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高夢臻, 李卓峰, 侯義振, 董勝利. 術前PIV和HALP與結直腸癌病理特征的相關性及對微衛星狀態的預測價值.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4, 31(9): 1119-1124. doi: 10.7507/1007-9424.202404050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結直腸癌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死亡率在全球癌癥相關死亡率中排名第2[1]，主要的治療方法為外科手術，根據腫瘤特征進行新輔助治療、化學治療、免疫治療和靶向治療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充分了解機體炎癥、營養和腫瘤免疫狀態，有助于改善患者總體生存結局[2]。
基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的免疫治療已成為多種癌癥的主要治療方式，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則是應用ICI的重要“靶點” [3]，盡早地明確腫瘤微衛星狀態有助于臨床醫師制定最佳治療策略。術前泛免疫炎癥值（pan-immune-inflammation value，PIV）和術前血紅蛋白、白蛋白、淋巴細胞及血小板評分（hemoglobin，albumin，lymphocyte and platelet score，HALP）作為非侵入性的、有效的和極具成本效益的腫瘤預后生物標志物[4]，有助于術前評估并改善免疫營養缺乏患者的預后[5]，但兩者與腫瘤臨床病理特征的相關性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討術前HALP和PIV與結直腸癌臨床病理特征及微衛星狀態的相關性，更好地評估診斷時機體的免疫炎癥、營養狀態，以有助于協同制定臨床治療方案。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2021年5月至2024年2月期間于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行結直腸癌根治術的156例患者的臨床資料。本研究通過了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審批同意，批文編號：［2024］ YX第236號。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 行結直腸癌根治術；② 術后病理診斷為結腸或直腸惡性腫瘤；③ 化驗、臨床病理資料完整；④ 原發性結直腸癌，術前未進行新輔助放化療。排除標準：① 術前行新輔助放化療；② 存在免疫或血液系統疾病，長期服用影響實驗室檢驗結果的藥物；③ 臨床資料不完整；④ 既往有其他惡性腫瘤病史。
1.3 HALP和PIV計算方法
HALP（分）=血紅蛋白（g/L）×白蛋白（g/L）×淋巴細胞計數（×109/L）/血小板計數（×109/L），PIV=［中性粒細胞計數（×109/L）×血小板計數（×109/L）×單核細胞計數（×109/L）］/淋巴細胞計數（×109/L）。
1.4 研究對象分組
根據計算出的HALP及PIV，再以兩指標計算值的中位數將患者分為相應的高HALP組/低HALP組和高PIV組/低PIV組。HALP的中位數為30.42分，≥30.42分為高HALP組，＜30.42分為低HALP組，2組各78例。PIV的中位數為252.29，≥252.29為高PIV組，＜252.29為低PIV組，2組各78例。再根據微衛星穩定性檢測結果將患者分為微衛星穩定（microsatellite standard，MSS）組（n=138）和微衛星高度不穩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組（n=17），微衛星檢測結果缺失1例。
1.5 資料收集
① 一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和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② 術前1周實驗室檢查資料：包括血紅蛋白、外周血淋巴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單核細胞計數、血小板計數及血清白蛋白水平；③ 病理資料：包括腫瘤位置、腫瘤最大徑、大體類型、組織學分型、分化程度、浸潤深度、淋巴結轉移、脈管侵犯、神經侵犯、遠處轉移、TNM分期及微衛星狀態。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7.0軟件統計分析處理數據。計量資料的正態性檢驗采用Kolmogorov-Smirnov 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運用Student’s t檢驗進行分析；偏態分布資料則以中位數（M）和上下四分位數（P25，P75）表示，運用非參數檢驗進行分析。