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羅杰, 張杰, 葉思言, 劉琴. 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影響的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4, 24(12): 1428-1435. doi: 10.7507/1672-2531.202402090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循證醫學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青春期是童年期向成人期過渡的階段，在此階段兒童身心發育發生劇烈變化，不可避免地出現情緒行為問題[1]。情緒行為問題是指由不明原因導致的人際關系障礙或不愉快或壓抑感以及各種生理不良癥狀和恐懼反應，表現出不適宜的情緒和行為[2]。情緒行為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普遍流行，嚴重影響兒童青少年的健康，是不容忽視的公共衛生問題[3-5]。《2021年世界兒童狀況》報告顯示，在10～19歲的兒童青少年中，有超過13%的人患有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精神疾病，其中焦慮和抑郁約占40%[6]。中國兒童青少年的情緒行為問題也不容忽視，我國小于17歲的兒童青少年中約有3 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困擾[7]。中國進行的一項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我國6～16歲兒童青少年一種或多種心理異常的總發生率為17.5%，外化問題中多動癥的發生率為6.4%，對立違抗障礙為3.6%；內化問題中焦慮的發生率為4.7%，抑郁為3.0%[5]。嚴重的情緒行為問題會危害兒童的身心健康，比如患有重度抑郁癥的青少年自殺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30倍[8]。
心理應激狀態作為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因素，可以根據心理應激狀況采取相應的預防和干預措施，促進兒童青少年的健康。目前，有關心理應激與兒童情緒行為問題關系的研究已經開展較多，大多數研究結果顯示兒童早期的心理應激可能是后續情緒行為問題的危險因素。有學者對其進行了綜述研究[9-11]，但這些綜述側重于童年期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某個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或者是童年期心理應激對成年期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且缺乏對高質量隊列研究證據的系統分析。因此，目前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影響的研究仍缺乏系統的總結和評價，故本研究全面檢索相關研究，系統歸納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年齡≤18歲的兒童。
1.1.3 暴露因素
心理應激或應激性生活事件，且發生在情緒行為問題出現之前。
1.1.4 結局指標
10～18歲的兒童情緒行為問題，包括采用量表或問卷評估的情緒、行為問題或其他臨床診斷的心理行為問題。
1.1.5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文獻；② 非中、英文文獻；③ 情緒行為問題的測量在兒童心理應激測量之前。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PubMed、OVID、EBSCO、Web of Science、CBM、VIP、WanFang Data和CNKI數據庫，搜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影響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4年2月29日。中文檢索詞包括：兒童、學生、心理應激、生活事件、負性經歷、情緒、行為、內化問題、外化問題等；英文檢索詞包括：child、children、boy、girl、student、pupil、psychosocial stress、life events、adverse experience、emotion*、behavior*、internalizing problems、externalizing problems等。
1.3 文獻篩選及數據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②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③ 心理應激及其測量工具；④ 結局指標和情緒行為測量工具。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12,13]評價納入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
1.5 數據分析
由于納入研究測量心理應激和情緒行為問題的工具（量表）各不相同，無法進行合并，僅對納入研究的結果進行定性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5 248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41個研究[14-63]。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附件圖1。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附件表1。其中19項研究的結局指標涉及青春期情緒問題，26項研究涉及行為問題，7項研究涉及整體情緒行為問題。納入的50篇文獻中，14篇文獻的研究質量較好，36篇文獻的研究質量中等，其中非暴露組選擇方法、研究起始前尚無要觀察的結局指標和結局事件的評估是否可靠條目的得分率為16%、20%和10%。
