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徐若愚, 王家琛, 林玥彤, 馮善剛, 張建華. 1990―2019年中國偏頭痛發病趨勢及其年齡-時期-隊列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4, 24(6): 658-665. doi: 10.7507/1672-2531.202306027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循證醫學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偏頭痛(migraine)是一種臨床上常見的慢性神經血管性疾病,發病率高,以反復發作的單側或雙側搏動性頭痛為特點,流行廣且具有致殘性[1,2],發病時疼痛是主要的致殘原因,它在所有病因中排名第2位[3]。資料顯示,偏頭痛在全球范圍內發病率為14%[4],中國約為9.3%[5]。偏頭痛患者的識別和管理應當以初級衛生保健為基礎,對基層醫療機構服務質量的評估顯示,中國部分地區的基層醫療質量低于發達地區,略微高于欠發達地區[6]。但我國初級衛生保健的發展仍處于較低水平[6],基層醫療質量較差,導致對偏頭痛的識別和治療不足,缺少相關的防治政策及正式文件。偏頭痛雖不致死但造成的傷殘調整壽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超過所有其他神經疾病(包括癡呆癥)的總和[7]。據資料顯示,偏頭痛患者極易并發腦卒中[8],也有研究表明偏頭痛和認知障礙間存在許多共同的危險因素[9],且相當比例的偏頭痛患者存在較長時間的發作負擔[10]。全球疾病負擔研究數據庫(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GBD2019)顯示,1990—2019年,中國人群偏頭痛發病率呈波動變化,總體呈下降趨勢。本研究旨在分析1990—2019年,中國偏頭痛不同年齡段及不同性別人群的疾病負擔現狀,并通過年齡-時期-隊列模型研究該疾病發病率的效應變化,為中國偏頭痛的防控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GBD2019,該數據庫采用標準且可復制的方法對全球204個國家或地區的369種疾病和傷害及危險因素所造成的負擔進行全面估算和綜合評價,相關數據主要來自各國的疾病監測系統、死因登記報告系統和國家傷害監測系統等[11],該數據庫的詳細介紹及使用方法詳見參考文獻[12, 13]。本研究從GBD2019中提取1990—2019年中國偏頭痛發病數據,即全年齡組和按五歲一間隔劃分一組的粗發病率(crude incidence rate,CIR)、年齡標準化發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數據。通過文獻閱讀發現,偏頭痛在10~74歲人群中多發,因此選取此年齡段的數據進行分析。
1.2 研究方法
1.2.1 時間趨勢分析
采用Joinpoint回歸模型計算出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轉折點,獲得1990—2019年中國偏頭痛發病率的變化趨勢,通過年度變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APC)、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兩個指標檢驗變化趨勢是否具有統計學意義。前者用于描述各時間段的變化趨勢,后者描述整個時期的變化趨勢。
1.2.2 年齡-時期-隊列分析
年齡-時期-隊列模型(APC模型)是目前常見的流行病學分析工具且廣泛用于分析慢性病發病率等的變化趨勢[14],以Poisson分布為基礎,將目標分析變量從年齡、時期、隊列三個維度進行分解,從而更好分析疾病在年齡、時期與隊列上的發病或者死亡的風險[15],其基本表達式如下:ln(Rapc)=In(Iapc/Napc)=μ+αa+βp+γc,其中ln(Rapc)表示發病率的自然對數;Iapc表示發病人數;Napc表示調查的總人數;μ表示截距;αa表示第a個年齡組的年齡效應;βp表示第p個時期的時期效應;γc表示第c個隊列的隊列效應。由于年齡、時期和隊列間存在線性關系,通過內生因子法(intrinsic estimator,IE)可避免結果偏倚。本研究的APC模型中,按連續5歲為一組將年齡劃分為13組(10~74歲);以連續5年為一段將時期劃分為6組(1990—2019年);以連續5年為一段將出生隊列劃分為18組(1920—2009年)。
