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孫媛, 王琳, 李筱妍. 膿毒癥相關性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生物標志物研究進展.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3, 22(10): 745-748. doi: 10.7507/1671-6205.202305027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膿毒癥是宿主對感染反應失調而導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礙[1]，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各種原因引起的肺泡上皮細胞和肺毛細血管內皮細胞損傷，從而導致彌漫性肺損傷造成的急性呼吸衰竭[2]。研究表明，膿毒癥相關性ARDS比非膿毒癥相關性ARDS具有更高的疾病嚴重程度和病死率[3]，膿毒癥相關性ARDS約占膿毒癥患者的30%，病死率達30%～40%[4]。膿毒癥相關性ARDS是一種異質性的臨床綜合征，近年來，學者們越來越多地積極探索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有效生物標志物。本文對其進行分析綜述，以便能加強對早期識別、嚴重程度及預后評估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有效生物標志物的認識。
1 傳統生物標志物
1.1 降鈣素原
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是一種甲狀腺C細胞產生的由116個氨基酸組成的蛋白質，在細胞內可被蛋白水解酶切割成活性激素[5]，PCT的產生可以響應各種促炎信號，是細菌感染的特異性標志物。PCT是既往膿毒癥研究最多的生物標志物，動態監測PCT水平可以輔助膿毒癥患者停止或者繼續使用抗生素[6]。有學者通過臨床試驗動態監測支氣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和血清中的PCT，發現ARDS組血清PCT顯著高于對照組，而BALF中則兩組間沒有顯著性差異，提示血清PCT有助于膿毒癥相關性ARDS之鑒別診斷[7]。同樣是臨床研究，還有學者研究發現，血漿PCT界限值為0.815 μg/L時，診斷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敏感性為74.1%，特異性為97.6%，且其與序貫器官衰竭評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SOFA）顯著相關（P<0.001）[8]。因此，PCT可能是早期診斷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一個有參考意義的生物學指標。
1.2 血管生成素2
血管生成素2（angiogenin-2，Ang-2）是血管生長因子家族成員[9]，在血管生成、血管成熟和肺血管通透性中承擔重要角色的糖蛋白。內皮細胞表面表達的酪氨酸激酶受體（Tie2）在血管穩定性中發揮核心作用[10]。Ang-2作為血管內皮損傷標志物，更多觀點認為其對Tie2的作用是部分激動劑或拮抗劑，在全身炎癥等病理條件下Ang-2從弱的Tie2激動劑轉變為拮抗劑[11]。內皮糖萼（endothelial glycocalyxe，eGC）發揮血管內皮屏障保護作用，病理情況下eGC的分解破壞是由Ang-2介導的。另外，Ang-2還可誘導高氧時的肺上皮細胞壞死，且在成人和新生兒彌漫性肺泡損傷和肺水腫患者中，血漿、肺泡水腫液和氣管抽吸物中Ang-2水平增加[12]。還有報道提示Ang-2可作為ARDS患者預后的預測因子[13-14]。應用孟德爾隨機化分析技術發現，Ang-2可作為膿毒癥相關性ARDS發生的標志物[15]。肺血管內皮功能障礙是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重要特征，抑制Ang-2表達以挽救內皮屏障功能這一方法逐漸進入大眾視野，有動物實驗研究稱miRNA-150在黏附連接（adherens junctions，AJs）再退火中發揮作用，抑制血管損傷后Ang-2的生成，從而挽救內皮屏障功能[16]。有研究者開發出了針對Tie2拮抗Ang-2的人源化單克隆抗體ABTAA[17]，但仍需要更多的基礎研究和臨床試驗加以驗證。