2.3 兒童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的關系
2.3.1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情緒問題的關系
14項研究分析了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抑郁的影響。其中11項研究發現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抑郁有正向預測作用，心理應激包括應激性生活事件[27,28,40,57]、生活事件[54,56]、心理應激[60]、慢性壓力[63]、童年逆境[43]、童年早期創傷[27]、生活應激[58]、童年社會心理逆境[46]和與最好朋友的不良關系、同伴傷害、父母批評[37]。另外3項研究發現不同情況下兒童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抑郁有不同的關系。Nook等[42]發現瞬時水平上應激性生活事件與抑郁呈正相關，但在月水平上兩者之間無顯著關聯。Nolen等[41]發現在童年早期消極事件對抑郁癥狀有正向預測作用，童年中后期兩者無顯著關聯。Anderson等[16]發現控制父親支持，浪漫壓力與抑郁呈正相關，然而控制母親支持兩者無顯著關聯。
8項研究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焦慮的影響。其中7項研究發現兒童心理應激（包括應激性生活事件[40,42]、負性應激性生活事件[36]、家庭負性生活事件[31]、負性生活事件[53,54]、心理應激[60]和慢性壓力[63]）對青春期焦慮有正向預測作用。Oldehinkel等[43]發現壓力等級和事件嚴重指數與焦慮呈正相關，然而未發現性虐待與焦慮存在關聯。
5項研究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內化問題的影響。其中4項研究分別發現COVID-19大流行壓力源[45]、心理應激[61]、兒童虐待[49]、同伴傷害和應激性生活事件[35]對青春期內化問題有正向預測作用，另1項研究發現兒童心理應激與青春期內化問題無顯著關聯[15]。分別有1項研究發現不良生活事件[23]和生活事件[55]對負面情緒問題和情緒癥狀有正向預測作用。詳見表1。
表1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情緒問題的關系
2.3.2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行為問題的關系
8項研究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吸煙[19,20]、飲酒[29,30,38,44]、物質使用[48]、大麻[44]和違法藥物使用[38]等行為問題的影響。其中3項研究發現兒童消極學校生活事件[19,20]、消極家庭生活事件[19]、消極暴力生活事件[19]、消極個人生活事件[20]和心理應激[62]對吸煙有正向預測作用。3項研究未發現消極同伴生活事件[19,20]、消極健康生活事件和颶風“麗塔”客觀暴露[44]與青春期吸煙之間的關系。此外，Iakunchykova等[30]研究發現女童應激性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預測吸煙行為，男童則未發現兩者的關系。3項研究發現兒童應激性生活事件[30,38]和颶風“麗塔”客觀暴露[44]與青春期飲酒無顯著關聯，而Geels等[29]發現父母離婚、不良家庭功能與飲酒風險的增加有關。分別有一項研究發現兒童家庭生活事件[48]、颶風“麗塔”客觀暴露[44]、應激性生活事件[28]對青春期物質使用[48]、大麻[44]和違法藥物使用[38]有正向預測作用。
7項研究探討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自傷和自殺的影響。4項研究發現負性應激性生活事件[36]、兒童饑餓[39]、生活事件[52]和心理應激[62]對自殺[36]和自殺意念[39,52,62]有正向預測作用；1項研究發現兒童虐待與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存在正相關[50]，2項研究發現應激性生活事件[28]和受欺凌、嚴重負性生活事件[51]對非自殺性自傷沒有顯著的影響。
5項研究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外化問題的影響。其中4項研究分別發現COVID-19大流行壓力源[45]、心理應激[61]、兒童虐待[49]和同伴傷害、應激性生活事件[35]對外化行為有正向預測作用，Agnafors等[15]則發現累積的生活逆境與外化問題的關聯不顯著。
2項研究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犯罪行為的影響。Corlis等[26]發現負性生活事件越多違法犯罪水平越高，但虐待與犯罪和暴力行為無顯著關聯。Cho等[23]發現朋友質量不佳與犯罪行為呈正相關，但受霸凌、受虐待與犯罪行為無顯著關聯。
分別有1項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霸凌行為[25]、強迫癥[33]、破壞性行為障礙[43]、品行問題[55]、多動注意障礙[55]、性行為[22]、青春期適應問題[32]、手機依賴[59]和打架、情緒不良、離家出走意念、不合理運動、網絡成癮、偏食、賭博行為[62]有正向預測作用，同時Connell等[25]也發現在同齡人中不受歡迎與霸凌行為呈負相關，Oldehinkel等[44]未發現性虐待與破壞性行為障礙的關系。Aebi等[14]則發現生活事件是男童中度調節障礙的危險因素，但女童生活事件與調節障礙無顯著關聯。詳見表2。