1.3 統計分析
在Joinpoint回歸模型中,APC>0表示發病率在該時間段內處于上升趨勢,反之則處于下降趨勢;當APC=AAPC時表示發病率處于(單調)上升或下降趨勢。采用Stata 17.0軟件構建APC模型,通過赤池信息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貝葉斯信息準則(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偏差和對數似然比來評價模型的擬合效果,通過效應系數來描述中國偏頭痛發病風險水平及變化趨勢,系數值為正代表發病風險上升,為負代表發病風險下降,系數值越高說明發病風險越高。
2 結果
2.1 偏頭痛發病趨勢總體變化
1990—2019年,中國總人群偏頭痛ASIR呈上升趨勢、CIR呈下降趨勢。其中,男性ASIR從1990年的643.22/10萬升至2019年的697.27/10萬,CIR從1990年的687.08/10萬降至2019年的659.84/10萬,變化率分別為7.05%、5.03%;女性ASIR從1990年的1 169.43/10萬升至2019年的1 247.58/10萬,CIR從1990年的1 241.19/10萬降至2019年的1 170.82/10萬,變化率分別為6.68%、6.01%。Joinpoint回歸分析顯示:1990—2019年全國偏頭痛ASIR呈現先下降(1990—2000年)后上升(2000—2009年)再下降(2009—2017年)最后上升(2017—2019年)的波動增長趨勢(AAPC=0.23%,t=?5.53,P<0.05),APC分別為?0.03、?0.31、1.01、0.19、?0.03和1.26;男、女性ASIR的變化趨勢均與全國類似(AAPC=0.27%,t=?2.43,P<0.05;AAPC=0.21%,t=?4.00,P<0.05)。見表1和表2。


2.2 偏頭痛年齡別發病率的隊列趨勢
中國男性和女性偏頭痛10~74歲年齡別發病率隨出生隊列的推移呈逐漸上升趨勢,出生隊列越靠后(1980—2009年)、年齡越小(10~14歲),發病率越高,發病風險越大,且不同出生隊列組在同一年齡段的偏頭痛發病率不同。男、女性在10~14歲年齡組發病率均最高,在70~74歲年齡組發病率最低,男、女性各年齡組在各個時期的發病率均較為平穩。見圖1和圖2。
2.3 偏頭痛發病率的APC模型分析
2.3.1 男性APC模型分析
男性偏頭痛發病率APC模型檢驗結果顯示,除50~54歲年齡組及2000—2004年、2005—2009年兩個時期的檢驗結果外,其余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年齡效應結果顯示,男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年齡的增長而降低,10~14歲年齡組發生風險最高,70~74歲年齡組發生風險最低,效應系數分別為0.50和?0.92,發病風險降低了154.35%,發病高峰年齡集中在10~49歲;時期效應結果顯示,男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時期的增加而逐漸降低,1990—1994年發病風險最高,2015—2019年最低,效應系數分別為0.07和?0.06,發病風險降低了216.67%,發病高峰時期集中在1990—2004年;隊列效應結果顯示,男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隊列的推移呈逐步上升的趨勢,其隊列效應系數由?0.30升至0.32,系數值上升了207.67%,發病風險最高的隊列為2005—2009年。見表3和圖3。

2.3.2 女性APC模型分析
女性偏頭痛發病率APC模型檢驗結果顯示,除2000—2004年、2005—2009年兩個時期及1960—1964年隊列的檢驗結果外,其余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年齡效應結果顯示,女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年齡的增長而降低,10~14歲年齡組發生風險最高,70~74歲年齡組發生風險最低,效應系數分別為0.48和?0.91,發病風險降低了152.75%,發病高峰年齡集中在10~49歲;時期效應結果顯示,女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時期的增加而逐漸降低,1990—1994年發病風險最高,2015—2019年最低,效應系數分別為0.06和?0.06,發病風險降低了200.00%,發病高峰時期集中在1990—2004年;隊列效應結果顯示,女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隊列的推移呈逐步上升的趨勢,其隊列效應系數由?0.31升至0.30,系數值上升了196.77%,發病風險最高的隊列為2005—2009年。見表3和圖3。
