCs的老年患者。納入標準：肺癌（術前或術后病理診斷的非小細胞肺癌），年齡≥60歲，均實施解剖性肺葉切除+淋巴結清掃。與同期未發生PPCs的患者進行1∶1傾向性評分匹配。
本研究的PPCs包括術后到出院前的ARDS、肺炎，術后48 h肺不張以及術后24 h ALI。
ARDS診斷標準：氧合指數［動脈血氧分壓（oxygen partial pressure，PaO2）/吸氧分數（fraction inspired oxygen concentration，FiO2）］＜300 mm Hg（1 mm Hg=0.133 kPa）；肺部非滲出性浸潤性改變；肺葉/全肺萎陷或出現結節影；不能用心力衰竭或容量過負荷解釋的肺水腫。
肺炎診斷標準：新發的肺部浸潤改變，肺實變；同時伴隨以下情況中的1條：（1）體溫＞38℃，排除其他已知原因，（2）白細胞計數＜4×109/L或＞12×109/L，（3）若年齡＞70歲，出現未知原因的意識改變，同時伴隨以下中的2條：① 新出現的濃痰或痰液性質改變或呼吸道分泌物增加，② 咳嗽加重或呼吸困難、呼吸過速，③ 出現啰音或支氣管呼吸音，④ 氣體交換功能受損。
肺不張診斷標準：胸部X線片或胸部CT顯示部分肺無通氣或萎陷，通過肺部物理治療或支氣管鏡治療后可復張。
ALI診斷標準：術后24 h PaO2/FiO2＜300 mm Hg，胸部X線片顯示雙肺浸潤性改變，肺毛細血管楔壓＜18 mm Hg。
1.2 每日運動步數記錄方法
患者入院后由專科護士進行項目宣教，指導智能手機佩戴方法及每日運動步數記錄方法。智能手機型號不限，除接打電話和臥床休息外，均佩戴于患者前臂。患者自由活動，活動范圍無限制。每日晚8點向護士自行匯報智能手機自帶軟件記錄的每日運動步數（從早8點到晚8點），連續記錄3 d，計算患者術前日均運動步數。
1.3 麻醉方法
1.3.1 麻醉實施
術前禁食6 h，禁飲2 h。麻醉誘導依次給予舒芬太尼0.4 μg/kg，丙泊酚2 mg/kg，羅庫溴銨0.9 mg/kg。麻醉維持采用丙泊酚4～8 mg/（kg·h），瑞芬太尼0.1～0.2 μg/（kg·min），維持腦電雙頻指數在40～60之間。
1.3.2 術中液體管理
采用目標導向的液體管理策略，醋酸鈉林格氏液2 mL/（kg·h）作為背景液體輸注，當每搏量變異（stroke volume variation，SVV）＞13%時，5 min內快速給予羥乙基淀粉4 mL/kg，10 min后可重復一次，直至SVV＜13%。
1.3.3 術中呼吸管理
利用雙腔支氣管插管行單肺通氣，采用保護性肺通氣策略：雙肺通氣期間潮氣量6 mL/kg，單肺通氣期間潮氣量4～5 mL/kg，呼氣末正壓5～10 cm H2O（1 cm H2O=0.098 kPa），每小時進行一次肺復張，根據呼氣末二氧化碳壓調整呼吸頻率，維持呼氣末二氧化碳壓在35～45 mm Hg。
1.4 手術方式
患者取健側臥位，于腋中線第7肋間切口為進鏡口，于腋前線第4肋間切口為主操作口并使用一次性切口保護套撐開切口，視術中情況于腋后線第7肋間切口作為輔助操作口。術畢于進鏡口置入胸腔閉式引流管。
1.5 術后鎮痛及護理
根據麻醉醫師習慣，術后在手術室內或麻醉恢復室內拔除氣管導管。患者均轉入病房ICU繼續進行生命體征監測，當患者生命體征平穩，脫氧狀態下血氧飽和度和血氣分析結果均正常后即可轉入普通病房。采用患者自控鎮痛+肋間神經阻滯術后鎮痛。術后早期進飲進食、早期下床活動，當恢復正常進飲進食后立即停止靜脈輸液，盡早拔除胸腔閉式引流管。
1.6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以是否發生PPCs為應變量，以年齡、性別、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手術類型、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吸煙史、吸煙程度、是否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以及一秒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in one second，FEV1）為自變量，采用最鄰近匹配，設置匹配容差為0.2，進行1∶1傾向性評分匹配分析。對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組內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7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XJTU1AF2019LSL-012。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術前資料比較
共納入發生PPCs的患者100例（PPCs組），同時納入同期未發生PPCs的患者334例（Non-PPCs組），年齡均≥60歲。以1∶1進行傾向性評分匹配分析。匹配前，兩組患者除年齡外，其余一般資料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匹配后，兩組各納入患者100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術前資料比較（例/）
2.2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
PPCs組術后并發癥包括：ARDS 6例，肺炎15例，肺不張46例，ALI 33例。兩組患者麻醉時間，手術時間，術中失血量、尿量、輸液量，術后24 h輸液量、術后住院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PPCs組相比，Non-PPCs組患者術后ICU停留時間縮短，首次下床時間提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M（P25，P75）］
