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瘤新療法的進步，通常是由晚期向早期逐漸過渡的。Luminal型乳腺癌早期治療，已經進入“內分泌治療+”的時代，治療時長和強度的強化以及聯合靶向治療，多基因檢測仍與臨床參數共存。對HER2陽性早期乳腺癌，新輔助治療改變了治療的流程，需進行（新）輔助精準強化及降階梯的探索，“新輔助改變輔助，早期治療影響復發治療”。三陰性乳腺癌早期治療，雖曾一度呈現出紛繁復雜的“百家爭鳴”之態，但如今的治療策略已遠非僅聚焦于那3個陰性標志物的簡單應對，核心在于精準診斷，分類而治！筆者現就早期乳腺癌診療進展進行總結，以期為臨床醫師的實際應用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引用本文： 葉松青, 王瑞娟, 黃湘秦. 早期乳腺癌診療進展.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4, 31(9): 1033-1037. doi: 10.7507/1007-9424.202407102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近年，我們迎來了期盼已久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對早期乳腺癌的管理產生了直接影響。多項研究共同致力于根據患者的個體風險來定制治療強度。現筆者將重點介紹近年有關早期乳腺癌的主要研究，這些研究將為乳腺癌的局部和系統性治療以及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提供重要參考。
1 局部治療
前哨淋巴結活檢（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的常規應用，使得眾多乳腺癌患者能夠安全地避免腋窩淋巴結清掃術（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及其并發癥[1]。近年的研究成果填補了早期乳腺癌ALND領域的一些空白，尤其是在那些淋巴結轉移程度較低的患者中。ICARO研究（OPBC05/EUBREAST-14R）是一項大型、國際性的真實世界數據研究[2]，它評估了新輔助化療后，孤立腫瘤細胞（isolitary tumor cells，ITCs）患者接受ALND的必要性。該研究發現，在那些接受了ALND的ITCs患者中，近3成患者被發現有額外的陽性淋巴結，但大多數轉移負荷較低，只有少數出現顯著轉移；經過3年多的隨訪，無論是否接受ALND，患者的復發情況并無顯著差異，這表明對于新輔助化療后的ITCs患者來說，常規進行ALND的價值不大。SENOMAC試驗[3]則進一步比較了在接受初次手術治療的特定乳腺癌患者中進行ALND與豁免ALND的效果，該試驗納入的患者范圍更廣，包括更多接受乳房切除術、出現淋巴結外浸潤和男性患者，經過37.1個月的中位時間隨訪后，發現接受或未接受ALND 的患者之間的無復發生存率沒有差異。SENOMAC試驗事后分析結果表明，將ALND確定為pN2～3狀態作為阿貝西利輔助治療的前提條件，并不一定能帶來顯著的預后改善，反而可能增加患者上肢功能障礙的風險。因此，對于符合特定條件的乳腺癌患者，應謹慎考慮是否需要進行ALND。SOUND研究的結果表明，對于直徑 ≤2 cm且術前腋窩超聲檢查陰性的乳腺癌患者，省略腋窩手術（即不進行SLNB）并不劣于進行SLNB。這些結果支持了在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這些患者可以安全地避免進行腋窩手術，從而減少手術創傷和相關并發癥。NRG Oncology/NSABP B-51/RTOG
2 系統治療
2.1 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
卵巢功能抑制（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OFS）已經成為治療高危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的絕經前女性患者的一種重要輔助手段[9]。根據早期乳腺癌試驗者協作組進行的一項大規模患者數據分析結果，OFS顯著降低了患者的復發風險和全因死亡率。具體來說，對于絕經前的女性患者，通過卵巢切除或抑制，她們的15年復發風險可以減少約12.1%（28.9% 比41.0%），同時全因死亡率也能降低約7.2% ［26.0% 比 33.1%；RR=0.73，95%CI為（0.64，0.82）］。重要的是，實施OFS后并沒有增加患者無復發死亡的風險，這為OF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有力支持[10]。