3 討論
全球每年約有10億人經歷偏頭痛,在世界范圍內高達24%的女性和12%的男性受到偏頭痛的影響[16]。來自GBD2019的數據顯示,1990—2019年偏頭痛發病變化率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分別為7.05%、2.89%、?5.89%,中國增長幅度排名第一,仍需密切關注。本研究結果顯示,1990—2019年中國偏頭痛發病率平均每年增長速度為0.23%,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男性的平均增長速度為0.27%,高于女性(0.21%),表明中國偏頭痛發病率存在性別間的差異。為調整男、女性偏頭痛發病率中存在的年齡與時期效應的混雜,進一步分析了年齡效應、時期效應和出生隊列效應三者對偏頭痛發病率的影響,以探討偏頭痛發病趨勢變化與性別差異間的關聯[17]。
年齡、時期和隊列效應三者意義各不相同,年齡效應反映了個體內部衰老的生物學和社會學過程,代表著整個生命周期的發展變化[18]。年齡效應結果顯示,不同年齡段偏頭痛發病風險不同。隨著年齡逐漸增長,男、女性偏頭痛發病風險均呈下降趨勢。中國男、女性偏頭痛發病的最高年齡段為10~14歲,最低年齡段為70~74歲。偏頭痛是青少年臨床常見疾病之一[19],資料顯示,其首次發病多為此時期[20,21],可能因該年齡段人群正處于學業壓力較大階段,生活作息混亂、睡眠模式的大幅度波動及飲食不規律,易導致偏頭痛發作加重[22]。男、女性發病高峰年齡均集中于10~49歲,即在該年齡區間男、女性發病率較大。偏頭痛發病率在男、女性間的差異體現在女性發病較高上,尤其是育齡期女性,資料顯示,30~39歲處于妊娠期的女性偏頭痛發病率為24%,可能因缺少葉酸進而導致偏頭痛發作,而嚴重的偏頭痛對母體和胎兒健康不利[23],尤其會增加子代患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和精神分裂癥的風險[24]。提示對于10~49歲人群需重視對偏頭痛的治療工作,這與Schwedt等[25]的研究結果相符。
時期效應可同時反映影響所有年齡組的時間段或日歷年的變化[18],這些變化包含歷史事件和環境因素。時期效應結果顯示,隨著時期增加,男、女性偏頭痛發病風險均呈下降趨勢。中國男、女性偏頭痛發病高峰時期集中在1990—2004年間,此后逐漸降低。由于偏頭痛患病到發作存在時間間隔,青少年及中年人較易發病,發病時期集中在早些時期。有研究表明,中國偏頭痛患者中曾經看診者僅占52.9%~68.6%,而37.2%~52.7%患者被診斷為頭痛而非偏頭痛[26],對于偏頭痛的識別不足導致存在大量誤診。文獻檢索發現,中國偏頭痛患者的醫療需求較大,但具備專業診斷和治療技能的神經科醫生數量較少,二者之間存在很大差距,這可能是導致誤診及漏診的原因之一,且接受過預防性藥物治療的偏頭痛患者比例也較小[27]。晚期偏頭痛發病率較低還與診斷不及時有關,因為偏頭痛本身可與其他病“共存”,例如與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睡眠障礙疾病和慢性疼痛病癥等同時存在[28-30],早期確診率數據可能不完全,具有滯后性,這也是發病率下降的可能原因之一。隨著時期向后推移,國家老齡化加劇,老年人口比重遞增,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持續增加占全國總人口的18.70%,同時生育率保持下降趨勢[31]。由于偏頭痛發病時期集中在人群青年及中年階段,老年群體不易發病,因此近年來偏頭痛整體發病趨勢下降。資料顯示,社會發展促使男女人口性別結構變動,本研究還發現2005—2009年以后男性發病風險開始逐漸高于女性,這可能與男女人口比例有關,從近幾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男性人口數量始終高于女性[32]。