定性資料以例數（%）表示，分類變量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連續校正卡方或Fisher精確概率法進行分析，等級資料組間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采用Spearman分析HALP與PIV的相關性；根據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 AUC）及最佳截斷值，分析HALP和PIV對結直腸癌微衛星狀態的預測價值。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高PIV組和低PIV組以及高HALP組和低HALP組患者臨床病理資料比較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研究對象156例，年齡為（64.52±11.97）歲， BMI為（22.9±3.1）kg/m2，其中男性80例（51.28%），女性76例（48.72%）；HALP為30.42（19.75，44.20）分，PIV為252.29（138.87，484.40），腫瘤位置位于左側結腸者27例（17.31%），位于直腸78例（50.00%），右側結腸51例（32.69%）。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HALP評分與PIV存在弱的負相關關系（rs=–0.476 8，P＜0.001）。高PIV組和低PIV組患者在腫瘤直徑、腫瘤部位、微衛星狀態、HALP和T分期方面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高PIV多見于右側結腸癌和MSI-H患者，且腫瘤較大、T分期高；其他臨床病理資料方面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HALP組和低HALP組患者在性別、BMI、PIV、腫瘤直徑、腫瘤部位、微衛星狀態及T分期方面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低HALP多見于女性、右側結腸癌及MSI-H患者，且BMI較低、腫瘤較大、T分期高；其他臨床病理資料方面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見表1。
表1
高PIV組/低PIV組及高HALP組/低HALP組患者臨床病理資料比較結果（n=78）
2.2 MSS組和MSI-H組患者的HALP和PIV結果
2組患者的HALP和PIV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MSI-H的患者易出現低HALP和高PIV。具體見圖1a和1b。
圖1
示MSS組和MSI-H組患者HALP（a）及PIV（b）的比較結果以及HALP（c）和PIV（d）預測MSI-H的ROC曲線
2.3 HALP和PIV對MSI-H的預測價值分析結果
繪制ROC曲線分析HALP和PIV對結直腸癌患者MSI-H的預測價值。 結果顯示： 術前HALP預測結直腸癌患者微衛星狀態為MSI-H的AUC為0.848 9 ［95%CI為（0.771 1，0.926 6）］，約登指數的最大值為0.634，最佳臨界值為26.84分，其敏感度為1.000，特異度為0.634。 PIV預測結直腸癌患者MSI-H的AUC為0.851 6 ［95%CI為（0.733 8，0.969 4）］，約登指數的最大值為0.742，PIV的最佳臨界值為507.04，其敏感度為0.923，特異度為0.817。具體見圖1c和1d。
3 討論
3.1 HALP和PIV與結直腸癌
機體的營養狀態和免疫炎癥反應與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緊密相關[6]。癌癥相關炎癥在許多惡性腫瘤中普遍存在，與腫瘤特征（如增殖、侵襲、轉移）有關，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治療反應，影響生存結果[7]。腫瘤相關炎癥細胞的變化顯示了腫瘤的炎癥反應程度，較明顯的炎癥反應通常表明預后較差[8]。炎癥可以通過誘導免疫抑制來影響腫瘤微環境，而免疫抑制個體的腫瘤發展風險往往會增加[9]。免疫作為防御癌癥的主力軍，是目前癌癥研究領域的重點，免疫療法也逐漸成為癌癥的重要治療方法[10]。
免疫炎癥生物標志物（immune-inflammatorybiomarkers，IIBs）可以反映宿主炎癥和免疫狀態之間的平衡，包括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與淋巴細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ratio，PLR）和單核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monocyte-to-lymphocyteratio，MLR），MLR、PLR和NLR作為常用的外周血免疫炎性指標，已被證實與結直腸癌[11]、子宮內膜癌[12]、胃癌[13]、肝細胞癌[14]等多種惡性腫瘤的臨床病理特征及預后相關。 2020年Fucà等[15]整合了NLR、血小板計數和單核細胞計數開發出一種新型IIBs即PIV，可作為轉移性結直腸癌、食管癌[16]或乳腺癌[17]患者生存結局的強預測因子。Zhao等[18]研究發現，高PIV組右半結腸癌較多，且腫瘤大，這與本研究結果相同；此外還發現高PIV組患者T分期晚、CEA及CA-125更高、更易出現低蛋白血癥。本研究未進行腫瘤標志物及白蛋白的相關分析，關于腫瘤分期等特征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大樣本研究。Yang等[19]進行的一項meta分析發現，PIV在不同腫瘤中的臨界值異質性顯著，但總的來說，高PIV組患者的總體生存期較短。