2.3 兩組患者運動步數的比較
記錄兩組患者的每日運動步數，取3 d的平均值，獲得日均運動步數，對日均運動步數及每日運動步數的變化趨勢進行比較。結果發現，PPCs組日均運動步數明顯少于Non-PPCs組［（4 745.5±2 190.9）步 vs. （6 821.1±2 542.0）步，P＜0.00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兩組患者住院期間每日運動步數均呈上升趨勢，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1。
圖1
兩組患者每日運動步數變化趨勢
3 討論
運動能力下降和心肺功能損害與肺葉切除術后PPCs的發生密切相關。利用術前爬樓梯測試患者心肺功能，爬樓梯后血氧飽和度下降≥5%、心率增加≤55次/min與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術后心肺并發癥的發生相關[7]。對于開胸肺葉切除術，未發生PPCs的患者術前六分鐘步行距離（6-minute walk distance，6MWD）明顯長于發生PPCs的患者（422.38 m vs. 340.89 m）[10]。因此，評估患者的術前運動能力可以預測PPCs。
步行是老年人群中最流行的運動方式，運動步數可以反映老年患者的運動能力，運動步數越多，表明其運動能力越強[11]。另外，運動步數亦可反映患者的心肺功能情況[12]。隨著智能可穿戴設備的普及，記錄每日運動步數已成為評估日常運動能力的常用方法。研究[11]表明，利用運動步數進行統計學建模，可評估健康個體的日常體力活動水平。學齡前兒童的每日運動步數與身體素質（包括心肺系統、肌肉骨骼系統、運動系統）之間亦存在正相關關系[13]。采用智能手機記錄的每日運動步數與6MWD具有一定關聯性，可作為ICU出院患者活動能力的判斷標準[14]。利用可穿戴設備記錄腹膜轉移癌手術患者住院恢復期運動步數，該指標與術后30 d和60 d的再入院率呈負相關，表明運動步數可反映患者的術后恢復情況[15]。另外，每日運動步數與全因死亡率呈負相關，隨著每日運動步數的增加，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明顯降低[12]。本研究亦表明每日運動步數可評估老年肺癌手術患者的術前運動能力，證實了運動能力與肺葉切除術后PPCs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每日運動步數不但反映患者的日常運動能力，我們的研究還發現，在3 d的記錄過程中，患者的每日運動步數呈上升趨勢，表明記錄每日運動步數對患者的主動運動傾向具有促進作用，無形中起到了運動訓練的作用。運動訓練可調節循環與代謝，提高免疫功能，減少全身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反應，改善心肺功能[16]。Meta分析[17]顯示，術前運動訓練可改善肺功能，可使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肺葉切除術后PPCs的發生率下降67%，縮短胸腔閉式引流管留置時間，縮短術后住院時間。另一項研究[18]發現，對行肺葉切除術的肺癌患者，術前運動訓練可減少術后并發癥，術后平均住院時間縮短3 d。
研究[6]表明肺葉切除術后發生PPCs可導致術后ICU停留時間延長，住院時間延長，而本研究中兩組患者術后住院時間無明顯差異，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第一，對兩組患者均采用了加速康復外科理念，加強了術后呼吸功能鍛煉及肺部物理治療，鼓勵患者術后早下床，這可能與患者術后恢復較快有關；第二，本研究中無因PPCs導致的二次氣管插管，以及術后機械通氣時間的延長，這可能也與術后住院時間未明顯延長相關；第三，本研究統計的術后住院時間為患者實際住院時間，而不是以患者達到出院標準為依據的計算值，因此術后住院時間可能受外科診療習慣的影響。
此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處：第一，此研究是單中心回顧性傾向性評分匹配研究，因此存在抽樣誤差和混雜因素。第二，由于病歷資料的限制，吸煙患者是否戒煙、戒煙時間、COPD嚴重程度等可能影響術后PPCs的因素未能獲得。第三，每日運動步數除與患者運動能力相關外，還受住院后術前準備、社會心理、合并疾病、生活習慣以及天氣和氣候等因素影響，如冬季平均運動步數明顯下降，溫度和濕度與運動步數呈正相關，雨、雪和風速與運動步數呈負相關[11]，而此研究未考慮以上因素對每日運動步數產生的影響。第四，不同品牌的智能手機由于所使用的軟件不同，記錄的每日運動步數準確性存在差異，對研究結果亦存在一定的影響。最后，術前3 d的每日運動步數可能無法準確反映患者實際的運動能力，但由于患者術前住院時間普遍較短，因此無法收集術前更長時間的每日運動步數，從而獲得更加準確的日均運動步數數據。
綜上所述，術前日均運動步數與老年患者行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后PPCs的發生相關，利用智能手機記錄患者每日運動步數可以成為手術患者術前運動能力和心肺功能評估的輔助方法，記錄每日運動步數可促進住院患者的術前主動運動訓練。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李欣負責數據收集，論文撰寫；王哲負責人員協調溝通工作以及項目指導；袁慧負責數據整理，統計學分析，論文撰寫；官彬負責數據收集與整理；關正負責研究設計，論文審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