隊列效應反映在同一年經歷出生或結婚等初始事件的人群之間的變化,即年齡與時期交互所產生的作用。出生隊列是研究人口和老齡化時最常見的分析單位,同一個出生隊列的人在同一年齡會遇到同樣的歷史及社會事件[18]。本研究隊列效應結果顯示,男、女性偏頭痛發病風險均呈現緩慢上升趨勢。與1920—1924年出生的人群相比,2005—2009年出生人群的發病風險最大,顯示出生較早人群比出生較晚人群偏頭痛發病風險更低。處在較晚出生隊列的人群,隨著現代生活節奏變快,承受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的壓力越來越大,致使腦血管病發病年齡有年輕化的趨勢[33]。此外,偏頭痛的發作與飲食因素有關,飲食不規律也會誘發偏頭痛[34],張穎博等[35]研究發現,例如空腹等不良飲食習慣或酒精、巧克力、咖啡等刺激性食物均會增加偏頭痛的發生率。由于現代社會節奏加快,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疾病譜不斷變化,飲食攝入與營養攝入模式逐漸多元化與復雜化,不合理的膳食結構導致了一系列慢性病的負擔日益加重[36]。女性隊列效應值自1960—1964年后開始高于男性,尤其是2005—2009年,女性發病風險達到高峰,遠高于男性。資料顯示,偏頭痛男女患病比率約為1∶3[37],女性的生理結構相比男性導致其更易承受更多的壓力[38]:一方面,在女性懷孕期間如果發生睡眠中斷、惡心和脫水等現象都會導致其偏頭痛發作[39];另一方面,隨著女性體內激素的變化,偏頭痛的發病頻率也隨之改變,例如女性偏頭痛患者常因月經期激素水平的下降而導致偏頭痛的發作,在絕經后雌激素水平再次下降出現偏頭痛發作消失的現象[40, 41]。
關于偏頭痛流行病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人群患病率的分析上,有關發病率的研究相比較少。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來自GBD2019中1990—2019年共30年的中國人群偏頭痛發病數據,與以往綜述類研究相比更具有人群階段針對性。數據處理上,在偏頭痛APC模型中納入了IE來解決年齡、時期和隊列間的共線性問題,提高結果準確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中國偏頭痛發病風險隨著年齡的增大而減小,隨著時期的增加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隨著出生隊列的遞增而增加,表明現期偏頭痛發病風險的隊列效應起主導作用,出生隊列越靠后、年齡越小的人群發病風險越高,且出生隊列靠后的女性發病風險開始逐漸高于男性。目前,臨床上對于偏頭痛先兆的識別仍然不足。現階段建議重點關注10~54歲年齡段的女性人群,開展偏頭痛預防和治療工作,提供健康宣教、急性期治療、共病診斷與治療及長期隨訪的全程管理,以最大程度地幫助患者群體減輕疾病負擔,進一步提高其生活質量。
偏頭痛(migraine)是一種臨床上常見的慢性神經血管性疾病,發病率高,以反復發作的單側或雙側搏動性頭痛為特點,流行廣且具有致殘性[1,2],發病時疼痛是主要的致殘原因,它在所有病因中排名第2位[3]。資料顯示,偏頭痛在全球范圍內發病率為14%[4],中國約為9.3%[5]。偏頭痛患者的識別和管理應當以初級衛生保健為基礎,對基層醫療機構服務質量的評估顯示,中國部分地區的基層醫療質量低于發達地區,略微高于欠發達地區[6]。但我國初級衛生保健的發展仍處于較低水平[6],基層醫療質量較差,導致對偏頭痛的識別和治療不足,缺少相關的防治政策及正式文件。偏頭痛雖不致死但造成的傷殘調整壽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超過所有其他神經疾病(包括癡呆癥)的總和[7]。據資料顯示,偏頭痛患者極易并發腦卒中[8],也有研究表明偏頭痛和認知障礙間存在許多共同的危險因素[9],且相當比例的偏頭痛患者存在較長時間的發作負擔[10]。全球疾病負擔研究數據庫(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GBD2019)顯示,1990—2019年,中國人群偏頭痛發病率呈波動變化,總體呈下降趨勢。本研究旨在分析1990—2019年,中國偏頭痛不同年齡段及不同性別人群的疾病負擔現狀,并通過年齡-時期-隊列模型研究該疾病發病率的效應變化,為中國偏頭痛的防控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GBD2019,該數據庫采用標準且可復制的方法對全球204個國家或地區的369種疾病和傷害及危險因素所造成的負擔進行全面估算和綜合評價,相關數據主要來自各國的疾病監測系統、死因登記報告系統和國家傷害監測系統等[11],該數據庫的詳細介紹及使用方法詳見參考文獻[12, 13]。本研究從GBD2019中提取1990—2019年中國偏頭痛發病數據,即全年齡組和按五歲一間隔劃分一組的粗發病率(crude incidence rate,CIR)、年齡標準化發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數據。通過文獻閱讀發現,偏頭痛在10~74歲人群中多發,因此選取此年齡段的數據進行分析。