為了更好地治療雌激素受體陽性的乳腺癌患者，科學家們探索了一種新的輔助治療策略，即在內分泌治療中加入細胞周期蛋白依賴性激酶4/6（cyclin-dependent kinases 4 and 6，CDK4/6）抑制劑。根據monarchE試驗[11]的最新數據，經過54個月的中位時間隨訪，對于高風險雌激素受體陽性患者，將阿貝西利添加到內分泌治療中與改善無侵襲性疾病生存期（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IDFS）［HR=0.680，95%CI為（0.599，0.772）］ 和無遠處復發生存期（distant relapse-free survival，DRFS） ［HR=0.675，95%CI 為（0.588，0.774）］ 相關， IDFS的5年絕對改善率為7.6%，DRFS的5年絕對改善率為6.7%。 monarchE試驗[12]的生物標志物分析結果顯示，阿貝西利帶來的益處在所有內在乳腺癌亞型、復發評分以及最常見的分子變異中均相當一致，但MYC擴增除外，MYC擴增與阿貝西利帶來的益處較少有關。
同樣，NATALEE試驗也為我們帶來了好消息。該試驗[13]研究了在Ⅱ～Ⅲ期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患者的輔助內分泌治療中加用3年瑞波西利的效果，其結果顯示，在平均34個月的隨訪中，患者的IDFS ［HR=0.75，95%CI 為（0.63，0.89）］ 和無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 ［HR=0.75，95%CI為（0.62，0.90）］ 均有所改善，這再次證明了CDK4/6抑制劑在輔助治療中的潛力。不過，要想全面了解這種療法對患者總生存期的影響，我們還需要更長時間的跟蹤觀察。
盡管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單獨治療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時效果有限[14]，但在兩項隨機試驗中，科學家們發現，將它們與化療藥物結合，用于高風險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患者時，初步顯示出不錯的療效。KEYNOTE-756試驗[15]是一個大型的Ⅲ期安慰劑對照研究，它嘗試在新輔助化療的基礎上加上帕博利珠單抗，隨后再用帕博利珠單抗聯合內分泌治療作為輔助治療。該試驗的主要目標是觀察患者的病理完全緩解率（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和無事件生存期（event-free survival，EFS）。其結果顯示，這種聯合治療方案讓患者的pCR率有了顯著提高，具體提升了8.5% ［95%CI 為（4.2%，12.8%）］。同樣地，CheckMate 7FL試驗[16]也取得了類似的結果。該試驗比較了新輔助化療單獨使用或與納武利尤單抗聯合使用的效果，并觀察了隨后的輔助內分泌治療或聯合抗PD-1藥物治療的效果。主要終點指標同樣是pCR率，而次要終點指標是EFS。其結果顯示，接受含免疫治療方案患者的pCR率也顯著提高，具體提升了10.5% ［95%CI 為 4.0%，16.9%）］。進一步的分析還發現，在這兩項試驗中，PD-L1表達較高、雌激素受體表達較低的患者，以及CheckMate-7FL試驗中基質腫瘤浸潤淋巴細胞較高的患者，從這種聯合治療方案中獲益更多[17-18]。
總的來說，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化療藥物的聯合使用在治療高風險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患者方面展現出了良好的前景。然而，這種治療方案對患者長期生存的影響還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和研究來驗證。
2.2 三陰性乳腺癌
在KEYNOTE-522試驗[19]的最新結果中，研究者們對Ⅱ～Ⅲ期三陰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的患者進行了深入探究。該研究通過隨機分組，患者在術前接受化療的同時，一組加用帕博利珠單抗，一組僅用安慰劑作為對照，經過平均63個月的隨訪觀察，結果發現：與單純化療相比，加用帕博利珠單抗組患者在EFS 和DRFS 方面都獲得了更顯著的益處，EFS的風險比降低了37% ［HR=0.63，95%CI為（0.49，0.81）］，而DRFS的風險比也降低了36% ［HR=0.64，95%CI為（0.49，0.84）］；進一步的關鍵亞組分析進一步支持了這一結論：無論是Ⅱ期患者，還是沒有淋巴結轉移的患者，加用帕博利珠單抗都顯著延長了患者的EFS，Ⅱ期患者的EFS風險比降低了41% ［HR=0.59，95%CI為（0.43，0.82）］，而無淋巴結轉移的患者則降低了44% ［HR=0.56，95%CI為（0.38，0.84）］。雖然目前還未公布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具體數據，但這一系列積極的結果無疑為三陰性乳腺癌的治療帶來了新的希望。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類似的研究，為這些患者提供更加精準、有效的治療方案。