表2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行為問題的關系
2.3.3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整體情緒行為問題的關系
3項研究[18,47,61]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整體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結果表明心理應激對整體情緒行為問題有正向預測作用。2項研究探討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心理健康問題的影響，結果表明童年逆境[24]、父母成癮、父母心理疾病、父母矛盾與暴力受害者等消極生活事件[17]與心理健康問題存在顯著正相關，而兄弟姐妹或父母患有嚴重或慢性疾病、兄弟姐妹心理疾病、兄弟姐妹成癮、父母離婚、意外懷孕、性虐待等消極生活事件[17]與心理健康問題的關聯不顯著。分別有1項研究發現兒童負性生活經歷[21]和應激性生活事件[34]對青春期心理痛苦[21]和心理困難[34]有正向預測作用。詳見表3。
表3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整體情緒行為問題的關系
3 討論
本系統評價對兒童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關系的研究進行了全面檢索，共納入41項隊列研究，研究樣本量普遍較大，研究質量中等至較好，但質量評價結果顯示非暴露組選擇、研究起始前尚無要觀察的結局指標和結局事件的評估可靠性3個方面得分都較低。國外的研究樣本來自學校、社區和醫院，國內研究樣本均來自學校。本研究中兒童心理應激主要涉及：① 家庭、學校、同伴、消極和應激性生活事件等；② 童年經歷的創傷、逆境、虐待和饑餓等；③ 浪漫壓力、慢性壓力、自然災害和COVID-19流行相關壓力源等方面，測量時間大多在青春期，也包含兒童期、嬰幼兒期和學齡期，測量次數1至多次不等。
目前，關于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影響的研究開展較多，特別是對抑郁和焦慮的研究。大多數研究結果表明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焦慮和抑郁有正向預測作用，而部分研究發現不同情況下兩者關系不同，例如兒童不同時期的心理應激對青春期焦慮抑郁的影響可能不同。另外，青春期的焦慮抑郁問題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影響，開展研究時應控制多種混雜因素的影響。目前已有研究[64-67]從分子、細胞和神經機制方面探討了心理應激對焦慮抑郁影響機制，包括神經振蕩機制、自主神經系統功能失調、甲基化、慢性社交挫敗應激模型和其他分子、細胞和環路機制等。減少兒童的心理應激狀況可以緩解青春期抑郁和焦慮的情況。為了減輕兒童的學習壓力，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即“雙減”政策，該政策從作業布置和校外培訓兩個方面，減輕學生的壓力[68]。有研究顯示，學生的心理應激主要來源于家庭生活、同伴關系、學校生活、師生關系和生活適應等方面[69,70]。為了減少兒童抑郁和焦慮等情緒問題，提高兒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應從兒童自身方面、教師方面、家庭方面、學校方面著手，全社會共同努力，減輕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壓力，引導其積極健康成長。
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負面情緒問題、情緒癥狀、物質使用、自殺行為、性行為、手機依賴、強迫癥、品行問題、多動注意障礙、青春期適應問題、打架、情緒不良、離家出走意念、不合理運動、網絡成癮、偏食、賭博等情緒行為問題有正向預測作用。但以上結果均來自1～2項研究，使得結論推廣受限，尚不能確定兒童心理應激與這些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的確切關系。
另外，現有研究表明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內化問題、外化問題、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吸煙、飲酒、暴力犯罪行為和心理健康等問題的影響結論不一致，且兒童心理應激對某些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可能存在性別差異，不同的心理應激對青春期行為問題的影響可能也會不同。因此，以上方向仍需要開展更多高質量的隊列研究來進一步證實。
目前關于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影響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① 心理應激測量時間大多數在青春期，對兒童早期的心理應激暴露關注不足；② 大多數研究僅測量了一次心理應激水平，或者在評估應激因素時僅對兒童近半年的生活事件進行調查，然而心理應激存在波動，一次心理應激測量的結果不能準確反映兒童真實的心理應激水平；③ 心理應激和情緒行為的測量大多使用自評量表，可能存在被試者的反應偏差，今后的研究可考慮使用心理應激訪談和情緒行為問題訪談手冊、醫生評估或者其他更加客觀的指標；④ 在結局指標方面，情緒問題關注較多的是抑郁和焦慮問題，行為問題的研究較為分散，但針對相同行為問題的研究卻很少，因此，兒童心理應激與具體行為問題的關系尚未得出確切結論；⑤ 未來的研究應合理選擇非暴露組人群，考慮研究開始時已有的情緒行為問題對研究結局的影響。此外，由于心理應激和情緒行為問題的評價工具、調查時間、結局指標等之間的差異，本研究無法對納入研究數據進行定量合并。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結果表明兒童心理應激可能對青春期抑郁和焦慮有正向預測作用；雖然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行為問題的研究涉及問題較多，但針對相同行為的研究較少，研究內容分散，兩者關系尚待進一步研究確定。