1.2 研究方法
1.2.1 時間趨勢分析
采用Joinpoint回歸模型計算出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轉折點,獲得1990—2019年中國偏頭痛發病率的變化趨勢,通過年度變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APC)、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兩個指標檢驗變化趨勢是否具有統計學意義。前者用于描述各時間段的變化趨勢,后者描述整個時期的變化趨勢。
1.2.2 年齡-時期-隊列分析
年齡-時期-隊列模型(APC模型)是目前常見的流行病學分析工具且廣泛用于分析慢性病發病率等的變化趨勢[14],以Poisson分布為基礎,將目標分析變量從年齡、時期、隊列三個維度進行分解,從而更好分析疾病在年齡、時期與隊列上的發病或者死亡的風險[15],其基本表達式如下:ln(Rapc)=In(Iapc/Napc)=μ+αa+βp+γc,其中ln(Rapc)表示發病率的自然對數;Iapc表示發病人數;Napc表示調查的總人數;μ表示截距;αa表示第a個年齡組的年齡效應;βp表示第p個時期的時期效應;γc表示第c個隊列的隊列效應。由于年齡、時期和隊列間存在線性關系,通過內生因子法(intrinsic estimator,IE)可避免結果偏倚。本研究的APC模型中,按連續5歲為一組將年齡劃分為13組(10~74歲);以連續5年為一段將時期劃分為6組(1990—2019年);以連續5年為一段將出生隊列劃分為18組(1920—2009年)。
1.3 統計分析
在Joinpoint回歸模型中,APC>0表示發病率在該時間段內處于上升趨勢,反之則處于下降趨勢;當APC=AAPC時表示發病率處于(單調)上升或下降趨勢。采用Stata 17.0軟件構建APC模型,通過赤池信息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貝葉斯信息準則(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偏差和對數似然比來評價模型的擬合效果,通過效應系數來描述中國偏頭痛發病風險水平及變化趨勢,系數值為正代表發病風險上升,為負代表發病風險下降,系數值越高說明發病風險越高。
2 結果
2.1 偏頭痛發病趨勢總體變化
1990—2019年,中國總人群偏頭痛ASIR呈上升趨勢、CIR呈下降趨勢。其中,男性ASIR從1990年的643.22/10萬升至2019年的697.27/10萬,CIR從1990年的687.08/10萬降至2019年的659.84/10萬,變化率分別為7.05%、5.03%;女性ASIR從1990年的1 169.43/10萬升至2019年的1 247.58/10萬,CIR從1990年的1 241.19/10萬降至2019年的1 170.82/10萬,變化率分別為6.68%、6.01%。Joinpoint回歸分析顯示:1990—2019年全國偏頭痛ASIR呈現先下降(1990—2000年)后上升(2000—2009年)再下降(2009—2017年)最后上升(2017—2019年)的波動增長趨勢(AAPC=0.23%,t=?5.53,P<0.05),APC分別為?0.03、?0.31、1.01、0.19、?0.03和1.26;男、女性ASIR的變化趨勢均與全國類似(AAPC=0.27%,t=?2.43,P<0.05;AAPC=0.21%,t=?4.00,P<0.05)。見表1和表2。


2.2 偏頭痛年齡別發病率的隊列趨勢
中國男性和女性偏頭痛10~74歲年齡別發病率隨出生隊列的推移呈逐漸上升趨勢,出生隊列越靠后(1980—2009年)、年齡越小(10~14歲),發病率越高,發病風險越大,且不同出生隊列組在同一年齡段的偏頭痛發病率不同。男、女性在10~14歲年齡組發病率均最高,在70~74歲年齡組發病率最低,男、女性各年齡組在各個時期的發病率均較為平穩。見圖1和圖2。
2.3 偏頭痛發病率的APC模型分析
2.3.1 男性APC模型分析