2015年Chen等[20]基于術前血紅蛋白、白蛋白、淋巴細胞和血小板的數值建立了HALP評分，發現其在胃癌預后中顯示出強大的預測能力，并與腫瘤直徑、T分期等臨床病理特征顯著相關，是評估人體免疫和營養狀態的綜合性指標，在結腸癌[21]、胃癌[22]、膽管癌[23]、肝細胞癌[24]等多種惡性腫瘤展現出其對總生存期、無進展生存期、無復發生存期等結局的預測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還能預測機體對免疫療法的反應[25]。Leetanaporn等[26]研究表明，低HALP的子宮內膜癌患者往往年齡較小、BMI較低、腫瘤較大且浸潤程度更深。 楊立民等[27]通過回顧性分析163例結直腸癌患者的臨床資料，得出腫瘤直徑 ≥5 cm、術前癌胚抗原 ≥5 μg/L、漿膜及以外浸潤、淋巴結轉移和脈管侵犯患者的HALP降低。與PIV相同，盡管在多種惡性腫瘤中的臨界值范圍不同，但低HALP患者總體腫瘤較大、預后較差。
本研究通過對156例結直腸癌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進行分析得出，高PIV患者腫瘤較大、T分期高，低HALP多見于女性，其BMI較低、腫瘤較大、T分期更高，表現為營養缺乏、免疫力差、腫瘤較大，這與既往研究結果無差異。同時，本研究還發現，HALP和PIV與腫瘤部位密切相關，低HALP及高PIV多發生于右側結腸癌，這可能是一個新的進展。通過計算術前HALP和PIV有助于臨床醫師評估腫瘤患者的免疫炎癥狀態，全面地制定治療方案，但兩者與腫瘤分期、分化程度等病理特征的關系仍需要進行大樣本量的研究；此外，低HALP、高PIV是否與結直腸癌的發生相關，這一問題需要后續與正常人群進行對照研究。
3.2 MSI與結直腸癌
近年來，免疫療法在結直腸癌治療中的重要性日漸顯現，其生物標志物主要包括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程序性死亡配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1，PD-L1）和腫瘤突變負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MSI-H是由于DNA錯配修復缺陷（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dMMR）引起的，在結直腸癌中占5%，MSI已被確定為診斷和治療結直腸癌獨特且關鍵的生物標志物。MSI-H的結直腸癌患者生存率顯著優于MSS的患者[28]，這得益于ICI在實體瘤的有效使用。該類患者的TMB高、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death-1，PD-1）/PD-L1表達增強，表現出強烈的淋巴細胞激活和炎癥性腫瘤微環境，抑制轉移潛力，并因此對ICI具有高度反應性，ICI單藥治療或聯合化療應用在dMMR/MSI-H結直腸癌治療方面可有效延長患者的生存期[29]，針對這一部分優勢人群有助于改善預后，提高患者遠期生存質量。
目前微衛星檢測方法包括聚合酶鏈式反應、二代測序和免疫組化，高昂的檢測成本和有限的資源是阻礙MSI檢測在結直腸癌患者中廣泛應用的關鍵因素。Zhao等[30]對2 279例結直腸癌患者進行了回顧性研究，將血清CA72-4和癌胚抗原與患者年齡、組織學類型、腫瘤大小、腫瘤位置、分化程度、淋巴結轉移和周圍神經浸潤相結合，預測結直腸癌患者的MSI-H/dMMR狀態，AUC為0.849。本研究結果表明，MSI-H患者易出現低HALP、高PIV， HALP和PIV均對MSI-H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并且PIV的單項預測價值高于Zhao等的多項指標聯合預測，AUC為0.851 6。因此我們認為，對于組織標本難以獲得、MSI檢測有困難的患者或許可以通過計算HALP和PIV來評估微衛星狀態，進而指導進一步的治療。考慮到微衛星不穩定性發生率低，且本研究中MSI-H的患者僅17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結論，未來需要進行更大樣本量的研究來驗證。
4 結論
低HALP和高PIV多見于右側結腸癌、MSI-H的患者，患者的營養免疫狀況差，炎癥較重，并且腫瘤更大，浸潤程度更深，并且對MSI-H具有預測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協助制定臨床治療方案。但由于單中心回顧性研究的局限性，未來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確定HALP和PIV預測MSI-H 的預測界值。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高夢臻負責收集、整理和分析數據并撰寫論文；李卓峰負責修改論文框架及研究項目管理；侯義振核對數據并對文章內容作初步審閱；董勝利指導研究方向、審閱文章并提出修改意見。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倫理委員會醫學研究倫理審批，批文編號：［2024］YX第236號。