青春期是童年期向成人期過渡的階段，在此階段兒童身心發育發生劇烈變化，不可避免地出現情緒行為問題[1]。情緒行為問題是指由不明原因導致的人際關系障礙或不愉快或壓抑感以及各種生理不良癥狀和恐懼反應，表現出不適宜的情緒和行為[2]。情緒行為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普遍流行，嚴重影響兒童青少年的健康，是不容忽視的公共衛生問題[3-5]。《2021年世界兒童狀況》報告顯示，在10～19歲的兒童青少年中，有超過13%的人患有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精神疾病，其中焦慮和抑郁約占40%[6]。中國兒童青少年的情緒行為問題也不容忽視，我國小于17歲的兒童青少年中約有3 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困擾[7]。中國進行的一項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我國6～16歲兒童青少年一種或多種心理異常的總發生率為17.5%，外化問題中多動癥的發生率為6.4%，對立違抗障礙為3.6%；內化問題中焦慮的發生率為4.7%，抑郁為3.0%[5]。嚴重的情緒行為問題會危害兒童的身心健康，比如患有重度抑郁癥的青少年自殺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30倍[8]。
心理應激狀態作為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因素，可以根據心理應激狀況采取相應的預防和干預措施，促進兒童青少年的健康。目前，有關心理應激與兒童情緒行為問題關系的研究已經開展較多，大多數研究結果顯示兒童早期的心理應激可能是后續情緒行為問題的危險因素。有學者對其進行了綜述研究[9-11]，但這些綜述側重于童年期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某個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或者是童年期心理應激對成年期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且缺乏對高質量隊列研究證據的系統分析。因此，目前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影響的研究仍缺乏系統的總結和評價，故本研究全面檢索相關研究，系統歸納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年齡≤18歲的兒童。
1.1.3 暴露因素
心理應激或應激性生活事件，且發生在情緒行為問題出現之前。
1.1.4 結局指標
10～18歲的兒童情緒行為問題，包括采用量表或問卷評估的情緒、行為問題或其他臨床診斷的心理行為問題。
1.1.5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文獻；② 非中、英文文獻；③ 情緒行為問題的測量在兒童心理應激測量之前。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PubMed、OVID、EBSCO、Web of Science、CBM、VIP、WanFang Data和CNKI數據庫，搜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影響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4年2月29日。中文檢索詞包括：兒童、學生、心理應激、生活事件、負性經歷、情緒、行為、內化問題、外化問題等；英文檢索詞包括：child、children、boy、girl、student、pupil、psychosocial stress、life events、adverse experience、emotion*、behavior*、internalizing problems、externalizing problems等。
1.3 文獻篩選及數據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②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③ 心理應激及其測量工具；④ 結局指標和情緒行為測量工具。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12,13]評價納入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
1.5 數據分析
由于納入研究測量心理應激和情緒行為問題的工具（量表）各不相同，無法進行合并，僅對納入研究的結果進行定性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5 248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41個研究[14-63]。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附件圖1。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附件表1。其中19項研究的結局指標涉及青春期情緒問題，26項研究涉及行為問題，7項研究涉及整體情緒行為問題。納入的50篇文獻中，14篇文獻的研究質量較好，36篇文獻的研究質量中等，其中非暴露組選擇方法、研究起始前尚無要觀察的結局指標和結局事件的評估是否可靠條目的得分率為16%、20%和10%。