2 新型生物標志物
2.1 骨形態發生蛋白9
骨形態發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9作為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超家族成員，是誘導骨形成最有效的BMP，且在干細胞分化、血管生成、神經發生、腫瘤發生和代謝中發揮作用[18]。BMP9是一種由肝星狀細胞產生的循環因子，小鼠ENCODE轉錄組數據顯示其在肝臟中高表達，令人驚訝的是BMP I型受體激活素受體樣激酶（ALK）1在肺內皮細胞中高表達[19]。此外，ALK1中的雜合突變是中國遺傳性出血性毛細血管擴張癥相關性肺動脈高壓的主要致病基因，這提示BMP9在肺組織中的特殊作用可能來自于ALK1這一獨特的信號通路。BMP9和炎癥關系的話題是一個較新的領域，如骨損傷和關節炎、血管內皮細胞炎癥損傷、肝纖維化和損傷等[20]。通過研究BMP9對新生大鼠的心肺作用，揭示ALK1及ALK1下游靶跨膜蛋白100（transmembrane protein 100，TMEM100）在實驗性支氣管肺發育不良中存在差異表達，進一步體外實驗證實了BMP9在肺組織的抗炎作用[21]。BMP9的非凡功效吸引研究者將目光放在膿毒癥及ARDS上。Li等[22]結合小鼠及體外實驗表明，BMP9是一種肺內皮保護因子，在炎癥過程中表達下調，在膿毒癥患者中，BMP9的循環水平顯著降低（P<0.01），且發現BMP9是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的底物，外源性補充可保護肺免受脂多糖誘導的肺損傷。鑒于BMP9通過ALK1介導的信號通路發揮抗炎及肺內皮保護作用，其有望成為膿毒癥相關性ARDS早期診斷及預后預測有前途的標志物。
2.2 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21
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21早期被著重強調挽救代謝功能障礙、糖尿病、肥胖癥、脂肪肝等方面的功能[23]，作為一種應激響應因子，FGF21的組織特異性功能響應于不同的應激條件。FGF21可通過miR27b/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PPAR）γ軸減輕缺氧誘導的人肺動脈內皮炎癥[24]，另有基礎研究發現，FGF21通過SIRT1（一種組蛋白去乙酰化酶）介導的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去乙酰化，抑制細胞凋亡和炎癥，改善內皮細胞功能障礙，保護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誘導的人肺微血管內皮細胞損傷。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TLR）4/髓系分化（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MyD）88/NF-κB信號通路可調控NLRP3炎癥小體的激活和凋亡，FGF21通過抑制該信號通路為LPS誘導的ARDS的治療提供了可能[25]。臨床研究表明，膿毒癥患者血清FGF21水平檢測，為評估28 d死亡風險提供極大的預測作用[26]。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的Cox風險模型表明，膿毒癥相關性ARDS患者組中，血清FGF21水平較基線升高是28 d死亡的重要危險因素[27]。且在急性心肌損傷和急性腎損傷等危重疾病患者血清FGF21水平均升高[28]。膿毒癥相關性ARDS是全身炎癥反應在肺部的表現，FGF21可能用于識別具有較高死亡風險的膿毒癥相關性ARDS患者，是一種有前景的用于評估預后的血清生物標志物。
2.3 可溶性白細胞分化抗原14亞型