在Ⅲ期ALEXANDRA/IMpassion030試驗[20]中，選取了2 300例已接受前期手術治療的Ⅱ～Ⅲ期TNBC 患者，患者被隨機分為2組，一組接受輔助化療，另一組則在化療基礎上加用阿替利珠單抗，結果顯示：無論是從全體患者層面，還是聚焦于PD-L1陽性患者亞群，2組間的IDFS均未見明顯差異，全體患者的HR=1.12，加用阿替利珠單抗組的風險略高于單純化療組，但差異并不顯著，其95%CI為（0.87，1.45），表明這種差異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而在PD-L1陽性亞群患者中，HR 更是接近1，為1.03，其95%CI為（0.75，1.42），同樣表明差異并不明顯。類似的，在NeoTRIP試驗[21]中，研究人員嘗試在新輔助化療的基礎上加用阿替利珠單抗，但遺憾的是，這一嘗試并未能顯著提升患者的EFS，加用阿替利珠單抗組的HR為1.07，意味著其風險略高于單純新輔助化療組，但這一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其95%CI為（0.67，1.73），表明這種差異存在較大的波動范圍。
總的來說，這些研究結果不禁讓我們思考，是何種因素導致了阿替利珠單抗在這些情境下未能顯示出預期的效果？是患者群體的差異？研究設計的不同？還是免疫治療機制與化療方案的匹配問題？抑或是其他尚未被發現的復雜因素在起作用？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究。
2.3 HER2陽性乳腺癌
KATHERINE研究[22]的最終DFS分析，針對的是在接受新輔助抗HER2化療后，仍殘留HER2陽性疾病的患者，評估了輔助藥物恩美曲妥珠單抗（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的療效。結果顯示，與曲妥珠單抗相比，T-DM1為患者帶來了顯著的好處 ［HR=0.54，95%CI為（0.44，0.66）］，使用T-DM1的患者在7年內 IDFS 率的絕對提高率達到了13.7%。此外，新輔助T-DM1的使用還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死亡風險，風險降低了34% ［HR=0.66，95%CI為（0.51，0.87）］，換算為7年OS率，患者額外獲得了4.7%的絕對生存增益。這一結果再次證實了這一治療策略對患者而言具有極高的價值 [23]。PHILA研究中吡咯替尼組的中位PFS長達24.3個月，相比對照組的10.4個月顯著延長 ［HR=0.41，95%CI為（0.32，0.53），P<0.000 1］，降低疾病進展和死亡風險59%。獨立評審委員會（IRC）評估的中位無進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期，吡咯替尼組長達33.3個月，而對照組僅為10.4個月 ［HR=0.35，95%CI 為（0.27，0.46］，該結果表明，PyHT方案在HER2陽性晚期乳腺癌一線治療中療效顯著，且安全性良好，為這類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療選擇
2.4 生存關懷與輔助治療護理
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聚焦于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生活方式以及輔助治療護理這些重要議題。鑒于肥胖對乳腺癌患者預后的不良影響[23]，BWEL試驗[24]特別設計了一項基于電話的結構化減肥干預（structured weight loss intervention，WLI），以評估其對雌激素受體陽性Ⅱ～Ⅲ期乳腺癌患者復發風險和體質量變化的影響，結果顯示：與僅接受常規健康教育的患者相比，參與WLI的超重和肥胖患者的體質量顯著減輕。雖然這項干預措施對癌癥相關結局的具體影響尚待進一步研究，但它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明：通過電話干預，我們可以有效地幫助乳腺癌患者在治療后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從而對整體健康狀況產生積極的影響。
乳腺癌患者在確診后能否安全懷孕，一直是醫學界積極探討的課題。POSITIVE試驗結果[25]給了我們一些啟示：為了懷孕而暫時中斷內分泌治療，并不會在短期內顯著增加乳腺癌復發的風險。有研究[26]還發現：年齡較小（小于35歲）是影響懷孕時間的唯一因素；同時，年輕和采用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都是提高懷孕概率的預測因素；無論是為了胚胎/卵母細胞冷凍保存而進行的卵巢刺激，還是在ART過程中進行的卵巢刺激，都沒有導致乳腺癌事件顯著增加；不過，由于參與試驗的患者和事件數量較少，對于ART后的情況仍需謹慎解讀。更令人欣慰的是，最新的數據[27]還證實了攜帶生殖系BRCA1和（或）BRCA2致病性變異的年輕乳腺癌幸存者，在懷孕方面也是相對安全的。這一發現無疑為這些患者帶來了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3 結論