結直腸癌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死亡率在全球癌癥相關死亡率中排名第2[1]，主要的治療方法為外科手術，根據腫瘤特征進行新輔助治療、化學治療、免疫治療和靶向治療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充分了解機體炎癥、營養和腫瘤免疫狀態，有助于改善患者總體生存結局[2]。
基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的免疫治療已成為多種癌癥的主要治療方式，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則是應用ICI的重要“靶點” [3]，盡早地明確腫瘤微衛星狀態有助于臨床醫師制定最佳治療策略。術前泛免疫炎癥值（pan-immune-inflammation value，PIV）和術前血紅蛋白、白蛋白、淋巴細胞及血小板評分（hemoglobin，albumin，lymphocyte and platelet score，HALP）作為非侵入性的、有效的和極具成本效益的腫瘤預后生物標志物[4]，有助于術前評估并改善免疫營養缺乏患者的預后[5]，但兩者與腫瘤臨床病理特征的相關性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討術前HALP和PIV與結直腸癌臨床病理特征及微衛星狀態的相關性，更好地評估診斷時機體的免疫炎癥、營養狀態，以有助于協同制定臨床治療方案。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2021年5月至2024年2月期間于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行結直腸癌根治術的156例患者的臨床資料。本研究通過了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審批同意，批文編號：［2024］ YX第236號。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 行結直腸癌根治術；② 術后病理診斷為結腸或直腸惡性腫瘤；③ 化驗、臨床病理資料完整；④ 原發性結直腸癌，術前未進行新輔助放化療。排除標準：① 術前行新輔助放化療；② 存在免疫或血液系統疾病，長期服用影響實驗室檢驗結果的藥物；③ 臨床資料不完整；④ 既往有其他惡性腫瘤病史。
1.3 HALP和PIV計算方法
HALP（分）=血紅蛋白（g/L）×白蛋白（g/L）×淋巴細胞計數（×109/L）/血小板計數（×109/L），PIV=［中性粒細胞計數（×109/L）×血小板計數（×109/L）×單核細胞計數（×109/L）］/淋巴細胞計數（×109/L）。
1.4 研究對象分組
根據計算出的HALP及PIV，再以兩指標計算值的中位數將患者分為相應的高HALP組/低HALP組和高PIV組/低PIV組。HALP的中位數為30.42分，≥30.42分為高HALP組，＜30.42分為低HALP組，2組各78例。PIV的中位數為252.29，≥252.29為高PIV組，＜252.29為低PIV組，2組各78例。再根據微衛星穩定性檢測結果將患者分為微衛星穩定（microsatellite standard，MSS）組（n=138）和微衛星高度不穩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組（n=17），微衛星檢測結果缺失1例。
1.5 資料收集
① 一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和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② 術前1周實驗室檢查資料：包括血紅蛋白、外周血淋巴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單核細胞計數、血小板計數及血清白蛋白水平；③ 病理資料：包括腫瘤位置、腫瘤最大徑、大體類型、組織學分型、分化程度、浸潤深度、淋巴結轉移、脈管侵犯、神經侵犯、遠處轉移、TNM分期及微衛星狀態。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7.0軟件統計分析處理數據。計量資料的正態性檢驗采用Kolmogorov-Smirnov 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運用Student’s t檢驗進行分析；偏態分布資料則以中位數（M）和上下四分位數（P25，P75）表示，運用非參數檢驗進行分析。定性資料以例數（%）表示，分類變量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連續校正卡方或Fisher精確概率法進行分析，等級資料組間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采用Spearman分析HALP與PIV的相關性；根據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 AUC）及最佳截斷值，分析HALP和PIV對結直腸癌微衛星狀態的預測價值。