可溶性白細胞分化抗原14亞型（Presepsin）是一種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膜表面表達的糖蛋白[29]，通過直接與T和B細胞相互作用來調節細胞和體液免疫反應。由可溶性CD14（sCD14）切割分離產生，CD14受體與細菌脂多糖結合蛋白相互作用形成的復合物進一步激活TLR4特異性促炎信號級聯反應，被認為是一種新興的免疫炎癥相關性生物標志物。而且Presepsin與SOFA聯合可以識別更多的高危膿毒癥患者，提供有價值的預后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與C反應蛋白和PCT相比，Presepsin甚至分泌得更早、更快達到高峰[30]。研究發現，Presepsin和PCT在區分膿毒癥和非膿毒癥、預測28 d病死率方面表現相似，且均顯著優于C反應蛋白[31]。通過回顧性地對研究SARS-COV-2感染者的血清Presepsin的研究發現，重度SARS-COV-2感染者血清Presepsin水平顯著升高，其住院病死率與血清Presepsin水平高于775 ng/L顯著相關（敏感性73%，特異性80%）[32]。Presepsin在預測SARS-COV-2感染者導致的住院病死率方面優于鐵蛋白和C反應蛋白等炎癥標志物（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84、0.77和0.67）。但在危重兒童組，Presepsin未能顯示出與病死率的關系[33]，這與之前的研究成果相矛盾，但其也與機械通氣時間及更長的兒科重癥監護室住院時間等臨床指標相關。一項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驗證了Presepsin在膿毒癥相關性ARDS患者中的診斷和預后預測價值，這一陽性結果令人欣喜[34]。在未來，其有望成為膿毒癥相關性ARDS很好的早期診斷及預后評價的生物標志物。
2.4 長鏈非編碼RNA小核仁RNA宿主基因16
長鏈非編碼RNA小核仁RNA宿主基因（long non coding RNA small nucleolar RNA host gene，lnc-SNHG）16由染色體17q25.1上的7571-bp區域編碼，其在促進增殖、激活遷移和侵襲、抑制凋亡、影響脂質代謝和化療耐藥性等方面起著關鍵作用[35]。阻斷lnc-SNHG16或過表達miR-141-3p可以抑制LPS誘導的人成纖維細胞凋亡、自噬和炎癥[36]。有研究借助芯片分析選取新生兒膿毒癥10個表達下調的優選候選長鏈非編碼RNA，其中只有過表達lnc-SNHG16可以調控miR-15a/16，TLR4是miR-15a/16的靶標mRNA翻譯產物，也就是說lnc-SNHG16通過調節miR-15a/16/TLR4軸來影響新生兒膿毒癥的炎癥反應[37]。最近也有研究稱lnc-SNHG16在肺炎中表達下調，并可能通過甲基化下調miR-210，促進LPS誘導的肺細胞凋亡，推測lnc-SNHG16可能在膿毒癥相關性ARDS中發揮重要作用[38]。臨床研究顯示，膿毒癥患者較低的ARDS發生率和較好的預后與lnc-SNHG16相關[39]。因此，lnc-SNHG16有望成為膿毒癥相關性ARDS發生發展中重要的上游調控因子，lnc-SNHG16與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嚴重程度、預后相關，可能有助于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管理。
3 應用蛋白質組學篩選生物標志物
近年來蛋白質組學成為生命科學研究工作者的研究熱點，蛋白質組學是通過研究細胞的所有蛋白質而不是單獨某個蛋白質來獲得更全面和綜合的生物學信息。它可以在蛋白質水平和生命本質層次上研究和發現新的疾病標志物，鑒別疾病相關蛋白質作為早期診斷標志物[40]。對SARS-COV-2感染患者的血漿樣本進行蛋白質組學定量和實驗驗證，首先闡明了新冠肺炎的發病機制，確定了11個與疾病嚴重程度相關的差異表達蛋白作為生物標志物，這些生物標志物可以對SARS-COV-2感染患者結局進行分類和預測[41]。那么通過蛋白質組學早期識別膿毒癥相關性ARDS是否可行？已有學者通過蛋白質組學聯合RNA測序進行差異分析，確定差異基因并分析相互作用的蛋白等，確定核心基因GSTO1、C1QA、RETN和GRN在巨噬細胞和膿毒癥患者血漿中的高表達[42]。Yehya等[43]利用蛋白質組學和生物信息學，發現半乳糖凝集素-3結合蛋白是兒童膿毒癥相關性ARDS中最具價值的關鍵蛋白，且在獨立測試隊列中表現良好，可高效識別具有高風險進展為ARDS的膿毒癥患兒。可以說，蛋白質組學的發展對探索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診斷標志物及篩選藥物治療靶點具有巨大潛力。
4 結語