早期乳腺癌的治療手段正不斷向個性化、風險適應的療法發展，這一趨勢得益于預后和預測因素準確性的提高。雖然隨機研究仍然至關重要，但采用非傳統設計和現實世界數據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及時回答重要的臨床問題。展望未來，隨著治療方法的不斷革新和治愈率的持續提升，如何在治療過程中保持患者的生活質量，將成為我們關注的核心議題。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作者之間沒有利益沖突 。
作者貢獻聲明： 葉松青負責論文數據分析及審校，王瑞娟負責論文撰寫，黃湘秦負責論文數據收集。
近年，我們迎來了期盼已久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對早期乳腺癌的管理產生了直接影響。多項研究共同致力于根據患者的個體風險來定制治療強度。現筆者將重點介紹近年有關早期乳腺癌的主要研究，這些研究將為乳腺癌的局部和系統性治療以及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提供重要參考。
1 局部治療
前哨淋巴結活檢（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的常規應用，使得眾多乳腺癌患者能夠安全地避免腋窩淋巴結清掃術（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及其并發癥[1]。近年的研究成果填補了早期乳腺癌ALND領域的一些空白，尤其是在那些淋巴結轉移程度較低的患者中。ICARO研究（OPBC05/EUBREAST-14R）是一項大型、國際性的真實世界數據研究[2]，它評估了新輔助化療后，孤立腫瘤細胞（isolitary tumor cells，ITCs）患者接受ALND的必要性。該研究發現，在那些接受了ALND的ITCs患者中，近3成患者被發現有額外的陽性淋巴結，但大多數轉移負荷較低，只有少數出現顯著轉移；經過3年多的隨訪，無論是否接受ALND，患者的復發情況并無顯著差異，這表明對于新輔助化療后的ITCs患者來說，常規進行ALND的價值不大。SENOMAC試驗[3]則進一步比較了在接受初次手術治療的特定乳腺癌患者中進行ALND與豁免ALND的效果，該試驗納入的患者范圍更廣，包括更多接受乳房切除術、出現淋巴結外浸潤和男性患者，經過37.1個月的中位時間隨訪后，發現接受或未接受ALND 的患者之間的無復發生存率沒有差異。SENOMAC試驗事后分析結果表明，將ALND確定為pN2～3狀態作為阿貝西利輔助治療的前提條件，并不一定能帶來顯著的預后改善，反而可能增加患者上肢功能障礙的風險。因此，對于符合特定條件的乳腺癌患者，應謹慎考慮是否需要進行ALND。SOUND研究的結果表明，對于直徑 ≤2 cm且術前腋窩超聲檢查陰性的乳腺癌患者，省略腋窩手術（即不進行SLNB）并不劣于進行SLNB。這些結果支持了在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這些患者可以安全地避免進行腋窩手術，從而減少手術創傷和相關并發癥。NRG Oncology/NSABP B-51/RTOG
2 系統治療
2.1 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
卵巢功能抑制（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OFS）已經成為治療高危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的絕經前女性患者的一種重要輔助手段[9]。根據早期乳腺癌試驗者協作組進行的一項大規模患者數據分析結果，OFS顯著降低了患者的復發風險和全因死亡率。具體來說，對于絕經前的女性患者，通過卵巢切除或抑制，她們的15年復發風險可以減少約12.1%（28.9% 比41.0%），同時全因死亡率也能降低約7.2% ［26.0% 比 33.1%；RR=0.73，95%CI為（0.64，0.82）］。重要的是，實施OFS后并沒有增加患者無復發死亡的風險，這為OF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有力支持[10]。
為了更好地治療雌激素受體陽性的乳腺癌患者，科學家們探索了一種新的輔助治療策略，即在內分泌治療中加入細胞周期蛋白依賴性激酶4/6（cyclin-dependent kinases 4 and 6，CDK4/6）抑制劑。根據monarchE試驗[11]的最新數據，經過54個月的中位時間隨訪，對于高風險雌激素受體陽性患者，將阿貝西利添加到內分泌治療中與改善無侵襲性疾病生存期（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IDFS）［HR=0.680，95%CI為（0.599，0.772）］ 和無遠處復發生存期（distant relapse-free survival，DRFS） ［HR=0.675，95%CI 為（0.588，0.774）］ 相關， IDFS的5年絕對改善率為7.6%，DRFS的5年絕對改善率為6.7%。 monarchE試驗[12]的生物標志物分析結果顯示，阿貝西利帶來的益處在所有內在乳腺癌亞型、復發評分以及最常見的分子變異中均相當一致，但MYC擴增除外，MYC擴增與阿貝西利帶來的益處較少有關。