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高PIV組和低PIV組以及高HALP組和低HALP組患者臨床病理資料比較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研究對象156例，年齡為（64.52±11.97）歲， BMI為（22.9±3.1）kg/m2，其中男性80例（51.28%），女性76例（48.72%）；HALP為30.42（19.75，44.20）分，PIV為252.29（138.87，484.40），腫瘤位置位于左側結腸者27例（17.31%），位于直腸78例（50.00%），右側結腸51例（32.69%）。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HALP評分與PIV存在弱的負相關關系（rs=–0.476 8，P＜0.001）。高PIV組和低PIV組患者在腫瘤直徑、腫瘤部位、微衛星狀態、HALP和T分期方面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高PIV多見于右側結腸癌和MSI-H患者，且腫瘤較大、T分期高；其他臨床病理資料方面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HALP組和低HALP組患者在性別、BMI、PIV、腫瘤直徑、腫瘤部位、微衛星狀態及T分期方面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低HALP多見于女性、右側結腸癌及MSI-H患者，且BMI較低、腫瘤較大、T分期高；其他臨床病理資料方面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見表1。
表1
高PIV組/低PIV組及高HALP組/低HALP組患者臨床病理資料比較結果（n=78）
2.2 MSS組和MSI-H組患者的HALP和PIV結果
2組患者的HALP和PIV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MSI-H的患者易出現低HALP和高PIV。具體見圖1a和1b。
圖1
示MSS組和MSI-H組患者HALP（a）及PIV（b）的比較結果以及HALP（c）和PIV（d）預測MSI-H的ROC曲線
2.3 HALP和PIV對MSI-H的預測價值分析結果
繪制ROC曲線分析HALP和PIV對結直腸癌患者MSI-H的預測價值。 結果顯示： 術前HALP預測結直腸癌患者微衛星狀態為MSI-H的AUC為0.848 9 ［95%CI為（0.771 1，0.926 6）］，約登指數的最大值為0.634，最佳臨界值為26.84分，其敏感度為1.000，特異度為0.634。 PIV預測結直腸癌患者MSI-H的AUC為0.851 6 ［95%CI為（0.733 8，0.969 4）］，約登指數的最大值為0.742，PIV的最佳臨界值為507.04，其敏感度為0.923，特異度為0.817。具體見圖1c和1d。
3 討論
3.1 HALP和PIV與結直腸癌
機體的營養狀態和免疫炎癥反應與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緊密相關[6]。癌癥相關炎癥在許多惡性腫瘤中普遍存在，與腫瘤特征（如增殖、侵襲、轉移）有關，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治療反應，影響生存結果[7]。腫瘤相關炎癥細胞的變化顯示了腫瘤的炎癥反應程度，較明顯的炎癥反應通常表明預后較差[8]。炎癥可以通過誘導免疫抑制來影響腫瘤微環境，而免疫抑制個體的腫瘤發展風險往往會增加[9]。免疫作為防御癌癥的主力軍，是目前癌癥研究領域的重點，免疫療法也逐漸成為癌癥的重要治療方法[10]。
免疫炎癥生物標志物（immune-inflammatorybiomarkers，IIBs）可以反映宿主炎癥和免疫狀態之間的平衡，包括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與淋巴細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ratio，PLR）和單核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monocyte-to-lymphocyteratio，MLR），MLR、PLR和NLR作為常用的外周血免疫炎性指標，已被證實與結直腸癌[11]、子宮內膜癌[12]、胃癌[13]、肝細胞癌[14]等多種惡性腫瘤的臨床病理特征及預后相關。 2020年Fucà等[15]整合了NLR、血小板計數和單核細胞計數開發出一種新型IIBs即PIV，可作為轉移性結直腸癌、食管癌[16]或乳腺癌[17]患者生存結局的強預測因子。Zhao等[18]研究發現，高PIV組右半結腸癌較多，且腫瘤大，這與本研究結果相同；此外還發現高PIV組患者T分期晚、CEA及CA-125更高、更易出現低蛋白血癥。本研究未進行腫瘤標志物及白蛋白的相關分析，關于腫瘤分期等特征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大樣本研究。Yang等[19]進行的一項meta分析發現，PIV在不同腫瘤中的臨界值異質性顯著，但總的來說，高PIV組患者的總體生存期較短。