膿毒癥相關性ARDS患者預后較差，早期快速識別并且及時干預是改善不良預后的關鍵，但目前還沒有受到普遍認可的針對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特異性和敏感性均很高的生物標志物，蛋白質組學的應用對生物標志物的探尋帶來更多的可能。希望未來在床旁有一個或者一組易于測量的生物標志物，可用來早期識別膿毒癥相關性ARDS，判斷其預后，且能從機制入手為藥物開發提供理論基礎，以實現精準治療而提高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存活率，減少對膿毒癥患者健康的危害。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膿毒癥是宿主對感染反應失調而導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礙[1]，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各種原因引起的肺泡上皮細胞和肺毛細血管內皮細胞損傷，從而導致彌漫性肺損傷造成的急性呼吸衰竭[2]。研究表明，膿毒癥相關性ARDS比非膿毒癥相關性ARDS具有更高的疾病嚴重程度和病死率[3]，膿毒癥相關性ARDS約占膿毒癥患者的30%，病死率達30%～40%[4]。膿毒癥相關性ARDS是一種異質性的臨床綜合征，近年來，學者們越來越多地積極探索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有效生物標志物。本文對其進行分析綜述，以便能加強對早期識別、嚴重程度及預后評估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有效生物標志物的認識。
1 傳統生物標志物
1.1 降鈣素原
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是一種甲狀腺C細胞產生的由116個氨基酸組成的蛋白質，在細胞內可被蛋白水解酶切割成活性激素[5]，PCT的產生可以響應各種促炎信號，是細菌感染的特異性標志物。PCT是既往膿毒癥研究最多的生物標志物，動態監測PCT水平可以輔助膿毒癥患者停止或者繼續使用抗生素[6]。有學者通過臨床試驗動態監測支氣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和血清中的PCT，發現ARDS組血清PCT顯著高于對照組，而BALF中則兩組間沒有顯著性差異，提示血清PCT有助于膿毒癥相關性ARDS之鑒別診斷[7]。同樣是臨床研究，還有學者研究發現，血漿PCT界限值為0.815 μg/L時，診斷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敏感性為74.1%，特異性為97.6%，且其與序貫器官衰竭評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SOFA）顯著相關（P<0.001）[8]。因此，PCT可能是早期診斷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一個有參考意義的生物學指標。
1.2 血管生成素2
血管生成素2（angiogenin-2，Ang-2）是血管生長因子家族成員[9]，在血管生成、血管成熟和肺血管通透性中承擔重要角色的糖蛋白。內皮細胞表面表達的酪氨酸激酶受體（Tie2）在血管穩定性中發揮核心作用[10]。Ang-2作為血管內皮損傷標志物，更多觀點認為其對Tie2的作用是部分激動劑或拮抗劑，在全身炎癥等病理條件下Ang-2從弱的Tie2激動劑轉變為拮抗劑[11]。內皮糖萼（endothelial glycocalyxe，eGC）發揮血管內皮屏障保護作用，病理情況下eGC的分解破壞是由Ang-2介導的。另外，Ang-2還可誘導高氧時的肺上皮細胞壞死，且在成人和新生兒彌漫性肺泡損傷和肺水腫患者中，血漿、肺泡水腫液和氣管抽吸物中Ang-2水平增加[12]。還有報道提示Ang-2可作為ARDS患者預后的預測因子[13-14]。應用孟德爾隨機化分析技術發現，Ang-2可作為膿毒癥相關性ARDS發生的標志物[15]。肺血管內皮功能障礙是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重要特征，抑制Ang-2表達以挽救內皮屏障功能這一方法逐漸進入大眾視野，有動物實驗研究稱miRNA-150在黏附連接（adherens junctions，AJs）再退火中發揮作用，抑制血管損傷后Ang-2的生成，從而挽救內皮屏障功能[16]。有研究者開發出了針對Tie2拮抗Ang-2的人源化單克隆抗體ABTAA[17]，但仍需要更多的基礎研究和臨床試驗加以驗證。
2 新型生物標志物
2.1 骨形態發生蛋白9