同樣，NATALEE試驗也為我們帶來了好消息。該試驗[13]研究了在Ⅱ～Ⅲ期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患者的輔助內分泌治療中加用3年瑞波西利的效果，其結果顯示，在平均34個月的隨訪中，患者的IDFS ［HR=0.75，95%CI 為（0.63，0.89）］ 和無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 ［HR=0.75，95%CI為（0.62，0.90）］ 均有所改善，這再次證明了CDK4/6抑制劑在輔助治療中的潛力。不過，要想全面了解這種療法對患者總生存期的影響，我們還需要更長時間的跟蹤觀察。
盡管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單獨治療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時效果有限[14]，但在兩項隨機試驗中，科學家們發現，將它們與化療藥物結合，用于高風險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患者時，初步顯示出不錯的療效。KEYNOTE-756試驗[15]是一個大型的Ⅲ期安慰劑對照研究，它嘗試在新輔助化療的基礎上加上帕博利珠單抗，隨后再用帕博利珠單抗聯合內分泌治療作為輔助治療。該試驗的主要目標是觀察患者的病理完全緩解率（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和無事件生存期（event-free survival，EFS）。其結果顯示，這種聯合治療方案讓患者的pCR率有了顯著提高，具體提升了8.5% ［95%CI 為（4.2%，12.8%）］。同樣地，CheckMate 7FL試驗[16]也取得了類似的結果。該試驗比較了新輔助化療單獨使用或與納武利尤單抗聯合使用的效果，并觀察了隨后的輔助內分泌治療或聯合抗PD-1藥物治療的效果。主要終點指標同樣是pCR率，而次要終點指標是EFS。其結果顯示，接受含免疫治療方案患者的pCR率也顯著提高，具體提升了10.5% ［95%CI 為 4.0%，16.9%）］。進一步的分析還發現，在這兩項試驗中，PD-L1表達較高、雌激素受體表達較低的患者，以及CheckMate-7FL試驗中基質腫瘤浸潤淋巴細胞較高的患者，從這種聯合治療方案中獲益更多[17-18]。
總的來說，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化療藥物的聯合使用在治療高風險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患者方面展現出了良好的前景。然而，這種治療方案對患者長期生存的影響還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和研究來驗證。
2.2 三陰性乳腺癌
在KEYNOTE-522試驗[19]的最新結果中，研究者們對Ⅱ～Ⅲ期三陰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的患者進行了深入探究。該研究通過隨機分組，患者在術前接受化療的同時，一組加用帕博利珠單抗，一組僅用安慰劑作為對照，經過平均63個月的隨訪觀察，結果發現：與單純化療相比，加用帕博利珠單抗組患者在EFS 和DRFS 方面都獲得了更顯著的益處，EFS的風險比降低了37% ［HR=0.63，95%CI為（0.49，0.81）］，而DRFS的風險比也降低了36% ［HR=0.64，95%CI為（0.49，0.84）］；進一步的關鍵亞組分析進一步支持了這一結論：無論是Ⅱ期患者，還是沒有淋巴結轉移的患者，加用帕博利珠單抗都顯著延長了患者的EFS，Ⅱ期患者的EFS風險比降低了41% ［HR=0.59，95%CI為（0.43，0.82）］，而無淋巴結轉移的患者則降低了44% ［HR=0.56，95%CI為（0.38，0.84）］。雖然目前還未公布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具體數據，但這一系列積極的結果無疑為三陰性乳腺癌的治療帶來了新的希望。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類似的研究，為這些患者提供更加精準、有效的治療方案。
在Ⅲ期ALEXANDRA/IMpassion030試驗[20]中，選取了2 300例已接受前期手術治療的Ⅱ～Ⅲ期TNBC 患者，患者被隨機分為2組，一組接受輔助化療，另一組則在化療基礎上加用阿替利珠單抗，結果顯示：無論是從全體患者層面，還是聚焦于PD-L1陽性患者亞群，2組間的IDFS均未見明顯差異，全體患者的HR=1.12，加用阿替利珠單抗組的風險略高于單純化療組，但差異并不顯著，其95%CI為（0.87，1.45），表明這種差異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而在PD-L1陽性亞群患者中，HR 更是接近1，為1.03，其95%CI為（0.75，1.42），同樣表明差異并不明顯。類似的，在NeoTRIP試驗[21]中，研究人員嘗試在新輔助化療的基礎上加用阿替利珠單抗，但遺憾的是，這一嘗試并未能顯著提升患者的EFS，加用阿替利珠單抗組的HR為1.07，意味著其風險略高于單純新輔助化療組，但這一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其95%CI為（0.67，1.73），表明這種差異存在較大的波動范圍。