2015年Chen等[20]基于術前血紅蛋白、白蛋白、淋巴細胞和血小板的數值建立了HALP評分，發現其在胃癌預后中顯示出強大的預測能力，并與腫瘤直徑、T分期等臨床病理特征顯著相關，是評估人體免疫和營養狀態的綜合性指標，在結腸癌[21]、胃癌[22]、膽管癌[23]、肝細胞癌[24]等多種惡性腫瘤展現出其對總生存期、無進展生存期、無復發生存期等結局的預測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還能預測機體對免疫療法的反應[25]。Leetanaporn等[26]研究表明，低HALP的子宮內膜癌患者往往年齡較小、BMI較低、腫瘤較大且浸潤程度更深。 楊立民等[27]通過回顧性分析163例結直腸癌患者的臨床資料，得出腫瘤直徑 ≥5 cm、術前癌胚抗原 ≥5 μg/L、漿膜及以外浸潤、淋巴結轉移和脈管侵犯患者的HALP降低。與PIV相同，盡管在多種惡性腫瘤中的臨界值范圍不同，但低HALP患者總體腫瘤較大、預后較差。
本研究通過對156例結直腸癌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進行分析得出，高PIV患者腫瘤較大、T分期高，低HALP多見于女性，其BMI較低、腫瘤較大、T分期更高，表現為營養缺乏、免疫力差、腫瘤較大，這與既往研究結果無差異。同時，本研究還發現，HALP和PIV與腫瘤部位密切相關，低HALP及高PIV多發生于右側結腸癌，這可能是一個新的進展。通過計算術前HALP和PIV有助于臨床醫師評估腫瘤患者的免疫炎癥狀態，全面地制定治療方案，但兩者與腫瘤分期、分化程度等病理特征的關系仍需要進行大樣本量的研究；此外，低HALP、高PIV是否與結直腸癌的發生相關，這一問題需要后續與正常人群進行對照研究。
3.2 MSI與結直腸癌
近年來，免疫療法在結直腸癌治療中的重要性日漸顯現，其生物標志物主要包括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程序性死亡配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1，PD-L1）和腫瘤突變負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MSI-H是由于DNA錯配修復缺陷（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dMMR）引起的，在結直腸癌中占5%，MSI已被確定為診斷和治療結直腸癌獨特且關鍵的生物標志物。MSI-H的結直腸癌患者生存率顯著優于MSS的患者[28]，這得益于ICI在實體瘤的有效使用。該類患者的TMB高、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death-1，PD-1）/PD-L1表達增強，表現出強烈的淋巴細胞激活和炎癥性腫瘤微環境，抑制轉移潛力，并因此對ICI具有高度反應性，ICI單藥治療或聯合化療應用在dMMR/MSI-H結直腸癌治療方面可有效延長患者的生存期[29]，針對這一部分優勢人群有助于改善預后，提高患者遠期生存質量。
目前微衛星檢測方法包括聚合酶鏈式反應、二代測序和免疫組化，高昂的檢測成本和有限的資源是阻礙MSI檢測在結直腸癌患者中廣泛應用的關鍵因素。Zhao等[30]對2 279例結直腸癌患者進行了回顧性研究，將血清CA72-4和癌胚抗原與患者年齡、組織學類型、腫瘤大小、腫瘤位置、分化程度、淋巴結轉移和周圍神經浸潤相結合，預測結直腸癌患者的MSI-H/dMMR狀態，AUC為0.849。本研究結果表明，MSI-H患者易出現低HALP、高PIV， HALP和PIV均對MSI-H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并且PIV的單項預測價值高于Zhao等的多項指標聯合預測，AUC為0.851 6。因此我們認為，對于組織標本難以獲得、MSI檢測有困難的患者或許可以通過計算HALP和PIV來評估微衛星狀態，進而指導進一步的治療。考慮到微衛星不穩定性發生率低，且本研究中MSI-H的患者僅17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結論，未來需要進行更大樣本量的研究來驗證。
4 結論
低HALP和高PIV多見于右側結腸癌、MSI-H的患者，患者的營養免疫狀況差，炎癥較重，并且腫瘤更大，浸潤程度更深，并且對MSI-H具有預測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協助制定臨床治療方案。但由于單中心回顧性研究的局限性，未來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確定HALP和PIV預測MSI-H 的預測界值。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高夢臻負責收集、整理和分析數據并撰寫論文；李卓峰負責修改論文框架及研究項目管理；侯義振核對數據并對文章內容作初步審閱；董勝利指導研究方向、審閱文章并提出修改意見。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倫理委員會醫學研究倫理審批，批文編號：［2024］YX第23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