2.3 兒童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的關系
2.3.1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情緒問題的關系
14項研究分析了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抑郁的影響。其中11項研究發現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抑郁有正向預測作用，心理應激包括應激性生活事件[27,28,40,57]、生活事件[54,56]、心理應激[60]、慢性壓力[63]、童年逆境[43]、童年早期創傷[27]、生活應激[58]、童年社會心理逆境[46]和與最好朋友的不良關系、同伴傷害、父母批評[37]。另外3項研究發現不同情況下兒童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抑郁有不同的關系。Nook等[42]發現瞬時水平上應激性生活事件與抑郁呈正相關，但在月水平上兩者之間無顯著關聯。Nolen等[41]發現在童年早期消極事件對抑郁癥狀有正向預測作用，童年中后期兩者無顯著關聯。Anderson等[16]發現控制父親支持，浪漫壓力與抑郁呈正相關，然而控制母親支持兩者無顯著關聯。
8項研究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焦慮的影響。其中7項研究發現兒童心理應激（包括應激性生活事件[40,42]、負性應激性生活事件[36]、家庭負性生活事件[31]、負性生活事件[53,54]、心理應激[60]和慢性壓力[63]）對青春期焦慮有正向預測作用。Oldehinkel等[43]發現壓力等級和事件嚴重指數與焦慮呈正相關，然而未發現性虐待與焦慮存在關聯。
5項研究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內化問題的影響。其中4項研究分別發現COVID-19大流行壓力源[45]、心理應激[61]、兒童虐待[49]、同伴傷害和應激性生活事件[35]對青春期內化問題有正向預測作用，另1項研究發現兒童心理應激與青春期內化問題無顯著關聯[15]。分別有1項研究發現不良生活事件[23]和生活事件[55]對負面情緒問題和情緒癥狀有正向預測作用。詳見表1。
表1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情緒問題的關系
2.3.2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行為問題的關系
8項研究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吸煙[19,20]、飲酒[29,30,38,44]、物質使用[48]、大麻[44]和違法藥物使用[38]等行為問題的影響。其中3項研究發現兒童消極學校生活事件[19,20]、消極家庭生活事件[19]、消極暴力生活事件[19]、消極個人生活事件[20]和心理應激[62]對吸煙有正向預測作用。3項研究未發現消極同伴生活事件[19,20]、消極健康生活事件和颶風“麗塔”客觀暴露[44]與青春期吸煙之間的關系。此外，Iakunchykova等[30]研究發現女童應激性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預測吸煙行為，男童則未發現兩者的關系。3項研究發現兒童應激性生活事件[30,38]和颶風“麗塔”客觀暴露[44]與青春期飲酒無顯著關聯，而Geels等[29]發現父母離婚、不良家庭功能與飲酒風險的增加有關。分別有一項研究發現兒童家庭生活事件[48]、颶風“麗塔”客觀暴露[44]、應激性生活事件[28]對青春期物質使用[48]、大麻[44]和違法藥物使用[38]有正向預測作用。
7項研究探討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自傷和自殺的影響。4項研究發現負性應激性生活事件[36]、兒童饑餓[39]、生活事件[52]和心理應激[62]對自殺[36]和自殺意念[39,52,62]有正向預測作用；1項研究發現兒童虐待與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存在正相關[50]，2項研究發現應激性生活事件[28]和受欺凌、嚴重負性生活事件[51]對非自殺性自傷沒有顯著的影響。
5項研究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外化問題的影響。其中4項研究分別發現COVID-19大流行壓力源[45]、心理應激[61]、兒童虐待[49]和同伴傷害、應激性生活事件[35]對外化行為有正向預測作用，Agnafors等[15]則發現累積的生活逆境與外化問題的關聯不顯著。
2項研究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犯罪行為的影響。Corlis等[26]發現負性生活事件越多違法犯罪水平越高，但虐待與犯罪和暴力行為無顯著關聯。Cho等[23]發現朋友質量不佳與犯罪行為呈正相關，但受霸凌、受虐待與犯罪行為無顯著關聯。
分別有1項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霸凌行為[25]、強迫癥[33]、破壞性行為障礙[43]、品行問題[55]、多動注意障礙[55]、性行為[22]、青春期適應問題[32]、手機依賴[59]和打架、情緒不良、離家出走意念、不合理運動、網絡成癮、偏食、賭博行為[62]有正向預測作用，同時Connell等[25]也發現在同齡人中不受歡迎與霸凌行為呈負相關，Oldehinkel等[44]未發現性虐待與破壞性行為障礙的關系。Aebi等[14]則發現生活事件是男童中度調節障礙的危險因素，但女童生活事件與調節障礙無顯著關聯。詳見表2。
表2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行為問題的關系
2.3.3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整體情緒行為問題的關系