總的來說，這些研究結果不禁讓我們思考，是何種因素導致了阿替利珠單抗在這些情境下未能顯示出預期的效果？是患者群體的差異？研究設計的不同？還是免疫治療機制與化療方案的匹配問題？抑或是其他尚未被發現的復雜因素在起作用？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究。
2.3 HER2陽性乳腺癌
KATHERINE研究[22]的最終DFS分析，針對的是在接受新輔助抗HER2化療后，仍殘留HER2陽性疾病的患者，評估了輔助藥物恩美曲妥珠單抗（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的療效。結果顯示，與曲妥珠單抗相比，T-DM1為患者帶來了顯著的好處 ［HR=0.54，95%CI為（0.44，0.66）］，使用T-DM1的患者在7年內 IDFS 率的絕對提高率達到了13.7%。此外，新輔助T-DM1的使用還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死亡風險，風險降低了34% ［HR=0.66，95%CI為（0.51，0.87）］，換算為7年OS率，患者額外獲得了4.7%的絕對生存增益。這一結果再次證實了這一治療策略對患者而言具有極高的價值 [23]。PHILA研究中吡咯替尼組的中位PFS長達24.3個月，相比對照組的10.4個月顯著延長 ［HR=0.41，95%CI為（0.32，0.53），P<0.000 1］，降低疾病進展和死亡風險59%。獨立評審委員會（IRC）評估的中位無進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期，吡咯替尼組長達33.3個月，而對照組僅為10.4個月 ［HR=0.35，95%CI 為（0.27，0.46］，該結果表明，PyHT方案在HER2陽性晚期乳腺癌一線治療中療效顯著，且安全性良好，為這類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療選擇
2.4 生存關懷與輔助治療護理
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聚焦于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生活方式以及輔助治療護理這些重要議題。鑒于肥胖對乳腺癌患者預后的不良影響[23]，BWEL試驗[24]特別設計了一項基于電話的結構化減肥干預（structured weight loss intervention，WLI），以評估其對雌激素受體陽性Ⅱ～Ⅲ期乳腺癌患者復發風險和體質量變化的影響，結果顯示：與僅接受常規健康教育的患者相比，參與WLI的超重和肥胖患者的體質量顯著減輕。雖然這項干預措施對癌癥相關結局的具體影響尚待進一步研究，但它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明：通過電話干預，我們可以有效地幫助乳腺癌患者在治療后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從而對整體健康狀況產生積極的影響。
乳腺癌患者在確診后能否安全懷孕，一直是醫學界積極探討的課題。POSITIVE試驗結果[25]給了我們一些啟示：為了懷孕而暫時中斷內分泌治療，并不會在短期內顯著增加乳腺癌復發的風險。有研究[26]還發現：年齡較小（小于35歲）是影響懷孕時間的唯一因素；同時，年輕和采用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都是提高懷孕概率的預測因素；無論是為了胚胎/卵母細胞冷凍保存而進行的卵巢刺激，還是在ART過程中進行的卵巢刺激，都沒有導致乳腺癌事件顯著增加；不過，由于參與試驗的患者和事件數量較少，對于ART后的情況仍需謹慎解讀。更令人欣慰的是，最新的數據[27]還證實了攜帶生殖系BRCA1和（或）BRCA2致病性變異的年輕乳腺癌幸存者，在懷孕方面也是相對安全的。這一發現無疑為這些患者帶來了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3 結論
早期乳腺癌的治療手段正不斷向個性化、風險適應的療法發展，這一趨勢得益于預后和預測因素準確性的提高。雖然隨機研究仍然至關重要，但采用非傳統設計和現實世界數據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及時回答重要的臨床問題。展望未來，隨著治療方法的不斷革新和治愈率的持續提升，如何在治療過程中保持患者的生活質量，將成為我們關注的核心議題。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作者之間沒有利益沖突 。
作者貢獻聲明： 葉松青負責論文數據分析及審校，王瑞娟負責論文撰寫，黃湘秦負責論文數據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