骨形態發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9作為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超家族成員，是誘導骨形成最有效的BMP，且在干細胞分化、血管生成、神經發生、腫瘤發生和代謝中發揮作用[18]。BMP9是一種由肝星狀細胞產生的循環因子，小鼠ENCODE轉錄組數據顯示其在肝臟中高表達，令人驚訝的是BMP I型受體激活素受體樣激酶（ALK）1在肺內皮細胞中高表達[19]。此外，ALK1中的雜合突變是中國遺傳性出血性毛細血管擴張癥相關性肺動脈高壓的主要致病基因，這提示BMP9在肺組織中的特殊作用可能來自于ALK1這一獨特的信號通路。BMP9和炎癥關系的話題是一個較新的領域，如骨損傷和關節炎、血管內皮細胞炎癥損傷、肝纖維化和損傷等[20]。通過研究BMP9對新生大鼠的心肺作用，揭示ALK1及ALK1下游靶跨膜蛋白100（transmembrane protein 100，TMEM100）在實驗性支氣管肺發育不良中存在差異表達，進一步體外實驗證實了BMP9在肺組織的抗炎作用[21]。BMP9的非凡功效吸引研究者將目光放在膿毒癥及ARDS上。Li等[22]結合小鼠及體外實驗表明，BMP9是一種肺內皮保護因子，在炎癥過程中表達下調，在膿毒癥患者中，BMP9的循環水平顯著降低（P<0.01），且發現BMP9是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的底物，外源性補充可保護肺免受脂多糖誘導的肺損傷。鑒于BMP9通過ALK1介導的信號通路發揮抗炎及肺內皮保護作用，其有望成為膿毒癥相關性ARDS早期診斷及預后預測有前途的標志物。
2.2 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21
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21早期被著重強調挽救代謝功能障礙、糖尿病、肥胖癥、脂肪肝等方面的功能[23]，作為一種應激響應因子，FGF21的組織特異性功能響應于不同的應激條件。FGF21可通過miR27b/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PPAR）γ軸減輕缺氧誘導的人肺動脈內皮炎癥[24]，另有基礎研究發現，FGF21通過SIRT1（一種組蛋白去乙酰化酶）介導的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去乙酰化，抑制細胞凋亡和炎癥，改善內皮細胞功能障礙，保護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誘導的人肺微血管內皮細胞損傷。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TLR）4/髓系分化（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MyD）88/NF-κB信號通路可調控NLRP3炎癥小體的激活和凋亡，FGF21通過抑制該信號通路為LPS誘導的ARDS的治療提供了可能[25]。臨床研究表明，膿毒癥患者血清FGF21水平檢測，為評估28 d死亡風險提供極大的預測作用[26]。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的Cox風險模型表明，膿毒癥相關性ARDS患者組中，血清FGF21水平較基線升高是28 d死亡的重要危險因素[27]。且在急性心肌損傷和急性腎損傷等危重疾病患者血清FGF21水平均升高[28]。膿毒癥相關性ARDS是全身炎癥反應在肺部的表現，FGF21可能用于識別具有較高死亡風險的膿毒癥相關性ARDS患者，是一種有前景的用于評估預后的血清生物標志物。
2.3 可溶性白細胞分化抗原14亞型
可溶性白細胞分化抗原14亞型（Presepsin）是一種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膜表面表達的糖蛋白[29]，通過直接與T和B細胞相互作用來調節細胞和體液免疫反應。由可溶性CD14（sCD14）切割分離產生，CD14受體與細菌脂多糖結合蛋白相互作用形成的復合物進一步激活TLR4特異性促炎信號級聯反應，被認為是一種新興的免疫炎癥相關性生物標志物。而且Presepsin與SOFA聯合可以識別更多的高危膿毒癥患者，提供有價值的預后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與C反應蛋白和PCT相比，Presepsin甚至分泌得更早、更快達到高峰[30]。研究發現，Presepsin和PCT在區分膿毒癥和非膿毒癥、預測28 d病死率方面表現相似，且均顯著優于C反應蛋白[31]。