3項研究[18,47,61]分析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整體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結果表明心理應激對整體情緒行為問題有正向預測作用。2項研究探討了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心理健康問題的影響，結果表明童年逆境[24]、父母成癮、父母心理疾病、父母矛盾與暴力受害者等消極生活事件[17]與心理健康問題存在顯著正相關，而兄弟姐妹或父母患有嚴重或慢性疾病、兄弟姐妹心理疾病、兄弟姐妹成癮、父母離婚、意外懷孕、性虐待等消極生活事件[17]與心理健康問題的關聯不顯著。分別有1項研究發現兒童負性生活經歷[21]和應激性生活事件[34]對青春期心理痛苦[21]和心理困難[34]有正向預測作用。詳見表3。
表3
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整體情緒行為問題的關系
3 討論
本系統評價對兒童心理應激與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關系的研究進行了全面檢索，共納入41項隊列研究，研究樣本量普遍較大，研究質量中等至較好，但質量評價結果顯示非暴露組選擇、研究起始前尚無要觀察的結局指標和結局事件的評估可靠性3個方面得分都較低。國外的研究樣本來自學校、社區和醫院，國內研究樣本均來自學校。本研究中兒童心理應激主要涉及：① 家庭、學校、同伴、消極和應激性生活事件等；② 童年經歷的創傷、逆境、虐待和饑餓等；③ 浪漫壓力、慢性壓力、自然災害和COVID-19流行相關壓力源等方面，測量時間大多在青春期，也包含兒童期、嬰幼兒期和學齡期，測量次數1至多次不等。
目前，關于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影響的研究開展較多，特別是對抑郁和焦慮的研究。大多數研究結果表明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焦慮和抑郁有正向預測作用，而部分研究發現不同情況下兩者關系不同，例如兒童不同時期的心理應激對青春期焦慮抑郁的影響可能不同。另外，青春期的焦慮抑郁問題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影響，開展研究時應控制多種混雜因素的影響。目前已有研究[64-67]從分子、細胞和神經機制方面探討了心理應激對焦慮抑郁影響機制，包括神經振蕩機制、自主神經系統功能失調、甲基化、慢性社交挫敗應激模型和其他分子、細胞和環路機制等。減少兒童的心理應激狀況可以緩解青春期抑郁和焦慮的情況。為了減輕兒童的學習壓力，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即“雙減”政策，該政策從作業布置和校外培訓兩個方面，減輕學生的壓力[68]。有研究顯示，學生的心理應激主要來源于家庭生活、同伴關系、學校生活、師生關系和生活適應等方面[69,70]。為了減少兒童抑郁和焦慮等情緒問題，提高兒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應從兒童自身方面、教師方面、家庭方面、學校方面著手，全社會共同努力，減輕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壓力，引導其積極健康成長。
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負面情緒問題、情緒癥狀、物質使用、自殺行為、性行為、手機依賴、強迫癥、品行問題、多動注意障礙、青春期適應問題、打架、情緒不良、離家出走意念、不合理運動、網絡成癮、偏食、賭博等情緒行為問題有正向預測作用。但以上結果均來自1～2項研究，使得結論推廣受限，尚不能確定兒童心理應激與這些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的確切關系。
另外，現有研究表明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內化問題、外化問題、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吸煙、飲酒、暴力犯罪行為和心理健康等問題的影響結論不一致，且兒童心理應激對某些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的影響可能存在性別差異，不同的心理應激對青春期行為問題的影響可能也會不同。因此，以上方向仍需要開展更多高質量的隊列研究來進一步證實。
目前關于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情緒行為問題影響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① 心理應激測量時間大多數在青春期，對兒童早期的心理應激暴露關注不足；② 大多數研究僅測量了一次心理應激水平，或者在評估應激因素時僅對兒童近半年的生活事件進行調查，然而心理應激存在波動，一次心理應激測量的結果不能準確反映兒童真實的心理應激水平；③ 心理應激和情緒行為的測量大多使用自評量表，可能存在被試者的反應偏差，今后的研究可考慮使用心理應激訪談和情緒行為問題訪談手冊、醫生評估或者其他更加客觀的指標；④ 在結局指標方面，情緒問題關注較多的是抑郁和焦慮問題，行為問題的研究較為分散，但針對相同行為問題的研究卻很少，因此，兒童心理應激與具體行為問題的關系尚未得出確切結論；⑤ 未來的研究應合理選擇非暴露組人群，考慮研究開始時已有的情緒行為問題對研究結局的影響。此外，由于心理應激和情緒行為問題的評價工具、調查時間、結局指標等之間的差異，本研究無法對納入研究數據進行定量合并。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結果表明兒童心理應激可能對青春期抑郁和焦慮有正向預測作用；雖然兒童心理應激對青春期行為問題的研究涉及問題較多，但針對相同行為的研究較少，研究內容分散，兩者關系尚待進一步研究確定。