男性偏頭痛發病率APC模型檢驗結果顯示,除50~54歲年齡組及2000—2004年、2005—2009年兩個時期的檢驗結果外,其余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年齡效應結果顯示,男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年齡的增長而降低,10~14歲年齡組發生風險最高,70~74歲年齡組發生風險最低,效應系數分別為0.50和?0.92,發病風險降低了154.35%,發病高峰年齡集中在10~49歲;時期效應結果顯示,男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時期的增加而逐漸降低,1990—1994年發病風險最高,2015—2019年最低,效應系數分別為0.07和?0.06,發病風險降低了216.67%,發病高峰時期集中在1990—2004年;隊列效應結果顯示,男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隊列的推移呈逐步上升的趨勢,其隊列效應系數由?0.30升至0.32,系數值上升了207.67%,發病風險最高的隊列為2005—2009年。見表3和圖3。

2.3.2 女性APC模型分析
女性偏頭痛發病率APC模型檢驗結果顯示,除2000—2004年、2005—2009年兩個時期及1960—1964年隊列的檢驗結果外,其余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年齡效應結果顯示,女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年齡的增長而降低,10~14歲年齡組發生風險最高,70~74歲年齡組發生風險最低,效應系數分別為0.48和?0.91,發病風險降低了152.75%,發病高峰年齡集中在10~49歲;時期效應結果顯示,女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時期的增加而逐漸降低,1990—1994年發病風險最高,2015—2019年最低,效應系數分別為0.06和?0.06,發病風險降低了200.00%,發病高峰時期集中在1990—2004年;隊列效應結果顯示,女性偏頭痛發生風險隨隊列的推移呈逐步上升的趨勢,其隊列效應系數由?0.31升至0.30,系數值上升了196.77%,發病風險最高的隊列為2005—2009年。見表3和圖3。
3 討論
全球每年約有10億人經歷偏頭痛,在世界范圍內高達24%的女性和12%的男性受到偏頭痛的影響[16]。來自GBD2019的數據顯示,1990—2019年偏頭痛發病變化率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分別為7.05%、2.89%、?5.89%,中國增長幅度排名第一,仍需密切關注。本研究結果顯示,1990—2019年中國偏頭痛發病率平均每年增長速度為0.23%,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男性的平均增長速度為0.27%,高于女性(0.21%),表明中國偏頭痛發病率存在性別間的差異。為調整男、女性偏頭痛發病率中存在的年齡與時期效應的混雜,進一步分析了年齡效應、時期效應和出生隊列效應三者對偏頭痛發病率的影響,以探討偏頭痛發病趨勢變化與性別差異間的關聯[17]。
年齡、時期和隊列效應三者意義各不相同,年齡效應反映了個體內部衰老的生物學和社會學過程,代表著整個生命周期的發展變化[18]。年齡效應結果顯示,不同年齡段偏頭痛發病風險不同。隨著年齡逐漸增長,男、女性偏頭痛發病風險均呈下降趨勢。中國男、女性偏頭痛發病的最高年齡段為10~14歲,最低年齡段為70~74歲。偏頭痛是青少年臨床常見疾病之一[19],資料顯示,其首次發病多為此時期[20,21],可能因該年齡段人群正處于學業壓力較大階段,生活作息混亂、睡眠模式的大幅度波動及飲食不規律,易導致偏頭痛發作加重[22]。男、女性發病高峰年齡均集中于10~49歲,即在該年齡區間男、女性發病率較大。偏頭痛發病率在男、女性間的差異體現在女性發病較高上,尤其是育齡期女性,資料顯示,30~39歲處于妊娠期的女性偏頭痛發病率為24%,可能因缺少葉酸進而導致偏頭痛發作,而嚴重的偏頭痛對母體和胎兒健康不利[23],尤其會增加子代患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和精神分裂癥的風險[24]。提示對于10~49歲人群需重視對偏頭痛的治療工作,這與Schwedt等[25]的研究結果相符。