通過回顧性地對研究SARS-COV-2感染者的血清Presepsin的研究發現，重度SARS-COV-2感染者血清Presepsin水平顯著升高，其住院病死率與血清Presepsin水平高于775 ng/L顯著相關（敏感性73%，特異性80%）[32]。Presepsin在預測SARS-COV-2感染者導致的住院病死率方面優于鐵蛋白和C反應蛋白等炎癥標志物（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84、0.77和0.67）。但在危重兒童組，Presepsin未能顯示出與病死率的關系[33]，這與之前的研究成果相矛盾，但其也與機械通氣時間及更長的兒科重癥監護室住院時間等臨床指標相關。一項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驗證了Presepsin在膿毒癥相關性ARDS患者中的診斷和預后預測價值，這一陽性結果令人欣喜[34]。在未來，其有望成為膿毒癥相關性ARDS很好的早期診斷及預后評價的生物標志物。
2.4 長鏈非編碼RNA小核仁RNA宿主基因16
長鏈非編碼RNA小核仁RNA宿主基因（long non coding RNA small nucleolar RNA host gene，lnc-SNHG）16由染色體17q25.1上的7571-bp區域編碼，其在促進增殖、激活遷移和侵襲、抑制凋亡、影響脂質代謝和化療耐藥性等方面起著關鍵作用[35]。阻斷lnc-SNHG16或過表達miR-141-3p可以抑制LPS誘導的人成纖維細胞凋亡、自噬和炎癥[36]。有研究借助芯片分析選取新生兒膿毒癥10個表達下調的優選候選長鏈非編碼RNA，其中只有過表達lnc-SNHG16可以調控miR-15a/16，TLR4是miR-15a/16的靶標mRNA翻譯產物，也就是說lnc-SNHG16通過調節miR-15a/16/TLR4軸來影響新生兒膿毒癥的炎癥反應[37]。最近也有研究稱lnc-SNHG16在肺炎中表達下調，并可能通過甲基化下調miR-210，促進LPS誘導的肺細胞凋亡，推測lnc-SNHG16可能在膿毒癥相關性ARDS中發揮重要作用[38]。臨床研究顯示，膿毒癥患者較低的ARDS發生率和較好的預后與lnc-SNHG16相關[39]。因此，lnc-SNHG16有望成為膿毒癥相關性ARDS發生發展中重要的上游調控因子，lnc-SNHG16與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嚴重程度、預后相關，可能有助于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管理。
3 應用蛋白質組學篩選生物標志物
近年來蛋白質組學成為生命科學研究工作者的研究熱點，蛋白質組學是通過研究細胞的所有蛋白質而不是單獨某個蛋白質來獲得更全面和綜合的生物學信息。它可以在蛋白質水平和生命本質層次上研究和發現新的疾病標志物，鑒別疾病相關蛋白質作為早期診斷標志物[40]。對SARS-COV-2感染患者的血漿樣本進行蛋白質組學定量和實驗驗證，首先闡明了新冠肺炎的發病機制，確定了11個與疾病嚴重程度相關的差異表達蛋白作為生物標志物，這些生物標志物可以對SARS-COV-2感染患者結局進行分類和預測[41]。那么通過蛋白質組學早期識別膿毒癥相關性ARDS是否可行？已有學者通過蛋白質組學聯合RNA測序進行差異分析，確定差異基因并分析相互作用的蛋白等，確定核心基因GSTO1、C1QA、RETN和GRN在巨噬細胞和膿毒癥患者血漿中的高表達[42]。Yehya等[43]利用蛋白質組學和生物信息學，發現半乳糖凝集素-3結合蛋白是兒童膿毒癥相關性ARDS中最具價值的關鍵蛋白，且在獨立測試隊列中表現良好，可高效識別具有高風險進展為ARDS的膿毒癥患兒。可以說，蛋白質組學的發展對探索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診斷標志物及篩選藥物治療靶點具有巨大潛力。
4 結語
膿毒癥相關性ARDS患者預后較差，早期快速識別并且及時干預是改善不良預后的關鍵，但目前還沒有受到普遍認可的針對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特異性和敏感性均很高的生物標志物，蛋白質組學的應用對生物標志物的探尋帶來更多的可能。希望未來在床旁有一個或者一組易于測量的生物標志物，可用來早期識別膿毒癥相關性ARDS，判斷其預后，且能從機制入手為藥物開發提供理論基礎，以實現精準治療而提高膿毒癥相關性ARDS的存活率，減少對膿毒癥患者健康的危害。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