時期效應可同時反映影響所有年齡組的時間段或日歷年的變化[18],這些變化包含歷史事件和環境因素。時期效應結果顯示,隨著時期增加,男、女性偏頭痛發病風險均呈下降趨勢。中國男、女性偏頭痛發病高峰時期集中在1990—2004年間,此后逐漸降低。由于偏頭痛患病到發作存在時間間隔,青少年及中年人較易發病,發病時期集中在早些時期。有研究表明,中國偏頭痛患者中曾經看診者僅占52.9%~68.6%,而37.2%~52.7%患者被診斷為頭痛而非偏頭痛[26],對于偏頭痛的識別不足導致存在大量誤診。文獻檢索發現,中國偏頭痛患者的醫療需求較大,但具備專業診斷和治療技能的神經科醫生數量較少,二者之間存在很大差距,這可能是導致誤診及漏診的原因之一,且接受過預防性藥物治療的偏頭痛患者比例也較小[27]。晚期偏頭痛發病率較低還與診斷不及時有關,因為偏頭痛本身可與其他病“共存”,例如與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睡眠障礙疾病和慢性疼痛病癥等同時存在[28-30],早期確診率數據可能不完全,具有滯后性,這也是發病率下降的可能原因之一。隨著時期向后推移,國家老齡化加劇,老年人口比重遞增,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持續增加占全國總人口的18.70%,同時生育率保持下降趨勢[31]。由于偏頭痛發病時期集中在人群青年及中年階段,老年群體不易發病,因此近年來偏頭痛整體發病趨勢下降。資料顯示,社會發展促使男女人口性別結構變動,本研究還發現2005—2009年以后男性發病風險開始逐漸高于女性,這可能與男女人口比例有關,從近幾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男性人口數量始終高于女性[32]。
隊列效應反映在同一年經歷出生或結婚等初始事件的人群之間的變化,即年齡與時期交互所產生的作用。出生隊列是研究人口和老齡化時最常見的分析單位,同一個出生隊列的人在同一年齡會遇到同樣的歷史及社會事件[18]。本研究隊列效應結果顯示,男、女性偏頭痛發病風險均呈現緩慢上升趨勢。與1920—1924年出生的人群相比,2005—2009年出生人群的發病風險最大,顯示出生較早人群比出生較晚人群偏頭痛發病風險更低。處在較晚出生隊列的人群,隨著現代生活節奏變快,承受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的壓力越來越大,致使腦血管病發病年齡有年輕化的趨勢[33]。此外,偏頭痛的發作與飲食因素有關,飲食不規律也會誘發偏頭痛[34],張穎博等[35]研究發現,例如空腹等不良飲食習慣或酒精、巧克力、咖啡等刺激性食物均會增加偏頭痛的發生率。由于現代社會節奏加快,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疾病譜不斷變化,飲食攝入與營養攝入模式逐漸多元化與復雜化,不合理的膳食結構導致了一系列慢性病的負擔日益加重[36]。女性隊列效應值自1960—1964年后開始高于男性,尤其是2005—2009年,女性發病風險達到高峰,遠高于男性。資料顯示,偏頭痛男女患病比率約為1∶3[37],女性的生理結構相比男性導致其更易承受更多的壓力[38]:一方面,在女性懷孕期間如果發生睡眠中斷、惡心和脫水等現象都會導致其偏頭痛發作[39];另一方面,隨著女性體內激素的變化,偏頭痛的發病頻率也隨之改變,例如女性偏頭痛患者常因月經期激素水平的下降而導致偏頭痛的發作,在絕經后雌激素水平再次下降出現偏頭痛發作消失的現象[40, 41]。
關于偏頭痛流行病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人群患病率的分析上,有關發病率的研究相比較少。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來自GBD2019中1990—2019年共30年的中國人群偏頭痛發病數據,與以往綜述類研究相比更具有人群階段針對性。數據處理上,在偏頭痛APC模型中納入了IE來解決年齡、時期和隊列間的共線性問題,提高結果準確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中國偏頭痛發病風險隨著年齡的增大而減小,隨著時期的增加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隨著出生隊列的遞增而增加,表明現期偏頭痛發病風險的隊列效應起主導作用,出生隊列越靠后、年齡越小的人群發病風險越高,且出生隊列靠后的女性發病風險開始逐漸高于男性。目前,臨床上對于偏頭痛先兆的識別仍然不足。現階段建議重點關注10~54歲年齡段的女性人群,開展偏頭痛預防和治療工作,提供健康宣教、急性期治療、共病診斷與治療及長期隨訪的全程管理,以最大程度地幫助患者群體減輕疾病負擔,進一步提高其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